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兼序《新小农阶级》中译本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论文,中译本论文,阶级论文,世界论文,兼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在荷兰学习期间，有一门“农业与农村发展”的课程，第一节课开始时走进教室的是位背着一种类似铁铲的农具的老师，他就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农村社会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而他身背的是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等西非地区农民在平整稻田时广泛使用的木锹(kayendo)。那时，范德普勒格教授给学生的感觉是讲课逻辑缜密，但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不易亲近。此后十余年，每每研读他的著作，其在课堂上的形象总会浮现脑海。2007年范德普勒格教授来北京参加会议，其间相见，他根本不记得我这个听过他课的学生了。但自那以后，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他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必到我们的研究村庄住上一周，至今已10余次。在村庄，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下地，一起赶集，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加深了感情②。这位来自西方现代农业国家的教授，为中国小农的丰富实践和无穷智慧所深深折服。他说，假如早些认识中国的话，他关于小农的写作会更具力量。在中国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见识了与课堂上的“一本正经”截然不同的范德普勒格教授，他喜欢说笑，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喜欢讲述其家乡——荷兰北部弗里西亚省的农民笑话。他是农民出身，在他的研究和学术生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
2008年正值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发生之时，范德普勒格出版了专著《新小农阶级》。在很多学者对世界粮食危机进行事后诊断时，这本专著对当今世界农业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以其40余年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与农民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农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对过往的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种农业模式，即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全书紧紧围绕这三种农业模式的性质和特征展开分析。在现代农业、工业农业、高科技农业和资本农业主导农业发展话语的今天，范德普勒格关于这三种农业模式的真知灼见告诉我们，若将这些半真半假的宏大叙事作为世界粮食危机和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机下的镇静剂的话，那么进一步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还将持续发生，不在今日，就在明天；不在此地，就在别处。
一、小农农业③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像当今中国社会这样如此鄙视小农和决心消灭小农的，即使在研究农业与农村的大学和研究所，人们也会用“小农思维”来指代那些所谓狭隘、不灵活、不开放、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想法。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包括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或许不容小觑。我们社会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略知一二，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得较多，而官员们学习和掌握的就更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了对小农蔑视和讥讽的语言，如认为小农是“旧社会的堡垒”[2]578，是“日趋没落的”[3]47；小农落后、“保守”、“迷信”、“偏见”，他们“愚蠢地固守旧制度”，“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4]566-568；他们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5]284。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农村视为“穷乡僻壤”[5]284，将小农生活的地区定位为“野蛮国家”[6]。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小农农业是在小块土地上生产，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不容许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不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想巩固这种条件。[4]566-567因此，小农生产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7]512。
