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表现与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走势论文,起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070-09
一、2008年：新的历史起点
2008年，这是一个具有非常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1978年以来，中国坚持对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全面开放，在体制效率不断释放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的前提下，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令世人瞩目。2007年，中国GDP总量达到246619亿元（按2007年加权汇率为7.6071折合美元为32419亿美元），由于2007年人民币对欧元累计贬值3.64%，中国经济总量暂时还不会超过德国。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与人民币按1比3计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07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246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中国经济在1978-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近10%，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很少出现过的奇迹。尤其是进入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特点更加突出，伴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和产业集聚效应的显现，全要素生产率(TFP)和技术进步大幅度提升，生产可能性前沿大幅扩张，在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投资活动进一步活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的新情况下，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步快速增长的进程中，获得了连续五年(2002-2006)“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是在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现这样的高增长，这必然会要求经济制度改革采取存量改进、增量推进的方式，至今仍有许多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在商品市场体系得到全面推进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推进缓慢。这样的改革方式势必绕过了传统体制中难以改革的硬核，某些领域的低效率状态依旧。更有甚者，20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朝重化工业方向演进，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中的竞争因素有所下降，垄断因素上升，尤其是国有部门的垄断程度提高而引起的资源错配所导致的效应，阻碍了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迟缓和滞后，使得中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更多结构性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矛盾，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经济与社会、自然难以协调发展的矛盾，内外经济摩擦加大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逐步相背离的矛盾，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矛盾等等。同时,2008年世界经济随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正面临着自1973年以来最大的下降波动，中国经济在2008年也受到太多的外部冲击：美国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之下的出口下降；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的上升；新劳动法实施之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雪灾和地震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等等。这些外部冲击使得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突然遇到继续增长的巨大阻力。
回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但是，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旧面临一些十分尖锐的矛盾，同时也面临世界波动和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经过三十年，中国经济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即如何分析蕴含的发展契机和整体风险？如何判断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方向？简单一句话，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如果选择的发展战略正确、道路正确和决策正确，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再继续增长三十年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将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2008年中国经济：问题何在？
中国经济在取得三十年高速增长和巨大成就的同时，近年来，在外部经济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进一步分离，资产价格自我发展机制已经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所面临的非均衡现象也越来越集中和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三次产业结构与增长速度的非均衡。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揭示：如果一国具有二元结构性质，那么该国经济是不发达经济，在二元向一元的转变过程中必须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现象依然十分明显，并且在新的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演变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同部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关系，两者的负相关系数为0.5174①，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各产业间的非平衡增长为前提的。首先，1980-2007年间中国的农业比重年均只下降了6%不到（图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3.4%。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受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受到阻碍，土地要素也难以得到优化配置，中国的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年增长率不会超过4%。没有一个高效的农业，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其次，第二产业增长呈稳定上升状态，近十年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稳定在50%，对经济增长贡献为57.1%。“世界工厂”趋势明显，但却承受着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巨大压力。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5，5%，但却消耗了全世界15%的能源、30%的钢材、54%的水资源。②最后，第三产业增长乏力，1980年到2007年近三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9.5%，直到2004年以后才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势头。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劳动力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劳动力先从农业流向制造业、再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相应地，三次产业比重也逐步向第三产业集中。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不快，势必压缩了就业的增加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完成、现代化的实现，重要标志就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逐渐推进。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70%-80%，就业比重占50%-75%。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修正后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80年的966.4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650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4年间增长了12.1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0%，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仍徘徊在40%左右。2007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是39.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的比重，与亚洲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产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人民收入增长水平与GDP增长速度的非均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GDP基本维持了年均10%的高位增长速度，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长期落后于GDP的增长，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00-2006年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速为11.2%，工资平均增速为11.6%，但同期财政的平均增速达到了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速达到25.5%。