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与“重返八十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重返八十年代”的命题
《花城》文艺丛刊时期(创刊时期)的七期，以丰富而厚实的文学实绩，迅速打开了局面，一跃而站在了全国文学的平台上。这为《花城》后来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从此，《花城》以稳定的双月刊形式发展至今，不间断地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般认为，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是诗的年代，是高考状元都想读中文系的年代，是神性而单纯的无法复返的时期；90年代是多元而复杂的年代，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年代，是文学风光不再的时期。表面上看，的确如此，大多数文学史也作如此观述。然而，在我看来，特别是就具体的文学现场或经考察对象证实之后的情况下，结论或许截然相反。80年代的文学在整体的社会格局与语境之下并非那般神性与单纯，它与政治仍然纠缠不清，也正开始经历经济的巨大冲击，沉渣泛起与洄流奔涌交错不息，只是不同的是，它的大方向或许是正确的，是破茧而出之前的孕育与挣扎。正如程光炜所言：“众多研究成果已经提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就像河汊纵横的江南水系，接通不同的文学发生点，而不像横竖奔腾的长江黄河在中国地图上那么清晰”①，确实，这些人为的简单化的历史概述，遮蔽了太多的历史暗角，把文学潮流的发展更替理想化了，固化了。事实或许是，这种概述只是文学史家的“有意”发现与“调焦”结论，其中的模糊性与含混性远非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相对而言，90年代的多元格局往往是就社会的整体概貌而言的，并非仅仅针对文学。90年代的文学只是社会多元中的一元，具体到这个“元”中来，或许这个“元”与80年代比较起来，要单纯得多，毕竟文学不再身缠之前那么多的禁锢与束缚，尽管它本身呈现不同的放射性状，但就文学本体而言，恰是一定范围内的不同姿态呈现，属自说自话的阶段，是独立的POSE。故而，90年代的文学虽然没有80年代那般具有“神性”的意味，但它已从凌空飞舞转到地面上的跋涉。我们无法否定，90年代或许正是文学良性发展的开端。所以，整体而言，80年代的文学是表面单纯之下的复杂，而90年代则是表面复杂之下的单纯。比较80、90年代的文学概况，是为了更好的理解80年代的文学本质。
在此考察80年代的《花城》，也就是抱着从一滴水里看世界的愿望，从实证的立场出发，为尽可能真实地再现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与发展轨迹而作出的一次尝试性的努力，以期“重返八十年代”，呼应学术界近年来所重视的一大命题。
二、八十年代社会语境之下《花城》的轨迹：经济环境
前文表达过以下陋见：80年代是单纯之下的复杂。尽管“八十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然而我们却十分怀念那个时代，一般认为，那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②。在我不算深入地考察80年代的《花城》之后，发现事实并不尽然。新时期的发端就包孕着无限的矛盾与不可预知性，80年代表面单纯外壳之下的历史“复杂性”，也告诉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给80年代定性，特别是就文学而言，更不能简单附从视之。没错，80年代是一个一度充满激情的年代，特别是风涌于1985—1988年的“文化热”，让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曾经再次经历过一次足以与“五四”相媲比的启蒙时期。然而激情之下的眼界，往往遮略了一些令人不安与消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从80年代初期到后期，文学经历了一次从被政治裹挟到被经济裹挟的演变历程，更多的时候是双重的裹挟。不断粉墨登场的文学表演，包括对外来文化和文学的接受，虽然存在良性的一面，但多数属于昙花一现，我们最多承认80年代的过渡作用，而不能一味的确认其理想化的存在。其非理想化的因素，到1989年才算有了一次盘点性的终结，突然间一切的锣鼓喧天迅即哑然，并归于沉寂，这个沉寂期直到90年代才逐渐复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它却往往受到经济环境的制约。《花城》在80年代的轨迹，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的挤压，或者我们不必将其硬看成是刊物所受经济挤压的结果，从一些客观事实中，我们足以领略《花城》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摇摆与艰难，从而可折射它在80年代中所处的经济环境。
刊物的定价变化。《花城》前七期(1979—1980)定价在1.25—1.45元之间，1981年1期定价1.20元，2期迅速下调为1元，85年1期开始又回到定价1.20元，1985年之后定价迅速上涨。86年1期，定价提高到1.50元，87年1期，价格上升为1.80元，89年，定价升至3.50元。1989年第5期《花城》在“敬告读者”中无奈地声明：“由于近年来纸张、油墨、印刷、发行等费用不断涨价，《花城》每本工本费已大大超过定价，亏损颇巨。”声称提价为“不得已”的事情。从刊物定价的起伏我们并不能断言什么，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刊物的影响。85年之后，经济环境逐渐发生急剧的变化，至89年已形成一道坎，这对任何一家文学刊物来说，都是不得不面临的窘境，经济环境决定了文学刊物的生存与命运，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刊物的页码变化。页码的变化，除了受制于实际内容的需要之外，就《花城》看来，多数时候也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前7期中，创刊号多至340页，之后都在260至300页之间，81年至88年之间，大都在220—240页之间，1989年开始降至208页左右，此后基本上保持这一稳定页数。当然这一变化的过程也不排除刊物规范化的原因，但我们看到的是从多页码向少页码下降的事实，这不能不让我们考虑到其中可能存在的经济原因。
