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层次与方言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史研究论文,层次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层次的研究很早即在西方的历史语言学中兴起，但以Hock & Joseph（1966）为代表的美国历史语言学家认为层次的解释容易偏于假设，疏于实证，因此意义不大（侍建国2011）。何大安（2000/2007）也指出：“利用‘层’来解释语言的变化，尤其是解释音变，称为Substratum Theory，一度非常流行。但由于少有实证，近年颇受质疑。”不仅如此，何大安还将闽语的“第九调”称为“层次的陷阱”，以警示层次的研究者。尽管如此，层次的研究还是由西方引入汉语语言学，并逐渐成为汉语方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层次的引入，使学术界看到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与西方语言的历史层次有很大的差异，也看到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复杂性，这可以说是历史层次分析法对汉语方言史研究的贡献。 目前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研究的主要精力基本用在了确定历史层次的性质之上，而与方言史研究之目的越来越远。换句话说，当前历史层次的研究没有处理好与方言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秋谷裕幸、韩哲夫（2012）就指出：“通语层次分析法主张先离析层次后再运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原始语，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运用这一方法构拟出来原始语的全貌……我们怀疑通语层次分析法的结论好像不包括构拟出来的原始语。”这种研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确定历史层次的过程中，无法找出确切的根据，从而进入一种依靠共时平面材料猜测的局面，这种猜测往往带有很大的人为色彩，甚至为着某种理论而猜测，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汉语方言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尽最大可能追溯方言的历史，搞清楚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因为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不仅仅是方言自身的分化，还包含其与优势方言的融合。只有在搞清楚方言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确切地回答，它包含有多少层次。否则，仅从共时层面出发无法给予科学的回答。仅从共时层面出发，虽然也能提炼出某种理论，对汉语方言的层次进行解释，然而这种解释是无法验证的，一旦有了某种文献材料的验证，许多解释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是错误的。 面对目前历史层次研究中出现的偏差，本文提出三个问题，即：如何鉴别历史层次，历史层次在方言史研究中如何定位，历史文献在历史层次研究中有何作用，以下逐一展开讨论。 一 如何鉴别历史层次 1.1 本地层次与外来层次的鉴别 历史层次理论认为一个方言的层次可能不仅仅有文白两个层次，因此建议使用本地层次与外来层次的术语，这是历史层次理论的贡献。然而如何确定本地层次与外来层次，却是见仁见智的。尤其是对某一个音类只有一种读音的情况下（即无异读音类），目前的历史层次学者认为，它们既可以认为是本地层次，也可以认为是外来层次。 王洪君（2006a）指出：“‘无异读音类’是本地音系和外来音系音类分合关系相同且音值大致匹配的部分，也即无异读音类在文读传入之前就在本地存在，在文读替换白读之后也依然在本地存在。所以在析层拟测中，无异读音类既应该算白读层，也应该算文读层，一身二用：无异读音类加上白读音类，一套白读音字完整了，本地方言创新或守旧的音类分合关系也显出来了；无异读音类加上文读音类，另一套文读字音也完整了，外地权威特殊的音类分合关系也显示出来了。”王洪君提出的分层重建公式如下： 有异读白读音类+（有同音关系的）无异读音类=白读层音类 有异读文读音类+（有同音关系的）无异读音类=文读层音类 王洪君所提的分层重建公式是以某种有异读的音类为基础的，一旦遇见没有任何异读的情况，则这种重建公式也就无法适用了。 下面我们以太原城区话蟹摄一等字的读音来说明这个问题。太原城区话蟹摄一等字的读音状况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可以看出，太原城区话蟹摄一等字没有文白异读，因此要鉴别它到底是本地层次还是外来层次，是相当棘手的。即便是求助于周围地区的方言，也没有多大帮助。现在我们来看太原周围阳曲、寿阳、清徐、太谷、祁县5个地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状况。