范德普勒格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过往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回应，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小农的“阻碍发展论”，即将小农视为变迁的阻碍，认为小农是“对发展的阻挠”，是工业化这个“摆脱落后的大道”上的障碍，因此是一种应该消失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应该被装备精良、顺从市场逻辑的“农业企业家”所取代；“消亡论”，即在那些现代化工程取得某些成功的地方，小农阶级要么已经转变成为农业企业家，要么已经沦为纯粹的无产者了，小农阶级事实上已经消亡了；“农业内卷化”，即认为将劳动力不断填充到农业生产中最终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并造成贫困的再分配；“技术上限论”，即认为小农不可能跨越他们使用的资源中所隐含的“技术上限”；“贫困论”，即小农农业模式就其定义本身来说等同于人们通常所设想的会造成贫困。这些小农理论的局限性产生于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诸多误解，尤其是，以往的小农研究强调的仅仅是小农作为一个既定要素在农业中的介入和参与。但是，针对小农如何参与、如何从事农业实践、是否与其他农业实践方式有所不同等问题却几乎未曾触及。小农的独特性被主要归结于他们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者他们的社会文化特征。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小农都以一种与其他农业模式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自然相联系。作者指出，小农农业中并不存在“固有的落后”，“小农无法养活世界”这一常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小农农业模式中劳动主导的集约化并不等同于贫困，也并不必然会造成内卷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集约化可能有违报酬递减原理，而在现实生活中，小农对农业发展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其收入会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甚至还会提高。尤其是，无论是在秘鲁、巴西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荷兰、意大利这样的现代发达国家，目前都出现了显著的再小农化趋势。在作者看来，小农生产方式中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鄙夷的方面，很多正是其优越的精髓。
按照范德普勒格的定义，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产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为显著特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小农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农业活动远离那些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一家一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就是典型的小农农业模式。对小农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农的生活方式、骄傲与自豪感、劳动与就业、精耕细作、协同生产、自我控制的资源库、资源的高效利用、互惠关系、自主性、内源性与地方性、多样性与多功能性、附加值的创造、匠人工艺与新奇事物、市场远距化与部分商品化策略、对生物生命的尊重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抗争等方面。
小农始终会带着热情、奉献精神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之中，即使是在像荷兰这样似乎只有经济理性才得到认可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大多数农民仍然郑重地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称为自己的“爱好”。小农农业关涉到主体性，强调与自然一同工作、相对独立和匠人工艺所产生的价值与满足感，以及人们对他们构建成果的骄傲与自豪，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力量和洞见充满信心。正如荷兰奶农莫妮克·范德拉恩(Monique van der Laan)所言，“身为农民，我拥有自由，我安排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时间。我们在户外劳动，在劳动中有很多身心上的选择与变化。我们与自然和动物结伴。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指涉生命的价值。我们为我们的牲畜、我们的产品而自豪：它们是新鲜的、美味的。”
在小农农业中，劳动成了关键因素，小农将劳动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与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例如，在秘鲁的卡塔考斯，小农社区的共享价值之一就是“认同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④。然而，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和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8]。值此之际，重拾劳动的价值尤为重要。小农农业中的劳动中心性正与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小农农业模式比其他农业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科林·图哲(Colin Tudge)⑤呼吁道，“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到雇用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
小农倚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自然被用来创建和壮大一种资源库，这种资源库又通过劳动、知识、网络、市场准入等而得到补充。在实践中，资源库的扩展和巩固被视为一种财富遗产，它蕴含着骄傲和自豪。小农通过农时对农业生产进行缜密的规划，所有相关的活动都能够互相协调、配合，并且与作物的生长周期相适应。小农农业往往表面上看起来略显混乱，但其背后深藏着严密的逻辑，在仔细观察下会发现非常高的效率和计划周详的秩序。正如学者指出的，“作物并不是乱种的，而是按照合适的距离被安排在一小堆土壤上，当下雨的时候，既不会形成涝灾，也不会冲刷表面而洗掉表层土壤”。因此，在对小农农业发表意见之前要特别谨慎，不能从本能的保守主义出发，称他们为傻瓜[9]376-377。
