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近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近代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于史学成就亦最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向近代的资产阶级新史学转化的过程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严厉抨击旧史学，努力介绍西方的新史学，并写出了一批崭新的史学论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一、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新的史学理论
梁启超一向把史学研究和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亡、求强求富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9页。）。欧美之所以强大， 史学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学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国民不具备近代史学的知识，是一大“病因”。因而，梁启超在努力推进戊戌变法的同时，积极呼吁史学革新。1900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史学新潮在中国的涌动，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广泛传播了进化论的史学新理论。
梁启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必须来一个根本的革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旧史学至少有四大问题：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顾。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的兴衰成败史，百姓和群体被排除在外。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死人的“纪念碑”，更不能察古知今，为社会服务。4.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单纯的纪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于是，中国古代的古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无法开民智，社会补益不大。中国的传统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梁启超总结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页。）。从旧史学和新史学区别出发， 梁提出中国传统史学必须进行改革：
一是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从进化论出发，梁启超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历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变动的“时间之现象也”。宇宙间的一切，“有生长发达有进步者”，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表面看，史学工作者是研究过去的静态事物；实际上，将已往的进化的事物讲清楚后，就变成动态的了。由静态转化成了进化的动态，才真正再现了历史。因此，不用进化论观点去研究历史，就不可能接触到历史的真谛。梁启超哀叹道：“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8 页。）对于中国旧史学流行的“一治一乱”的历史观，梁启超批评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传统史学必须从这种“治乱”的循环史观中走出来，用进化的新理念去解析历史。
二是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梁启超把人看作宇宙进化的主体，不明白人的进化，就无法写历史。而人的变化，又是以群体活动来展开的。群体进步了，人类文明才一步步提高。但群体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历史学既要讲明群体的进化特征，又要解释清楚群体间的一致和不一致。这种用群体来考察历史，是梁启超的一大创新。遗憾的是，他没有由群体再引申到阶层和阶级，也没有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剖历史。仍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段距离。不过他以“群体论”去反对“英雄史观”，反对用少数“英雄人物”来代表人类的文明史，具有开拓意义。
三是史学在叙述人群进化现象的过程中要研究其“公理公例”。梁把历史视为客体，把研究者称作主体，史学研究就是通过主体去反映客体。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这种客体无法重现，又资料残缺不全，有很多假象，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如果做到察古今之变，发现“公理公例”，就更难了。但难度越大，价值越高。史学研究的归结点，就是要发现规律，指导今后。梁启超认为，这首先要有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去考察个别现象，在整体中认识一般。他说：“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芎古之古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其次，要吸收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梁启超指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构锯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1页。）这些话，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贯彻，但十分困难。史学研究者既要成为通古今之变的通才，又要变成熟悉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全才，一般人望尘莫及。可见，研究历史的“公理公例”，寻求社会变化的规律，并非易事。梁启超也深知这一点，认为讲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则“至难”。
梁启超的这些新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个别地方讲了过头话。他对旧史学的批评，读起来令人痛快，但平心静气地去想，就会发现有不少问题。例如对二十四史的评论就不大客观。至于史学要讲人群进化，要写群众的历史，理论上好讲，实际去做，则距离很大。但是，在20世纪初年那种社会大变动的年代里，梁启超的这些言论无疑推进了史学的“革命”，其既否定了封建史学的一统天下，又为资产阶级新史学指明了方向，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章太炎、严复、刘师培、夏曾佑以及后来的胡适等著名学者都鼓吹这种进化的新史学理论。到20年代前后，进化论的新史观在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史学基本完成了从封建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这种转化中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富有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方法