表一至表六可以看出，阳曲、寿阳、祁县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与太原城区方言基本一致，没有文白异读。清徐方言虽然有文白异读，但只体现出蟹摄一等合口“支微入鱼”与“支微不入鱼”的层次，与我们要讨论的没有直接关系。独太谷方言蟹摄一等开口字存在ei/ai两种不同的韵母，但它们并没有体现出文白异读的关系。与“财”字同音的“材”虽然有
异读，但也体现的是声母的文白异读，而不是韵母的文白异读。总之，我们很难根据太原周围的方言来判断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到底是本地层次，还是外来层次。也就是说，仅从共时平面看，我们已经无力判断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读音的层次。 然而高本汉（1915～1926/2003）曾调查过太原方言，为我们留下了太原方言的读音资料，借助于这一历史文献材料，我们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难题。高本汉记录的太原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状况如表七所示。
由表七可以看出，虽然百年前太原方言也没有文白异读，但是它所展示的太原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特征是蟹摄一等开合同韵基，而现代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状况表现是蟹摄一等开合不同韵基（唇音字除外），这与现代北方官话方言是一致的。王为民（2013）指出，现代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是被现代北方官话方言覆盖的结果，早期太原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特征与吕梁片方言一样是开合同韵基。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现代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从层次上说不是本地层次，而是外来层次。同时，太谷方言蟹摄一等ei/ai两种韵母中，ei是本地层次，ai是外来层次，因为ei层与合口同韵基，而ai层则否。 戴黎刚（2005）指出：“历史层次分析法划分层次最重要的依据是音类的对立关系。”历史文献所能体现就是音类的对立关系，因此可以说，文献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确定历史层次的绝对年代上，也体现在确定历史层次的性质上。 由此可见，有了文献的依据，我们在判断本地层次和外来层次时便有了客观的依据。若仅仅从共时平面出发，则很容易陷入从理论到理论的泥潭。在现代方言史的研究中，却恰恰出现了一种否定文献作用的倾向，这是一种人为的反科学的倾向。 1.2 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层次来源 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历来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李荣（1982）指出：“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耿振生（2003）则认为：“北京话的白话音是本地固有的读音层，读书音是从外地借入的读音层。”王福堂（2003）也持相同看法。丁邦新（2012）从“本地固有的读音层”出发，指出北京话全部文读是早期的白话音。现在我们就结合文献来判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先看丁邦新先生（2012）的讨论： 《广韵》汉字 白读 文读 同韵一读字举例
屋韵三等字除见影系读-y韵母之外，大部分字读-u韵母，跟“熟缩”两字的文读音一样。《广韵》里跟“熟”同音的字“塾淑”也读
。这一类字里有很常用的“叔福竹畜”等字。 “熟”字的白读韵母-ou只见于卷舌声母的“粥轴妯肉”等字。“缩”字的白读韵母-uo不见于任何其他字。如果说屋韵三等的字在北京话中基本上读-u韵母，相信是合于事实的，“熟缩”两字的读书音跟本地音一样。而且“熟缩”两字的白话音不同，无法说哪一种白读是北京的基本音。如果说“缩”字的白读韵母-uo是基本音的话，那就只剩下这一个字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铎韵： 《广韵》汉字 白读 文读 同韵一读字举例
除见影系字读-
