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视野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剧《都铎王朝》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你以为自己了解一段历史，不过你只知道它如何结束，要探究故事的来龙去脉，你得从头开始。”信哉斯言。叙述历史时，溯源永远是最难的工作，后人往往带着各种先入为主之见，将溯源变成粉饰某一学说或理论的工作。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这一作为“政治—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问题。 许宏的新著《何以中国》，正是以考古学家的视角直面这一问题的极佳读本。这部翻起来略显单薄的书，承载了“中国从何处来”“中国如何形成”“夏朝在哪里”“考古学是否能对夏商做明确断代”这些颇具分量的学术问题。这些颇具专业性的问题，藉由作者明白晓畅的文字表达，显得并不难读，大概一日便可读完全书。不过对非专业读者而言，读完之后恐怕总要重新翻看方可理解书中的论述。之所以要不断重翻，就因为这是一本不按照传统王朝史叙述方式讲述“中国”起源的书，书中并没有“一个领袖率领部众建立一个王国/王朝”的讲述模式，甚至直接放弃了古史时间叙述中的王朝标尺，而是对若干考古遗存的关系进行对比，从中梳理出自龙山时代晚期开始在中原逐渐崭露头角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趋势。因而，该书的副标题为“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这个副题正体现了全书的思考重点：强大的中央王权为何会在四千年前的中原地区出现，又如何在邦国林立的中原地带出现？ 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是一种新式的历史讲述方法，也是考古学家所擅长的分析方法。他们通过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分析其类型特征，并借助类型分析梳理某一文明形态的历史线索。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古代居民活动的历史现场，比如市镇与村落遗址。所以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和一般的历史叙事不尽相同，甚至截然不同。历史叙事脱胎于史诗，所以越是对早期历史的讲述，神话与传说的内容也就越多，还总是加入后人的时代意见。而考古学家则能通过对遗迹与遗物的分析，从这些物质化的遗存里勾勒出某一时期的文明概貌。这种相对客观的研究，自然会和人神杂糅、充满想象的历史叙述大不相同。 不过，《何以中国》显然并不满足于呈现差异，甚至并非志在比较传统历史叙事与考古学叙事之间的不同，而是想要建立新的叙事模式，揭示“中国从何处来”“为何中国会在此时此地产生”。因此。作者从龙山时代晚期繁盛的地域集团——陶寺文化的内部衰乱讲起，而后将视角转向嵩山南北邦国林立的中原腹心地带，又聚焦于龙山末期独步中原的新砦文化，将其视为强力王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点，最后以被很多学者视为夏代国都的二里头收稍，将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明显可见的广域王权国家作为“中国”形成的落脚点。行文之中，作为线索的物质文化特征将一个个考古遗址串连起来，将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呈现给读者，又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变迁作为叙事的推动力，使这部带有科普性质的考古学著作极具张力。作为“科普”作品，该书最为可贵的，就是在书写四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变迁时，没有故弄玄虚的“揭秘”，也没有怪力乱神的过度诠释，作者时刻带有警惕性地对古代典籍中有关尧舜禹汤、唐虞夏商的传说进行温和地批评，也在对考古学界急于为某个遗址定名为“夏文化”的行为进行反思，并与之保持安全距离。就像作者在其他地方表达的观点一样，这本书并不是要否认“夏朝”的存在，但对于证明“夏朝”存在的做法同样持审慎态度。 这种重新叙事，正是在传统历史叙事的废墟上破土而出的幼芽。在现代学术建立之前，“中国”如何产生本不成其为问题，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最早对“中国”进行溯源的集大成之作，为后来两千多年间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大剧本。在《史记》中，司马迁勾勒出一个自黄帝到尧舜禹乃至夏商周的庞大家族谱系——在这个谱系中，不但传说中的君主如尧舜是黄帝后人，夏商周三代的祖先出于黄帝一族，就连远在草原的匈奴人都是作为黄帝一脉的夏人后裔，真真是四方同源、百族一家。这样一来，不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夏商周秦汉都是神圣的黄帝家族的历史，就连与秦汉争雄的北方霸主匈奴的历史也算是黄帝一系王业的番外篇。但这种溯源的叙述方式，无疑是受到了诸子学说中强调“一统”的观念影响，而先秦诸子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左右下，对英雄时代留下的种种传说进行了系统化整合，这种整合后的历史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自清代以降，学者们不断质疑这段被整合过的古史，到了20世纪上半期，对上古史的争论已经成为一股学术潮流，很多学者都对“华夏”的族源问题、炎黄至夏商的历史、上古史的叙述方式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考古学和现代历史学的冲击下，先秦诸子到司马迁所创作的“老故事”已无法继续讲下去，而在实证史学与科学考古的基础上编订“新剧本”的工作却并未完成，以至一些上古史的基本问题，比如作为古代王朝开端的“夏朝”从何时开始、当时的“中国”是何种面貌、那些考古遗址与“夏朝”有关，都变得难以回答。 