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体育暴力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青少年论文,暴力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1-0052-07 1 问题的提出 2011年10月的一天，长春某中学高三学生吴××到体育场去打球，当日18时左右与在同一球场的郝××发生口角而打架。事后不久，郝××的父母便带领多人冲进球场对吴××进行殴打。因伤势过重，吴××在次日不治身亡。2012年12月，在荷兰进行的一场青少年足球比赛中，因为边裁的判罚引起争议，几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竟将这名边裁活活打死。虽然青少年体育暴力事件是偶发事件，但是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少年体育活动变得如此暴力？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事件的发生？ 国外对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研究主要使用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73，1978)和道德推脱理论(Haan，1978，1991；Kohlberg，1969，1981)来对体育中的暴力问题进行解释并卓有成效[1]。针对暴力行为与情绪的关系，Buss和Perry(1992)提出攻击性包括了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情绪和敌意认知这4个方面，并说明了愤怒和攻击行为的关系[2]。Anderson(2002)进一步提出了攻击的一般模型(GAM)，主要包括了输入变量、当前状态、评估过程和评估过程后的行为[3]。该理论强调了个体内在的情绪和认知在攻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国内对青少年体育暴力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王京琼(2008)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青少年运动和暴力行为关系进行叙述[4]。石岩等(2013)认为青少年体育暴力是指在体育活动情境中，青少年作为暴力的主体，以言语、身体动作等手段，蓄意对他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攻击性行为[5]。 以往的研究大多使用问卷调查法或文献资料法从宏观的角度对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进行说明，但是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发生往往比较复杂和突然，可能忽略某些细节，而个案研究则主要是对事件发生中细节的关注。个案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已经得到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肯定，体育学界对个案研究法也进行了探讨。张力为(2002)认为它有助于对个体规律的探讨，有助于对事件变化过程的深入探讨，还有助于节省研究资金[6]。周进国等(2010)认为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体育社会问题特别适用[7]，因为体育社会问题边界的模糊，有必要使用个案研究达到深入剖析体育社会问题的目的。涂传飞(2010)则从人类学的角度来阐释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个案应该倾向于使用质的方法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进行建构[8]。个案研究可以探索社会现象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仅从数据上进行推理解释，而且是基于个案的背景情况、亲身经历、想法感受来综合的对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中广泛收集资料是为了对现象进行“深描”，以展现现象的本来“面目”，同时将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9]。个案研究最适合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研究者想深入调查一个问题，对现实生活情境中复杂、微妙的情况做出解释的时候，个案研究法最有效[10]。基于此，本文拟使用个案研究法对青少年体育暴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以目的抽样的方式选取符合标准的受访者，即一年之内在体育活动中与他人发生过冲突的青少年。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同场对抗性项目中更容易发生体育暴力事件，而女性与男性相比，参与同场对抗性项目的人数较少，所以将访问对象确定为男性。年龄范围为17～23岁。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经过受访者同意后进行访问(表1)。
