历 史
周太玄与胡政之采访巴黎和会期间的交往
王咏梅
摘 要 在采访巴黎和会期间，周太玄和胡政之交谈最多的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巴黎和会的报道，二者因帝国主义在和会上瓜分中国而深受刺激，积极向国内发出相关报道，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胡政之还对周太玄谈及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创办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的计划。二者都积极从事新闻活动，由此对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得以深切了解。由于苏俄主张放弃殖民地，承认其独立的国权，赢得了尚处弱国而又具有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怀的胡政之对俄国共产党的赞赏。周太玄在采访和会前后和期间，与早期中共党人有过直接交往，对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能受到胡政之的影响，他向国内介绍过较多的苏俄的政治和列宁的主张，对后来他转变为“红色教授”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周太玄；胡政之；巴黎和会
众所周知，1918年12月，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巴黎和会签字那天唯一到场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位现场采访国际会议的中国记者。注 王咏梅：《胡政之与巴黎和会》，《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8期，第69-73页。 据方汉奇先生研究，1919年，胡政之并不是采访这次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梁启超、周太玄、张嘉森等都参与了对巴黎和会的采访。注 方汉奇：《谁采访了巴黎和会》，《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8期，第63-68页。 但是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切身利益的重要国际会议，这些远在海外进行采访的中国记者之间有没有交往？如果有的话，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分歧？互相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似乎缺乏专论。本文以胡政之与周太玄为例，进行梳理。
一、在采访巴黎和会期间二者的交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1918年12月，30岁的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巴黎和会。和会召开时，周太玄正在当地办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同时受《申报》《新闻报》《救国日报》的委托撰述特约通信，[注] 周太玄：《海天讼语》，《国闻周报》第14卷第13期，1937年4月5日，第21页。 与胡政之“在巴黎见面，彼此非常欢欣。常常相约作竟日游。因有长谈的机会，所以对他的素养、作风、立场，更十分清楚。”[注]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第1版。 二者之间能够愉快长谈，说明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一)交流国内外形势和对和会的报道
1918年12月4日，胡政之由天津出发，绕道日本、美国，于1919年1月23日抵巴黎，[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0日第一张的《巴黎特约通信》。 23—25日以新闻记者身份领取法国外交部发放的旁听证入平和会议旁听。[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2日第一张的《巴黎特约通信》。 其时，各国记者云集，美、英国各有二百多人，意大利有一百多人，日本也有三十多人，中国以纯粹新闻记者资格前往采访者唯有胡政之一人。[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0日第一张的《巴黎特约通信》。 4月26日，他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宴会并演说。[注] 《大公报》1919年5月3日第一张的“巴黎专电”。 6月28日,参加凡尔赛宫协约国代表与德国代表的和平条约签字仪式。[注] 胡政之：《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大公报》1919年9月3日第一张的“专件”。 当日，胡政之以中国报界名义向巴黎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明中国不能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理由。[注] 同上，《大公报》1919年9月4日第一张的“专件”。 周太玄是1919年3月底到达巴黎的，被嘱咐为上海《新闻报》《申报》以及北京各报提供和会消息。他因法语程度有限，依靠李璜读报翻译与他听，他记录下来，加以编纂，油印出来，寄给京沪各报，大受欢迎。李璜曾多次进入凡尔赛宫采访，得着特殊消息，便回来与周太玄商量，用十字码电拍给《新闻报》，使之销路大增。[注]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上卷)，台北：台北明报月刊社，1982年，第58页。 在巴黎和会期间，胡政之与周太玄交谈更多的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巴黎和会的报道。周太玄回忆胡政之道：“他更爱娓娓不倦纵谈国内政情和世界大势。对于和会的新闻采访报道，更多不厌详尽的研究和启示。”[注]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第1版。
