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说，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与生态自治主义相对应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与运动①，指的是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分子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②。据此，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本文的目的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作初步疏理总结，并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思潮流派之一，甚至被认为是20世末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③。它的核心性问题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相关性，并因而构成了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这方面，国外学者论著译介中最重要的当属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Shigeru Iwasa)1994年出版的《环境的思想》及其此后的一系列专题论文④。他试图通过对实践唯物论的重新诠释来阐发马克思理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生态学思想。他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有着五个要点，即承认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的存在、肯定自然辩证法、坚持主客体间的辩证法、强调人与自然对象以认识价值态度为中介的实践关系和社会变革思想。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实践唯物论彻底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消除生产生活异化和物化造成的“自然的异化”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中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而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只是近代思想的一个分支。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通过人类自然知识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或正常关系，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必须依赖或针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未必一定会导致“自然的异化”或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在于我们是基于一种“支配自然”的态度还是一种“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前者自始至终为了顺利实现制造产品这个初始目的，把关注点放在改造自然上，而后者即使在制造产品时也会充分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注意在控制人的力量的同时变革自然。
与岩佐茂的立场不同，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 Conner)则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系统论证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必要性⑤。在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后，奥康纳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关注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需要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需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主题实现与当代文化和自然主题的融合，系统性地阐明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从而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文化与自然维度。作为政治结论，他认为，单一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单纯绿色政治和单一文化生态学所导致的单纯红色政治，都应该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被扬弃，而作为“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应该走上前台⑥。
受到关注的还有美国俄勒冈大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弗朗希斯科·费尔南德斯·布埃评论道，福斯特的新著代表了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论以及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最新认识，具体体现为它的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马克思著作中有比其他一些零散的生态主义者更加详细的对生态学的关注，人类与自然间的新陈代谢或物质变换关系是贯穿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观点，马克思关于自然和新陈代谢的观点为解决当今社会的许多生态学难题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视角⑦。而国内学者刘仁胜认为，福斯特的著作及其观点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和科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的形成，因而构成了相对于过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阶段和生态社会主义阶段的新阶段⑧。笔者的看法是，布埃的评论要更客观些。
可以说，岩佐茂和奥康纳、福斯特的上述著述集中体现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⑨。前者以岩佐茂、岛崎隆、霍华德·帕森斯、吉恩·古格·维兰克特、戴维·哈维、多纳德·李等为代表，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或明确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绿色的。后者以詹姆斯·奥康纳、吉恩—保罗·德里格、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为代表，质疑马克思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或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派。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地侧重于前一思路。郇庆治1994年出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三个“关节点”：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有条件性、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和人类存在活动的社会性⑩。像岩佐茂对实践唯物论的重新阐释一样，他的主要目的仍是着力于论证马克思的生态自然思想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解保军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旨在阐发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从而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11)。而臧立(主编)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之前言所表明的主旨也是挖掘与归纳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环境关爱思想(12)。在后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特性特别是人类相对于自然界主体地位的强调、对人类自然物质性活动的实践特征及其正负两面性效应的强调、对人类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或“人与自然和解”的强调，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内涵。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上述解释学为主的思路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基于新意旨的探索动向，尤其体现在试图为一种独立的生态社会理论提供理念支持。比如，王向峰通过阐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体才构成一个理想社会的看法(13)。在他看来，马克思理论视野下的自然是一个包含着人与社会的广泛性存在，人类从自然界和动物界中的地位提升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自然与动物属性，人类只能依赖自然才能创造自身、社会、科学、艺术以及属于人的一切；人类人化自然的过程，既是一个人类外部自然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精神性方面不断人化的过程。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自然的人化、人类属人自然的人化和人类社会性精神性人化的和谐统一，其理想目标是，人类既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自身，又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类自然环境，即实现一种美的境界。
韩立新则对深绿色理论批评家认为马克思劳动理论中包含着“对自然的支配”逻辑的、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因为马克思的观点包含了一般“对自然的支配”所没有的内容，即它不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抽象支配。他认为，马克思“对自然的支配”是一个包含“有责任的支配”、“社会批判”和“存在论意义”三个层面的“三位一体”结构。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依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14)。
二、生态社会主义
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指对现代生态环境难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分析和一种未来绿色社会的制度设计及其实现。它的核心性问题是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因而，它同时是环境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体部分(15)。
在这方面，国外学者论著译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戴维·佩珀(David Pepper)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6)。佩珀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包括如下四个要素：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引起生态危机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社会变革走冲突与集体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处方与绿色社会的前景。在佩珀看来，绿色政治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它的主流通过摒弃其以深生态学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和政治无政府主义，而主动趋近关注社会正义的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和政治社会主义。他认为，绿色与红色政治的融合或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成为主流绿色政治社会运动的现实战略选择。