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目前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而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明显偏高，特别是政府收入所占比重过高。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在1998-2007年的十年间，中国税收收入的弹性系数均在1.5以上，即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2007年更高达1.8倍。税收收入的长期超常增长，再加上非税收入的增长，必然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提高，自1998年以来，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在2002-2007年最近五年中，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升了4.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这同发达国家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长期稳定在2／3的情况差异较大。从国际比较看，以发达国家美国为例，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较为稳定，其中，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平均为73.5%（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65%），政府和企业收入占GDP的份额均为13%。据统计，2001-2006年间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1.5%下降到40.6%，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同时，营业盈余及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产额占比的上升幅度分别为10.3个和0.5个百分点（图2）。
图2 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
除了总体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和分布结构的变化也是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居民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3上升到目前的0.46左右，其中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5和0.40（图3）。从有关专家研究的结果看，1998年之后中国的收入流动性下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③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86倍左右。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中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中竞争因素在下降。2007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35.7%上升到76.9%，上升了41.2%。同期，农民收入的比重则由64.3%下降到23.1%。占全国41.8%的城镇人口占有着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9.2%，而占全国58.2%的农村人口仅占有30.8%，收入分配明显向城镇居民倾斜。④
3.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非均衡。公共部门的改革，或者滞后，或者偏离方向，使得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的发展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在工业领域，随着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近年来快速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自2001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后，直到2007年前11月的增幅达36，7%，近十年的增速基本维持在30%-40%之间高位。
图3 1997-2006年中国三种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公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但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居住支出占居民消费比重却大幅度上升，2000--2007年期间平均达到了32%，且呈逐年提高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居民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2.96%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1.2%，极大地挤压了消费支出增长的空间。这些基本服务性支出都是具有一定的公共福利特征，原来主要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承担，公共服务部门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的投入，构建公益性医疗、教育体系以及进行房屋改革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投入不足、效率不高的问题。公共产品（教育和医疗）供应的公平性及效率性问题引起全民关注和讨论，一些国有企业的低效和垄断收费的不合理性被频繁曝光于媒体。垄断行业利润过高导致行业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从615元增加到18364元，增长了28.86倍。同期，行业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从458元扩大到32249元，扩大了69.41倍。在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垄断行业始终位于收入水平前列，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行业。按20多个大行业来分，2005--2007年全国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超过6倍。
4.外贸结构与外汇储备的非均衡导致金融非均衡。目前，中国在内外经济关系上处于一种严重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并不仅仅是许多人认为的简单的“国内非均衡决定国外非均衡，内部投资储蓄差决定了外部的贸易资本双顺差”。内部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跟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带来宏观流动性过剩，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然承认主要是世界的大格局（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金融深化、产业转型等）决定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而不是由中国经济来决定世界全球化的进程。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外贸进出口30%左右的增长，取得的成就是必须肯定的。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1998-2006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1.2%下降到10.98%，加上居民收入分配分布结构的进一步恶化（基尼系数的逐年上升），使得全体社会的边际储蓄倾向很高，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增大。每年净出口增长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从1991-2006年平均每年按照37.5%的速度增长，2007年累积外汇储备突破1.5万亿美元。其结果，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外资涌入；二是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足以对中国资产结构带来根本性的冲击，2002-2007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近12000亿美元，占流通中现金的51%，是M2的18.5%，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1991-2007年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几乎达到22%，是GDP年增长率的2倍。流动性过剩推动国内物价上涨、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波动异常。实体经济的非均衡引发金融领域的非均衡，金融资产的相互抵押和相互转化，加速了金融资源的流动和货币乘数的巨大变化。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使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遽然上升。如不加以避免，30年的经济成就有可能被毁于一旦。
5.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中增量改革部分和目前民营经济占主要比重的部门，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已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近十年来，民营经济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分别保持了20%和40%左右的增长速度，每年吸纳1000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扣除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民营的税收贡献率在70%以上。但受意识形态和利益分配的影响，民营企业在金融资源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有着许多限制性的规定。比如，在间接融资方面，民营经济解决了75%的就业问题，但是银行贷款的资金不到15%，85%的金融资源配给国有经济了。直接融资方面，只有400多家（万分之一）的民营企业靠收购上市这种间接方式进行融资活动。另外，民企的投资只能局限在一些过度竞争缺乏技术创新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诸如石化、电信、电力、证券、保险等产业部门，基本上由国有企业垄断，使得这些公共服务部门仍旧相对封闭和低效率。在此背景下，政府如何进行治理制度创新，真正做到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法律平等”、“经济平等”，如何进行金融、土地资源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有效配给，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是：随着“大政府小社会”的特征在中国有不断被强化的趋势，我们必须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的角度来考虑合理的政府规模和社会的发育问题，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应该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还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从全球范围来讲，政府规模的变化轨迹有一定的特征和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等都会决定政府规模的扩张程度。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管理、投资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必然会带来政府规模的快速扩张，但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政府财政收入过高（接近GDP的1/3）、支出结构不合理（庞大的行政管理支出和相对偏低的社会性支出）以及政府管制程度加大等诸多需要政府自身的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