在资源库的巩固和扩大过程中，小农还会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小农通过创建、再生和发展出一套自发的、自我控制的资源来实现其自主性。这样，小农就不受任何处于中心位置的力量的控制和支配，相反，它是内生的。它不能为地方性的问题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却正在演变为应对一个全球问题(即对农业的挤压)的越来越多样化的、地方性的、各种方案。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涵盖在小农农业的概念之中。小农农业的实践证明，并非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更不用说一条阳关大道，能让人们获得合理的收入、拥有美好的前景。事实上，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认为，替代发展的方案可能会涌现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和实践活动中，出现在草根组织对主要发展干预的抵抗中[10]261-264。在范德普勒格这里，替代方案显然散布在小农的各种实践与行动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的农村发展实践领域已呈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且积极推动了各种新形式的替代性方案，即农业的多功能性，这些新的多功能性实体的创建几乎总是以小农农业为基础，并大大增加了小农农业可以创造的附加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欧洲农业从专业化向多功能性转变的同时，中国的农业却正在从历史悠久的多功能性向专业化转变。
在小农农业中，农民的算账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所能理解的。例如，当农民用从别处挣来的钱购买种子、化肥等物品的时候，这些物品的的确确是“付了钱的”。它们作为商品被购买，但是之后它们则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到农场生产过程中，不再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对它们进行严格的估价。这些资源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赋予了小农足够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可利用的资源的价值正是在农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长期来看，它们可以被转换为老一辈人手中的养老金和年轻一辈从事农业活动的扎实起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社会规范的、并且有制度化根基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与资本转换为利润、利润又作为资本进行再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转换极为不同。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一不同而显得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是它激活了农业活动。
小农还利用匠人工艺创造各种新奇事物。小农的匠人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无字的语言，是无法以精准、明确和量化的概念来表达的知识。只有经过长期的学徒生涯、训练和经验才能掌握这门技术。在知识的门类中，它显然是一种经验性或者实践性的知识，类似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所言的乡土知识[11]82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米提斯[9]433。利用匠人工艺，小农创造各种新奇事物。这些新奇事物可以是新的实践、新的制品或者仅仅是将一个特定情境或任务改变定义，但却是对现有规则的偏离。
小农农业模式代表着一种对市场约定俗成的远距化，这是小农保持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小农在组织自己与市场的具体关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灵活性、可移动性和自由性。这种对外部关系的组织和安排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缩或扩张，避免对生产要素市场的依附，即尽可能避免陷入外部控制之中。正是因为这一策略，小农避免了马克思的误判，即“只要死一头母牛，小农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就会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就永远不能翻身”[3]678。市场远距化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的小农，欧洲的农民大多也只是部分地融入市场。甚至，第三世界的小农很可能比欧洲的农民更“充分地融入”市场，而这种高度的“融入”带来的是高度的市场依赖性，这也恰恰是这些第三世界小农的主要问题。因此，与中心国家的农业系统相比，边陲国家的农业系统总体上更处于依附地位，商品化程度更高，更加立基于“彻底的商品流通”之上。这一结果正是由“自由市场”发起的，是无数专家学者的“科学”建议，其实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小农制度的蓄意破坏，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废弃的生命”，也严重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
小农农业充满了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在小农逻辑中，“好的产出”处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好的产出”指的是每个劳动对象的产量；而且产出要高且可持续，就像小农所说的一样，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艺”为特征的框架中尽可能实现高产出。因此，在小农农业中，一些内部指标起着规范作用，例如，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最适合的饲料配给量。人们必须精心照料牲畜、作物和大地，如果精心劳作，每个劳动对象的产出就会提高。正如古德曼(Gudeman)等指出的，小农模型的根基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地育万物，量力而出，农民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10]111。