从1月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胡政之发回10多封“巴黎专电”。[注] “巴黎专电”分别见《大公报》1919年4月8日、4月18日、4月27日、5月3日、5月7日、5月11日、5月15日、5月20日、5月24日、5月28日、6月10日、7月1日(6月24日发，30日到)、7月3日(6月28日发，7月2日到)、7月5日(6月29日发，7月4日到)的第一张，共14封。 每封专电，字数不一，但都言简意赅。从巴黎发出到《大公报》收到，费时2—9天不等。而《大公报》收到后，往往第二天就刊载在报纸的第一张上。至9 月，《大公报》发表了5篇相关通讯。其中3篇冠名“巴黎特约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4月20日—24日)、胡政之翻译的顾维钧用英文写的《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5月11日—16日)、《外交人物之写真》(5月17日—18日)。2篇冠以“专件”：《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纪》(7月9日—12日)、《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9月3日—6日)。因为内容丰富，篇幅较长，都作连载。
在采访巴黎和会之前，胡政之对战后世界变化趋势抱有相当的希望。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论评《世界之新纪元》中说：“夫今次欧洲大战，语其动机复杂无伦：或出于英德之争霸，或出于民族之自卫，或欲于东北掌握君士但丁之主权，或欲于西南解决亚非之利加之命运。要皆有深远之目的，非一时冲动的行为。特自德国蹂躏比利时、滥用潜艇战以来，不惜牺牲公法人道，以谋展布一国之野心，手段既悖乎天理，反动乃起于人心。曩时开战之种种动机，从此悉为崇高之理法所掩。协约国所为苦战数年，卒能收最后之胜利者，即持此公道与人心为后盾耳。协约国人既投无量数牺牲，则战后之世界，必辟一精神界之新纪元。试观法国革命战争之后，自由平权之原则由是确立。此次战事，规模既大，牺牲尤多，则战争结果，自应有种种新主义之确立，如外交公开、民族自决、弱国保护等等，胥为大战之精神生产物，可以促进新文明。”[注] 胡政之：《世界之新纪元》，《大公报》1918年11月13日“论评”。 “方欧战告终之时，国人习闻威尔逊总统之伟论，以为正义公道从此大伸，对于此次平和会议，抱无穷希望。迨吾人身临欧土，参列会场，目击强国专横武断之状，晓然于强权之势力，至今并未少杀，顿令前此所怀高洁之理想为之减退。”[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大公报》1919年7月9日的《巴黎特约通信》。
实际上，胡政之在前往巴黎，途经日本东京时，就听大隈老侯分析说：“此次欧战和议，当然以杀人最众用钱最多之英法美三国为中心角色。如日本，如中国，特陪席而已。”[注] 胡政之：《三日间之东京》，《大公报》1918年12月20日，第一张。 大隈说中了一半。在1月25日的会议上，胡政之看到：“会场布置，当中横置长桌一排，法首相克列的梭中坐为主席，美总统威尔逊、英首相路易·乔治分坐左右，更次则英美其他代表之席。后竖置长桌两排分列左右，为各国代表之席……会场座次中国代表与日本代表正对，惟中国仅有两人，日本则有五席”。胡政之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的，所有事项都是“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2、23日的《巴黎特约通信》。 “和会纯由五强把持, 二三等国家代表不但无由发挥意见，实行主张, 即欲一探五强会议之内容, 亦不可得。”连代表人数都是不对等的，“五强”各有代表五人，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等二等国有三人，中国、葡萄牙、希腊等三等国仅二人。[注] 胡政之：《外交人物写真》，《大公报》1919年5月17日-18日。 “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胡政之从而向国人发出了“立国于世界当务修养实力，期能自强”的感慨和“国之不可不自强”的呼吁。[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2日的《巴黎特约通信》。
她是悄悄离开的，行李不多，就带走了这几年收藏的几十双鞋。她搬了新的出租房，做着邵南的女友之一，很乖，很听话。
在巴黎和会上，只有美国尚抱有公平的理想，能为弱小国家说句话，但在“五强”中却显得孤立——英、法早与日本有勾结。4月27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胡政之25日发自巴黎的专电说：“美国曾提议，于我国宣布开放青岛时(由德国)交还(中国)。经日本国反对，又提议德国属地均应先交五强国接管。日本国代表声明在我国有特别利益，青岛应分别办理。美国代表声称中国问题关系甚巨，不能由一国专主。22日英法美三国代表会议，陆顾两代表出席，以所议我国断难照办，故尚未解决。日本催诘，以便列入和约。闻英法早许其相助，曾有密约。”
山东问题是会上与中国关系最大的一件事，中国代表竟然只参加过三次有关会议，其余决定都是在有日本代表而无中国代表的会议上做出的。胡政之的《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
周太玄知道胡政之其人，始于中学时期，当时他与胡政之的九弟选之同班，常听他谈起胡政之。[注]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第1版。 1913年9月20日，周太玄通过了中国公学的入学考试，并于10月9日开始上课。[注] 周太玄：《周太玄日记》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他就读于政治经济专门部，[注] 刘恩义：《周太玄传》，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而此时胡政之在该校任法律教员。[注] 胡玫、王瑾主编：《回忆胡政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253页。 对胡政之的授课内容，周太玄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悼念胡政之先生》一文中说：“进了中国公学，恰巧他第二年就来兼课。因为忙，只教了刑法一门。但他讲授之认真，征引之博洽，和对学生的关切，为大家所十分爱戴。他每每从犯罪透到社会的观点，重在启发听者的心思。这样增加了受教的人对于他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报人的素养，在那时，已令人清晰的感觉得到了。”[注]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第1版。