2.2 方法 2.2.1 参与观察法 所谓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通过实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11]。通过与体育教师及体育爱好者的了解，候选了8位曾在体育活动中与他人发生过冲突的参与者。在进行深度访问之前，利用体育活动“融入”他们的生活。将他们生活中的行为表现，言语表达以研究者“第三者”的角度进行记录。在全部记录完成后，筛选出了5名受访者。 2.2.2 深度访问法 深度访问法，又称临床式访问，它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的过程及其动机和情感资料所做的访问[12]。对研究中的5名参与者提前进行预约，将访问的重点确定在体育暴力事件发生的过程、当时的感受以及自身的行为上，如“在体育活动中的冲突是怎么发生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那么做？”等。访问时间不少于90分钟，一周后，将访问内容整理为WORD文本文档，与受访者进行核对，将不符合受访者原意的部分进行修改。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青少年体育暴力特点的分析 3.1.1 发生的偶然性 个案1：去比赛又不是为了打架，也就是事赶事，说到那里了，我们平时辛苦训练也是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 个案2：去篮球场玩本来就是图个开心，谁知道遇上这倒霉事，哎，弄得一点都不高兴，还生了一肚子的气。 个案3：在比赛中我是为了给班集体争得荣誉，虽然我学习不好，但是也想留下点让大家记得住的东西，结果怎么是这样。 从案例中可见，青少年体育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有所不同，不像球场暴力中的某些情况，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青少年体育暴力完全是偶然发生的，因为青少年处在身心剧烈变化的时期，逆反心理的影响、将荣誉看得比较重要，为了赢得比赛，可能使用一些超越比赛规则的行为。同时，因为身心发展的不统一，可能对事情产生一些不合理的认知观念从而导致体育暴力事件的发生。 3.1.2 后果的严重性 个案1：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比赛后被记过、学校的处分，我爸和学校好说歹说才让我的处分取消的，但是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就好像有案底一样。心里面一直背负着一种奇怪的感觉。 个案3：我其实是一个挺热爱班集体的人，就算学习不太好，也想让班里其他人记着我的好，我才在比赛里面那么拼命，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次的打架却让其他人对我更疏远。 个案4：我没有想到这次打球差点划伤我的眼睛，幸亏只是划伤了眼睑，要是再差一点，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我家里人也感到特别害怕，以后还专门嘱咐我要小心。 从案例中可见，体育暴力的后果虽然没有在伤亡程度上达到特别严重，但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却是深远的。A同学因为打架被记过，被处分，觉得打架这件事因为学校的通报、处分，像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一样。C同学想为班集体做出贡献，但是却拉开了他与班级其他同学的关系。他本来是想为班级争光的，但是因为他的冲动、鲁莽，给别人造成他就是那样容易生气、发怒的人，给班集体抹黑，弄得大家都对他有意见。这件事可能影响他的人际交往能力。 3.1.3 活动的情境性 个案1：当时我们在比分上落后于对方，本来心里面就不高兴，再加上他们还那样，我们都忍不了。 个案3：我也是为了让我们班赢，当时的比分是比较胶着，一会儿我们赢两分，一会儿他们赢两分，我当时也是太着急了，所以才会那么生气。 个案5：我其实打得还不错，过了他好几次，可能他有点受不了被我耍吧，但是也不能用膝盖磕我啊，本事不行就去练，就知道用“阴招”。 从案例中可见，体育活动中的大比分落后和比分胶着的时候容易发生暴力事件。以往的研究也说明，团体表现会影响到体育暴力的形式。Guilbert(2004)针对体育暴力的形式在一些核心的体育运动中进行抽样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暴力事件取决于运动区和团体的表现[13]。这是因为体育比赛对抗的激烈性，强烈的竞争性，所以在比赛中比较容易产生冲突，比赛中的情境会因荣誉感、自尊心、表现欲等影响青少年的判断，是引发体育暴力事件的直接因素。 3.2 青少年体育暴力特征的分析 根据研究的问题，将深度访问资料整理出2万字的文本资料。除了通过访问收集资料，还会参与观察他们在体育活动中的表现，整理出观察记录约7000字。以深度访问资料为基础和观察记录中的内容，综合分析提取以下4个特征(表2)。
3.2.1 不合理认知观念 个案1：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打比赛了，本来我们这面打得不好，分数不如人家，本来心里面就不舒服，本来就输了，然后人家还做了个鄙视的手势，挑衅我们。这对我和我们队就是一种侮辱，给了谁能受得了？被这样羞辱，不打他是我对不起他。 个案2：在篮球场和别人玩，他们小动作太多，什么拽衣服、用膝盖顶我腿后面，我这人打球比较“干净”，我没有小动作，别人一有小动作我就生气得不行。我和他说过一次，不听的话，我也来小动作，主要就是用挥肘来打他。谁不会用啊。 个案3：在班级的篮球比赛中，在上篮过程中，被别人直接推倒在地，周围有那么多同学看着，这是一件多丢“面子”的事情，这让我以后在学校还怎么过。虽然我也有小动作，但是我必须赢，我也只能这样。 个案4：在篮球场与别人打球，被别人打翻了眼镜，划伤了眼睛，但是他还说话冲，没有和我道歉。这样的事情我就没有碰到过，他必须和我道歉，不能就这么就算了。 个案5：在公共体育场与他人打篮球，对方在上篮过程中故意使用膝盖撞我身上，很疼，本来就有身体接触，我已经倒地了，他应该向我道歉，哪怕是慰问一下，这些都没有。 不合理认知观念是没有客观资料支持，不切实际，夸大负面的观念，表现为对己、对人、对事的不合理思维或歪曲认知[14]。在个案1中，学生A的不合理认知是选择性提取，仅将对方的一个肢体动作解释为了对自己以及整个球队的侮辱，看不起，当做了挑衅的行为。