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背后潜伏着勃兴——哲学现状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寂论文,现状论文,哲学论文,潜伏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有自己的哲学高峰，那就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所形成的理论高峰超越了已往任何一座哲学高峰（比如超越了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哲学理论能像唯物史观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与人类命运。尽管20世纪的科技成就已远远高于19世纪，尽管20世纪的整个社会实践已无可比拟地超越了19世纪。但是，与19世纪的哲学高峰（唯物史观）相比，20世纪却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高峰，综观东、西方哲学，均未形成与新时代相匹配的、能映现时代精华、能满足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论渴望、能超越上世纪哲学高峰的新的哲学高峰。
一个时代的哲学高峰，需具备三个条件：1.整合那个时代的科技精华；2.映现那个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速；3.满足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论渴望，因而能在塑造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当然这三个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人论、知识论、本体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等等，它们哪一个也没有超越上世纪的哲学高峰而成为新的哲学高峰。而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则代圣立言者甚多，继圣立言者甚少。这种状况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萌生新的转机。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擎天支柱”的唯物史观（邢贲思语，参见《光明日报》1990年2月26日），却因未能获得与时代进步相匹配的突破性进展而显得沉寂。
落后于时代，不能映现时代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论渴望，不能进一步为人类命运指明前景，就不能扣响人们的心弦，就会遭人冷淡。这是哲学沉寂的自身原因、根本原因。但我认为，只看到哲学的沉寂，那是远远不够的，要看透哲学的现状，还必须看到沉寂背后潜伏着哲学勃兴的重大征兆！
一、电脑革命必将映现到哲学上，促成哲学的勃兴
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制造使原始自然界一分为三；人工具自然。
人（主体）通过工具（介体）改造自然（客体），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取决于他所运用的工具的威力，工具是科学技术的物质形态，时代的发展是以工具的发展为标志的，如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器时代、电脑时代等。马克思的伟大哲学发现（唯物史观）正是蒸汽革命的产物，正是蒸汽革命在哲学上的映现，正是蒸汽时代的精华。
但是，蒸汽机毕竟只能解放人的体力，而电脑（1946年发明）却能解放人的智能（脑力）。电脑所引起的革命要比蒸汽革命大得多，也深刻得多。所谓大得多是指：电脑发明虽才50年，它却已普及到许多家庭，它的用户几乎可遍及全球各个角落。所谓深刻得多是指：1.体力是人和动物都有的，智能是唯人才有而其它动物都没有的，解放智能比起解放体力，属于更深层次的解放。2.由于电脑对人类智能的解放，人类智能获得迅速发展，这发展了的智能又研制出新一代性能更好的电脑，新一代电脑又带来人类智能更大的解放和发展，于是又研制出更新一代的电脑……电脑发明以来，人类已研制出五代电脑（正在研制第六代），每一代电脑的性能都比它的前代呈“指数型”优化，即对人类智能解放的力度呈“指数型”增强，于是，工业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无人工厂”、太空工厂、信息高速公路……这些蒸汽时代梦想不到的奇迹都出现了。发明电脑后的50年，是人类智能与电脑智能（人工智能）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循环往复、轮番增强的50年，这种轮番增强的伟力，几乎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部门，智能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伟大作用越来越突现出来，哲学再也不能忽视智能了。于是社会发展的“智能动力观”（黄明理：《现代科学的大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智能历史观”（徐才：《“智能动力观”与“智能历史观”》，见《理论探讨》1996年第6期）、“智能唯物论”（郭凤海：《智能唯物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提出了，“智能哲学”萌生了……
哲学思考着时代，哲学映现着时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呼唤着哲学，时代推动着哲学，从总的趋势看，时代发展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脑时代），哲学就不能不发展，与电脑时代相匹配的哲学必然出现！
总之，电脑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革命必然会映现到哲学上，必然带来哲学的飞跃！这是哲学勃兴的第一大征兆。
二、实践格局的根本转变，必将引发哲学的勃兴