国内学者近十年来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著述数量很多(17)，但大都以综合性、评述性分析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性著作当属陈学明200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18)。他在该书中系统地评述了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的《劳动分工的批判》(1973年)、《生态学和政治》(1975年)、《经济理性批判》(1988年)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1年)，本·阿格尔(Ben 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1978年)，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统治》(1972年)和《满足的极限》(1976年)，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年)。但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该书未能选取一些西方生态社会主义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代表性著作，而繁体中文的台湾版本多少会影响到该书在大陆学界的影响。
此外，许多学者在一些相关性著作的章节中对生态社会主义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概述。比如，周穗明在1998年合著出版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中，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与政治主张进行了概括分析(19)。她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划定为70年代的“红色绿化”(共产主义运动转向生态运动)阶段、80年代的“红绿交融”(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结合)阶段和90年代以后的“红绿分化”(“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的重新分流)阶段，并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差异归纳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不同、哲学文化取向不同、政治诉求不同和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应该指出的是，她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概括后来被其他学者广泛接受(参见下文)，尽管关于“红色”绿党(Red Greens)和“绿色”绿党(Green Greens)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郇庆治在1998年出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2000年出版的《欧洲绿党研究》中，设专门章节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归纳总结(20)。在后者中，他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三个阶段，并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对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阐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和关于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四个方面。
其他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基本立场和总体观点的表述与上述二位学者大致相同，只是在分析视角或概括方式上略有差异。比如，徐觉哉(主编)19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流派史》中的“生态社会主义”一章(21)，更多地侧重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生态政治社会运动方面。相比之下，臧立(主编)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的“生态社会主义简介”一章(22)，更多地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系统性，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点较多地集中于欧美学者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23)。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狭义上说和就这一研究进展的初级阶段而言，这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对于广义上理解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来说却显得论域过于狭窄、视野不够开阔。
笔者认为，目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探讨。一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的研究。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也会构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深入与具体化的重要视角。尽管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与制度设计在中西方知识界都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时期，但至少对像我们这样依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24)。就此而言，一种广义上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比如，对于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岩佐茂认为，它“是在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基础上尤其把环境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来强调的社会”(25)，而詹姆斯·奥康纳则作了如下界定，“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26)。那么，我们的绿色社会主义理想应与这一定义有何区别呢？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数量太少，且大都缺乏理论深度，亟需加强(27)。
二是生态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环境公民权等新理论视角的关系。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如果生态社会主义要想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流派，它就必须成为一种既能深刻地批判现实环境问题又能有效地改变现实环境状况的理论，也就是说，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批评或根本制度性变革主张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生态自治主义或深绿色生态学的环境价值理论，它还必须做到逐步消化其他生态政治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比如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正义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等等。在这方面，还几乎没有严肃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至少没有把生态社会主义与上述理论的某一方面自觉联系起来(28)。
三、“红绿”政治运动理论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绿色政治社会运动之间的理论关联性，也就是说，生态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关于“红绿”色政治运动的理论。它的核心性问题是阐明生态社会主义理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并影响着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绿党为代表的环境政党的社会政治实践。但是，由于国内学者过分偏重新左翼政治或“新社会主义”的分析视角，在许多情况下和相当程度上，“生态社会主义”在实指上被笼统地等同于“西方绿色环境(生态)运动和政党”，而在理论上几乎成为了事实上远为宽泛的“绿色政治理论”的代称(29)。
国外学者论著译介中最重要的应是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üller-Rommel)与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2002年编辑出版的《欧洲执政绿党》和克里斯·卢茨(Chris Rootes)1999年编辑出版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30)。前者是对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国家绿党进入全国性政府的执政条件以及政策与政治影响的系统性比较分析，也是自弗里乔夫·卡普拉和查伦·斯普雷纳克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8年翻译出版以来又一部关于西方绿党政治的代表性译著。后者集中讨论了西方环境运动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组织结构制度化、活动方式国际化、动员手段温和化等趋势，也是国内第一部有关西方环境运动团体理论分析的权威性译著。
在国内学者中，周穗明自90年代初起从新社会运动和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视角研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31)。比如，她在2004年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绿色运动在90年代出现了四大趋势：在政治参与特征上，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绿色政党为主体；在政党政治上，从“红绿(政党)结合”发展到政治泛绿化；在生态政治思想上，从以深绿色的“生态中心主义”为主发展到以浅绿色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在文化价值观上，从现代主义发展到后现代主义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于绿色政治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她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分析：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和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结论，她认为，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在21世纪将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更广阔的政治前景，而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或自发性的群众运动转变成有组织的反制主义或一种替代性未来制度选择的组成部分。
应该说，这种将生态社会主义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时代背景下分析的思路确有其深刻的一面，值得重视。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像“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只不过是当代西方社会中众多类型绿色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分支一样，“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并不能涵盖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涉及层面宽泛而影响深远的被统称为“绿色的”政治与社会运动，至少这在我们的语境下会带来许多误解(32)。