中国代表做了不少努力。在《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和平会议提出之说帖》中，顾维钧从法理、地理、历史等角度详尽分析，指出：“胶州租借地，包括胶澳及其岛屿而言之，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基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1898年之租与德国，实肇始于德国之侵略行为。……90年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本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他国之意。”[注] 顾维钧：《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大公报》1919年5月11日-16日。 “德国在山东权利本于1897年之条约，中国因1918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时，曾将中国与德奥所有一切条约合同悉行废止，曾经正式通告各国。”因此中国代表愤慨地质问道：“今三国会议所畀予日本者，非德人权利，乃中国之权利；非敌国之权利，乃联盟之权利。岂非联盟国于彼此之间弱肉强食乎？”[注] 《大公报》1919年5月15日“巴黎专电”。 总之，“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等之爱国的热忱，亦足令世界感叹。”[注] 1920年7月5日，天津日本日华公论社在日本公会堂开讲演会，邀请胡政之用日语演说。这是胡政之的演说辞。《巴黎和会上中日问题所感》，《大公报》1920年7月6日第一张的“代论”。
我军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在军队发展变化中不断丰富和拓展。红色文化，其本质是一种以思想、精神、道德、情操、信仰和追求为质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赋予人们以正确的思想、坚定的信念、崇高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和强军兴军的宝贵财富。加强军队院校文化建设，要在传承我军红色文化上下功夫、用实劲。
一系列奔走、让步都归无效。英、法、美等国首脑不顾中国代表的请求，答应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去。6月27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就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为“抵拒国际专制主义”，临时决定不去参加签字仪式。
在法国留学期间，周太玄靠给各种报纸杂志投稿赚取稿费完成了勤工俭学。他参与了很多新闻实践活动，除办通讯社外，还协助当地的机关团体，如法华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侨协社、华工工会等，创办或编辑《旅欧周刊》《华工杂志》《华工旬刊》等定期刊物。这些刊物，除《华工杂志》是原有的以外，其余都是在1919年和1920年才创刊的。《旅欧周刊》创刊于1919年11月，设有国内时事、旅欧新闻、世界新闻、华工状况、思潮、随感等栏目，每逢周末出版，周太玄担任主编。从发刊词到以后各期的论说、随感等，很少有哪一号上没有周太玄的文章。《华工旬刊》由周太玄、李立三、赵世炎一起创办，是主要反映华工问题的刊物。周太玄在北京时原拟作为华工赴法，后又拟充任华工翻译，故到法国后随时都比较注意华工的情况。同时“巴黎通讯社”和《旅欧周刊》均设有华工栏目，采访工作也需要常到华工中去，因此，他能经常为华工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始终与华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 徐登明：《五四运动前后的期刊》，《新闻界》1994年第4期。
6月28日，协议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旧皇宫签订和平条约，出席的记者达四百多人。中国人中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请的助手谢东发[注]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0日第一张的《巴黎特约通信》。 以记者身份在场。由于人数众多，记者们纷纷抢先，座位虽已编号，但无人遵从，开会之前“座位战争非常剧烈”。胡政之的号数为296，属于最后。“余非甘于人后者，亦参加座位战争”，终于占领了最前面的一块地，“虽席地而坐，然会场景物，无不一一入吾眼帘也。”[注] 胡政之：《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大公报》1919年9月3日第一张的“专件”。
在《劳农俄国》中，胡政之对俄国共产党予以高度评价：“共产党之政策，又不仅以解放一国之无产阶级为满足，实欲求全世界无产阶级之解放。是即世界革命之说也。方今强盗主义之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不掠有多大之土地，奴使多少之人民，是等人民，痛苦呻吟于两重压制之下。一为本土之中产阶级。一为外来之强盗主人。共产党为结好于各国各地方之无产阶级起见，主张放弃殖民地，扶助阶级战争，而又承认其独立之国权，因赞助阶级战争之故，不愿言‘国民自决主义’，而愿言‘劳工界有主张独立建国之权利’；正足以表示共产党不承认‘议会制度’，而主张‘苏菲埃制度’。惟其如此，共产党乃所以为全世界之无产阶级而奋斗，以暴力推翻‘帝国主义的政府’，用‘苏菲埃法’组织‘世界的民国’，实行劳工阶级之‘世界的督理制’，此共产党之抱负也。是故吾人之组织愈良，则劳农之军队愈强；而俄国之平民督理制亦更有力。世界革命之发展，因之亦必更速；弱小之国民，受强盗的国家之蹂躏者，从此庶可解脱，斯非人类之厚幸哉！”[注] 胡政之：《劳农俄国Ⅲ》，《学艺杂志》第三卷第四号，1921年，第16页。 在采访巴黎和会时，胡政之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深受刺激，而苏俄主张放弃殖民地，承认其独立的国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怎能不赢得尚处弱国而又爱国的他的赞赏？
用现代红外光谱技术对中药配方颗粒进行整体质量评价的优势在于①无损于样品，既不破坏单味药的整体性，又不破坏方剂的配伍性；②无化学处理，一方面大大减少了产生检测误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污染、无腐蚀；③方法快速。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对中药进行无损快速检测，既能客观反映中药内在物质基础，又能在宏观上控制中药整体质量。
