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机制论文,区域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80年代以来，以ANIEs（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 主要指亚洲“四小龙”，下同）、ASEAN（东盟， 下同）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持续不断的经济高速增长〔1〕，被称为“东亚奇迹”。 尽管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东亚奇迹”提出了否定性的观点，但绝大部分东亚问题的研究者认为：“东亚奇迹”绝非是昙花一现的神话。前不久，世界银行的一项预测表明，在1996—2005年10年间，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仍将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即7.9%，远远高于全世界 3.5%和 O ECD（经合组织）各国2.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世界银行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未来做出如此乐观的预计，并非偶然。在90年代前半期东亚经济发展中，有以下三个事实颇受世人瞩目：
（一）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日本经济低靡，对东亚的投资和进口均出现减少的情况下，东亚经济仍旧保持着年均14%的高增长率。
（二）东亚出口贸易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量。1994年东亚出口总额突破70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的4000亿美元、美国的5000亿美元和EU（欧盟，下同）的6000亿美元，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已高达20%〔3〕。
（三）东亚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下同）增长迅速， 形成了资金来源以域内为主的格局。1991—1994年间ANIEs对ASEAN的FDI 累计额多达272亿美元，超过了日美合计的241亿美元〔4〕；1986 —1994年日美合计对中国FDI总额只有250亿美元，而ANIEs对中国的FDI总额多达2100亿美元〔5〕。
我认为，上述三个事实并不是孤立的，相互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重要的纽带就是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深化发展。具体说就是，东亚域内不断增多的FDI发挥了重要的产业梯次传递功能，促进了各国、 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能力，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近十几年来东亚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革，必将对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崛起，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热点。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展地区的特殊性。从整体上讲，我们可以依此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个方面，将“东亚模式”视为“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所以，关于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研究，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内涵
研究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首先不能不提及“雁行模式”。8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在1956年提出的一国产业发展的“雁行发展形态”理论，将东亚经济发展过程喻为“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此后， 关于“雁行模式”的研究很快突破了对客观现象即所谓“倒V型经济起飞态势”的描述，开始重视从东亚域内投资、贸易等产业关联的角度，深入探讨“雁行模式”的内涵及其运行机理。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是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清和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等人。
“雁行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先进国家（地区）与后进国家（地区）之间的一种产业梯次传递的状态或过程，这种动态的产业梯次传递，形成了该地区特有的区域产业循环机制。我认为，所谓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是指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基于垂直分工（或部分水平分工）的一种资金流与物流的循环机制〔6〕， 通过这种资金流与物流的良性循环，有关国家或地区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水平提高，最终实现经济起飞和连锁型的经济高速增长。具体讲就是：以FDI 为核心的动态产业梯次传递→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各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这其中，正如小岛清指出的那样，FDI 是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主要引导力量。有资料表明，自80年代以来，“雁行模式”表现为明显的“FDI 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这样一种动态过程〔7〕。
由于东亚产业循环机制的作用，“雁行模式”首先表现为东亚地区资金流和物流的“雁行”发展过程及其特征。
