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机理、经验与提升
——以重庆市永川区新乡贤为例
□孙雪
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效传承。重庆市永川区探索出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有效经验是建立化解平台，明确化解范围，提供化解流程，建立化解监督机制，彰显出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规范性、联动性、科学性、阳光性。可从注册社会组织、创新业务培训、广通经费渠道、搭建共享平台四个方面着手，不断提升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合法性、专业性、持续性、共享性。
由于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量与高职院校规模的扩张不相适应，许多高职院校的教学硬件资源较为短缺，缺少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必要设施和设备，大部分实习场所和环境也不够理想。部分学校实训仪器设备相当紧缺，严重影响学生操作技能的提高。同时，院校间硬件资源差距较大，加之各高职院校分布分散，独立运作，还存在着硬件资源重复建设问题，没有实现校际间教学资源的共享，没能充分发挥资源使用的最佳效率。
一、新时代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机理
（一）新时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特点与关系
农村矛盾是对农村已有冲突、矛盾问题的现实反馈，农村风险是对农村未来不和谐问题的预测反馈。在新时代，社会结构张力不断增强。社会风险一旦点燃，便会引发“连锁反应”，社会风险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重叠，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一方面，农村矛盾化解不当，在“连锁反应”下，使得农村社会秩序失衡，阻碍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反之，农村风险防范化解不当、不及时也会引发农村新的矛盾纠纷。新时代农村矛盾与风险的特点和关系，对新时代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提出更高要求，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新时代农村矛盾内容和根源是复杂多变的，对化解农村矛盾的主体性、技术性、及时性提出更高要求；二是新时代农村风险诱因具有隐蔽性、关联性，同样对防范化解农村风险的主体性、技术性、前瞻性提出更高挑战。
（二）新时代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可行性
一是新乡贤具有化解身份的认同感。新乡贤是农村一定区域的杰出代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作用凸显，具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说服力，可较好扮演矛盾主体间、风险主体间的沟通角色。二是新时代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具有政策支撑。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这使得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具备一定的政策依据。
二、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永川经验
重庆市永川区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主要做法是：首先，提供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平台，即乡贤评理堂；其次，确定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新乡贤人选，即乡贤评理员；最后，乡贤评理员按照一定流程，利用专业知识化解矛盾和风险，具体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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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化解平台，彰显规范性
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过程分为“受理-评理准备-实施评理-评理结果”四个流程。第一，受理流程。当出现矛盾和风险时，乡贤评理员会持公平、公正的心态介入矛盾和风险，摸清矛盾和风险的底数。这一流程要求乡贤评理员具备一定识别矛盾和监测风险、评估风险的能力：甄别出是否是自己可化解的矛盾和风险，对于不能参与化解的，要及时向政府及相关业务部门进行报告。第二，评理准备流程。依据已掌握的矛盾和风险的基本情况，乡贤评理员会对矛盾的危害程度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做出研判，制定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方案。第三，实施评理流程。这是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核心流程。这个流程要求乡贤评理员依托一定的化解知识、技能，全力以赴化解矛盾和风险，确保矛盾和风险真正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报告、早处置、早解决”[2]。第四，评理结果流程。进行化解总结和反馈。
二是按照“七个程序”严格甄选乡贤评理堂的评理员。为了保证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水平，乡贤评理员的选拔程序严格，选拔标准较高，其中选拔程序依次是“群众推荐、村民评议、初评公示、走访复核、镇街审核、正式公示、区级认定”等七个程序，而选拔标准需立足个人的品行考虑：“崇德尚法、为人正派、热心公益、处事公道、群众公认”，保证了农村矛盾和风险化解的主体性。
（二）明确化解范围，增加联动性
二是建立三级矛盾和风险的化解体系。一方面，建立“区级-镇级-村级”三级监测体系。区级部门、镇（街）、村（社区）联合乡贤评理员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有利于加强新乡贤对矛盾和风险发生、发展及衍生规律的掌握，有利于提高新乡贤对矛盾和风险的监测和预警水平。另一方面，建立“村级-镇级-区级”三级联席体系：如遇乡贤评理员不能直接化解的重大矛盾和风险时，政府会组织“村级-镇级-区级”三级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科学研判，制定化解方案，形成联动式化解格局。
一是明晰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范围。基于矛盾和风险的可控性，界定出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类型和范围：把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类型分为可化解和不参与化解两种类型；对两种类型的具体范围也进行了明确，这不仅有利于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调解业务有所区别和衔接，也实现新乡贤与政府力量的有效互补。其中可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范围包括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合同纠纷等十多种。不参与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范围包括法律、法规规定其化解和管理只能由专门机关执行的，矛盾和风险当事人不同意化解等情形。
最初的RRLs技术把群体中全部个体混合在一起,仅可完成对整个群体遗传参数的估测.为了获取群体中个体之间的遗传参数,需为个体赋予标签，完成区分.针对得到的测序片段,按照是否存在质量很高的参考基因组完成相应处理:如果有高质量的参考基因组,则可把得到的测序片段和基因组进行对比找到SNP标记,与基因组重测序技术类似[19]；如果无高质量的参考基因组,需完成对测序片段的从头拼接,将拼接后的片段当成参考序列完成比较,以获取SNPs.现阶段RRLs技术被广泛应用于SNP标记开发、遗传多样性分析和性状关联分析等领域[20-22].