本书还深化了小农抗争的内涵，拓展了小农抗争的外延。范德普勒格指出，为自主性而进行的斗争呈现出多种形式，不同形式之间往往相互联系。它可以通过传统的“农民战争”，也可以借助较为隐蔽的“弱者的武器”，然而更常见的、几乎从不间断的情形是，这种斗争出现在田野、谷仓和马厩里，体现在牲畜繁育、作物选种、灌溉活动和劳动投入的各种决策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小农要对生产过程增加控制、进行改善，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对生产过程加以调整并从中获得更好的收益，这些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过程。其中，劳动过程是小农进行社会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技场，如为改善现有资源、进行细微调试而付出的顽强努力，这些努力会带来更富足的生活、更可观的收入和更光明的前景。因此，抵抗发生在大量异质的且日益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存在于制造“优质肥料”、繁育“良种母牛”、建造“美丽农场”的方式中，小农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构建出了自身的独特差异性。另外，当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被食品帝国中断时，小农会通过直销、农民市集、创造新的农业食品链等途径去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联结。这样的抗争表明，既然食品帝国趋向于把一部分小农变成多余的部分，新的小农也必将开始把自身重新定位为权利不容忽视的公民。
二、企业农业
企业农业是通过扩大规模进行持续扩张的一种农业方式，其生产高度专门化，并完全面向市场。企业农业经营者主动委身于对市场的依赖之中，尤其是与农业投入相关的市场。企业农业主要建立在信贷、工业投入与技术等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基础之上，它的种种形式往往生发于国家推动的农业“现代化”项目之中，并对劳动过程进行部分工业化改造。以中国为例，在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化、农业市场化(这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乎未被认为是有效的农业动机)被提升为农业发展的最高标准的今天，对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膜拜或许只有最狂热的宗教热情才能与之匹敌。在各种现代化工程和政策的推动下，农业企业家模型已经被人为地奉为真理，它是当今政策制定的核心模型。无论是官员、专家，还是学者教导下的信徒们，都在急切地寻找现代化的圣水，并身体力行地推动或直接参与到农业创业之中。当资本在城市已无更多获利空间的时候，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资本在农村和农业的广阔获利空间，而置数以亿计的乡村小农于不顾，甚至以非经济强制的方式强夺小农的生命之本。目前出现的各种农业投资主要是以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方式开展的，如各类种植业企业、养殖场、农业科技公司等就是企业农业的例子，甚至近年来在许多村庄以土地流转之名而组成的所谓专业合作社，其实质也是一种企业农业模式。在这些农业企业中，资本大多来自外部，其生产的目的与国家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战略没有关系，其一切目的就是获利。范德普勒格对企业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与自然的脱节、失活、效率误区、规模扩张与内部挤压、对生物生命的漠视、市场融入与就业、弱自主性、利润导向与附加值的减少、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与消费者的断联等方面。
在企业农业中，农业活动是与已有的生态资本相剥离的。例如，牛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农场中的饲料和草料生产，大部分饲料是向市场购买获得；草场生长基本上靠使用化肥，这也和农场中积造的农家肥完全脱离。企业农业的发展侧重于与自然的分离，侧重于逐渐减少自然的作用，因为“自然”太过变幻莫测，它使劳动过程无法标准化，从而成为生产规模加速扩大的障碍。因此，自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存在逐渐减少，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全方位“人工化”过程的“重构”。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人工化过程的扩展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尤其是通过使用转基因技术和创建无菌环境，一个新的、人造的“自然”已经产生，这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于是，那些曾经将农业塑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循环被打破，这样，将全球性标准和全球性控制方法整合到标准化的农业实践中就相对容易。
企业农业的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剩余价值)的创造上，它仅仅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附加值。在企业农业中，市场首先是一种组织原则，由于高度整合并依附于市场，生产单位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精神成为了调整农业企业内外社会与自然要素的核心机制。在企业农业中，利润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投入来实现，从而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而得到提升，因此，企业农业不会力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反，会为了逐利而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农业的生产资源并非依赖资源库的发展，而是高度依赖市场，因此，其自主性程度较低。在这种一味追逐利润的目标指导下，当市场价格水平严重下降以至于利润成为泡影的时候，选择退出，并将资本投资它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逻辑的”的企业家行为，因此农业失活时有发生。这种农业失活反应还包括向更粗放型的农业转变，这会使劳动投入大大减少。因此，国家粮食安全之梦期望通过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发展来实现，似乎有些天方夜谭，尤其是，当国家还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和大量的财政支持时，人们不得不怀疑资本是否绑架了政治，或者政治与资本是否在共谋其它的目的。