日本对东亚制造业的FDI从1985年开始首先集中于ANIEs，1989年达到高潮后便由对ASEAN的投资高潮取代，当对ASEAN的FDI 开始减少时，对中国的FDI高潮又继而兴起，呈现明显的“雁行模式”特征。到 1995年，日本对东亚制造业FDI的国别及地区分布状况是：中国27 亿美元，ANIEs24亿美元，ASEAN11亿美元〔8〕。 而且如前所述， 90 年代以来ANIEs已取代了日、美成为对东亚FDI的主体，东亚投资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表现出继起性特征。结果，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明显趋于优化，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首先，从各产业附加价值占GDP的比重来看，ANIEs制造业的比重有减少的倾向，同时服务业比重有所上升，而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比重迅速上升，中国也有同样的态势。其次，ANIEs 和ASEAN 的工业化率（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已达到或接近能够同发达国家匹敌的30%的水平。80年代以来“出口工业化率”（制造业产品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的迅速增长格外引人注目。在整个8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工业化率一直保持在85—95%的高水平；泰国从1980年的不到30%，增加到1988年的50%以上，1993年更高达70%；同期内，马来西亚出口工业化率的增加状况是：20%、45%和60%强；印度尼西亚出口工业化率的增加状况是：2%、30%和50%〔9〕。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率尤其是出口工业化率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提高，显然同引进FDI 发展本国出口加工工业直接相关（见表1）。
FDI增加、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极大地促进了东亚地区物流即贸易的增长，而且同FDI的增长状况一样，80 年代中期以来东亚贸易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雁行”特征。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从东亚各国、各地区制成品进口急剧增长，按照“ANIEs→ASEAN→中国”的次序展开。从总体上看，近年来ANIEs、ASEAN和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带有清晰的继起性特征。ANIEs在1985—1990 年间出口增长最为迅速，ASEAN的出口增长则在1990—1994年间最为突出，而中国在1985—1994年9年间出口增长了4.4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8%。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内越南出口增长获得了更加优异的成绩，9年间共增加了14.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34.3%〔10〕。东亚地区贸易发展的这种“雁行”特征，基本上反映出各国、各地区工业化水平依次提高及其导致的出口竞争力相继增强的客观过程。
表1 东亚经济发展中外国FDI的贡献度
（1992年，%）
FDIFDI
(1)──(2)──
GDP 设备投资
日本0.070.24
香港特区 1.997.22
韩国0.180.49
新加坡 13.86
35.49
中国台湾 0.411.83
印度尼西亚 1.884.86
马来西来 7.70
22.46
菲律宾
0.431.98
泰国1.904.83
中国2.53
10.86
资料来源：[日]小岛清：《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东亚经济的将来》，[日]《世界经济评论》1997年3月号，第31页。
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资金流、物流的“雁行”发展过程，同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依次相继起飞的“雁行形态”是高度吻合的。继1985—1988年ANIEs经济高速增长（年均11.2%）之后，1988—1990 年ASEAN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年均9.2%），随后中国在1990—1993年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年均11%）〔11〕。 这一事实表明，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雁行模式”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调整与变革
在90年代前半期，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对此，可以做以下两点归纳：
（一）日本同东亚间的水平分工关系进一步深化，但层次性或阶梯性依然明显。日本的FDI对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90年代，日本企业对东亚的FDI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总体特征概括而言就是：通过FDI， 将出口与进口两方面的据点均置于东亚地区，藉以在该地区营造网络型分工、经营体系。
日本制造业FDI在1989年达到高峰后便呈减少态势，但从1993 年开始再度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缘于对东亚FDI的增加。1995年上半年， 日本制造业FDI的一半集中在东亚。这同日本对美国和欧洲FDI主要集中于金融、保险、商业等服务业的特征明显不同。但同时，日本企业在东亚（ANIEs和ASEAN4国）、北美和欧洲的“现地化度〔12 〕”却大致相同，1993年分别为34.3%、35.3%和35.2%。 反映出日本企业对东亚的FDI战略明显不同于对北美、欧洲的FDI战略， 即注重在东亚地区构建制造业的网络型分工体系，以东亚为核心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装配、运输到销售、出口的系列经营活动。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近年来日本企业在东亚当地销售的比率明显提高，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北美和欧洲日本企业的同类指标（见表2）。同80年代中后期相比，90 年代以来日本从东亚的制成品进口有了大幅增长（见表3）， 两者的水平分工关系得到长足进展。表4是用“格鲁勃——罗伊德”指数（Gruber—Loyd 指数，简称G·L指数，下同）测算的日本同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机械类制品产业内贸易关系的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后，日本同东亚的水平分工（贸易）关系发展格外迅速。这充分表明，日本同东亚的贸易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进口原料、出口工业品”转向“工业品相互进出口”。
表2 1993年日本企业的现地化 （%）
世 界亚 洲北 美欧 洲
29.8 35.9 43.1
32.4
现地销售
(29.8)(35.6)(34.2) (29.3)
销 7.8 10.4
7.2
4.6
售 面向日本
与(7.2) (7.9) (6.7) (3.8)
出 2.5
0.4
1.6
口 面向亚洲 ----
(1.3)
(0.8) (0.6)
3.9
2.0
0.4
面向北美
----
(1.0) (4.1) (0.4)
2.7
1.2
0.4
面向欧洲 ----
(1.8) (1.8) (0.1)
25.3 32.6 27.4
37.9
现地筹措
(15.9)(22.9)(18.0) (11.8)
20.5 25.3 21.5
17.5
来自日本
筹
(19.2)(15.6)(22.1) (16.7)
措 3.9
1.1 2.5
与 来自亚洲 ----
进(1.5)
(0.9) (0.4)
口 0.9 1.40.7
来自北美 ----
(0.4) (0.2) (0.3)
3.0
1.6
0.3
来自欧洲 ----
(0.8) (0.3) (0.1)