散会后，胡政之立刻来到中国专使办公处，拿到拒绝签字“宣言书”，急送法国各报。但他看到此“宣言书”文字过长，恐各报难以全文登载，于是他对此文做了压缩，并请谢东发翻译成法文，以中国报界名义送巴黎各通讯社转交各报，广为宣传中国代表拒签的理由，并称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竟然要在战胜与自由的名义之下，将四十万人口的领土作为对日的赠品，这种不公正之事在世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签字无异于“引颈自决” ，“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事后，胡政之了解到，“巴黎各报多数采登，且有着文责难法国政府一味敷衍日本，不顾中国利益，将贻远东后患者。”法国民报(Le Journal du peuple)甚至刊登了一幅讽刺克理孟梭的插图。[注] 同上。
这个政权建立之初，还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的困扰，政权还不巩固，因此中国人所听到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也是纷乱的。所以一开始，胡政之出于害怕德国通过俄国侵略中国，把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视为“破坏盟约，与敌为友”，同时称俄国共产党人为“过激派”。[注] 胡政之：《请注意哈尔滨》，《大公报》1918年1月6日第2版。 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是这样的：“俄自过激派政府当国，一以理想为治，废私产，弃国债，近且没收各私立银行之资本、公债；一以讨伐有产阶级为帜志，说者谓该派中人多受德人指使故意破坏，实则俄之国民性夙走极端。曩年专制之朝，平民久受压迫反动所激，遂有此极端思想之发达，今日适为极端思想现实之时，固不尽由于德人之鼓惑也。”[注] 胡政之：《为富人贵人危》，《大公报》1918年2月21日第2版。 也就是说，胡政之认为十月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平民久受压迫反动所激”。胡政之为中国利益计，提出不要只听信协约国对俄国的报道，[注] 胡政之：《研究俄国真相之必要》，《大公报》1918年5月31日第2版。 而要对俄国真相进行了解，也主张重视中俄关系。[注] 胡政之：《杂感》，《大公报》1918年11月23日第2版。
胡政之说：“我国外交向讲屈服，今日之事，真足开外交史之新纪元”。又讲：“特默察世界大势，事变尚多，英法美一面组织国际公会，一面又组织三国防守同盟，可见国际公会之效力，在提倡组织者犹不相信，将来力量断然可想。即使真有价值，亦不过做到‘强凌弱、众暴寡’六字，于中国决无大益。欧美人惟尚物质主义与强权政策，今后战祸方兴未艾。吾望国人憬然猛省，将打电(东)交民巷哀求外交团，拉西洋制东洋，倚赖公理正义，依托国际公会，种种卑劣手段、消极思想，一概扫除。大家振刷精神，实力图强，须知我国今后，除亡国与兴国两途外，别无他路可走也。”[注] 胡政之：《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大公报》1919年9月6日第一张的“专件”。
周太玄和李璜创办巴黎通讯社，“宗旨在使国际间消意灵通，并使中国青年男女与外人有相互的、同情的了解，以便在世界根本改造的历程中，彼此可以携手同行。我们的眼光直射在全世界上，不过处我们的地位，尽我们的本分，改造中国确是改造世界的下手处，因为中国是世界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注] 《会务消息·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之谈话》，《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1920年6月，第62-64页。 通讯社每周发稿一次，注重巴黎和会的一切动态，成为引起国内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源头之一。[注]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上卷)，第58、59页。 和会召开前，周太玄“对于民族国家的前途，是那样的乐观，对于西洋文化是那样的热望着他的更进一步的豹变，为弱小民族引路”，甚至认为“由白人的文化，变成全人类的文化”不是妄想。[注] 周太玄：《海天讼语》，《国闻周报》第14卷第13期，1937年4月5日，第21-30页。 但现实却向他泼了盆冷水。4月20日左右，中国代表团已明了英法两国用意，要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争之无效。巴黎通讯社得此消息，“便连夜奔走筹款，超过英、美、日通讯社，第一个把这一消息电传到国内各报馆。”报纸一经披露，群情激愤，不久，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北洋政府因此被迫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周太玄说：“这是这一通讯社事业发展的顶点”。[注]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539页。
可见，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周太玄和胡政之是相当一致的。
(二)谈及创办通讯社和周报的计划
胡政之还对周太玄谈及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创办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的计划。