韵母属于有条件的音变之外，唇音字读-o，其他的字读-uo，其中包括许多常用字。-o跟-uo两种读音都可以说是基本音，跟“薄落鹤郝”的文读一样。“薄落鹤郝”的白读韵母-au完全不见于其他的字，不能说这些字的白话音代表北京的基本音。 以下提出两点向丁邦新先生请教： 第一，用基本音和非基本音来代替文白异读。丁先生认为，所谓基本音就是同韵字中占多数且只有一种读音的字音。基本音和非基本音与文白异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概念。基本音可以是文读音，也可以是白读音。从这个角度看，基本音可能是本地层次，也可能是外来层次。比如，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灰韵字与咍韵字元音有别，灰韵字读（u）ei韵母，哈韵字读ai韵母，没有别的读法，这显然是基本音。可是在高本汉的调查中，蟹摄一等灰韵字的韵母与咍韵字完全相同，都读（u）εi韵母，这显然也是基本音。可是这两种基本音，前者是文读层次，后者是白读层次。因为前者体现的是现代北方官话的音类对比关系，而后者体现的是晋方言的音类对比关系。蟹摄一等字开合口同韵是晋方言的典型特征，蟹摄一等字开合口不同韵，是现代北方官话的典型特征。 第二，仅从共时平面出发讨论，没有考虑到历史层面的问题。比如，认为与“落”同韵的“郭”字在现代北京话中只有一个读音kuo。可是根据沈钟伟（2006）的研究，在契丹—汉对音中“郭”字的韵母是[waw]。而在《蒙古字韵》中，“郭”字的韵母也是[waw]。在《中原音韵》中，“郭”字的读音只见于萧豪韵[au]，在《合并字学集韵》中，“郭”字的读音为[kuo]。另外，“各”字在《蒙古字韵》中只有一个读音[aw]，在《中原音韵》中，也只有一个读音出现在萧豪韵[au]，而在《合并字学集韵》中，“各”字有两个读音，一个出现在效摄[au]上声，一个出现在果摄开口[o]去声。与“各”字具有同韵关系的“阁”也是如此。魏建功（1936，1937）利用辽代石刻哀册韵文推测北京音系的形成是在辽金时期。沈钟伟（2006）通过对女真文字和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的分析，认为北方官话早在辽、金时代就形成了。《合并字学集韵》毫无争议是反映明代北京话的韵书。从这些韵书的记录来看，“郭”字在明代之前北京话只有一个读音[au]，到明代才出现[uo]一读。“各”字在明代之前只有[au]一读，到明代才出现[au]/[o]两读的情况。这种状况表明，[au]才是北京铎韵字原有的读音，[o]/[uo]是后来才从外地借入的。根据杨耐思（1981）的研究，“薄缚铎浊凿着杓学萼略若虐岳幕诺落”等16个小韵在歌戈韵与萧豪韵同出，可见铎韵中有文白异读的字在元代绝不会像现代北京话那么少。现代北京话铎韵的白读音已被文读侵蚀，变得越来越少。 1.3 苏州方言止摄合口三等文白异读的来源 丁邦新（2002）在讨论苏州方言止摄合口三等字的文白异读时指出：“张琨（1992）早就注意到这些字的特殊性，他认为所以会有两读是因为中古韵母经过一个[*wi/*jw]的调换。因为好几个字都有这个现象，不是单例，能不能用换位来解释是一个问题。张琨指出除吴语以外，还有徽州方言、山西方言和闽北若干方言都有类似现象。吴语中没有两读的止摄合口三等的见系字都读舌根音（钱乃荣1992：316～318）。可见白话音的舌面音读法是从另一个方言借入苏州话的，这个方言显然不是北方话，究竟是什么方言，还有待进一步地探讨。不过在这里对演变的问题可以做一点推测，这几个字都是止摄三等的合口字，分属脂、微各韵，如果切韵时代北方话是[uei]一类的音，北方大致保留这个读法，见系声母也不变；另一个方言则由uei＞ui＞y，见系声母则由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有可能成为苏州白话音的来源。这些字在方言中颇有念[kui][ky]的例子，不一定要用换位来解释。”丁邦新（2003）则确切地指出，止摄合口三等字，北方话在《切韵》时代就是uei一类的音，至今也大致保留这一读法，且见系声母也保留舌根音读法。白读y类韵母，是北方方言之外另一系方言的演变：uei＞ui＞y。 以下也提出三点向丁邦新先生请教： 第一，丁先生（2002）以没有文白异读的止摄合口三等见系字都读舌根音为基础，提出读舌面音的白话音是从另外一个方言借入苏州的。这一观点与丁先生（2012）讨论北京话铎韵字基本音一说是类似的。在汉语方言中文白的基本单位是音类而不是音节，文白在音节中可以杂配。不能依据声母的文或白决定韵母的文或白，声母或韵母的文与白不能决定整个音节的文与白，不知丁先生是否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丁先生（2002）说在《切韵》时代北方话的止摄合口三等就是[uei]一类的音。诚然在现代北方官话方言中，止摄合口三等基本上是[uei]一类的音，但这绝不能证明在《切韵》时代它们依然是这样的音。止摄合口三等在早期韵图《韵镜》和《七音略》中依然排在三等位置，这说明它们是有i介音的，早期韵图是比《切韵》稍晚的，这足以证明在《切韵》时代这些音当是如[*iuei]一类的音，而不是如丁先生所说的[uei]一类的音。 第三，汉语方言音类的不同演变往往是由不同的演变规则造成的。丁先生认为苏州话止摄合口三等的演变是uei＞ui＞v，这就显示不出“支微入鱼”的方言与“支微不入鱼”方言之间音变规则的不同。如果苏州方言可以发生uei＞ui＞y，那么何以北方官话方言不能发生uei＞ui＞y呢？ 王洪君（2006b）提出苏州方言止摄合口三等文白异读状况如下所示：
苏州方言止摄合口白读反映的是与遇摄合口三等同韵的关系，而文读反映的是遇摄合口三等不同韵的关系。王洪君（2006）虽然同意丁邦新（2002）所提的uei＞ui＞y演变方式，但王洪君（2010）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苏州止摄合口三等的演变是*iuei＞iu＞y，而北方方言的演变是*iuei＞uei。 其实丁、王之间的争论若从历史文献出发是不辩自明的。“支微入鱼”早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显然表明，“支微入鱼”产生的基础不可能是uei＞ui＞y。王为民（2011）更进一步指出，不仅止摄合口三等出现这一现象，蟹摄合口三四等，甚至某些存在一等腭化的蟹摄合口一等字也出现了这一现象，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支微入鱼”的演变模式是*iuei＞iu＞y而不可能是丁先生所说的uei＞ui＞y。 