说明：括号内为1988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根据[日]小柴徹修：《日本企业在亚太经济圈中的事业网络化（下）》，[日]《世界经济评论》1996年9月号，第43页有关资料制成。
表3 日本从东亚、美国和欧盟
进口工业制品的比重（%）
1985199019931995
ANIEs 57.873.474.277.4
ASEAN
8.423.936.841.6
中国
27.050.869.171.2
美国
55.262.061.864.4
欧盟
84.288.185.186.1
资料来源：[日]渡边利夫：《发展经济学——经济学与现代亚洲》（第2版），日本评论社1996年，第24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同东亚不断增多的工业品贸易中，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相互交换居于核心地位，工业消费品的贸易则非常有限。1995年，日本从东亚工业品进口的一半以上为零部件。这反映出日本同东亚间的分工关系具有明显的“生产工序型分工”特征。事实上，90年代以来在日益增加的日本对东亚制造业FDI中， 以电机产业为核心的机械产业FDI占有绝对比重。由于机械产业是一个融技术密集、 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具有多种要素密集型产品和生产工序并存的特征，故为日本同东亚各国、各地区间开展阶梯式的产业内分工或企业间分工创造了条件。即便在日本同东亚的“产品差别分工”中，也同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层次性。
表4 日本对东亚各国、各地区机械产品贸易的G·L指数
（%）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韩国新加坡泰国
中国
1985 13.4 17.3 7.9 5.5 4.80.3
1995 31.9 32.527.1 23.7 28.9
43.6
说明：G·L指数为一国（地区）对另一国（地区）同类产品进口额／出口额×%。
资料来源：根据[日]小岛清：《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东亚经济的将来》，[日]《世界经济评论》1997年3月号，第31—32 页资料制成。
（二）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内向化特征更为明显，基本上形成了相对自律的产业循环体系。9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金流和物流均显著趋于内向化。在1990—1995年间，ANIEs对ASEAN的FDI总额为377亿美元，日本为251亿美元， 而美国仅有146亿美元〔13〕。如前所述，ANIEs还成为近年来对中国FDI 的主导力量。正因为如此，东亚区域内的水平分工关系得到了迅速增强。据统计，在1985—1992年间，ANIEs对ASEAN机械类产品贸易的G.L指数， 从62.9韧带增加到97.3，其中对泰国从53.7提高至77.1， 对马来西亚从69.5猛增至139.1〔14〕。东亚区域内水平分工的发展程度已远远高于日本同东亚之间水平分工的水平。相应地，90年代以来，东亚的贸易发展十分迅猛。
首先，东亚成为世界贸易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量。1994年，日本同东亚的贸易额高达2474亿美元，远远超过同美国的1722亿美元和同欧盟的877亿美元；美国同东亚的贸易额为2443亿美元， 同样超过同欧盟的2159亿美元和同日本的贸易额；欧盟同东亚的贸易额为1774亿美元，仅次于同美国的贸易额，但大大高于同日本的贸易额〔15〕。
其次，东亚域内贸易比重急剧上升，对日本、美国等域外市场的依赖性显著减少。90年代以来东亚同日本、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比重，均呈明显下降态势，只有东亚域内的进出口贸易比重大幅度上升：在1990至1994年间，东亚域内出口比率从32.9%上升到38.5%，域内进口比率从32.6 %上升到37.1%。对此，渡边利夫认为，这意味着东亚具备了难以被美国、 日本等域外大国动向左右的自律发展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两点新变化，具有明显的相辅相成关系。日本企业通过增加对东亚的FDI， 构建新的网络型分工、经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域内资金流、物流的内向化循环和水平分工关系的增强；相应地，东亚域内产业循环机制的日趋内向化，也促进了日本企业加强在东亚地区的网络型经营活动。近些时期以来，日本企业对东亚FDI 出现两个新动向：一是现地日本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急剧增加，据通产省调查，东亚日本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比率1993年在ANIEs为74.5%，在ASEAN为68.6%，再投资额大大超过来自于日本母公司的投资额。二是相应地，东亚日本企业以再投资50%以上的比率，在新加坡、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设立孙公司。这种投资形式作为日本企业在东亚构建网络型分工、经营活动的重要战略步骤，今后将有不断增多的倾向。
四、两点思考
（一）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内向化不等于封闭化。东亚经济发展由于其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及其对域外市场的依赖，一般具有明显的开放性。9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日益内向化，是否意味着东亚经济可以实现完全的“自立”或“自律”发展，走向封闭化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所谓“自律性发展”，本质上是从以往对域外资金、市场的单向依赖，转变为双方的相互依存，它的自律性或自立性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在1988—1993年间，北美日本企业来自日本的筹措、进口比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欧洲日本企业只上升了0.8个百分点，而亚洲日本企业上升了9.7个百分点。另据1995 年日本贸易振兴会调查，ANIEs日本企业的70%、ASEAN日本企业的78%和中国日本企业的77%，都主要从日本本国筹措、调配零部件和其他资本货物。因此，尽管近年来日本从东亚的进口不断增多，但东亚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仍在不断增加：1985年为120亿美元，1990年为240亿美元，1994 年为640亿美元〔16〕。与此同时，东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依然明显。1992年，在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中，以日本为第一位进口对象国的有7个（第二位2个），以美国为第一位出口对象国的有5个（第二位3个、 第三位1个），共计对日贸易逆差569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320亿美元〔17 〕。由此可见，东亚地区“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区域产业循环的开放性特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就现阶段东亚同欧盟和NAFTA 的贸易关系来看，在1990—1994年间，欧盟域内贸易增加率为－0.04倍，而欧盟同东亚间的贸易增加率为1.62倍；同期NAFTA 域内贸易增加率为1.53倍，但却低于同东亚高达1.62倍的贸易增加率。这说明，随着欧盟和NAFTA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的提高， 东亚经济发展将发挥“溶解”或瓦解欧盟、NAFTA地域经济集团或保护主义的重要作用， 这本身就意味着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开放性。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同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具有外向性与内向性并存的特点，而且它的外向性即对外开放又是全方位的。