胡政之相信新闻救国，致力于“改良新闻记事，以为铸造健全舆论之基础。”[注] 胡政之：《本报之新希望》，《大公报》1917年1月3日第2版。 他创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注] 王咏梅：《胡政之创办“国闻通讯社”》，《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第80-83页。王咏梅：《试论胡政之新闻思想的核心》，《当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96-98页。 《国闻通讯社开办预告》说：“将欲搜求各地各界确实新闻，汇集发表，藉供全国新闻家之取择，俾真正舆论得以表现。斯则区区之微志也。”[注] 《国闻通信社开办预告》，《申报》《新闻报》1921年8月18日。 《国闻通讯社缘起》对胡政之的这种想法也有明确记载：“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于报馆之探报。因采访之不周，或来虚伪之记载，视听既淆，判断易误。舆论之根据已不确实，其不足以表现国民之真正意志，蓋无待论。各国报馆，内部有完善之组织，外部有得力之访员，更有通讯社搜集材料为之分劳。其消息灵确，舆论健全，实由于此。中国则因报界组织不完全之故，报道歧出，真相难明。同在一国，而南北之精神隔绝；同在一地，而甲乙所传各别。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讯机关殆无他道。同人创立兹社，志趣在此。将欲本积年之经验，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微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创设之始，规模虽简，而发展之途，则期怀颇远。”[注] 《国闻通信社缘起》，戈公振：《中国报业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年，第256页。 《国闻周报》发刊词说：“吾人苟欲建造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是非之基础，于是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此同人所由三年以来屏除百务以从事于通讯事业，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创办《国闻周报》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新闻事业，向国人报道“正确之事实”，确立“真是非”，有助于“真正舆论”的形成，最终使之能发挥其“治国范群之一利器”的重要作用。[注] “目录”中《发刊辞》作者署名为“记者”，但通观全文，与胡政之观点主张一致，应为胡政之所写或至少代表其意见。《国闻周报》第1卷第1期，1924年8月3日出版。
周太玄说：胡政之“因为悉心研究欧洲新闻事业的结果,常有回国埋头苦干树立新报风的志愿。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就是在巴黎订下计划,后来回去办的。”[注]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第1版。 胡政之自己说：“和会里各国通讯社之记者，都坐在新闻记者席的面前，并备有纸笔。这种优待，我们中国便不能享受，因为中国就没有通讯社记者出席。当时我便感觉到中国有组织一规模宏大通讯社之必要。和会里路透公司的记者最多，速记差不多五分钟换一次人，记好便依次由该公司之记者传出，当时就由路透自己装设之海底电线发出。其传达消息之迅速实属惊人。我目睹这种情形，非常感动。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此相比，哪能不差之千里呢？……我自欧洲回国后，不久即辞去报馆职务，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注] 胡霖先生讲、姜公伟笔记：《中国通讯社》，《燕大周刊》1925年第86期，第7-8页。 胡政之受此触动显然很大，因为直到1947年在对北平记者联谊会讲演的时候，他还回忆说：“当开会时，我看到创办台涛银行的添田寿一，六十老叟，在内外候着抢旁听座位；路透社全体出动，三分钟，换一个速记，随说随发，使我大为感动。归国后便决定办了国闻通讯社。”[注] 胡政之讲，徐盈记：《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1947年11期，第8页。 这两处对回忆的记载，细节稍有出入，可能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不清，但胡政之“出国参加巴黎和会，对外国报纸规模和新闻竞争之剧烈，印象极深，认为办通讯社比报纸有用，所以归国后办‘国闻通讯社’”[注] 胡政之：《平新闻学术讲座 本报胡总经理讲演》，《大公报》1947年8月14日，第3版。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胡政之决定创办“国闻通讯社”，在考察研究了世界各大国通讯社后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说：“我去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之后，遍访法国的哈瓦斯社(Havas)、德国的沃尔夫社(Wolf)、意大利的司丹法社(Stefam)，英国的路透社(The Reuter)；同时我又研究了美国的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澳洲的康比润(Conburean)、日本的电通社等等发展后，使我坚定了创办国闻通讯社的信念。”[注] 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出版社，1974年，第76页。
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计质量提升过程中，需要规范项目立项报批程序和审核流程。规范项目立项报批时，结算审计人员要遵循国家关于结算审计的相关规章制度，认真检查结算审计决策，明确资金、设备、人员等到位情况。同时，明确审计相关规章制度，将工程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对审核流程进行规范期间，需要认真核对接到的结算审计任务，根据实际施工情况修正工程量，通过审核的方式明确工程量有无错漏，无错漏直接出版，有错漏即返回到修正工程量重新审核。
采访巴黎和会后，胡政之就以新闻为终身事业了。[注] 胡政之直到1918年底还在从事律师职业，见1918年12月1日以及之前《大公报》第2张上的《胡霖律师启事》。1918年底，胡政之动身远赴法国采访巴黎和会后，《大公报》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胡霖律师启事》了。
二、胡政之对周太玄产生的各种影响
(一)鼓励、引领周太玄从事新闻事业
周太玄与胡政之相识，并不始于巴黎和会。二者之间有着更早的渊源，这奠定了他们在采访巴黎和会期间交往的基础。
我曾听说何副书记原在外地因作风问题才调到这儿来的。对领导干部这种“换地方”惩罚法不理解，只上不下，犯了错误就换个地方，就如小孩尿炕，把这床褥子尿了，再换一床，结果弄得床床都有臊气，使人近前不得。这次乡里惩治腐败，像往常一样，何副书记只敷衍一下。中央让干点啥，到县乡两级就松劲了。就像往水里扔石头，中心激起的水浪高，然后向四周扩展开去，越传得远越低，最后波平浪静。我为女站长担起心来，但转念一想，何必多管闲事！这女子如此风流，倘若是周瑜打黄盖——我们岂不成了猪八戒照镜子？我正想回家，巴克夏却说：“咱别回去了，反正也不太冷，就在办公室睡吧！”