农业企业往往热衷于大规模的扩张，而由于扩张严重依赖信贷资金的支持，企业债务相对较高。这样，财务压力就会转化成加速生产的需求，利用每一片可用之地获得尽可能高的资金产出(也就是利润)来支付利息和贷款本金。因此，牛舍中的每一个可用空间不再是一种使用价值，也不再是可利用资源中明确清楚的一部分，更不是动物生长的场所，在这里，这个空间首要代表着能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本。这样，高产奶牛可能在第三年或第四年被淘汰或者取代，它们承受的生产压力极可能产生乳腺、生殖和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这也加重了它们的淘汰趋势。因此，奶牛的寿命本身并不是目的。一旦产奶量逐年递减，这些奶牛就会被淘汰，因为它们占用了必须产生最大货币效益的宝贵空间。讽刺之处在于，过去一头奶牛会在畜栏里生活10～12年；而现在，同样的空间会相继饲养5头奶牛，每头奶牛只能利用2～3年。这些改变代表着一种将动物贬低为丢弃型产品的趋势。奶牛本可以长年生产，有些奶牛的生产周期甚至可达15～17年，小农往往是这么做的，但是在企业农业，它们的生产周期被迫大大缩短。因此，人们常常发现，饲养的动物变得更加脆弱，它们被退化为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这就是2013年春季上海黄浦江漂浮的万余头死猪奇观的背后逻辑吧，否则人们怎么会将死猪视如可乐罐而随手扔弃呢?⑥
企业农业根据市场关系和未来前景来组织和安排劳动与生产过程，其中，外部指标成为了主要的指示标准，如企业农业会根据牛奶价格和不同饲料原料的成本来确定配给量，而不是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企业农业的日常活动都在这些外部指标的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与此相比，小农则会感到非常迟疑或者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毁掉你的奶牛，它们需要最适合自己的东西，也需要连续性”。因此，企业农业对生物生命的漠视以及将农业对象视作丢弃型产品的性质与小农农业的“精心照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当企业养猪场出现死猪时，会随手丢弃，而河北省某村庄的一位妇女在饲养的猪死了之后，伤心地哭了两天。
三、公司农业
公司农业也可称为资本主义农业，它由一张延伸极广、易于流动的农业企业网络构成，其组织和生产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中的劳动力主要或者说全部是计薪工人。公司农业曾一度在席卷全球的土地改革进程中几近消亡，如今它又在出口型农业的推动之下遍地重生。公司农业在当代的主要形式就是范德普勒格称述的食品帝国，可以说，食品帝国引发并再造了公司农业，同时，食品帝国还以企业农业作为自己的基础。食品帝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ABCD四大跨国粮商，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它们已经掌控了世界上超过80％的农产品贸易，还操控了生物种子专利、储运加工等各环节[12]。中国国内的公司农业也在市场和资本的推动下向着食品帝国的目标阔步迈进，其食品帝国的面纱往往还在初级阶段就由自己主动揭开，这一方面说明了其对帝国的无限向往和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其征服与控制的优越感。各类农业和食品公司不满足“公司”之名而急迫冠以“集团”之号，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范德普勒格对公司农业、食品帝国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食品帝国的征服与控制、攫取与侵占、逃逸特征、食品的穿越与退化、概念的再造、对劳动的排斥和对生命的蔑视、与消费者的断联以及对消费的重塑与控制、对小农的排斥、发展的幻象等方面。
食品帝国是一种组织方式，是一种将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组合到一个网络之中的独特方式，食品帝国的结构特征意味着等级制度，意味着不断地征服、收编和排斥。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技术和制度网络，并将自己的定序原则和指令强加其上。因此，食品帝国最关键的是以特定的方式来获取和聚合资源。食品帝国具体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扩张。这种扩张是通过对自然、生命、食品和农业的征服而进行的。这种征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塑社会和自然世界，影响消费模式、健康和消费者的身份。它处处体现着对自然和社会的广泛干预，认为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被计划和控制的。帝国的这一强大组织模式迫使社会和自然世界的众多领域服从于新形式的集权控制和大规模的侵占。食品帝国需要可控性，由土地、农民和动植物组成的完美均衡，不管在可持续性上达到的层次有多高，都是帝国眼中的罪孽。
食品帝国的这种征服与控制不仅仅是由市场和那只假定的“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的。事实恰恰相反：食品帝国掌控着市场，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经济强制。它在很多领域还采用各种各样的“非经济强制”，来获取和集中了大量财富，例如，国家干预往往代表的是“服务于市场而不是抵制市场”。国家机器以及它们与“客户”的关系正日益按照市场的形式来进行构建、安排和组织，国家功能被转换成了市场代理。与此同时，市场逐渐不再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相反，它们服从于形式各异的超经济控制。