个案2中，学生B因为自己打球比较“干净”，于是对他人要求也比较高，稍低于他的心理预期就生气，这属于绝对化要求的一种，但是人在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动机、目的都不太一样，过分苛求使对方与自身有相同的认知的话，就容易产生冲突。个案3中的参与者因为要“面子”，无法忍受自己在其他人面前被推到，认为倒下是一件出丑的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所以感到生气。学生C这种行为属于过分概括化，也就是看问题的时候比较片面，容易以一当十，将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看做是自己在这一次比赛中的表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对自己下达绝对化的要求，在这两个不合理认知观念的作用下，表现出了十分易怒和暴躁。在个案4和个案5中的参与者在陈述的过程中常常有“必须”、“应该”的词语，这是绝对化的要求典型表现，是对他人的一种极端化的要求，也是苛求他人、控制他人的表现，也是不合理信念中常见的一种。案例中的参与者在面对体育活动中的突发事件时，产生了不合理的认知观念，这些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引发了认知的偏差。 案例中的参与者对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动作或方式产生了认知的偏差，也就是说在一个过大的动作产生时，个体对情境加工后的认知是敌意的。根据参与式观察记录显示，学生B在对方对他进行防守的过程中有推搡的小动作，他就认为对方是故意使他难堪，有意进行犯规，具有敌意性，所以他就特别生气，使用挥肘的方式进行“反攻”。但是当自己对他人进行防守时，这种推搡的动作就成为了正面的，属于正常的防守动作。这种认知的偏差都是出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面进行解释的。 同时，案例中的人员大都对自我认知反应敏感，对他人的认知反应迟钝。例如，观察学生D在体育活动中的表现和事后的询问得出，当别人对自己防守时，他会对小动作过分关注，解释为这是具有敌意性的。但是如果自己处于进攻的阶段时，就会关注是否能进球。也就是说案例中人员的移情反应较弱，大量研究也说明了移情反应与攻击性或暴力行为呈负相关。Miller和Eisenberg(1988)通过元分析提出，攻击行为应该与移情存在负相关；移情反应可能是攻击性的一个抑制因素[15]。Strayer和Roberts(2004)对5岁儿童的观察也发现，移情得分越高的儿童，愤怒情绪、生理攻击和言语攻击越少，也较少地参与物质争抢[16]。 3.2.2 负性情绪 个案1：我们都在电影里面看到过，竖起中指再向下就是说你很弱、你很菜的意思，虽然我们水平不行，也不用这样鄙视我们吧？不仅仅是侮辱我一个人，是侮辱我们整个队伍，这点让我感到特别屈辱，不开心。 个案2：我这人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当别人有小动作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特别受不了，尤其是当我和他说过一遍的时候。 个案3：让我当众出丑还不如杀了我，太丢人了，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个案4：不管你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最起码的道歉是应该的吧？不道歉还这么牛，让我觉得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对于这种人，我真是一点都忍不下去，欺人太甚了。 个案5：我和他说你撞疼我了，人家一点反应也没有，最让我火大的是他居然说要不你还回来，还面带讥笑，让我一口气就到嗓子眼了。 负性情绪，也称消极情绪，是具有负效价的情绪。它是反映个体主观紧张体验与不愉快投入的一般性情绪维度，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如愤怒、耻辱、厌恶、内疚与恐惧等，低的负性情绪水平表示一种平静的情绪状态[17]。将研究中的访问资料进行分类统计，案例的参与者在叙述过程中提到“愤怒”、“侮辱”、“生气”、“火大”等表达负性情绪的词语高达87次，说明青少年在体育暴力发生前的心理状态多为愤怒、生气等负性情绪，负性情绪的刺激是体育暴力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个案1到个案5都表现出了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表达为实际行为的时候就会产生暴力行为。研究表明，愤怒情绪是导致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就是攻击行为本身[3][18]。例如，学生A在受到挑衅后的第一反应是屈辱、不公平，而且这种挫败感在队伍内部产生共鸣，继而引发愤怒、生气等负面情绪，是导致发生体育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学生D在自认为受到不公的待遇后，产生愤怒情绪。工人E在受到侵害后，对方语言挑衅的情况下，情绪不受控制而发生的暴力行为。 暴力行为发生前都具有负面情绪的累积，到一个临界点就会爆发出来。本案中每个人的临界点都不相同，这与其经历背景和个人阅历相关。例如，学生A是对鄙视手势十分敏感，因为其平时观看的比赛和电视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鄙视手势有关，平时生活中也曾看到有人使用鄙视手势发泄不满，也明白手势的含义，所以当鄙视手势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屈辱愤恨的感觉，让其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也就是说挑衅动作是点燃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观察记录中发现，学生B最受不了别人小动作过大，因为他自认为体育活动中很“干净”，自己没有多余的小动作，同样他觉得别人也不应该有小动作。