同时，美国也不可能竭力为中国谋利益。5月11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胡政之5月2日自巴黎发回的消息说，英美法三国背着中国代表议定凡尔赛条约中的山东条款后，“英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云：胶州湾案决定，政治权由日本还中国，经济权移交日本国。青岛日本军队撤退，设日本国租界。铁路尚属用华人政策，官准日本人干涉三日，以放弃人种问题为交换条件，英法极力助日本国。陆使已电达政府辞职。改正关税及撤驻兵政租界各案，迄未提出。即使提出，亦难有济。”
1913年10月19日，周太玄因家贫无法付房租伙食费，写了部小说投稿，得到时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胡政之的刊用。[注] 周太玄：《周太玄日记》第1册，第63页。 胡政之之所以愿意以此方式资助这位四川小老乡，可能是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少时的影子。与周太玄一样，胡政之也是年幼丧父，但聪颖好学，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注] 胡玫：《胡政之生平》，胡玫、王瑾主编：《回忆胡政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胡政之以此方式资助周太玄，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鼓励。30多年后，周太玄说：“我当时一种惊喜激励的感情，至今想到都还感动。这是我后来四年学业，能自力完成的最初最大的鼓励！”[注]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香港《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第1版。
1917年，周太玄结束了在上海《民信报》的工作，到北京跟从张季鸾编《华新报》。周太玄说：“(胡)先生正在北京办中华通讯社,要我去与他帮忙。有一年多的时光随时都在一起。既得到他技术上的训练,又饱含他人格上的熏陶。那时他已在与前期的天津《大公报》写论说，一月四五篇，笔名冷观。同时在平津政坛，至为活跃。但终谨守报人岗位，绝不介入。”[注] 同上。 这是周太玄与胡政之共事之始。
短暂的沉默过后，乐乐妈妈主动举手：“我给乐乐打8分，因为他的自觉性还有所欠缺，回家以后很多事情自己都不愿意做。”
1917年夏，周太玄和王光祈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他们多次交谈，彼此契投。李大钊比他们年长七八岁，思想成熟，气魄很大，但却非常谦和亲切，很快便被当成“知心的老大哥”。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考虑，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形式在相当短暂的时间中便酝酿完成。[注]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38-539页。 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光祈任筹备处主任兼会计，李大钊任编译部主任，周太玄任文牍。学会的规约共70条，也是经过与李大钊等多次商讨而拟就的。[注]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 由于曾琦坚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学会内部曾多次讨论，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态度温和而又坚持原则，时常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我们是不是应当坚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呢？如果不从根本改造社会着眼，我们又怎样能创造一个真正的‘少年中国’？”王光祈与周太玄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再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个完全崭新的姿态和作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与李大钊有共鸣之处。[注]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第541页。
可见，受到胡政之的鼓励和启发，周太玄积极从事新闻活动，由此对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得以深切了解。在创办《国闻周报》和接办新记《大公报》之后，胡政之又邀请周太玄撰稿，周太玄遂成为该杂志和报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太玄参加新闻活动的经历，为其将来加盟《大公报》准备了条件。
(二)或助其了解苏俄政治和列宁主张
1.胡基于民族立场对于苏俄的认识
俄国在1917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胡政之认为，1917年前俄国的政治形势为：“自亚历山大二世见杀，政府益采高压手段，人民暴动，则临之以兵，党人谋乱，则捕而流诸西比利亚。此种方法，犹以为未足，更用以下三策，收刚柔并济之效。第一，提倡宗教迷信，锢蔽国民之精神；第二，防止教育进行，维持愚民之政策；第三，奖励饮酒习惯，削弱国民之身体。”[注] 胡政之：《劳农俄国》，《学艺杂志》第三卷第一号，1921年5月30日，第1-12页。 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即源于此。
下一秒，所有的想念与期待，怦然爆发。场景里绿色的松树，彩色的礼品盒通通变成了五彩的背景色。Merry Christmas的歌曲，萦绕回荡耳边。抱着一袋子礼物，她跑出来跳上了车。这样会很唐突吧？但她真的好想去见酒刀先生。
