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与《吕氏春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吕不韦论文,吕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1-0086-05
一
历史上的吕不韦以一贩贱鬻贵之大贾，因为谙熟宫廷游戏规则而投机成功，位至相国。那么，此人究竟有无学识？他与以他的名义编写的这部书究竟是什么关系？概言之，吕不韦是否曾亲自参与编写《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否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和主张？这些曾是谈《吕氏春秋》者最喜讨论的话题，不同时代的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差别很大。其间所反映出的古今学界在知人论世方面的心理变化，以及对著述立言之事的态度变化，也颇耐人寻味。
《吕氏春秋》中有《序意》一篇，叙著书之意，篇首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1](P654)吕不韦封秦文信侯，故此处之“文信侯”自是指吕不韦无疑。如按《序意》所说，“十二纪”（指《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构成，举部分以代全体，乃古人行文习惯。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因与本题无关，此处不赘）就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指导下编撰而成的。不过《序意》既为《吕氏春秋》之一篇，当然有可能假托吕不韦的口气说话，单凭《序意》此语，并不能说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编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两汉至唐代学人的眼里，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成为问题。司马迁在吕不韦本传中，称此书是“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2](P2510)，而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太史公自序》中，又称其书为吕不韦所作①。《汉书·艺文志》“杂家”目中，班固于《吕氏春秋》下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3]。《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列《吕氏春秋》，而记曰：“秦相吕不韦撰”[4]。这一时期的学人在其著作中提到《吕氏春秋》时，往往或称书名，或称“吕不韦曰”，并有称“吕子曰”者②。不过，其时学者们不刻意区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恐怕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做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不大，并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分别③。
大约到宋代以后，这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并被学人热烈讨论。宋元明清的学者，在谈到《吕氏春秋》时，大多先要就此发表一点看法。其意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相信《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事编成，因而此书无甚可取，这应该是其时学界的主流意见④；第二类，主张《吕氏春秋》乃是吕不韦门下宾客编成，与吕不韦无关，持此论者一般对《吕氏春秋》评价较高⑤；第三类，认为《吕氏春秋》一书不错，吕不韦应该在此书编撰中起过作用且他的一些看法在书中得到了反映，持此论者甚少且其论点多遭批驳⑥。第一类观点后来受到激烈批评，在二十世纪初的学界，那些对《吕氏春秋》评价偏低的学者在研究或谈论此书时，总是谨慎地注意与吕不韦区别开来，以免招到因人废书的指责。第三类观点在二十世纪流行开来，在最近几十年已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
二十世纪以来的学界，在此问题上有一种愈演愈烈的倾向，就是从承认吕不韦亲自参与编撰《吕氏春秋》开始，进而将《吕氏春秋》的思想视为吕不韦的思想，又进而将吕不韦奉为一代大思想家⑦。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种看法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从学术研究首重求真的角度来说，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仍需谨慎从事。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肯定也在书中得到了体现，但《吕氏春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吕不韦个人的主张，以及《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是否曾指导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恐怕都需要经过认真考察之后才能下结论。
二