食品帝国在价值创造方面其实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它几乎没有创造任何额外的附加值，它只不过是榨干了当地生产出来的财富，并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集中和再使用。其实，食品帝国只不过是连结或重新连结了已有的资源，它犹如一张蜘蛛网，不断延展，将乡村的人力和各种资源纳入其中，并将已有资源组合成一种独特模式以便于榨取其价值，等榨干以后，就收网逃走，再到另一个有“猎物”的地方去继续榨取。因此，那些农业大亨一般不进行固定投资，基础设施一般按年租用，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舍弃，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个逃逸型产业的所有特征。
但是，食品帝国的确容易殖民人们的现实，构建财富和发展幻象。其实，在资本和业绩的游戏中，食品帝国未来的绩效被转变成了对当前活动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相当于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倒置了。在这种对时间的组织中，信任不再构筑于历史之上，而是变为依托未来。这也意味着必须把计划的绩效变为现实。另外，当食品帝国进入乡村时，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感觉——食品帝国带来了“发展”。在此之前，贫瘠的土地会看似一无所出，而食品帝国却使乡村变成了绿洲和出口中心。它与周边小农社区的直观对比会令人震惊，后者或许干旱荒芜、地力贫瘠，食品帝国却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就好比一边是锄头和耕牛，另一边则是重型拖拉机、加工厂和提供着世界市场最新贸易信息的计算机技术。然而，只要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排斥和强夺现象，这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水资源、人力资源、小农生计与生命、政策与资金扶持等，不时见诸报端的农业企业攫取农民土地、甚至农民在承包地内被铲车碾死的极端事件，无不说明了上述的排斥和强夺现象。食品帝国不再需要小农了，小农注定将是多余的，食品帝国至多是需要小农的资源、土地和水，需要小农被摧毁后的残余物，也就是无可替代的廉价劳动力。
在由食品帝国创造和形塑的世界中，所有产品都丧失了身份。食品不再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由特定群体所生产并通过公众基本了解或者能够了解的流通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食品正在成为一系列“非产品”，它的原产地不再重要，它在上架销售前所经历的时空之旅也不再重要。食品帝国将“特定场所”转换成“非场所”，将特定的时间跨度和诸如“新鲜”这类界定清晰的概念转变成错误的信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食品已经被运输、转换、储藏和配送，而这些并没有被告知给社会。这样，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脱节，这种潜在的脱节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可以说，断联是理解食品帝国运作方式的一个关键词。在食品帝国的控制下，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越来越被切断，农业生产越来越脱离具体的情境，脱离当地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属性。今天，食品帝国正一如既往地、疯狂地占领和控制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和食品消费，尽管世界上85％的粮食产量是在小区域内以短链的、分散的方式流通的。
在食品帝国的控制下，通过被分解成不同的元素并进行不同的处理，现在食品真的能够实现远距离的时空“穿越”。例如，牛奶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它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它同样也意味着身份的丧失。关键是，牛奶中要包含各种可以科学检测的成分，人们购买食品时也会仔细检查食品包装上标明的各种成分。如此一来，橙汁就不一定非要是橙子榨出的果汁了，它完全可以是橙子中的各种维生素组合，加入科学研究出来的添加剂，再添一点必要的颜色，就可以是“橙汁”了，这种“橙汁”的生产彻底割断了橙子本身和橙汁产品的关系，也就是说，食品变得非常抽象了[13]。也正是因为科学家坚信食品营养成分的确定性，按此逻辑，“土鸡蛋并不比工厂鸡蛋更有营养”这样的雷人语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食品本身，不只是食品的概念还包括食品这一物质实体都被改变了。食品帝国推出了“非食品”，它将非食品塑造成食品的形貌，以便非食品在销售过程中能得到食品一般的礼遇，也就是说，食品帝国在越来越多地生产着“仿真食品”。为了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以及为了获利，食品不断被加以“设计构造”，食品行业内的激烈竞争不断推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最便宜的原料和最廉价的措施，这导致了食品质量的日趋退化。因此，食品帝国深刻地改变了食品本身，改变了一直以来食品被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可以说，食品帝国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重塑，它们用自己的新科学和新技术来重新操控着生活。
食品帝国还往往对食品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和不断再造。例如，鲜奶曾经是一个表述非常明确的概念，但是在食品帝国的干预和重塑下，今天所说的“新鲜”不再是指挤奶之后24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并保证48小时之内消费。今天所说的“新鲜”能够延长至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再如，鸡肉的嫩度和口感与品种、饲养和管护已经毫不相干，因为它们也可能是胡搅乱拌的结果：也就是向任何品种的鸡肉中注水、增加蛋白质、添加软化剂和香料。鸡肉的颜色也不再与品种、饲养、管护、牲畜压力、储存和加工方式有任何关系。深色鸡肉(可能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看上去质量很差)经过粉碎、掺水拌成肉泥以及脱水和烹煮之后，就成了好看的白色(仿真)鸡肉片。总之，自然、食品和农业，甚至包括健康、新鲜等都被重新界定，从根本上加以重组和重塑，从而使之服从于不同食品帝国的具体原理。
四、农业!农业!
