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调与俩者复出的呼唤——梁漱溟东西伦理文化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伦理论文,东西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的改革或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医治好中国的老病，反而四分五裂，又集新的毛病于一身。“西化”不成反而已有的步伐紊乱。用梁先生的话说，就是“文化失调”。于是人们终于走上了对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东、西伦理文化的全面反思阶段。
民族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尤其是中国社会面临结构性转换的情况下，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什么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人生道路？建构什么样的社会伦理规范？这是东西文化论战的核心也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梁漱溟正是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主题的反省和沉思中，经过功利主义和佛学的摇摆最终走上了复兴儒学的道路。作为梁漱溟精神的支撑点，是对传统文化反思中发现了其内在的伦理价值。并从此一以贯之地为中国的人生和社会做道德拯救，然而，事实证明梁氏为自己设立了一道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难题。
一、历史的诘难：西化与复古
当现代文明以其功利为诱导并通过强迫的手段向外传播时，作为接受者必然产生所谓“历史”和“价值”之间的紧张。在这种困境中，中国封建阶段的士大夫们本能地找到一种至少是作为心理缓冲的模式。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这个陈旧的框架无法包容新的事实时，人们必需理智地另寻出路。于是，就出现了“全盘西化论”和“复古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西化论是在前提和结果上采用假设，在操作上先破后立。与此相反，复古主义则否定西化前提的可能性，并出于对“西化”后果的恐惧最终导致现实上的仓皇与迂腐。
（一）“西化”的困境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但依然陷入东碰西磕、道路不通的窘境。西化派提出，政治制度并非文化的根本。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就必须根本抛弃固有文化，或者根本改造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民族精神，索性另走一条路。他们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矛头对准孔子和传统道德，主张将西方的一切全部照抄。他们愤于中国知识分子“托古改制”的传统手法，以一种无以名状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把现代化直接地等同于西方化，提出一些自相矛盾，至少在当时不可能实行的绝对化理论。基于中国政治变革长期不能彻底实的分析，而认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枝叶，抛弃或者暂时放弃戊戌以来在制度方面的努力，而单刀直入地移植西方文化。循此思路，更进一步提出，对于西方的一切，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包括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都应毫不犹豫地全部引进。“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该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给我们吃的亏”（注：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平心而论：西化派的文化整体理论在思维方式上有其合理一面。从整体、有机的角度把握中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体用”框架的超越。表面上也弥合了“工具”与“价值”的裂痕。但是西化派不顾历史传统尤其是忽略民族性、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这在理论上又表现出“深刻的浅薄”；在实践上也是无法操作的。他们偏激的言论和主张严重地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引起社会诸多阶层的反感，并由此导致了另一种极端。
（二）“复古”的自欺
与西化派相反，复古主义者坚决地反对文化或道德上的变革，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开化的文明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求的是以智慧和道德治国，而西方则是用法律和机枪维护其统治。西方文化决不比中国文化优越，至少是各有千秋。中国人不应当抛弃旧政体、旧文化，要维护自己的道德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完善和发展这些东西。
中西文化之异是性质之异而非发展的程度之差。西方的自然环境宜于发展商业，于是他们以为社会的存在是互相竞争的结果。重人为而反自然，重功利而疏道德，中国自然环境宜于农业，中国人的观念，认为社会的存在乃各自相安的结果。顺从自然，安分守己，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竟为最高尚的道德。所以中国固有之文明恐怕“正足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注：桂亚皋：《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
如果说西化派由于理论上的或现实上的矛盾重重、无路可走的话，那么复古派则挣扎一番后，直接进入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套子，固守其“体”聊以自慰，并从理智退回到“本能”。
二、三期重现律：人生三大路向
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各种文化主张，不论是守旧派，还是西化派都归于一偏。罗素、桂威、梁启超等人的折申调和派幻想“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42页。）。所有这些都缺乏对东西方人生态度和伦理精神的基本认识和深切的生命体验。既然没有根本把握差异也就无从找到“活路”。梁漱溟通过对西洋、印度、中国三种人生路向的分析提出，西方人站在自己文化上面看未来文化是“顺转”。虽然觉得自己文化毛病百出，但没有到绝路上，所以慢慢转弯即可走上另一文化的路。中国传统文化则已撞在墙上无路可走，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他坚信中国文化的未来决非固守旧有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一）西洋：奋力向前