人类实践有一定的结构（或秩序），我们叫它实践格局。为全面把握实践格局，我们把它写成：“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生产”或“生产技术科学”。这个表达式告诉我们：实践格局中有“生产→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生产”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究竟是哪种倾向占主导，要看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唯物史观创立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看待生产和科技的关系的，他们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代，是实践格局表现为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但是，唯物史观发现后不久，实践格局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如电磁波的发现并非直接来自生产经验，而是直接来自科学研究：1864年，麦克斯韦根据电磁波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6年（马克思逝世后三年）赫兹发现了麦克斯韦预言的电磁波。1895—1901年，波波夫和马可尼分别成功地进行了电磁波的发送和接收（无线电技术）实验，而后，这种技术又推动了无线电元、器件的生产。然而，若没有电磁波的发现（科学），哪会有电磁波的发送和接收（技术）？若没有无线电技术又哪会有无线电元、器件的生产？这是一个科学推动技术、技术推动生产（即“科学→技术→生产”）的实例。20世纪以来，有很多这样的实例。电脑发明以来，所有的高新技术产业都不是来自体力劳动者的经验，而是来自大学、科学院，即来自科学理论的应用和产业开发：根据科学理论创造出新的技术，再进一步形成新的产业，即都是“科学→技术→生产”的实例。实践说明，现代生产力，就是将现代高科技物化为现实产品的能力。
实践格局从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发展到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在实践格局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生产处在技术、科学之前，生产力（生产的实际能力）表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终力量。这种“生产力动力观”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也正是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实践格局所结晶出的最伟大的哲学成就，是那个时代的精华。
然而在实践格局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的时代，生产与技术、科学相比，已不在最前而退居最后了，科学却从最后而跃升到最前列。这种实践格局表明，科学技术与生产相比，已处在优先地位，处在第一的前导地位，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靠科学才有希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总书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论断，都是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的实践格局所映现出的科学论断。江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江泽民：《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表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归根到底（最终）意义上的决定性力量。为叙述方便我们称之为“科学技术动力观”。
从哲学视角看，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动力观”），既然科学技术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动力观”），那么，科学技术就是比生产力更深层次的动力，就是动力的动力！那么，“科学技术动力观”就是比“生产力动力观”更深层次的动力观。这就是说，唯物史观（生产力动力观）的经典理论框架事实上已经被突破了！
这一突破植根于上述实践格局的根本转变，这一突破催化着、支持着唯物史观的新飞跃，这一突破为哲学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是哲学勃兴的第二大征兆。
三、百余年来的多种危机，呼唤着哲学的勃兴
人非禽兽，不会安于仅仅填饱肚子；人是万物之灵，理论思维是人成为“自觉的人”的精神需要。人离开动物越远，人的文明程度越高，越是需要思考，越是需要心安神宁的归宿——精神家园。一个物质上无家可归而精神上健康充实的人，可以在荒山野岭中拼搏求生；而一个物质家园丰裕而精神上无家可归者，反倒可能厌世自杀。
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局势的复杂多变，人生时光的苦短易逝，强化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但是，精神（家园）危机（或称信仰危机）的阴云，却一直笼罩着20世纪，对这种危机的感受，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必须否定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重估一切价值”！西方人在精神上需要“上帝保佑”。然而“上帝死了”。而“重估一切价值”，则导致传统道德伦理及人生信念的动摇。“尼采敏于感受现代文明的弊病，却不能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进入20世纪，尼采所预示的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越出了哲学界，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扩展开来：
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如奥地利的玻尔兹曼、荷兰的埃伦菲斯特等人，因陷入“精神危机”而自杀，并不是物理学界的孤立事件。实际上，本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自杀率，都与西方社会陷入深层的精神危机有关。当然，20世纪的精神（信仰）危机不只发生在西方，东方也有。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巨变，亦与此相关。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问题。
从全局看，20世纪人类的精神危机，是现代社会多种危机，如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等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折射和反映。这种精神危机迫切需要现代哲学做出新的解释，从而也预示着哲学在现时代将有一个突破性的进程。哲学来自社会实践，它的立足点是时代的发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语），发展着的哲学必将为克服上述精神危机指明方向，总之，百余年来人类社会的多种危机，特别是精神危机，呼唤着哲学的勃兴。
这是哲学勃兴的第三大征兆。
上述三大征兆都是哲学勃兴的深层动力机制，它们将汇聚和显化，并转化成现实的动力，推动哲学从沉寂走向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