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化哲学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思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近20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形成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是，也应该充分看到，以往的讨论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理解的歧义性在理论上无法统一。最初，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前苏联的教科书哲学，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以“教科书哲学”为蓝本，由中国人写一部中国人能够看懂和喜闻乐见的、最具理论权威的、通用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后来，随着对马克思早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要著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新的认识，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基础上的哲学人类学”等。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如实践哲学、人的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交往理论等。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的、普遍适用的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普遍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但是，由于人们后来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化，使得本来是理论和学术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变成了一种由领袖去完成、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活动或过程。由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变成了检讨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所产生的若干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的活动。这种观点显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化了。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关系的曲解。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变成了通过发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文化资源去论证、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按着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板块”去寻找相应的概念，进而用中国人的哲学“话语”、“概念”，“范畴”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翻译成为汉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变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或精神气质的中国哲学——“中体马魂”的哲学体系。显然，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中国化就成了中西方哲学相互诠释的过程，这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总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上述问题探讨的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思辨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西方的文化精神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形态与其精神实质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视野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开放化和自我更新、转型过程割裂开来，概言之，不突破原有的对“哲学”理解的理论范式，不了解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不顾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就难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答。
二
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从传统的理论范式、学科分类和学术分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不是学院式、书斋式的哲学家，其思想自创立之初就与恩格斯紧密连在一起，同时，马克思的思想又始终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发展、完善和创新，与后来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紧密相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加以严格区分，从笼统意义上讲，上述思想家的哲学都可以冠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学术分工把马克思的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严格区分开来，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作为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主要是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构筑起来的，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尽管某些观点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并不矛盾。马克思把哲学的使命归结为“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消灭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存在，因此，他坚决反对体系化哲学。在他一生的著述中我们难以找到一部类似教科书式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融会在论战性的著作中，如果说有“体系”，完全是因为论敌思想的体系化造成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与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的价值，与旧唯物主义强调客观性和物质本体、自然本体不同。如果仅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唯物论，显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内涵。因此，教科书中的由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三大规律、五大范畴等构成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形式上与马克思哲学相一致，但在内容上和实质上缺乏马克思哲学应有的高度和境界。从学理上看，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人和历史的理解上。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其中有实践性原则、批判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人类解放和幸福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历史进步主义与乐观主义原则、世界历史思想、现实活动和物质利益决定历史进程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属于马克思思想，而且又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有互补性的哲学理念，因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要面对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不可少的原则。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哲学是西方文化模式下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性。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积淀性等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马克思哲学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为核心的“两希”文化之河哺育的结果，马克思的思想中蕴涵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例如，分析事物的理性精神，拯救和解放人类的弥赛亚精神，历史进步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异化思想等。
但是，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停留或局限于西方传统文化之中，而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批判和超越，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形成了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彻底批判和超越，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因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和趋势，在与各种文化精神的对比中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然而，以往理论界较少从文化层面去审视马克思哲学思想，致使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特征被遗失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之外，而这一点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哲学视角正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从理论上看，这种文化哲学视角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意。马克思自己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任何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植根于某种文化传统土壤之上的，都是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任何离开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哲学都是无根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精华之一，是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在20世纪，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历经一个半世纪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从文化哲学范式对哲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又极为特殊。“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注：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从一定意义上讲，哲学是文化精神的表层和外显，是文化精神的最集中、最突出、最自觉的表现。因此，马克思哲学与西方文化精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从文化层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这种与中国文化传统迥异的西方文化特征，它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才使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一种“异质相吸”的内在根据；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才能够满足中国文化自身更新和不断进化的内在需要。
总之，我们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哲学视野和层面的把握，才能够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本真内涵，才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理论上的无谓争论和思想混乱，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引入正确的轨道和方向。
三
无论是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社会过去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都不容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结果，是各种理论、学说、流派、思潮竞相交锋、较量后的结果。今天，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由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决定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由于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欧和前苏联遭受挫折乃至失败，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又受到国内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受到来自海内外的双重夹击。随着全球化和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到来，马克思的思想同时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各种思潮的侵袭和诋毁。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其在中国社会的命运都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特定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就是，实现作为西方的先进的文化精神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但是，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首先，要防止跌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陷阱”而不能自拔。第一，狭隘的民族主义对西方文化的道德义愤。近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的毁灭”等，都是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实，主要根据是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不同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每一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更改和代替的。第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待外来文化的崇洋媚外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历史虚无主义，教条主义和“洋八股”等都是其表现形式。
其次，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本土化”。具体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优秀的西方文化结晶补充到中国文化中去，使马克思哲学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精神实现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一种融中西方文化之优长的更为先进的中国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交流的形式具有多样性，道路具有曲折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互补、共生的过程，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文化差异、文化间距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结合的基本前提，而哲学作为文化精神的表层和最集中的体现，正表征和反映了文化的异同。没有差异就不存在交流和融合，没有差异就不存在吸引力。正因为存在着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才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可能和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与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不同，二者正好具有互补性。
再次，应该明确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几个理论视野。第一，全球化视野；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第三，中国的国情视野。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大的环境非常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国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人们的鉴别、批判能力普遍增强，这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认同。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文化基因、文化母体等都毫无掩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可以反复地斟酌、思考而不是“饥不择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上述因素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艰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满足于一部完美的哲学教科书的写作，也不能寄希望于一两次理论飞跃或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植根于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哲学工作者们努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全民族生活实践与文化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在顺境与逆境、困难与挫折的反复考验中完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还要受时代变化的考验和其他理论学说的冲击和竞争。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的做法，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外来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时，也要放宽眼界，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