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所谓意欲就是源于本能的愿望和要求以及对于目标的不断满足与不断不满足。每个民族文化及其人生路向之所以成为两异的色彩；在于最初意欲的分野。由此将已知的文化样式还原就不难发现：“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 其人生路向也是奋力向前，设法满足他所需要的东西。遇到问题向前面下手，当下解决，其结果就是改造局面。
这种精神和路向用在自然上，就是剖析、改造乃至征服。例如，我们的制作工程基本上是靠工匠们的心心传授的“手艺”，而西方一切都要依据科学。即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知识经营成学问，有规可循，往前探讨。这种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切知识系统，便是科学的精神。由于科学是大家共同认证的公例原则，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同样所有，是一个逻辑的延续过程。关键在于新的发明和创造，从而一步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也是一个今胜于古的过程。这与蔑视客观准则、强调个人独特的艺术精神是截然相反的。“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
这种精神用在社会方面，便是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彼此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人，谁也不是谁的附属物。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这自然导致西方个性伸展及其社会性的发达。因此，西方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与我们很不同了。西方人极重公德而我们差不多讲的都是这个人对那个人的道德，即私德。中国人以服从事奉一个人为道德，诸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所谓教忠教孝是也。而西方人则讲对家庭怎样，对社会怎样，对国家怎样。大约只有对多数人有服从而没有对某个人的服从。东西方文化大相冲突缘于我们生活路径的不同。总之，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色彩，与我们截然两样的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的精神”。
（二）印度：反身向后
与西洋的人生态度和路向相反，“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走这条路的人，遇到问题时， 既不要求改变局面也不变更自己的意思，而是想根本取消这些问题。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所以对种种欲望持禁欲的态度，便是违背了生活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其物质文明无成就，社会生活也不进化。如果说西洋成就了科学，中国成就了道德，那么印度却单成就了宗教。而哲学、文学、科学都成为其附属物。
原来，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追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安遇知足，他们倾心努力于解脱这个谬误的生活。从邃古的时候，这种离俗出世的意思，就发生而普遍存在。虽其宗计流别多不可数，但从高悬的佛法到下愚的“外道”，莫不如此。而且要求解脱的方法各种各样。据印度典籍所载：自饿不食，投入寒渊，赴火炙灼，赤身裸露，学牛学狗，吃草吃粪，在路上等车来轧死，上山找老虎被食等等，种种方法都用到了。如是，虽离奇可笑，但足见他们用心之良苦，解脱之至诚。由于其路向和态度的不同，便走上情感勖勉和宗教一路了。但其在逻辑上又是一致的或自足的，遂也成就了一大特色的文化体系。
终极的关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或说是对人类本质的一种重要占有方式，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印度文化的畸形发展至此已濒于僵化而失却活力。
西方文化虽然以其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为人世所认同，但由于其整体结构出现了偏差，正待“顺转”。那么剩下只有中国儒家伦理这一路了。
（三）中国：调和持中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中国人遇到问题不是直面解决，顺着自己的要求去改变局面，而是在原有的境地上寻求自我满足。例如屋小而漏，照生活的本来路向是另修或另换一间房屋。但我们却是在原有的漏屋里，变换一下自己的意思也就满足了，同新屋一样其乐无穷。对问题下手的地方不在前面，眼睛并不往前看或向旁边看。并不想通过奋斗以改造局面，而是回想随遇而安。我们所持有的应付问题的方法，只能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因此，无论从物质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抑或社会生活方面，表面上看来中国都是不济的。大多透露出消极的方面，而难寻其积极的面目。于是人们要问：中国之人生态度及路向是与西方同路，因走得太慢没有取得西方那样的成就呢？还是与西方各走一路，别有业绩和积极的面目呢？梁漱溟显然肯定了后者。他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我可以断定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国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
中国人确实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即不要求物质享乐，也没有印度式的禁欲思想。不管境遇如何，人们都可以满足安受，不为外无所得而产生烦恼和困苦。其所得在于向内求索，以己适人。这样，就不可能以自然为对立面，解析打碎乃至征服自然，而是与其融洽游乐。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科学精神及其产物。同时，持这种态度，对于积重的权威把持者，只能是容忍礼让，哪里能奋斗争持并获得个性的伸展和解放呢？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德谟克拉西”。