另一种值得商榷的理解是国内学界普遍地把生态社会主义等同于“绿党社会主义”。除了王谨、高放和周穗明等的明确观点(33)，鱼小辉、金波、牛先锋等在他们文章中所阐述的生态社会主义(34)，基本上都是在论述欧洲绿党的生态政治原则或绿色政治意识形态。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当然包含着一些与生态社会主义相一致的观点，而某些绿党确实也至少在早期曾在内部包括着一个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但是，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明显是折中性或彩色的，因而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绿党生态政治原则及其政治性质的上述主导性理解，郇庆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5)。通过对欧洲绿党绿色政治信条即生态学、基层民主、社会正义和非暴力的系统阐释，他将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激进生态政治主旨下的改革主义、有乌托邦色彩的未来主义、生态化的新“社会主义”和现实批判为主的左翼主义。
对此，笔者的基本看法是，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红绿”政治运动理论应该在环境政治学整体框架(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环境管治政策与制度机制)的视角下得到更加清晰的定位。这不仅可以避免即使在研究者中间也普遍存在的对环境运动团体与绿党间区别的误解(36)，也可以使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它与生态社会政治运动实践关系的具体研究而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四、简短评论
总之，国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在过去10年中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突出表现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三个侧面的集中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可以说构成了国外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当然，笔者认为，亟需拓展的是如何将上述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其中的关键则是如何将我们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研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相结合。而要实现这一点，研究者最迫切需要的不仅是更加扎实有效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还应有一种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大胆的创新勇气。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正处在一个迈向新阶段的关节点。
注释：
①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自治主义述评》，《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
②⑨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③[意]卢西那·卡斯特林：《为什么“红的”必须是“绿的”？》，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④[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实践唯物论与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的新潮流》，《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⑤[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参见陶怀斌《文化、自然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http://www.cctb.net/xszm/200410150003.htm,2004年11月17日。
⑦[西]弗朗希斯科·费尔南德斯·布埃：《评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参考消息》2004年10月13日。
⑧刘仁胜：《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生态学关系的阐释》，《延边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⑩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到现代环境哲学》，《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1)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臧立：《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现代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代前言》，载臧立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王向峰：《论马克思“自然人化”论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
(14)韩立新：《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和环境保护思想》，《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兼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先行研究》，《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15)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比如，1995-2004年间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等转载的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论文达122篇。
(18)陈学明：《生态社会主义》，台湾扬智文化事业2003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思想的专题论文。
(19)周穗明：《新社会运动与传统左翼运动的关系》，载陈林、侯玉兰等《激进，温和，还是借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章。
(20)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山东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章；《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
(21)徐觉哉主编《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臧立：《生态社会主义简介》，载臧立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除了文中评述的著作外，大部分专题论文也都局限于此。比如，熊家学、刘光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与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2期；刘光明：《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刘保国：《生态社会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王振亚：《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多维透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等。
(24)余文烈、姜辉：《21世纪社会主义流派发展展望》，《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
(25)[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26)[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9-440页。
(27)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参见王庆五：《创新与挑战：面对全球化冲击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李红卫：《科学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之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刘保国：《论生态社会主义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等。
(28)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相关性论文，参见郇庆治：《可持续发展：生态主义向度》，《文史哲》1998年第3期；解振华：《努力开创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文明发展道路》，《求是》2001年第20期；潘岳：《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0月28日等。
(29)很多学者在论及生态社会主义时不再做更具体层面上的界定。比如，郭雅杰：《当代西方的绿色政治运动及其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刘然：《论西方的绿色社会政治思想》，《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李刚：《西方绿色政治学：范式变化与理论前景》，《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
(30)[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英]克里斯·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凯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周穗明：《从红到绿：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新视野》1995年第3期；《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1期；《新社会运动与未来社会主义》，《欧洲》1997年第5期；《90年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
(32)比如，我们很难简单说环境运动团体有着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当然，这种误读对于周穗明等少数长期研究者本人来说并不存在。
(33)王谨：《绿党和它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2期；高放：《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社会主义学概要》，《百科知识》1995年第12期。
(34)鱼小辉：《论德国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金波：《西方绿党社会主义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3期；牛先锋：《绿党社会主义性质初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3期。
(35)郇庆治：《绿色思维：欧洲绿党的生态政治原则》，《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绿红相间：欧洲绿党的政治性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2期。
(36)谭秀英：《近年来中国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