1918年9月，胡政之旅行海参崴，视察东俄形势，打算研究该国问题。是年冬胡政之出发，在采访巴黎和会前后游历欧美，“见夫各国人士之重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益增研究新俄国之兴味。”因此搜集资料，写就了《劳农俄国》一书，“将以贡献国人，为研究世界改造问题者之一助。”该书分为十章：第一章，一九一七年前之俄国政治；第二章，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与俄国从前之政党；第三章，劳农政府之人物与政网；第四章，劳农政府初次成功时之情形；第五章，劳农俄国之政治组织及其现状；第六章，劳农俄国之经济组织及其现状；第七章，劳农俄国之军事与外交；第八章，劳农俄国之教育与司法；第九章，劳农俄国之世界政策；第十章、劳农俄国之前途。[注] 胡政之：《劳农俄国》，《学艺杂志》第三卷第一号，1921年，第1-12页。 分期发表在《学艺杂志》上。
“吾人生于此时，得睹世界文化之变迁损益，诚属人生难得之机遇。”[注] 胡政之：《欧美漫游记》之一《北京横滨间之行程》，《大公报》1918年12月16日“专件”。 胡政之亲眼见证了那个历史性时刻：“会议代表席中，有两空位，即中国代表所应坐之处也。先是，我国代表签字与否，余于是日午前十时由巴黎出发，晤见专使顾维钧与岳秘书长昭燏时，尚未确定，盖犹希冀保留一层可以做到，即不作决绝之举；迨午后三时，代表座位犹虚，余等断其不来，遂与谢君东发，分告各国新闻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大抵法美两国人，怀惊诧叹服之感为多，英国人则多露轻蔑之色，至会场之中殊无何等印象。威尔逊的笑容，路易·乔治之蛮态，均无异于平日，惟克理孟梭颇有不悦之相，或者此倔强之老翁，以彼为能令举世大政治家对之低头，而不能压服一积弱之中国，引为深憾耶！日本新闻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冷静者，有来问余者，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散会以后，法美同业多拦住余等询问究竟，余等一一告之。有美人某君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有法人某君语余曰：‘此日本人之切腹也。’意谓，日本强压中国，乃日本之自杀政策也。”[注] 胡政之：《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大公报》1919年9月4日第一张的“专件”。
2011年12月15日对一期、二期工程的两种重介质旋流器进行了工业性对比试验，虽然是同一时间采样，但分别由两个煤仓供料，并且一期工程的原料煤预先经过脱泥(筛缝为1 mm)，两种旋流器入料粒度组成(见表1)和密度组成(见表2、表3)不尽相同，所以两者的可选性也有些差异(见图1、图2)。
五路ST188的光电传感器放置在小车的底盘，位置如图3所示。建议三角形排布，把一路传感器放置于小车的最前方，便于提前获取道路信息，及时做出姿态调整。另外的四路分别位于小车的两侧，成三角形形状。五个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构成一个字节的高5位，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放大后滤波，反相送入STC12C5A60S2的P0口。
2.周太玄与中共早期党员的交往
“少年中国学会”中产生了不少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周太玄与其中的一些有过直接交往。
通过1916年到1920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周太玄体会到了“中外的关于国家政治的一切事实”。[注] 周太玄：《海天讼语》，《国闻周报》第14卷第13期，1937年4月5日，第21-30页。 这些现实，使他不得不去关注政治。显然，周太玄对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之下，是了然于胸的，他说，当初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注]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539页。
除李大钊之外，周太玄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与赵世炎接触最多。赵世炎1920年5月到达法国，不久就在巴黎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书记。[注] 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5页。 虽然他那时还未满20岁，但在体质气质和群众活动、组织生活方面显得非常成熟，也表现出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周太玄评价说：“他实在是一个在理智、感情、体力、毅力等方面，都样样兼备而且很平衡发展的人。而特别突出的是他的组织才能，这不但表现在对事务的处理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的关系上面。他那种一视同仁的对人的诚恳和关切，是他几乎与任何人都把关系搞得很好的主要因素。”[注] 王鹏：《新中国教育家周太玄先生二三事》，《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14日。
另外，1919年，周太玄在巴黎南方的小城蒙达尔尼补习法文，与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同学。[注] 《周太玄年谱》，刘恩义：《周太玄传》，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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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会员已经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20日，王光祈给周太玄和李璜写信说：“弟现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将其中最重要的分为两类：(1)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派Marx，如今之俄、德、匈过激派；(2)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派Kropotkin。前者以之代表集体社会主义学派Collestivisme；后者以之代表共产社会主义学派Communisme。这两派学说趋势，在欧洲方面孰占优势？请告我。这两种以外，还有其他较善之学说否？亦请见示。”[注] 王光祈：《王光祈致幼椿、太玄》，《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会员通讯”，1919年6月1日。 