古往今来，农业一直被等同为将自然或生态资本转化成食物、饮料和各种原材料，但不能因此被简化为仅仅是食品的供给。农业代表着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它总是与自然、社会以及那些亲身事农者的情感、利益和前途融为一体。生命的绵延不绝是农业的精髓，农业就是循环不止、生生不息的开始和终结，是永远的重生[8]15。农业还体现了一个一个生命之间的交往。河北村庄的一位农民，用玉米喂鸡，将鸡蛋送给在城市的孙女。有人建议他干脆把玉米卖了，到城里再买鸡蛋，这样既省事又便捷。该农民说，“断然不可，因为我辛苦养的鸡，下的蛋，送给我的孙女，孙女吃了，这表达了我与孙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当儿媳妇说‘这是你爷爷养的鸡下的蛋’时，我感到的是温暖，绝不是几个钱可以代替得了的!”
而目前的农业发展趋势往往是去社会化和去人性化的，它将社会关系沦落为纯粹的物质和金钱的交易。其中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对农业的腐蚀尤为明显。当今食品生产与食物消费的工业化过程正在按照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来言说和开展：全球化、自由化、完全成熟的转基因食品、宣称全世界从未享用过比今天更为安全的食品。有人甚至声称这一计划将为第三世界的穷苦农民带来光明的前景。另外，农业还被广泛理解为企业家式的活动和行为，因此被视为与其他经济部门并无二致。如此一来，农业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受到市场的支配和控制。再者，“现代农业”建立在一种长期失衡的基础上，并不停地奔向一个新的未来，其代表着的是一种惊险的变革。
今天，食品帝国和企业农业所建构的文化攻势和话语叙事正在改变大众的现实。2011年11月23日，央视节目《谁能玩转农业》就IT公司是否应该进军养猪业展开了辩论⑦。辩论的背景是猪肉多年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导致不少资本集团对进军农业领域跃跃欲试。其结果是，“IT公司进军养猪业”较“主要由小农养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目前被殖民了的现实：多数经济学家鼓吹大幅减少农村和农民数量，高谈城市化战略；小农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效率低，无从应对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农业的前途是实现规模化的公司经营。
当主流都在为公司和企业进军农业而欢呼雀跃时，我们却重拾小农农业，也许很不入流；当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成为国家大策时，我们却倡导小农的自主性，似乎很不应景；当人们以“小农意识”来鄙视“俗”人时，我们却译介小农主义思想，自然会成为少数派。当然，也许有人会质问，“你想回到小农社会吗?”在卢梭论述社会出现之前的善良原始人自然状态的平等生活时，卢梭预先提出了他人可能的质问——“难道要取消社会，返回大森林和熊一起生活吗?”卢梭说，自己喜欢预先将这样的质问提出来，是想让他人为得出这种结论而感到耻辱[14]185。其实，卢梭十分明白，重返大自然是不可能的，人们应当生活在社会当中，但是，通过对人类生活史的追溯，公民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责任，更好地运用各自的天赋来治理好国家[14]31。尽管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范德普勒格所说的“再小农化”进程，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主流趋势是普遍的去小农化进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对小农与小农农业进行研究的意义，恰恰相反，通过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思考农业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尤其是可以使我们重新反思当下的现实，重新思考普遍的食品危机之根源，还可以让我们看清食品帝国对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粗暴掠夺，以及对自然、农民、食品和文化所造成的毁坏。它可以使我们保持警醒，未来的农业将继续以一种健康而可持续的方式养活人类，还是养活公司?