6.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各地区间均匀分布。受政府的地区发展政策和特定区域结构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呈加速态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构成区域发展矛盾。目前通过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中西部经济发展开始加速，这是一个良好的势头。在2002-2007年这五年中的高增长——高投资过程中，投资的区域结构有了优化的趋势，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改变了中国东部偏向型的经济增长，中部占GDP的比重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同时，投资比重也出现了中西部地区比重上升的现象，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72314亿元，比上年增长19.9%；中部地区34283亿元，增长33.3%；西部地区28194亿元，增长28.2%。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以及闽东南经济圈正在成为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逐步呈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几个经济圈多极参与拉动的特点。但是，东部地区毕竟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最好、效率最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并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国民经济以年均10%-11%的速度增长，超过全国平均2个以上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以上。多数产业已具有现代产业特征，新兴产业的壮大和产业链条的完善，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的基础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具有相对优势，如何进一步加快该地区的经济腾飞，扩大经济总量，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对全国作出更多的贡献，从“又快又好阶段”逐步过渡到“好中求优”也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和什么手段来缩小地区差异，一方面保持东部地区的继续快速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又能够使中西部达到跨越式发展，在长期的动态中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新阶段中，积极探索建立与这些差异性相适应的差异化发展模式。
7.2008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急剧波动的风险和经济增长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首先，2008年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增速继续减缓，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比上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5-2007年，两者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在40%和20%左右，但是2008年受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影响双双疲软。其次，通货膨胀走高。2007年伊始，CPI率先开始上升，其后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逐步跟进。2008上半年，CPI涨幅有所回落，但是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扩大。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持续攀升提醒大家，未来消费品价格仍存在较大的反弹压力。
这一次的世界经济波动，问题主要出在美国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内部的矛盾。当前，外部冲击形成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国内居民的长期高消费和低储蓄倾向导致他们向全世界举债过度，在货币政策上采取长期宽松去向；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内需不足，居民储蓄过度，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使得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难以转变，当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由于要素价格的僵化使得经济的自然反应和调整受阻，结构问题越加严重。因此，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外部冲击的主要策源地是美国，其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外部冲击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因素同样不可忽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中国的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改革却没有跟上。这两个因素相互交织，不但对中国经济本身，而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有美国和中国把问题解决了，世界经济才能迎来新的繁荣。
非均衡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主要原因在于改革不到位所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对传统的结构带来剧烈的冲击，内外经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冲击在传统视野中是过热根源，但却蕴涵着结构调整的契机，是解决中国结构性问题的基础，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城乡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必须要面对的基础。经济均衡增长有赖于改革深入推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认真探索上述问题，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三、中国经济未来之路：融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一体
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改革和开放。进入新阶段，市场化改革方式和途径的实质性突破，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无论是资源环境问题，还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都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讲，最初发轫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再造，以及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价格体系的确立。农业改革的初步成功，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发展的农业基础问题，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提供了可能。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吸收和发展非国有企业为推动力全面展开，市场发育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逐步推进，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使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展现，从而为中国七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全球化进程就其实质来讲，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七亿多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但以劳动力不出国门为前提，其结果是全球的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等要素向中国东部沿海流动，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从而达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这个要素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世界财富得以快速增加。中国正是在为世界财富集聚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进入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加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随着投资和资本深化加速，工业化正朝着重化工业阶段挺进。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趋势的凸现，国际产业的转移，出口的增加，国内因汽车、住房和通讯等消费需求推动，进一步拉动了中间产品的需求。同时，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对住房需求的兴起，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互动，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档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对GDP高速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和增长同样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全球化大潮中进一步提升工业化的水平，在扩大制造业份额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中国的就业，推进城市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最大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最近国外有学者运用中国1998-2005年的制造企业数据来研究了制造行业中存在着资源非效率配置情况，比较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与资本边际报酬，当中国的劳动和资本能够达到像美国一样的边际配置效率的话，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还可以再提高25%-40%。