（三）提供化解流程，彰显科学性
一是按照“十个一”标准建立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平台。有效的化解平台和载体有利于矛盾和风险的化解。永川积极探索出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有效平台和载体——乡贤评理堂。具体在建设中按照“一块牌匾承载荣誉、一句标语明确目标、一本手册教授方法、一本笔记刻录历程、一套机制保障运行等十个一标准”建设乡贤评理堂，这“十个一”标准不仅保证了乡贤评理堂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的外在形式标准，也保证了新乡贤化解平台的规范性。
（四）建立化解监督机制，彰显阳光性
5．宋·四明朱同《游金庭观》：“忆昔羲之古事修，龙蟠云卷卒难搜。鹅池墨沼今虽在，谁复书堂笔下求？”[7]2427
一是申请注册社区社会组织，提升其合法性。永川新乡贤规模虽多达一千多人，但是这些新乡贤的管理较为分散，缺乏统一管理载体，削弱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合法性。可按照民政部印发《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民发〔2017〕191号）中指出“加快发展生活服务类、居民互助类社区社会组织”意见，尝试把这些新乡贤按照分类别、分批次申请注册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新乡贤统一管理提供路径，具体可借鉴浙江绍兴、诸暨等地方做法[3][4]，提升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合法性。
一是党建引领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全过程。一方面，乡贤评理员的政治素养指标是第一指标。乡贤评理员选拔过程中非常重视政治素养的把关，确保乡贤评理员的政治素养过硬。另一方面，镇村党组织引领每个乡贤评理堂。永川乡贤评理堂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确保乡贤评理堂建设、运转、发展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新时代提升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思考
（一）注册社会组织，提升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合法性
二是建立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丰富激励方式。建立“十佳乡贤评理员”评选表彰机制，增强乡贤评理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让其参与村（居）组织召开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实现乡贤评理员多元化的激励。另一方面，加强乡贤评理堂的绩效考核：定期进行日常考核、季度评议、年度考核，对不服从镇村党组织管理、利用评理员身份横行乡里等不合格的乡贤评理堂予以摘牌，对新乡贤形成一种鞭策动力。
二是细化保障政策，形成化解合力。在善治[5]思想熏陶下，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主流，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政策多为宏观性指导，缺乏具体操作性指导意见和法律保障。新乡贤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参与化解矛盾和风险过程中，亦缺乏具体操作意见和法律保障，只是个别地方出台一些地方性文件，很难形成化解合力。故要继续加大调研、研究，细化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保障政策，使得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形成合力。
（二）创新业务培训，提升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专业性
一是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一方面，精准设置培训内容，立足乡贤评理员的能力需求、心理需求、素质需求，科学设置培训模块，提升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丰富培训形式、方式，做到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形式的融合，运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培训方式，提升培训的质量。
二是分层开展培训，补充各类经验。可借鉴推广永川新乡贤“内-中-外”三个层次的传帮扶培训：内层法律对结帮扶培训，一个法律顾问单位对接一个镇（街），一名法律顾问对接一名乡贤评理员，通过法律顾问每月对接帮扶乡贤评理堂工作，为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中层经验对接帮扶培训：一名全国模范调解员对接一名乡贤评理员、一名市级调解能手对接一名乡贤评理员，做到各类调解经验、技巧的对接和帮扶。外层程序对接帮扶培训，一名在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对接一名乡贤评理员，做到每周指导一次乡贤评理堂，确保调节程序的对接和帮扶。
（三）广通经费渠道，提升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的持续性
一是整合部门经费，实现“内部活血”。尝试整合宣传、政法、司法、农委等部门对农村社会治理经费，聘请第三方进行监督，实现新乡贤经费管理由无到有、由散化整，并发挥最大化作用。二是创新经费资助方式，实现“外部造血”。可将新乡贤化解农村矛盾和风险列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明确外界购买该服务的名目，提升新乡贤化解矛盾和风险的品牌效应，增加外界购买服务的“砝码”。
所有存活小鼠均于末次灌胃1 h后按压腹腔，每隔2 h按压1次，采集24 h尿液备用。然后采用摘眼球取血法处死小鼠，将血液置于无抗凝剂的EP管中，静置30 min后，2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层血清，于－80℃保存备用。解剖全部小鼠，摘取小鼠肾脏，剪取约1/3于－80℃条件下保存备用，剩余部分固定于10%甲醛溶液中备用。
参考文献：
[1]沈一兵.新时代社会风险与主要矛盾的转变及治理机制的创新—基于“风险—矛盾”双轴演变的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19（12）.
[2]闪淳昌，薛澜.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应小丽.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J].探索，2019（2）.
[4]王斌通.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4）.
[5]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组建应急管理部背景下社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新机制研究”（编号：2018QNGL31）；部门委托课题“永川新乡贤与社会治理研究”。
作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应急管理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粟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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