一旦出现小动作就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要和对方理论，继而出现暴力行为。学生C在学校中的形象是“带头大哥”，自己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强烈，有强烈的自尊，有任何对自尊伤害的事情上喜好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在体育活动中的犯规给他造成在这么多人面前伤害其“面子”的错误认识，而他认为暴力行为可以挽回他的“面子”。 在体育活动情境中，某些行为的发生会引起参与者对过去经验的回忆，触发不良的体验，导致体育暴力行为的产生。同时，因为周围同学的加油声和自己平时的一贯作风，就将这个情景和自己过去和别人打架的体验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不打架就不可以挽回。Alexander(2003)等在研究自动化攻击倾向时，发现攻击性的相关意识结构的阈下启动会影响个体的知觉判断，引发显著的内隐性攻击倾向[19]。暴力信息可为个体提供将内隐攻击性转换为行为的线索，当刺激产生时会激活大脑中的相关概念，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增加这些概念在情境中的可通达性[20]。也就是说当这一刺激产生时，会激活大脑中的暴力信息，从而产生暴力行为。暴力信息是对以往不良的经历的储存，一旦有任何线索让人联想到那些不好的经历便会引发对不良情境的回忆，引发个体的暴力行为。学生D是在篮球活动中，被他人打掉眼镜划伤眼角，但是对方却没有及时道歉，对方认为自己是无意行为。学生D对他人这种不道歉的行为不满，认为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侵犯没有理由不道歉，于是就产生了口角，然后发生暴力行为。工人E对他人的这种超越规则的动作有着强烈的排斥感，而且口角的争执进一步激化了他的负性情绪，使得情绪不受控制，造成暴力行为的发生。 3.2.3 资本凭借 个案1：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出去以后不能吃亏，而且有啥事，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爸是干部，他们惹不起，我爸也不会打我，我不怕。 个案2：我从小就在培训班里学习散打，他们谁敢惹我，我又不怕他们。而且我哥比我大两届，也在一个学校，也受不了欺负。 个案3：当时在学校比较张狂，感觉自己有点“小势力”吧，一说起打架，我感觉自己挺厉害的，和我在一起玩的人也挺多，打架叫的人也多，所以脾气就可暴躁了。我们从一个中学升上来的同学也多，我也能打，就是感觉自己是“老大”的感觉。我已经在学校通报过很多次，我叔叔是副校长，他们也不能够把我怎么样。 个案4：我打球时间挺长的，差不多有6年了，我因为从小长得高、身体壮，高中是特招上去的，也跟着教练练过，身体比其他人好点，不说别的，一般人还一点不怕他们。 个案5：和我一起来玩的同事就在旁边，我看他是两个人一起来的，我们有4个人，能怎么样，也不怕他们。 资本凭借是指所依靠的社会关系。本研究中的资本参考Marx(1867)在资本论中的解释，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Fields(2009)提出，通过将被欺侮、斗殴等与运动联系到一起，过去的研究未能展示一个例子，就是人际暴力[21]。在体育暴力过程中，学生A清楚地知道，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家庭都会站在他这一边，父母的教育方式直接告诉孩子出去以后不要吃亏，无形中对孩子在遇事处理事情的方式上造成影响，让孩子更多地考虑到自己，而忽视了他人。即使犯错，也知道家长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所以在体育活动中与他人产生分歧的时候，为了不吃亏，容易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学生B因为从小练习散打，打击能力和抗击打能力都比较强，也因此不害怕打架，解决的方式多为暴力行为，他本人也有要好的同学在，为了江湖义气等，也会以暴力的形式来解决争端。学生C在学校是“头儿”，基本上没有人惹他，他喜欢通过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养成了张扬、跋扈的性格。即使在学校出了事情，因为叔叔是校级领导，所以处理事情多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让C误以为后果不严重，更加剧了他的以暴力解决事情的处事方式，形成了蛮横、“要面子”、容易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等特点。学生D对自己的评价是在这群打球的人里面是高的，壮的，打起来不吃亏的。工人E是知道自己要好同事就在附近，而且人数占优，认为自己就算打起来也不怕，吃不了亏。 从案例中可见，参与者在体育暴力发生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社会资本、自身资本等情况综合考虑，这或多或少会影响暴力行为的发生。在中国这种社会关系、“面子”文化历史悠久，青少年从小在此文化中，多少会受到影响，A、C在打架之前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就算是打了后果也不太严重，因为家里有人做官。B、D都是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好，觉得自己吃不了亏。E则是依靠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来对当前情境进行评估的。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也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评估双方的资本。