需要提醒的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不与高增长存在必然冲突，未来的结构性调整必须以高增长为基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不仅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激化各种利益矛盾，使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和恶化。我们要十分注重改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长期落后的情况，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必须借助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到21世纪中叶，为了支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就第一产业来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的小农生产尽管可以解决中国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它们不是高效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组织形式。农业的现代化其基本前提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转移，土地资源的进一步集约利用，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因此，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首先是中国东部地区的三大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进一步转移劳动力，吸纳人口，如果这三个地区能够吸纳中国的一半人口，即6，5亿人口，余下的6.5亿人口中再有一半通过进一步的城市化集聚在中西部的大、中、小城市，中国的农业人口将大幅度下降，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减少，现代农业和高效农业的时代就可能到来。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人口的集聚也是服务业兴起和发展的前提。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时间维度上的奇迹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空间上的奇迹就是产业和人口在大都市的集聚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经济总量及其强大的城市竞争力，世界上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无一不是如此。在过去三十年中，城市化过程一直慢于工业化过程，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断，全国流动人口为1.47亿。其间我们至少转移了1.5亿的农村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大多只是从农业转移到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城市的基本建设和城市消费服务业等方面，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而完成农民的身份转变，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所在。目前，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滞后。如果我们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革户籍制度，代之以就业和稳定居住地为基础的居住证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让农民自由地支配土地的使用权，实现稀缺土地资源高效率配置。如果农业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到家庭或个人，并让它们充分流转，或一次性处置换取社会保障基金，或入股享受土地的收益权；如果城乡的教育差距能够缩小，政府公共服务品的覆盖率能够提高，那么，高效和现代的农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农民就可以转移到城市，土地资源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民进城总体上看是节约土地资源的，全国18亿亩的耕地从动态来看是可以保持的。因此，我们在大规模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时代，可以更有效地调控城市土地供应。从可操作的角度看，可以采取将一个城市土地指标与该城市的新增就业和新增移民相挂钩的方式进行审批。否则过紧的城市土地控制，与金融流动性过剩联系在一起，有可能会加快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增加农民进城的成本，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未来经济发展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都能够加快，服务业以快于工业的速度增长，我们以2007年最新的GDP总量和构成为基础进行推算，2007年GDP为24.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一产业2.89万亿元，第二产业12.14万亿元，第三产业9.63万亿元，比重分别为11.7%、49.2%、39.1%。到2020年的13年时间里，根据目前年均增长10%的情况，GDP总量可达80万亿元左右。第一产业年均增长5%，翻一番，在GDP总量中降6个百分点，达到5万亿元左右。第二产业翻两番，达到41万亿元。第三产业如果能够略微加速发展，也达到翻两番，为33万亿元，比重为41%。如果第二产业速度降低，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比重达到45%甚至更高，三产的产值就可以达到36万亿元之上。这样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就有望突破8000美元，为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20年之后，由于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速度也放慢，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继续加快，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占GDP的70%，经济增长的空间主要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推算，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土地、能源和环境的制约，速度降为年均8%的增长，这样的经济水平要推迟到2025年才能实现。
四、金融、政府与公共服务领域：坚持改革与开放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实体经济的非均衡，中国每年的GDP中储蓄部分有扩大的趋势，从宏观经济的总供求角度看，是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国家，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却是一个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国家，中国的连年贸易顺差只好与美国的连年贸易逆差相对应。这个现象说明，中国高速增长的GDP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美国这样的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来埋单。其结果，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而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金融领域的非均衡现象也日益明显：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的非均衡，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控制，连年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和流动性过剩，金融部门的低效导致本国优质资产供应的短缺，最后流动性过剩或者使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或者使资本市场的价格过度波动，并对物价构成通货膨胀压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美元贬值预期之下，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进一步对中国的资产、地产和物价造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有可能被某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所摧毁。蒙代尔开放经济模型中关于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控制和有效的国内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的结论，即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形原理在中国当前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内外非均衡有其实体经济的原因，但是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必须进一步加快，充当起均衡经济的功能。否则，第一，国内的通货膨胀趋势将进一步加剧，通过真实汇率上升的办法来均衡内外经济；第二，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将会十分困难；第三，国内货币政策往往是被动的和难以奏效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和国内加速通货膨胀虽然都可以起到真实汇率升值的目的，从而均衡内外经济，但是，不同的经济主体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后果也是不同的。