（二）现阶段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前景。 1996年以来，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几乎同步出现了速度下降的状况。究其缘由，除了各国、各地区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紧缩性政策和日元升值等原因以外，更主要的在于产品出口尤其是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因美国等域外市场的萎缩而陷于不振。由此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目前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趋于同构化且单一化。虽然近些年来东亚各国、各地区开始调整产业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但却出现了新的同构化倾向，即为了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各国、各地区几乎都在追求“满盘”型（full set）或“一整套”型（one set）产业结构〔18〕。所谓“满盘”型产业结构， 是指一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所有的产业领域或部门。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拥有“满盘”型产业结构， 这也是日本同 ANIEs 和ASEAN在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别， 亦是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现阶段和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来看，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应当追求“满盘”型产业结构。应当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产业结构的根本调整和变革。
还有一个长远问题应值得重视。这就是：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在于该地区以垂直分工为主的经济发展的层次性或互补性，那么随着水平分工关系的发展，将来一旦经济发展的层次性或差距消失了，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确保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吗？我的看法是，东亚未来形成像目前欧盟那样的专业化的水平分工格局，是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发展的最高阶段或目标，它的实现是可能的，但肯定是艰难而漫长的，至少在进入21世纪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才有可能实现。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水平分工关系的发展，日本与东亚以及东亚域内相互依存结构的重心，已经从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低廉等成本方面，转向了“技术集聚结构”的差距及其互补性。目前，日本在先进技术领域，ANIEs、ASEAN在中间技术领域，中国在基础技术领域，各自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尽管现阶段东亚各国、各地区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和困难，但只要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相互间在技术领域的互补性，东亚地区完全有条件逐步形成以专业化的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产业循环机制，进而推动东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注释：
〔1〕东亚地区主要是指ANIEs、ASEAN4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共计9个国家或地区。文中除非做出说明， 否则不包括日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
〔2〕[日]渡边利夫：《成长“夭折说”乃愚论》， [日]《论争东洋经济》月刊1997年1月号，第212页。
〔3〕[韩国]朴一：《东亚经济共生的方法论》， [日]《世界》月刊1996年9月号，第104页。
〔4〕[日]《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6月17日。
〔5〕[日]《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6月23日。
〔6〕这里所说的“资金流”，是指以FDI为核心的产业转移或传递，其“资金”的含义同FDI的资金概念一样，具有多种形式和内容； “物流”主要指各类产品的相互交换及其流动。
〔7 〕[日]北村加代子编：《东亚的工业化与日本产业的新国际化战略》，[日]亚洲经济研究所1995年日文版，第5页。
〔8 〕[日]小柴徹修：《日本企业在亚太经济圈中的事业网络化（上）》，[日]《世界经济评论》1996年8月号，第46页。
〔9 〕[日]小岛清：《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东亚经济的将来》，[日]《世界经济评论》1997年3月号，第30页。
〔10〕[日]小柴徹修：《日本企业在亚太经济圈中的事业网络化（上）》，[日]《世界经济评论》1996年8月号，第41页。
〔11〕[日]渡边利夫：《发展经济学——经济学与现代亚洲》（第2版），日本评论社1996年，第238页。
〔12〕现地化度＝〔地区内销售、出口额占全部销售、出口额的比重+地区内筹措、进口额占全部筹措、进口额的比重〕÷2。 引自[日]小柴徹修：《日本企业在亚太经济圈中的事业网络化（上）》，[日]《世界经济评论》1996年8月号，第46页。
〔13〕[日]渡边利夫：《虚妄的中国经济大国论》，[日]《中央公论》1996年11月号，第48页。
〔14〕[日]小岛清：《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东亚经济的将来》，[日]《世界经济评论》1997年3月号，第33页。
〔15〕[日]渡边利夫：《摸索新发展的亚洲经济》，[日]《世界经济评论》1996年10月号，第17页。
〔16〕[韩国]朴一：《东亚经济共生的方法论》，[日]《世界》月刊1996年9月号，第109页。
〔17〕[日]富士综合研究所编《飞跃的东亚与日本：对手不是伙伴》，中央经济社1994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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