商业广告的“入侵”。1985年之前，不仅是《花城》，国内大多数文学刊物对商业广告都是拒绝的，封二、三、四，多是刊登纯艺术作品，包括美术、雕刻、书法、篆刻等内容，包括封面也多为高雅的艺术图片，而非后来大行其道的美女照(不过，时至今日国内多数纯文学大型期刊仍坚守着封面高雅的面孔)。《花城》自84年4期开始，封二、封三已开始明显减少美术作品，而是刊登当期发表作品的作家生活照，这是否已是向商业广告过渡的变体形式?我看，这至少是促销文学作品的广告行为。这是颇有意味的变化。在这个层面上，《花城》的文学广告，是从推销杂志自身、出版社的诸多杂志与出版物，以及其他文学刊物开始的。与其他刊物之间很可能带有交流、交换信息的性质，对自身的推销则已喷出了商业气息。早在1983年1期开始，这种气息已初显端倪，之前封底都是艺术作品，即使是对杂志的宣传推销，也是置之于内页，但本期改为在封底进行大力宣传，而且广告色彩浓厚。
这种情况到1985年发生了一次质的蜕变。当年《花城》4期封底第一次刊登承接商业广告业务的广告，上写：“为四化全心全意传递各行业信息”、“愿作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桥梁”，其中谁说没有不便言明的无奈与辛酸?迟至87年6期，封底第一次真正刊登与文艺无关的两则商业广告：“菊花牌彩色玻璃马赛克”、“三水崛起的人造大理石”。自从正式刊登商业广告后，致富信息、酒店、旅行社、旅游、水泥、电器、建材、食品、美容、化妆品各类广告相继刊登。除了封面有商业广告，内页中也经常冒出豆腐块式的广告，如：“向您提供——当今中国最时髦服装”、“免费赠寄百业信息”、“身高助长器”，等等，未免有点不和谐音的味道。在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这颇有荒诞意味，明显是不搭调的，由此可见文学境况的变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向前看”与“向钱看”有过一定程度的交锋，但终究无济于事，商业的“入侵”如洪水猛兽，无人可挡。
其他方面的变化。81年1期“本刊启事”中有：“来稿一万字以内，诗歌五百行以下，均不退稿”；86年6期“重要启事”中明文宣称：“因本刊来稿太多，已不可能负担邮资。从今年12月起，来稿请一律贴足邮票。”其中的“重要”这一字眼，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学从开始的初期起步到一片繁荣，但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刊物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这也从另一不为人知的侧面反映了80年代文学环境的逐渐改变，而且这一切都是短短几年间的事情。
从以上几方面的变化，我们足以领略以《花城》为代表的纯文学刊物在80年代所经历的文学背后的另一重演变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与影响了那一时期文学的发展。
三、八十年代社会语境之下《花城》的轨迹：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特别“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文学仍然与政治有着拆散不开的关系，这其中自然有其惯性的原因，也易为人所理解。比如说，“朦胧诗”就是以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面目出现的，并非真正是某种“美学原则”在崛起，其在文学性上充其量只是对中国以往现代诗派的续接。新时期文学一开始最大的风潮当属“伤痕文学”，这种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对“文革”的控诉，包括稍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其中的政治性是无法撇开的。《花城》也是如此，它是从颇具政治意味的“伤痕文学”中诞生的，这点谁都无法否认。然而《花城》自创刊至几乎整个80年代，又无不受制于政治环境的制约，由于它与生俱来的开创性与“先锋性”，其受政治阴影的笼罩也就更为明显。
“伤痕文学”其实在81年之前就遭受“冷风”的吹袭，“伤痕文学”的日趋没落与最终退出舞台，就像“朦胧诗”的销声匿迹一样，不仅是文学潮流更迭与自我更新的结果，同时也是外界政治压力所致，而且这种压力不可小觑。说具体点，就是在要“暴露”还是要“向前看”问题上的选择。《花城》在这点上，还真有些“顶风作案”的意思，屡屡“犯错”，而且公开“认错”。不过，情形往往是，过不了多久，它又会恢复了“生气与活力”，而且在当时一度被称为“作家的避难所”，比如当年受过批评与批判的杨沫、遇罗锦、谌容、张洁、戴厚英、叶蔚林等一批有争议的作家都到《花城》躲过“难”③。这除了说明，当时文学环境之下的政治压力依然相当大，《花城》却一直周旋于这些压力之间，政治上的“面子”是丢了不少，却是屡错屡表决心改正也屡犯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具体事例来证实《花城》在80年代所遭遇的政治胁迫之下的尴尬处境。