吕不韦，生年不详，死于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⑧，本为战国后期一富商，往来贩贱卖贵于赵、韩名都⑨。在邯郸街头，吕不韦偶遇秦质子子楚。其时秦赵交恶，子楚客居敌国首府，“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2]（《吕不韦列传》，P2506），颇为狼狈。吕不韦认为此乃“奇货可居”，遂以其财资助子楚，并亲自携巨资赴秦为其游说，终使子楚立为太子⑩。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2]（《吕不韦列传》，P2509）。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相国至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这十三年间吕不韦一直是列国中最为强大的秦国的相国。《史记·吕不韦列传》详细记述了吕不韦的发家传奇，和后来因嫪毐事件牵连被不光彩地罢相并最后自杀之经过，但对于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有何政绩，则无一语提及。这期间惟一被司马迁浓墨重彩加以记述的，就是吕不韦招集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事。司马迁在吕不韦传末感慨地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2](P2514)孔子论“闻”者，见诸《论语·颜渊》篇，其文为：“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5](P276)则孔子之所谓“闻”者，貌似有德，实多虚伪，能以虚言虚行邀名买誉，聚徒成党(11)。就《史记·吕不韦列传》对吕不韦生平事迹的记述及评价来看，司马迁是将吕不韦看作一个精于权谋、贪于名利、时望虽高，但行止有亏的小人。
《史记》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了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的军、政大事，可以补《吕不韦列传》记事之阙。据此三文，在庄襄王在位的三年间，秦连年大规模对外用兵，攻势凌厉：元年灭东周，伐韩、置三川郡；二年秦攻赵，定太原；三年秦攻魏拔二城，攻赵置太原郡。但庄襄王三年，“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兵败，东进受挫。是年庄襄王死。从是年直到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秦在对外扩张一事上无大作为，虽几乎连年用兵，但与东方五国处于胶着状态，迭有胜负，且国内频有灾、乱。庄襄王之时秦急速东进，应该也反映了身为相国的吕不韦的意愿。而秦王政初年秦之无所作为，其时身为“仲父”、辅佐幼君的相国吕不韦恐怕亦难辞治国不力之咎。秦王政在命令吕不韦徙蜀的诏书中责问：“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1]（《吕不韦列传》，P2513）秦王政纵是背本忘义的虎狼之人，他敢这样公开责难吕不韦，还是得有一定的根据。要之，吕不韦于秦之所谓“功”，所谓“亲”，主要是帮助子楚获得王位，及与秦王政生母的暧昧关系。但这只是私下里的隐秘勾当，难以公开宣扬。他治秦十余年能够公开宣扬之功烈，当然也有一些，但远不能与之前的异姓秦相，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人相提并论。而秦待他之优渥，则远远超过上述诸人。商鞅入秦二十年，积功无数，秦才“封之於、商十五邑”(12)。张仪在为秦出生入死多年之后，仅得五邑之封(13)。范雎受封较早，有一应县，亦不过万户左右(14)。而吕不韦初封即是富庶之都“河南洛阳十万户”。据郭沫若考证，汉初之河南洛阳郡为原秦三川郡的一部分，“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汉书·地理志》）”，仅及吕氏封户之一半而已[6](P371)。吕不韦受责后，默然饮鸩而死，虽可理解为从此对秦绝望，恐怕亦是无力置辨此种责难。因此，要说吕不韦反对秦传统的耕战政策，或者认为由吕不韦治秦，秦就一定不会二世而亡，可能都有点言过其实(15)。
另外，《战国策》中有九章谈到了吕不韦，涉及吕不韦为相前与子楚之交往、在秦国宫廷之活动、为相时之势焰、罢相传闻、罢相后的活动等(16)，所言大抵都是吕不韦如何发家、如何弄权之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一节谈到在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秦曾联合赵国攻打燕国，燕国“以河间十城封文信侯”，“文信侯受封，乃与燕交，而迫赵撤军。”[7](P113)《战国策·秦策五》有“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可证《战国纵横家书》所言不虚。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所作所为，颇近在吕不韦死后不久入秦的韩非对秦国国政的批评：“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8]（《定法》）。据《战国策》，吕不韦罢相后，似乎有到其他国家发展的打算。他去了赵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守相”，因秦“下甲攻赵”，不得已才离开赵国[9](P280-286)。