案例中的个体或是凭借个人资本或是凭借社会资本，至少在当时是占优势或是自认为占优势的，评估之后才采取行动的。本案中的人员都有自认为可以凭借的资本与他人进行对抗不吃亏，才选择了暴力的方式来发泄自我的情绪。例如，工人E在发生争吵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自己和对方的人数进行了评估，认为自己这边人数占优，所以才打的对方。所以，资本在体育暴力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2.4 应对行为 个案1：我当时直接拿上球就砸了对方球员，用脚踹了他，然后两队人都打起来了。 个案2：我扔了球直接就上去给了他一拳。 个案3：我翻起身就朝他脸打去了，老师拉都拉不住。 个案4：本来是和他说了，可是他的语气太冲，太狂，我实在是受不了就和他打了起来。 个案5：他说让我打他试试，我就直接上去踢他了。 应对行为是指采取措施、行为以应付出现的情况。案例中的学生或工人的应对方式都诉诸武力解决问题，或者是从语言暴力到行为暴力这一过程。例如，学生A在受到对方动作行为挑衅的时候，立即用球砸和用脚蹬等行为攻击对方，引起了双方队员的群殴。工人E在对方使用挑衅语言的时候，使用了暴力行为。 个案中参与者在负性情绪达到极值后的应对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使用身体暴力来解决，二是先进行语言暴力再进行身体暴力。 个体的不合理认知观念也会对争端产生负面影响，而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与其所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也会影响事情的决策。在访问中，本案中的个体都曾长时间玩暴力电子游戏或喜欢观看暴力刺激的电影，如学生A和学生B平时最爱玩的是CF和英雄联盟等。学生D和工人E喜欢看武打动作电影，最喜欢看精彩的武打镜头，对电影中的行为给出的评价是极为“男人”。个体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会改变攻击性的思维模式，可能对暴力行为产生脱敏，从而在接受和使用暴力行为的概率上大大增加。暴力信息会随着体育情境的发展而由暴力线索引发，当有刺激产生时，向子弹出膛一样，一触即发。Bartholow等(2002)以暴力游戏视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个体在接触暴力游戏视频的短期脱敏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短期接触暴力游戏视频会引起玩家暴力认知和情绪的改变，提高玩家的敌对情绪，使得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提高[22]。Mcmahon等(2009)在社会信息加工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暴力线索暴露和攻击的认知中介模型，表明暴力线索的暴露会使个体报复性攻击信念增加，自我控制降低，增加了攻击行为的产生[23]。 3.3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过程分析 通过对案例的举证分析，从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发生全过程可见，大多经历这几个阶段：开始阶段、酝酿阶段、爆发阶段。体育活动本身就是以对抗为手段来让活动的参与者通过竞争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为了增加体育比赛的观赏性，对某些规则的修改使得身体接触频繁出现，加之文化媒体对激烈对抗的宣传，甚至在冰球比赛中规则允许双方进行“打架”，这很容易让青少年形成不合理的认知观念。 从案例中可见，在开始阶段，由体育活动中的身体接触产生了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并将不合理的认知观念通过“犯规”、“小动作”、说脏话等形式表现出来。 酝酿阶段中，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引发的这些“犯规”、“小动作”会激化双方的情绪，情绪的变化导致产生负性情绪，负性情绪会不断地积累。同时，个体也会对当前情境进行评估，个体会下意识地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本与对方进行对比，由对比的结果分析自己是否能取得优势。这个阶段在实际的体育情境中虽然时间非常短，但却是体育暴力发生的直接原因。 爆发阶段是青少年体育暴力表现最激烈的阶段，不论是通过负性情绪积累的爆发还是评估的结果，通常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进行身体暴力，二是由语言暴力导致身体暴力。在整个过程当中，参与者的不合理认知观念中敌意认知、“面子”、欺负、吃亏对最后处理问题方式有影响，这种不合理认知观念所导致的认知偏差和极端处理问题的方式，导致了暴力行为的发生。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负性情绪积累过程当中，参与者会对当前情景进行评估，评估的过程基于当前的资本，如果占优，会主动进行情绪发泄。 4 小结 根据5名个案的深度访问信息文本与参与式观察的记录，提出了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特点有发生的偶然性、后果的严重性、活动的情境性。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特征包括不合理认知观念、负性情绪、资本凭借、应对行为。青少年体育暴力发生的过程主要包括开始阶段、酝酿阶段和爆发阶段。 收稿日期：201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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