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学名著,汲取历史启示--解读历史名著_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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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发表于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的第5个周期(1944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国统区还开辟了一条文化战线,有一支由文化人组成的队伍。党把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文化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在一起。这群文化精英多是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对日寇口诛笔伐,击退敌人的文化侵略,驳斥汉奸理论;对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办报刊、演讲、撰文、著书、编剧与演剧鼓舞人民的斗志。与此同时,一批学者还出版了许多科学研究成果。郭沫若等人的《十批判书》、《先秦诸子概要》、《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史纲》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的,因而也是具有开拓性的名著。

抗战时期,在异族入侵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明朝末年的历史和明末农民战争格外使人关注。由于人们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对明末历史所作的解说不尽相同,有的结论甚至是截然相反、对立的。在对待起义农民的态度上,持否定态度者较多。从1914年至1944年30年间国内发表的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十几篇文章来看,对农民起义多称“匪”、“流寇”、“匪乱”等污蔑之词。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政权为其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对农民起义进行诋毁、攻击。

1943年3月,由曾投降过日本的汉奸陶希圣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以蒋中正的名义出版。书中,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归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而只字未提他们对革命的背叛、屠杀、围剿,不提“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妥协、媚敌的外交军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书中把抗击、牵制着六分之五日伪军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根据地,诬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相反,把将半壁江山拱手让敌的国民党,称为中国命运的“寄托”、“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动脉”等等。这预示蒋介石在今后要更加独裁和专制。书中有如下一段关于明末历史的文字:“我们中国百年来的国势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过程。全为中国国耻的纪录。而国耻之所以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陶希圣的《中国之命运》,攻击中国共产党“搞分裂,破坏团结抗战”。还怕别人看不明白,于1943年4月1日,又发表《读<中国之命运>》,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人们“皆以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厉今兹”。陶文出笼后,果然有人起来响应,按照《中国之命运》的调子去“察往事”,并且得出了“明末‘东事’与流贼为二祸”为明朝灭亡的原因。这里的“东事”,是指江南东林书院一些士大夫集团,即“东林党”。“东林党”因议论朝政,弹劾魏忠贤,而遭迫害;“流贼”主要是指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

1944年3月1日,在沦陷区,由大汉奸汪精卫题词的《政治月刊》上发表了柯尊西的《甲申述旧》一文。该文说:此文“一来纪念这思宗殉国的三百周年,二来替自己,也可以抉一些教训”。该文从崇祯皇帝的经历中找出来几条“教训”,条条都是为汉奸的“大业”辩解,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救国救民”才当日寇的走狗,为继续卖国出谋划策。然而,对清兵入关却避而不谈。击作人在他的《苦口甘口》一书中,则大骂“李自成本来不是好东西”。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内容,组织了批判,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国统区,值朱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胜利攻入北京三百年之际,党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月15日,于怀(乔冠华)等编辑与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共同拟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决定也著文纪念。

《甲申》一文,于1944年3月16日送交董必武,19日起开始在《新华日报》连载4日。该报还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3月20日,在该报副刊《拆散的百科全书》栏中,发表了《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一文,对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作了介绍。4月15日《群众》周刊发表了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明末的政治风气》和《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纪念文章。

《甲申》一文,紧紧抓住明末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明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等农民军兴起的原因,深刻地总结了农民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郭沫若以昂扬的战斗激情回击了敌人在文化思想上的进攻,指出了农民战争的发展规律。认为农民起义是被统治阶级逼的。郭沫若同情农民军,但仍然指出:“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之后,便要屠戳功臣”,“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可以说断无例外。”这实际上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运动才不会变质。

由于郭沫若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历史进行研究的,他一改过去封建反动文人诬蔑农民起义的做法,对农民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揭露了歪曲这段历史者的险恶用心,所以《甲申》发表后的第2天,即3月24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就迫不急待地抛出了《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攻击《甲申》。之后,围攻《甲申》的文字,接二连三地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他们主要是诬蔑郭沫若“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继续歪曲历史,进而攻击中国共产党,要中共“悬崖勒马”。实际上是要中共执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的决定,放弃在敌后建立的人民政权。

对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郭沫若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给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复信中揭露说:“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不料竟遭应该以革命为生命的某报(《中央日报》)于三月二十四日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我们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都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并不萎缩,我只感觉著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6月13日,郭沫若发表了《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抨击了当时“学术机关为一党所垄断、学术研究为御用所奸污”的局面,驳斥“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

《甲申》在解放区受到赞扬。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敏锐眼光,立即看到了《甲申》的价值。《甲申》发表后20天,毛泽东就在高级干部会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甲申》全文,并对国民党围攻的文章给予了驳斥。在编者按语中,充分肯定了《甲申》的科学价值。按语说:“究竟只是科学地解说历史。没有去想着居然有以吴三桂阮大铖自拟的人们来向他狂吠一通”,这“只是增加了郭沫若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印发此文,并发出联合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接着党中央把《甲申》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各解放区,供全党及广大干部学习。

1944年12月间,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于11月21日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的《甲申》,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充分肯定了《甲申》的鉴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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