关于夏朝的问题难以回答的原因，就在于传世的历史著作如《史记》和时代更早古代文献合集如《尚书》是基于王朝史的立场对夏代进行描述，而现代史学与考古学则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待古书与陆续被发掘的古代文化遗存。古书中记载的内容需要做真实性的考订，而考古遗存是一个个独立的存在，不像古书中描述的夏王朝那样幅员辽阔；更重要的是，年代比殷墟早的考古遗存，缺乏作为直接力证的文字资料，无法断定是否属于“夏”这个古书中记载的朝代。因为无字，所以学者们至多可以判断某个考古遗存在年代上“相当于传说中的夏王朝”，却不能以之作为夏王朝存在的真实证据。 更重要的是，在司马迁及其前辈的历史叙述中，夏王朝的建立与几个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大禹多年治水的功业，为其个人与家族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让最高权力可以通过和平形式进行传递，使禹能够继承尧舜的地位，成为天下之主；万千邦国在观念上对“家天下”的认可，使夏启能够终结禅让传统，建立夏王朝。这一叙述至今依然是历史教育中的权威观点，尽管学界已经对其提出了很多质疑。而这些传统历史叙事中所强调的夏朝建立的基本要素，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实在难以证明。那场传说中的大洪水究竟有没有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何时发生，治水活动与大禹及其部族有无关系、有何关系，至今仍争论不休；禅让作为一种权力传承形式是否存在过，如果存在过的话又在什么时期被废止，大禹所在的部族是否又是否与尧舜部族建立联系使禅让能够在这个更广大的群体中实施，则是头绪纷乱难以言说，由此而产生的“家天下”的观念与禅让制的废止更是无从说起。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作为王朝开端的夏代既然无法确认，“何以中国”也就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了。后世儒者所标榜的三代、高扬“华夏”本位文化的经学理念，也因之成为无根之水、无线纸鸢。那么是不是离开了“夏”和王朝叙事，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起源呢？自然不是。20世纪的学者在重述古史时，有些从古书出发，分析先民时代各地分立的局势如何走向一统的文明形态，比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和蒙文通的“上古民族三系说”，有些从考古学研究入手，探究新石器时代各地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存会怎样汇聚成流，比如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和张光直的“文化相互作用圈”说。这些对古史的重新阐释，都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范例，而这些尝试中，除了蒙文通的观点是在证明儒学为何成为古代中国独尊之学问而带有某些倾向性，基本都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视野下对“中国从何处来”“中国如何形成”的思考。 既然如此，在讲述古史时，就不必将证明并确认“夏朝”的存在作为目标。《何以中国》中，谈到了20世纪考古学家们的“寻夏”之旅，比如李济怀着寻找夏墟的目的到晋南进行考古发掘，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者为了证明该遗址是大禹之都“阳城”而在考古报告中更改地名。当然，更为人所熟悉的是徐旭生根据古书记载寻到了二里头遗址的故事。对于这种将考古发掘与研究和传世文献中的夏王朝挂钩的行为，作者表示出了理解，但在理解的同时也持怀疑态度。缺乏文字，就无法证明某一遗址是否属于夏朝，也就更无法证明某地是夏朝的都城，所以，他没有将精力放在探讨夏朝上，而是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传统历史叙事。 20世纪上古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曾经对古史有过几条具有纲领意义的意见，其实也可以作为理解《何以中国》的观念基础。这几条意见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的观点，是对古书中的古史叙事的一种破坏，只有对传统历史叙事做过如许反思，才有可能理解《何以中国》所建立的叙事框架。 之所以重提顾颉刚的观点，正因为在“国学热”兴起之后，对古书的崇拜逐渐出现了“病态化”的趋势。在他们看来，似乎批评古书就是败坏世道人心，否定古书之说就是颠覆民族信仰。这批古书崇拜者谈古史、古代制度与文化，并非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所谓“义理”发论，将古今中西混为一谈，正如陈寅恪所批评的那样“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然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他们反对否定古书中对古史的叙述，正因为他们立论的基础是传统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若被证明并非事实，他们的义理所具有的说服力也将大打折扣。 正因此，《何以中国》所代表的重建古史叙事模式的努力才格外需要被重视。以王朝史为基础的古典叙事与汉代以降儒学中的不经之论有如两生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用实证的态度对古史进行重新叙事，不但能将“中国”生成的过程做符合事实的讲述，更能廓清施加在古史叙事之上的种种时代意见与思想倾向，通过这些时代意见与思想倾向，也还可以对儒学中的某些观念进行细究与反思。因而，许宏在书中几次强调考古学摆脱以往“证经补史”倾向、重建历史叙事的意义。摆脱了“证经”，考古学和历史学就肩负起了为文化“祛魅”的责任；不以“补史”为目的，考古学独立的叙事系统才能真正建立。考古学家就像传说中射日的后裔，将各种有关古史的叙事虚影逐个击落，而他们的良弓神箭，就是手中的手铲，和他们审视考古遗存的专业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