比起梁启超进化论的历史观来讲，他的历史研究法更系统、深入，影响深远，今人仍在津津乐道，大力提倡。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3年，他又在清华大学开《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课，后整理成书，成为百年来史学界必读书之一。梁的总体思路是将历史研究看作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主体的研究水准。所以，作为主体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尚的研究目的、高水平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的研究手段。
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即指导思想。他认为，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尽心力，不会有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等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假如不是有此种目的，则过去的历史如此之多，已经足够了。在中国，他种书籍尚不敢说，若说历史书籍，除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九通及九种记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栋。吾人做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所以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5页。 ）这段话用今人的口气去说，就是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梁认为以往的许多历史研究不是为今人，而是为古人；不是为生人，而是为死人。结果费力巨大，于世无补。他大力呼吁“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以死人为本位的历史”（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 122页。）。强调历史研究应着眼于现实，而不是过去。史学工作者，必须明白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只能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犹之历史不能增长知识，锻炼精神，便没有价值一样”（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1页。）。总之，梁启超所规范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为标尺。
在梁启超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获取新意义、新价值。所以，梁的见解具有开先河的创造意义。但是，由此必须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历史本身的价值问题；二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就历史而言，过去的死的东西，其活力何在，意义何在，应该说是由现实的需求来决定。当现实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回顾历史，才会从过去死的东西中找到新意义、新价值。于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就成了史学工作者老生常谈的大问题。是现实规范历史研究，还是超越现实进行“纯史学”探讨，始终难以科学地回答。梁启超在论述历史研究的目的中，实际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没展开。
在强调历史研究目的性的同时，梁启超特别重视史家的自我素质。他在吸收刘知几、章学诚等前辈治史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史家的素质归结为德、学、识、才四个方面。
所谓“史德”，就是心术端正，忠于史实。梁认为这一点最重要。如果对历史不能公正、客观、准确地去记述，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真实地去评论，则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而且有害社会。作为史家，公正的良心、求实的态度，是起码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梁启超说：“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盘结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真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4页。）史家常犯的毛病，如夸大、附会、武断等，首先去掉，然后克服主观主义，像天平一样的史德即可慢慢形成。
所谓“史学”，指史家的学问，即治史的广博的知识。梁认为研究历史所需要知识太广了。类凡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科技、法学等都需融会贯通。但利用广博的知识去进行历史研究时，还应求专、求精，力戒大而杂，最好先做专门史，再逐步扩大，循序渐进。平时还要勤于抄录，注意练习，逐类搜求，下苦功夫，这样才能日见成效。
所谓“史识”，是讲史家的观察力。不会观察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谈不上历史研究。梁启超认为，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实验的观察，历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的关联。一般的历史观察法是从全部到局部，再从局部到全部。同时要有怀疑精神，不要为传统所制约；要有自知之明，不要为个人成见所左右；要敢于自我否定，发现错了就更正。这样天长日久，就会形成超出一般人的历史观察力。
所谓“史才”，指治史的技巧，偏于写作方法。梁启超注重的是论著写作中的组织，包括剪裁、排列等，还有文字功夫，即文采、简明、准确等。一般人认为养成好的史才要多读、多写、多改，梁则倡导“多读、少作、多改”。一字之差，反映了梁启超求精的写作愿望，也是对他多年创作生涯的一种反思。
史学工作者有了明确的目的和基本的素养之后，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手段，否则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果。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求史料，二是出论点。求得真实而丰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切都无从谈起；史实错了，被假象所迷惑，南辕北辙，费力不讨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但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科学的论断则更有意义，也更难。所以，梁启超颇注重史家如何获取论点的研究。他多次强调，一个好的史家，不仅要说明历史事件和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讲清历史变化的因果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因果关系，特别要注重社会特性、社会心理和个人性格原因的分析。梁启超指出：“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变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 、 122页。）梁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的心理和社会变化的探讨，是他信奉的“心力论”所决定的。梁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轨迹，人的活动受心力支配，人类永不满足的追求绘出了多彩的历史画面。人的心力是永不消灭的一种动力，一代一代反复出现，历史才不会中断；人的心力又极自由和难以捉摸，所以历史现象极为复杂；人的心力同时受到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往往不能随意表现，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时常矛盾；人的心力又总是活的、跳动的，历史也随之总不会僵化和停止。