王光祈之所以给周太玄和李璜写这封信，是因为他们二人对此一问题有所了解。李璜说：“我那时颇以为俄国列宁这个联合世界平民，起来推翻现状的办法是最彻底的，是足以一改旧观的。因此我对于第三国际的主张比较很表同情。我那时一位朋友周太玄君办了一个《巴黎通讯社》，关于苏俄的政治和列宁的主张向国内介绍得特别的多。”[注] 李璜：《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26年，第2-3页。 他们研究的结果发表在《民国日报》等报刊上，认为布尔什维克产生的原因，“一如法兰西之革命，由于历史关系与潮流推移，有不得不然者”；俄国革命，“实系大多数人民自由之活动”，布尔什维克主义“亦即大多数俄民思想之结晶。”[注] 《波而失委克主义之研究》，《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1日第6版。巴黎通讯社10月15日稿。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谢绍文、赵之德等在浙江绍兴野外采样、试验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王国庆老师在茶叶样品分析中提供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浙江省绍兴市富盛镇御茶村绍兴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式中,fNDVI为植被覆盖度；NDVIveg为全植被像元的NDVI值，即完全被植被覆盖的部分；NDVIsoil为无植被像元的NDVI值，即完全裸地的部分。
周太玄对苏俄政治和列宁主张的了解，可能受到胡政之的影响。胡政之不通俄语，[注] 胡政之：《旅游漫记》，《大公报》1918年9月17日-10月14日。 其法文是在采访巴黎和会时学的，达到能说能读的程度。[注] 孙瑞芹：《报业十年回忆录》，《报学》第1卷第1期，燕京大学新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1年8月1日，第23页。 写《劳农俄国》时，他主要依靠参考自己在采访巴黎和会前后游历欧美时搜集的英法文资料，例如写列宁家世参考的就是俄人写的法文书籍。[注] 胡霖：《覆谢立民先生函》，《学艺杂志》第三卷第5期，第142页。写于1921年10月14日。 而周太玄法文基础有限，不能阅读报纸，他极有可能通过李璜和胡政之了解一些苏俄政治情形和列宁主张。
在采访巴黎和会前后和期间，周太玄与早期中共党人有过直接的交往，并对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向国内介绍过较多的苏俄的政治和列宁的主张，对后来他转变为“红色教授”[注] 杨正苞、刘恩义：《科学家周太玄其人其事》，《文史杂志》2003年第6期。 奠定了基础。
总结
周太玄与胡政之之间早期的师生情谊，奠定了他们在采访巴黎和会期间交往的基础。在和会期间，二者交谈更多的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巴黎和会的报道，二者因帝国主义在和会上瓜分中国而深受刺激。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周太玄和胡政之相当一致。
胡政之还对周太玄谈及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创办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的计划。二者都积极从事新闻活动，由此对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得以深切了解。采访巴黎和会后，胡政之就以新闻为终身事业；而周太玄参加新闻活动的经历，也为其将来加盟《大公报》准备了条件。
由于苏俄主张放弃殖民地，承认其独立的国权，赢得了尚处弱国而又具有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怀的胡政之对俄国共产党的赞赏。周太玄在采访和会前后和期间，与早期中共党人有过直接交往，对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能受到胡政之的影响，他向国内介绍过较多的苏俄的政治和列宁的主张，对后来他转变为“红色教授”奠定了基础。
据《中华民国史》记载，“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云集巴黎，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张静江、徐谦等；研究系方面的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还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等……他们都是来窥探和会进展情况的，都企图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施加各自的政治影响，不论他们的派系与政见如何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都是皖系的政敌。”[注]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二卷(1916-1920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3页。 而胡政之此行采访的经费即由皖系王揖唐提供。[注]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页。 他是不是由皖系派出的窥探和会进展的记者？采访巴黎和会的各派记者由于其政治派别不同，对报道本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互相之间有何交集和矛盾？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又施加了哪些政治影响？这都是有趣的研究话题。
作者简介 ：王咏梅，博士，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项目“胡政之人脉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BXW095)。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9)03-0005-12
责任编辑 ：贺永泉
标签：周太玄论文; 胡政之论文; 巴黎和会论文;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