综合以上材料来看，吕不韦是一个权欲极盛、私心甚重的人，有智略、精权谋、善于邀名买誉、招揽人心，但很难说有确定不移之政见。司马迁称吕不韦为“闻”者，应算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吕不韦罢相之年，为秦王政亲政之第二年，其时秦王政23岁。前一年即秦王政九年，“王冠，带剑”[2]（《史记·秦始皇本纪》，P227），意味着可以亲政了。正是此时，“长信侯毐作乱而觉”[2]（《史记·秦始皇本纪》，P227）。秦王政以雷霆之势平息了嫪毐之乱，并因“事连相国吕不韦”而“欲诛相国”，只因吕不韦“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辨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但在第二年初，即免去吕不韦的相位[2]（《吕不韦列传》，P2512）。当年秦国又“大索，逐客”[2](P230)，应即是针对吕不韦广招宾客而起。至于因嫪毐事件而败露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生母之间的丑闻，大约不过是为秦王政逼迫吕不韦下台提供了契机，很难说秦王政真的将此事看得那么严重。秦王政十二年，吕不韦饮鸩自杀，其舍人窃葬。当年秋，在处理完那些窃葬吕不韦的舍人之后不久，就“复嫪毐舍人迁蜀者”[2]（《史记·秦始皇本纪》，P231）。吕不韦舍人中凡是秦国之人亦都被迁往蜀地(17)，但终秦之世，未见召回之令。这应该不是太史公一时疏忽所致。史乘可证吕不韦之子弟宗族在吕不韦去世入葬之后，还是被强制迁到蜀地，并从此居留于蜀(18)。这样的处置似可说明秦王政最为忌惮的，不是宫廷丑闻，也不是所谓要夺他王位的嫪毐及其党羽，而是把持秦国国政多年的吕不韦的势力、影响力。《史记》记吕不韦罢相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2]（《吕不韦列传》，P2513）；吕不韦自杀，其舍人敢于抗命窃葬，这都说明吕不韦声望素著，且能得人死力。对于刚刚成年、雄心勃勃的秦王政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现竟然有许多人更忠于吕不韦，而不是自己更恼火的事呢？秦王政要亲政，吕不韦必失政；秦王政要专制于一己之身，吕不韦必无交结诸侯宾客之可能，或者去死，或者孤独地终老荒野。这其实是作为“闻”者的吕不韦的必然命运。当然，吕不韦能让那么多的才智之士舍死相从，亦说明他在才识、行事、交接等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并非一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
三
战国后期，秦统一天下之势已经明朗。吕不韦任秦相国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亲自带兵将周王朝最后一个孑遗东周消灭(19)。其时周室积弱已久，东周君的实力不过相当于秦一小县，故此举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吕不韦大约欲藉此昭示秦继周而起的姿态，也许还有为自己定封的用意在里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相国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2](P223)。《吕氏春秋》一书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要为新“天子”创制立法，出谋献策之意图，应该就是吕不韦发起编撰此书的用心所在。因此吕不韦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在这方面，吕不韦可能提供了一个基本意见，至于具体如何去剪裁、融会诸子，并将其组织成文，汇编成书，当由门下积学之士分任其事。《吕氏春秋》最后被吕不韦“布咸阳市门”，并“悬干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吕不韦列传》，P2510），说明它得到了吕不韦的认可，吕不韦认同《吕氏春秋》的思想。因此，如果对“思想”一词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也可以说《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不过，如果“思想”指的是一定见解之成系统的表述，则只能说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些学者极力主张吕不韦为相国时就是按照《吕氏春秋》思想来施政的，并称之为“改革”[10](P77-94)。如果根据《吕氏春秋》，推测吕不韦或有改革秦政治传统之心，也许不误，但一定要说吕不韦必有改革秦政治传统之事，则嫌于穿凿。从上述各种史籍对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国政事之记载来看，找不出其时发生过什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而秦王政初年秦政事之紊乱拖沓，适足以证明吕不韦并非励精图治之大臣。郭沫若认为吕不韦的政见“对于秦国的政治是一种改革”，但他亦承认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施设没有留下什么”，并归因于“秦国内部也有莫大的阻力存在”[6](P402)。郭老真是善为吕不韦开脱。其实，以吕不韦好虚名重实利之为人，很难想象他会为了秦国的长远利益，而去坚韧不拔地推行那种势必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集团，遭遇重重反抗的改革措施。在吕不韦时代之秦国，《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多半只是一个纸上的蓝图，最多不过是吕不韦口头上用以邀名买誉之号召而已。
收稿日期：2006-08-10
注释：
①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则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②如《说文解字》引《吕氏春秋》时或称“吕不韦曰”、或称“吕子”曰；刘向《新序·杂事五》引《吕氏春秋·尊师》篇，称“吕子曰”。