在世界普遍的去小农化进程中，我们还应该看到农业科学家的贡献。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最大诋毁莫过于农业科学家，他们中大多数倡导的是消灭小农农业方式，减少小农数量。现在，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农业的研究和教学之中，并以研究项目和奖学金等形式绑架农业科学家和青年学生的主体性意识，从而为食品帝国主宰农业和农村铺平道路。农业研究大多围绕化学制品、仿真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开展，少有真正分析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逻辑的。这样，农业研究所服务的或许是企业和公司，而不是农民。北京顺义的一位农民因为生产绿色食品而受到很多城市消费者的关注，她的产品之所以深受欢迎，就是因为不用农药、激素等化学制品，她的策略就是远离农业科学家每每炫耀和宣扬的科研成果。今天，面对我国悠久的小农农业历史传统，也许没有什么比农业科学家极力蛊惑消灭小农更为讽刺的了，没有什么比农业科学家对数以亿计的小农之生活境地漠不关心而更无情无义的了，没有什么比农业专家声称的“食品安全与生活质量”更没有实质意义的了。
马克思曾预测小农将会消亡，范德普勒格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丰富案例明确地告诉我们，小农没有消亡!不仅如此，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以小农的方式为实现高质量的、环境友好和自主的生存而进行着不懈的社会斗争。面对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我们不能只从监管、道德和诚信的角度寻找根源，而应该反思正在不断推进的公司化、市场化和商品化农业机制。我们应该正视农业的本质和小农农业在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健康方面的特征，正视小农在农业中的主体性特征，要避免将土地和人民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因为那样将无异于对他们的毁灭[15]113。
范德普勒格反对将自己说成是民粹主义者，但愿意将自己看成是农民，当然他的确是农民的儿子。与他的无数次交往可以深深体会到他的后现代农民研究所蕴含的“多元杂糅”的价值观，特别是真正尊重农民、理解农民的实践观。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农民的深情厚意。然而，这种情意或许会遭遇这样的告诫，即学者的研究不要带有感情色彩。我自以为，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带有感情的，有情有义的人发出声音怎么可能不带感情呢?对绝对理性的盲目追求往往会泯灭人类的感性，甚至很多人尚未经历感性的体验就被教导理性至上，尚未学会感性思维就开始理性思考了，也难怪当今的学术作品很多言之无物、索然无味了，它们实不如鸡肋，弃之亦不足为惜。当然，范德普勒格的感情作品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在多学科、多地点和多年的研究基础上，范德普勒格饱含深情地告诫我们，“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更加美好!”
注释：
①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The New Peasantries：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的中译者序，应编辑部的要求，将原文在此刊发。摘要和关键词为后加。
②这也是《翻身》的作者韩丁1948年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的工作场景，参见文献[1]。
③本文涉及本书内容和思想的介绍文字，尤其是关于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的介绍，主要出自原书，但因摘自书中的很多不同部分，因此没有一一标注。
④习近平.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4-28/162526980804.shtml，2013年4月28日。
⑤转引自本书。
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黄浦江死猪事件调查”，http://news.cntv.cn/2013/03/24/VIDE1364114639847669.shtml，2013年3月24日；搜狐网.“黄浦江死猪溯源：随手扔死猪的嘉兴乡村”，http://green.sohu.com/20130313/n368644741.shtml，2013年3月13日。
⑦中央电视台.谁能玩转农业?http://tv.cntv.cn/video/C25539/c037ec32529941788d31f678ca0c4b6e，2012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