81年1期苏晨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不断自问——〈花城〉两年》一文，对诬蔑“伤痕文学”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股“冷风”，明确表达出“我们个人我们政府我们党都要不断自问”，提出文艺自由的思想，并认为文艺的范畴不能等同于纪律范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迅即引起巨大争议。其实，苏晨在创刊时期的总第7期就写过推荐杨沫报告文学的短评《拍拍良心——〈不是日记的日记〉》，已有类似思想的萌芽。当时作为出版社领导的黄安思也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同年第2期上发表《再一次自问》。很明显，他遭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代人认错的态度十分诚恳，并指出那就是与中央唱对台戏，是政治性的错误，并表示只能“少而精”地刊登揭露性的作品，多发“向前看”与“同心同德搞四化”的作品。
《花城》82年1期发表遇罗锦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春天里童话》，一经发表，上面意见就很大，要求收回刊物并封存。出版社领导黄安思不得已在同年第3期上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我们的失误》领头认错，认为“它不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又是“政治”!1983年1期，黄安思以实名发文，回顾《花城》的前前后后，这算是一篇比较中肯的文章，基本上肯定了《花城》取得的成就，坦陈一些做法的苦衷。不过就整体文章口气而言，政治指引的意味仍然弥漫全文，批评“向钱看”和自由化思想，并提出要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表扬和批评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篇为响应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而写的自我批评文章。
《花城》自诞生之日始，就一直在政治的漩涡中挣扎，只是有时冒头，有时呛水，基本上与当时的政治大事同行，哪怕是文学有东张西望的闲心，但必须要扛牢政治的大旗，这大概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所面临的共同时代语境。81年、82年发表多首以《希望》为题的诗歌；82年2月由《花城》编辑部发起五个单位联合举办了“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同年第1期上发布了相关消息，其中提到：“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朗诵演唱会”；1982年5期有献给十二大的歌专栏等等；加上上文提到的有代表性的一系列认错文章，这一切说明，在80年代初期，文学的空间仍然十分逼仄。
不过，在85年之前，来自《花城》文学的一些声音颇有震撼力，甚至是大快人心。比如83年2期发表柯云路、雪瑜的中篇《历史将证明》，开篇用大号字体写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的权威靠什么建立呢?难道只靠权柄在手吗?”确实振聋发聩，触目惊心!至今仍有相当的警醒意义。85年之后，政治对文学的禁锢略有松弛，如1986年5期的“编者絮语”就强调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审美意识的深化，要求作家不要“隐匿自己”，要“不屑于只作生活的传声筒”，之前政治性的裹挟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到1989年才告一个段落。
整体而言，80年代中期之前，《花城》受政治的禁锢是比较严重的，中期后一度松动，但由于80年代末的一度沉寂，使得整个80年代的文学境况仍处于政治的屋檐之下，偶尔的抬头也多有碰壁之痛。《花城》如此，国内绝大多数纯文学刊物也大致如此，所以说，80年代文学的神性与单纯，是有限度的，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与美好。我们当今的记忆，仍然带有极强烈的政治奴性与依赖感，是只看到落日霞光而罔视其中沟壑的一种残缺记忆。
四、八十年代《花城》的文学实绩
现在回头看，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文学的总体环境仍然要比“文革”与“十七年”时期要好得多，90年代文学又迅速被边缘化，甚至有被金钱所淹没的风险，如此不同境况相较，才给了众多人等留下眷恋80年代的理由。实际上，新时期文学的土壤还是存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大批文学期刊于当时创刊，这从《花城》80年代初期所刊登的大量创刊消息即可看到。这本身也就形成了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绩。
作为权宜之计，在谈论《花城》80年代文学实绩之前，在此有意避开一些亚文学品种的作品，而且暂时不多谈论诗歌与理论方面的实绩，而是集中在小说上。此处的亚文学品种主要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虽然这类作品在80年代一度形成风潮，但很多时候是时代精神的副产品，有些也是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刺激物，甚至有些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不和谐音。比如《花城》先后发表过类似中国女排、李连杰、气功大师的特异功能、大企业与企业家的兴家史、自卫反击战英雄颂歌、特区建设等等一类的报告文学与人物传记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与文学本体的发展比较起来，它们承载了不同层面的功能，故在此持另当别论的态度。
《花城》是因“伤痕文学”高潮的迅速到来并为之推波助澜而创刊的。作为一种方向与姿态性的酝酿、准备，它先期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行的伤痕小说集《醒来吧，弟弟!》。之后，虽然面临“冷风”与“向前看”思潮的干预，但它在85年之前仍然发表了大量“伤痕”类作品，大大丰富与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文学”思潮。