但是，大凡文化及其伦理精神都只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模式的结果。由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运作系统，因而其文化便是一种农民式的意欲自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文化。这种文化或伦理体现了历史的需要，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也是别有成就，功不可灭。在这个意义上说，各种文化类型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西洋、印度、中国三大人生路向在价值上也是平等的，中国调和持中的基本精神更是无可非议。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横向地从世界文化史意义上看，特别自其人生态度而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的问题。梁漱溟认为，当人类面临“人与物”问题时，中国人过早地拿出了“人对人的态度”。他不待把这条生存和繁衍之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另上一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现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梁漱溟推断， 随着人类物质不满足时代问题的解决必将转入精神不安宁的时代。物质不足必求之于外，而精神不宁必求于已。
梁漱溟通过中、西、印三方比较推论：西洋人生之路已到尽头，虽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苦痛甚深，虽有人类普遍价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此时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造成物的异化和利益的争夺。因此西方的人生路向正在“顺转”。相反，不合时宜的中国人生态度和路向已机运到来。正像近代西方人类新发现希腊文明一样，通过拣择批评重新把中国人生态度拿出来。因此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在近期内不是向西转、而是重新认同于传统的基本精神，通过“损益”完成现代转换并构成世界文化的未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竞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7页。）。 这就是梁氏所谓“文化三期重现律”。
平心而论，梁漱溟看到了文化的整体性及东西人生路向的本质差别，并睿智地指出了西方人近代文明的症结，但他忽略了人类发展的共同性，其结论难以令人苟同。世界的未来不可能是中国的人生态度加上现代化工具和生产方式。未来的文化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他的理性的反思终为其非理性的心理积淀所遮盖，而所谓三期重现律则近于巫术了。
三、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
围绕对中国伦理文化进行反思这一主题，梁漱溟提出了不同文化赖以起步的“原点”问题。当人类面对人与物的问题，便采取向外用力的态度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它属于一切问题之先，人的心思首先是为它而用。如眼向外看，耳向外听，手向外取、心向外想……这些都是自然趋向。即所谓“从身体出发”。当面对人对人的问题，转而采用向内用力的态度。人对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心对心的问题，彼此互相感召之间，全靠至诚能动，即所谓“从理性出发”。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循序渐进，慢慢发展到心的；而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理性早启或文化早熟。因此，“中国，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注：《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通过中西比较， 梁漱溟似乎找到了一个较为稳妥的解释方式：既承认中国之“病”的现实，同时，又不使人妄自菲薄，至少在深层次上引起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沉思。但其中作为中国文化主脉的儒家伦理复兴的结论已悄悄地隐含在他推论的前提之中。
（一）早熟的误区
梁漱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问题之所以不能根本解决，且文化失调愈演愈烈，关键就在于其历史、文化或者说是千年贯之的人生与社会之道。因此，要想得到一个根本解决，必先省察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优劣得失。
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移，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且独存。它不仅内部具有完善的调节机制，而且具有强大的放射性功能。中国文化相形见拙，受西方文化影响而起变化以致根本动摇，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这自是祖宗的遗业，文化的成果，而后人食其福。但细想起来，食其福者亦未尝不受其累。中国之不易亡者在此，中国之不易兴或亦在此”（注：《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从生命现象发生和延续的角度讲，均离不开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和信息传递。并在吸收与排泄、利用与反抗的矛盾运行中，完成个体生存和种的繁衍。因此，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唯有人类能够以其理性和德性完成这种超越：自“有对”进入“无对”。显然，中国古圣人有悟于此，提前带领我们走上这一路。在高扬理性和充分伸张道德可能性的同时，由于现实的给养不足和发育不平衡，其灵光闪现之后，必定是一片灰暗。“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注：《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如今已是毛病百出，日趋萎缩，在世界风云之中瑟瑟发抖。
梁漱溟总结：中国文化或伦理精神虽只有早熟一病，但其病象有诸方面。其一，成熟中显露出幼稚。在伦理道德的脉脉情谊之后，隐藏着森严的等级和人与人的隶属关系。终使“个人永不被发展”。虽头脑思想开明，但对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的知识基础，终使许多幼稚低级的迷信流行世间。其二，从生机勃勃走向呆板老衰。中国文化本无锢蔽之宗教和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也是极松软灵活的。但是，日久便慢慢机械化，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所诅咒为“吃人的礼教”者正为此。其三，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慈孝仁义作为理性的要求，其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以此为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的客观标准和可操作性。忽略了利益原则，终归空谈心性。