心力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历史研究的辩证性和复杂性，一步到位的史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所以，梁启超总是强调要先作专门史的研究，然后触类旁通，步步扩展。他还特别希望引进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历史背景即时势的分析，注重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探讨，尤其热衷于“心”与“物”辩证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己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人对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一穷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异”（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页、114－115页、122页。）。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关系，如集团、阶层、阶级、民族、党派、国家等，这些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社会势力，梁启超一再呼吁从理论上找出因果关系，加以科学的说明。由此不难看出，梁的历史判断方法，是多元的、系统的、开放的。
总起来看，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清楚地论述了史家这个主体和历史这个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分析了创造历史的一般过程，比较系统地构筑了历史研究的要点和基本程序，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三、追求新意的史学论著
梁启超的学问多在从政之余或无官可作的时候作的，但作的很好，特别在史学方面颇有成就。凡中国史、世界史、人物传、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经济史、宗教史等，都写下了有相当水平的论著。这些论著的基本特点，是实践他的进化论史观和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法，在求得新意的前提下，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其政治理想，以充分发挥历史在开民智和提高国民素质中的作用。
首先，梁启超很注重当代史的研究。梁的不少史著，都是研究他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论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他皆有极中肯的评说。戊戌政变发生后仅一年，他就出版了《戊戌政变记》，详细论述了变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政治倾向和成败得失，是难得的专著和史料参考书。1922年，他应《申报》之约，写了《五十年中国进行概论》，十分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演变，可以说是这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总纲，其中的许多观点，如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来概括近代中国人思想认识的变化过程等，至今仍为史学研究者所采用。他满怀激情写的《李鸿章传》、《康有为传》等，就是他身边活的人物，通过对这两个大人物入木三分地自由评论，再现了多半部中国近代史，今人仍在争相参阅。梁的世界史论著，更着眼于当代。他的《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超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欧洲战役史论》等，通过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揭露以及对这些国家亡国原因的分析，向国人昭示：1.如果不团结起来，爱国救亡，就会亡国；2.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彻底改革，同样不可能保家卫国。梁启超的这些当代史论著，给那时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发。
其次，梁启超重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梁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对文化理论、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和方法都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一则其文化史的设想太大，是一种大文化概念，几乎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作起来太难；二则其活动太多，无时间投入写作。所以，写出来的仅有字数不多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梁在这里试图从最基本的婚姻、家庭、宗族、姓氏、乡村、都市、族权、皇权、阶层、阶级等入手，通过揭示中国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宗法关系、人伦格局，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机制，角度很新，遗憾的是仅开了个头。不过，梁对狭义的中国文化即精神文化则有不少论述，特别是对奠定中国文化格局的先秦思想文化以及使中国文化发生转折、再生的清代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孔墨以后学术概观》，对孔、孟、墨、老、荀以及春秋、战国、秦的思想、学术、文化模式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等，将明末清初至辛亥革命的三百年视为思想界、学术界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结合他的亲身感受，分析了中国文化走向，成为既有学术价值、又具时代指导意义的名著。此外，梁启超因为酷爱佛学，对中国佛教史也写了一些有水平的著作。总之，梁关于思想文化史的论著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他是为表述他的文化观念和开民智而写的。
第三，刻意研究进步尤其是革新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很喜欢评论历史人物，他总是从时势、因果、家庭、思想、心理、前后比较以及中外对应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去了解和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同时他极富感情色彩，往往和古人同喜、同悲。但他研究的多为正面人物，目的是以正气激发民族的斗志，以革新人物说明其一生追求的改革、变法的合理性和艰巨性。他写的《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和《王荆公》、《管子传》以及《匈加利爱国者——葛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儿》、《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都在以历史人物弘扬一种奋发向上和革新进步的精神。而且，梁写人物传记，不求全，只求精，特别注意写出人物的个性，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读来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性。梁研究历史，真正做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沟通。他的史学论著之所以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