在80年代初期，花城出版社成立后，它开创了出版社办刊的先河，两年之间，编辑出版了《随笔》、《风采》、《旅伴》、《周末》、《画廊》等十几种刊物，而且不定期出版《花城》增刊与出版大批花城丛书，尤其是集束式地推出花城丛书，帮助了一大批老中青作家，提携了一大批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这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推波助澜，为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杨沫、张洁、王蒙、路遥、贾平凹、戴厚英、霍达、高晓声、陆文夫、顾笑言、张笑天、周梅森、乔雪竹、叶蔚林、孔捷生、赵大年、张一弓、方方、喻杉、祖慰、柯云路、潘军……一大批作家都是《花城》的常客，有些作家的作品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仅举几例足见其分量之重：
84年3期，发表张洁的《祖母绿》。
86年6期，发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87年1期，新写实小说，方方的《闲聊宦子榻》。
尤值一提的是，青年作家周梅森80年代在《花城》发表煤矿和战争题材的系列中篇，产生了巨大反响，出现了当代文坛上的“周梅森现象”。这是文学观念转变的一面镜子，除了寻根、反思、改革、先锋一类有迹可循的文学思潮之外，周梅森的小说改变了以往深入现实生活来进行创作的观念，倡导的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挥洒。这种文学观念的抬头、滋生与发展，使文学面貌的焕新成为可能。他的煤矿系列可以说是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一个前身，他的战争系列，早在80年代就为最近几年战争影视剧的客观与公正的模式定下了基调。不给历史和现实下结论的创作手法在80年代已是独辟蹊径、不同凡响。只是，他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周梅森现象”很值得研究者去做深入的探讨。
此外，83年1、2、4、5期辟有“作品与争鸣”栏目，首期推出贾平凹的《鬼城》并配发两篇争鸣文章。5期在“编者絮语”中，把“争鸣”二字作为开篇词。《花城》较早推出“新时期争鸣”文学作品，在当时一度成为一个极受重视的词，也在中国文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为90年代出版的颇有影响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
《花城》在80年代的先锋性，体现在迅速及时地参与文学思潮运动、推介港台海外文学与西方现代派小说上，其先锋性还在于敢以“犯错”的姿态发小说与自身的很多开创性的行为上。开始时其文本的实验性并非突出，80年代中期之后其文本实验性有所增强，这与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兴起是合拍的。87年1期祖慰的小说就极具实验性，其中大量怪异插图显示了文本的混杂性。90年代以降，《花城》文本的实验性日趋明显。
作为文学实绩的盘点，《花城》自84年至89年共举办过4届“花城文学奖”评选活动。对刊物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运作的策略，但在新时期文学实绩的展现与推进上，这确实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举措。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历届优秀作品评选中，也对《花城》的文学实绩作出了肯定。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1985—1986年优秀作品评奖，《花城》是获奖最多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其中86年3期霍达的《红尘》、85年3期张笑天的《前市委书记的白昼与夜晚》获奖。同届86年6期祖慰的《转型人》获报告文学奖。之前，84年3期张洁的《祖母绿》获第三届(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81年2期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80年代文学期刊林立的环境中，获此殊荣，实属不易。
文学“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花城》足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个案。考察《花城》在80年代特定社会语境之下的发展轨迹，带有实证研究的意义。对一个普遍被认为是神性与单纯的文学时代，一旦它被历史化之后，就很可能有很多说法虽然失之偏颇却也能深入人心。作为一种记忆的文学史叙述，想象性的重返已不可能，即使观念性地做出一些概述，也是应该受到质疑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80年代已取得的成就，但我们更应该清醒认识到，80年代的文学绝对不是全然的神性与单纯，它的复杂性与诸多被遮蔽的东西，还需要我们瞪大眼睛去发现与论证。包括本文开始提到的80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还有80年代复杂的文学面貌，确实值得我们再次去做深入的探讨，毕竟，实际情形并非如一般文学史描述的那般振振有词与历历在目。
注释：
①程光炜：《“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
②此句引文出自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一书的封面语。
③2009年《花城》第2期前主编范汉生在口述文章《风雨十年花城事·声誉及风波》一文中明确提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