总之，理性的早启与文化的早熟，终致“盘旋未进”的结局。梁漱溟在这里确实抓住了传统文化或伦理的精神的弊端，并预示了走回头路和原地踏步的不可能性，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待传统的矛盾心态。
（二）危险的老路
既然中国文化另辟他途有极强的个性，那么不言而喻，中国问题之解决，中国社会未来前途，也当自有其特殊性。因而不能也不可能一味效法或模仿西方近代已走过的道路。况且按照梁漱溟的预言，西方社会已在第一路向上岌岌可危、正待“顺转”。梁漱溟指出，西方之路主要是依据其传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在阶级分化和人性恶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制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相反，只有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而无截然的阶级对立，因此中国不能走分化之途，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当务之急与其说强调法制精神，不如说再度唤起人们的理性或道德精神。
走西方式的道路不通，是否再回到自己的老路上以戡平内外交困的“文化失调”？正如梁漱溟一贯批评复古主义的情绪化和迂腐一样，通过对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正负面的深刻反省其结论依然是：此路不通。如果模仿西方危险，那么自我重复只能是停滞不前、坐以待毙。
中国历史自秦汉后，即陷入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革命是指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转换，以新结构代替旧结构，以新秩序代替旧秩序。历史上所见者，其固有结构虽遭一时破坏失效，但不久又重新修复而显其用。二千年来只是一断一续，断断续续而已，初无本质性变革。改朝换代前后不下十数次，但换来换去依旧那一套，所谓换汤不换药。“假如不是世界大变通，因西洋近代潮流输入而引起它的变革，无人可想象其循环之如何打破”（注：《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在这多种矛盾交织的困境中，梁漱溟终于悟出周公、孔子所设计的本来之路。但“数千年间，盖鲜能采用孔子意思者。所谓礼乐不兴，则孔子的人生固已无从安措，而况并出来提倡孔子人生者亦不数见乎！”（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孔子之路加上科学与民主的双翅， 于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民族复兴的良方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梁漱溟先生的结论。
然而，顺着梁漱溟的思路至少有三个不可理清的矛盾：其一，以伦理情谊否认阶级的对立至少是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的。因此，他对中国社会特性把握的理论前提是可疑的。其二，既然周孔是儒家伦理的源头，那么对其造成的社会弊病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如何保证“孔子的真义”不再有如此的结果？其三，梁漱溟的新模式与“中体西用”的旧框架在本质上有多大区别？所有这些都说明，梁漱溟所找的也许又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危险的老路。
（三）复兴的期盼
对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特别是伦理文化进行了充分比较研究之后，梁漱溟对世界未来文化作了大胆预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页。）。 西方人一味向外追求，结果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什么宗教的复燃，艺术的提倡，“爱”的普遍观，灵肉一致的理想等，梁漱溟认为都不足以挽救其痛苦的结局。唯有生命派哲学和伦理主张具有把破碎的宇宙融成一整体的气魄。从它的方法看也真可以解脱逼狭严酷、恢复情趣活气，把适才化为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而这一切与孔家的主旨何等相似？所以“我就一言断定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8页。）。可是中国人自己至今舍近求远， 以致说了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了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使本来就已停滞的局面又平添了诸多混乱。那么唯一的可能，只有在传统中寻觅与现代化焊接的交点。
同时这种理路的根据还在于时代问题的转变。梁漱溟认为，人类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种种物质需要之后“将从人对物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问题之时代”（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4页。）。而这正是中国人本来的路向。 但是积病的文化和道德危机又怎能导出现代生活和富强的国家呢？显然，梁漱溟需要走出历史和逻辑的悖论。但是梁漱溟的答案并没有像他的问题那样具有吸引力。他将历史打成两截，分成秦汉前后，将儒学的血脉割断，分成真儒、陋儒。这就是所谓具有世界性普遍价值和济中国现实之穷的孔子的生活态度和伦理精神的重新发现，随感而应的态度，和乐恬静的心理，“这般活泼和乐的生活便是‘仁的生活’，便是孔子的生活”（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8页。）。 总之就是孔子阳刚乾动的精神。梁漱溟设想，这种人生态度的重新设立，既可弥补国人夙来缺短、解救国家危机又可抑制西方逐物于外的颓流。本来的真正的孔家生活的恢复，不但有利于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最终结束中国“真正”的伦理文化精神与其实际历史表现之间的分离。
正如周孔圣人启导先民一样，此时“文化失调”的中国依然呼唤着儒者的复出。梁漱溟抛弃了旧日那个涅盘寂静的菩萨形象，现在又作为儒家的圣贤出现了，并肩负着传播永恒之“道”的责任。“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要想得精神的恢复，……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我不应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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