③学界一般认为到春秋后期，即诸子时代之起，中国才出现了私家著述。而自春秋战国至汉，著作不题撰人之名。在中国古代，明确地以撰述为事业，极看重作者之真伪的想法，宋代以后才被普遍接受。余嘉锡《古书通例》中有专论“周秦古书，多不题撰人”之例。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二章第五节“古者著述体裁”，都讨论过中国早期著述活动中的这种现象。
④宋代的韩彦、清代的卢文弨等学者都曾批评过读书人中因人废书、轻视《吕氏春秋》的积习，由此可见其时读书界对此书的普遍态度。韩彦云：“《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以吕不韦而因废其书耶。愈久无传，恐天下无有识此书者，于是序而传之。”（《黄氏日钞》卷五十六《读吕氏春秋》引）卢文弨《〈书吕氏春秋〉后》曰：“世儒以不韦故，几欲弃绝此书，然书于不韦固无与也……世儒不察，猥欲并弃之，此与耳食何异？”（《抱经堂文集》卷十，149页）。
⑤明方孝孺言可为此种观点之代表：“不韦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特以宾客之书显其名于后世，况乎人君任贤以致治者乎？然其书诚有足取者，其《节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后秦卒以是数者偾败亡国，非知几之士，岂足以为之哉？”语见氏著《读吕氏春秋》，《逊志斋集》卷四。
⑥如宋代高似孙在《子略》中说：“秦王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其说为吕不韦张目，被时人视为“可怪”。不过，高氏此说亦是信笔所至，未加深思。
⑦写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中古思想史长编》、钱穆《秦汉史》等书在谈论《吕氏春秋》思想时，都特别强调吕不韦本人的东方文化背景。1943年，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提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见，与秦传统尤其是秦始皇唱对台戏之作。最近十余年，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吕不韦的专著、论文。
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钱穆先生认为不韦入秦游说华阳夫人之时，年事当近四十，《史记》记此为昭襄王末年事，而《战国策》载入秦说立子楚已在孝文王时，依《史记》，不韦卒时年逾六十，依《战国策》，“其卒盖年踰五十，犹未及六十耳。”说见钱穆先生《吕不韦著书考》（《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22页）。
⑨吕不韦为何处人氏，史有异言。《战国策·秦策五》称：“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后来高诱《吕氏春秋训解》序调停二说，而称：“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按：当以高说为近。战国商业发达，出现了不少“结驷连骑、游聘诸侯”之富商（参见《史记·货殖列传》）。吕不韦当即属于此类富商，故《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他的主要经商据点当在韩之阳翟、赵之邯郸。
⑩关于吕不韦游说秦宫廷的具体时间，游说之顺序，《史记·吕不韦列传》与《战国策·秦策》的记载不尽相同，但二书所记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及其弟其姊之说辞基本一致。
(11)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第一册，本书276页。
(12)商鞅在秦孝公三年入秦，秦孝公二十二年受封为列侯。详见《史记·秦本纪》及《商君列传》。
(13)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4)范雎于秦昭王三十九年入说昭王，秦昭王四十一年，受封应县。详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5)吕思勉认为：“使秦终相不韦，或能行德布化，以永其年，不至二世而亡，使天下苍生，不蒙其荼毒，未可知也。”（语见《经子解题》）郭沫若更断言：“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421页）
(16)《秦策》3章（《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章”、“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文信侯出走章”）、《楚策》1章（《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章”）、《赵策》4章（《赵策一》“或谓皮相国曰章”、《赵策三》“苦成常谓建信君章”、“希写见建信君章”、《赵策四》“秦召春平侯章”）、《魏策》1章（《魏策四》“秦攻魏急章”）。
(17)《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而据《史记正义》，后两类人都被迁往房陵。
(18)《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裴松之注引孙盛《蜀世谱》，云：“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汉）孝武帝时通博南山，渡澜沧水
溪，置
唐、不韦二县，以彰其先人恶。”
(19)事见《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