其次，在中国经济面临对外金融风险上升的情况下，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中国的资产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后需要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同时提高跨期资源配置的效率，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中国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为中国资产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提供了供给空间。但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初衷，政府或者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而筹资，或者为了解决金融问题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强调筹资功能，没有将资本有效配置的功能提到重要的高度，也没有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提到重要的高度，资本市场的治理结构还存在较大的问题，难以充当起产业调整的重任。从1978年开始，中国平均GDP增长率接近10%以及40%的积累率决定了中国财富的快速积累。企业固定资产存量每年按照5%增长，居民金融财富近5年以17.4%的速度增长。包括股票、各种债券、基金的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攀升膨胀，2007年底股票市值达到32.71万亿，各种债券规模达8.27万亿，基金总规模已超过3万亿。这些物质财富和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直接导致了近5年来中国财富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千方百计进入中国市场，其实质是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目前，中国如果能够利用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的机会，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如金融微观组织的重造、金融领域的开放和竞争机制的引进、金融产品创新，利用美国金融危机的机会，参与或运作国际资本，掌控全世界的优质生产资源和要素，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实体经济的回报稳住国际资本。可以这样讲，全世界的金融资产流向中国，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同时又是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机遇，如果我们的金融体系更加健康，这样的机遇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如同我们已经享受了前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一般，未来三十年的发展经济需要“金融红利”的支撑作用。
由于中国经济的体制特征和转轨特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始终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主体，其作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同样至关重要。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社会服务型”政府。以2007年为例，全年用于与民生有关的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科技等方面的支出，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多一点。根据目前的财力，政府首先在教育上要有进一步的作为，如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实行城乡基础教育的标准化，即校舍的标准化、教学内容的标准化和师资的标准化。人口的流动、工业化、城市化、产业结构的转变、节能减排、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有这一切，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问题。中国总体的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1999年以来的工业化作用下一直处于下滑趋势，单位GDP增长所吸纳的就业数量降低了60%多，到2007年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仅为0.053。如果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具备一定的素质，以加工工业为基础的工业结构和制造业一枝独秀的状态难以改变，为了解决低档次劳动力的就业，中国就业的压力要求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在维持目前的城镇失业率不超过4.5%的前提下，要解决每年约0.97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不低于9.5%，一定的能耗与环境污染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劳动收入的提高，从短期看，可以通过劳动立法等方式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基础是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一个国家中产阶层得以壮大的基本前提之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没有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对高的企业利润作为缓冲，工资形成机制的规范化将直接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劳资之间的激励冲突。
政府的另一项基本职能是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使得家庭通过将未消费的收入投资于资本市场，获取来自实体经济的稳定的资本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些工作的推进可以大大加快中国的人口转移和城市化的进程，并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好准备。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要调整好消费、投资与出口在GDP形成中的比重。2004-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分别下降了2个和1.2个百分点，但净出口却上升了5.5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的大幅度上升是全球化与全球国际分工调整所导致的中国比较优势的产物。消费调整的渐进性，也决定了必须在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相对价格的调整，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消费推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另外，中国投资的宏观效率在近十年来快速提升，1999-2007年用来衡量每增加GDP所需要的新增长资本投入量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比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1999年的6.82下降到2007年3.73（图4）。在微观效率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从2000年开始一直维持在30%-40%之间高位。政府宏观调控应当从投资规模、速度等范畴转移到结构与质量相统一、结构与速度相协调之上来，削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着力于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投资。
图4 中国投资的宏观效率—增量资本产出比
资料来源：《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7-2008》，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07年12月。
最后一块就是部分第三产业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前面已经提到，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竞争性行业，包括一般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改革已经到位，效率已经很高，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涉及国有或国家控制的行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广播电视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的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低下。与此同时，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领域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部门，但是由于这些部门改革的滞后，它们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它们的需要。因此，上述这些部门的改革与开放是中国能否再继续高速增长三十年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开启了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新一轮的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进程，我们应当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性力量，把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方式高度有机地统一起来，让更多的人民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成果。
注释：
①请见《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7-2008》，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07年12月。
②请见《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8号。
③尹恒、李实、邓曲恒：《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6(10)。
④收入的概念不具有可比性——城市居民统计的是可支配收入，而农村居民统计的是纯收入；同时，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如医疗、教育等非货币收入都是不计算在收入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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