上述情况表明，有关方言历史层次的难题，虽然众说纷纭，但用历史文献去考察，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历史文献无论是在历史层次的研究上还是在方言史的研究中都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历史层次在方言史研究中如何定位 2.1 历史层次的表现不一定是历史的再现 众所周知，历史层次是历史音类关系在方言中的具体表现。如所谓“支脂之三分”的层次、“寒韵字锐钝有别的层次”等等。然而这些历史层次在现代方言中的音值表现却不一定代表早期音类音值的实际，这一点学术界很少讨论，却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从不同的方言出发，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古音类音值。而由此得到的音值，更不能应用到古音类音值的直接构拟。 方言的历史层次不同于考古层次，考古层次之间覆盖的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方言的历史层次是不同的层次叠置在同一个共时平面音系。而一个平面音系是受音系规则制约的。也就是说，共时平面音系中音值之间的对立关系，是现代方言音系规则制约的结果。而我们所要构拟的历史音系是受历史音系规则制约的。现代方言的音系规则与历史音系的音系规则肯定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把历史层次的音值表现直接运用到历史音系的构拟之上，那就是直接把现代方言的音系规则强加到历史音系之上。也就是说，从音类关系上看，历史层次是存古的，可是从音值上看，它可能是创新的。 万波（2010）指出，赣语建宁方言存在支脂之三分的现象，也就是说存在支脂之三分的层次。建宁方言支脂之三韵白读三分的读音状况如表八所示。
在此基础上，万波将《切韵》止摄四韵构拟如表九所示。
很显然，万波是把建宁方言支、脂两韵白读的对立直接移植到了《切韵》之上。现代建宁方言白读能区别支脂之，而无法区别之与微。而在《切韵》音系中，止摄四个三等韵都是对立的。现代建宁方言白读支脂之三分只能证明，早期建宁方言也曾支脂之三分。而如果要用现代建宁方言支脂之的音值构拟《切韵》支脂之的音值，那是相当危险的。 要构拟《切韵》止摄四个三等韵的音值，还必须从《切韵》本身所体现的音类对比出发。在《切韵》音系中，支脂之微四个三等韵之所以组成后来的止摄，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它们都有相同的韵腹和韵尾。现代建宁方言支脂之三韵韵腹和韵尾已经变得互不相同，我们不能把这种互不相同的关系移植到《切韵》上，更不能以这种互不相同的对比关系为基础，再讨论其演变。如果要把这种关系移植到《切韵》上，那所得结果便不是《切韵》的音值，这种音值的对比也就代表不了支脂之微四韵之间的音类对比。 郑伟（2011）以吴语虞[*iu]、鱼[*i]的变化为例说明，白读音的音韵创新当引起历史层次理论的关注。音类对比关系是存古的，而音值是创新的，这在汉语方言中的表现是常见的，这一点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之，历史层次在方言中的表现，绝不能等同于历史的再现。 2.2 历史层次的研究应当而且必须放在方言史的框架之内 潘悟云（2007）指出：“汉语方言史的研究，要对各个音类做逐一分析，对存在主体层次的音类进行历史比较，构拟原始形式。”这实际上是纠正高本汉范式历史比较法思想的反映。高本汉在利用历史比较法时，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历史层次，没有强调文白异读的差异，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潘的做法还是希望能在单一的历史层次上进行历史比较，最终构拟原始形式。不过这种研究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未必符合汉语方言的实际。因为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从来就与西方的语言分化不同，在汉语方言演变的过程中，始终有受某种超方言——共同语（或优势方言）的影响。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既分化又融合的关系导致了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异常复杂。 刘纶鑫（2003）认为：“毫无疑问，要研究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就必须首先研究它们的历史，只有弄清了各个方言的来龙去脉，了解了它们形成的根底，经历了哪些发展时期，各个时期又有哪些经历，与哪些语言、文化有过多大程度的接触，才能对它们自身的发展进程、所受的其他语言的影响进行剖析，从而正确分析它们的历史层次。”这一观点正好道出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研究的复杂性。 以下从吴瑞文的分析看历史层次研究与方言史研究的关系问题。吴瑞文（2007）指出闽语漳平方言先四仙三有三个时间层次，如表十所示。
漳平方言先四仙三字音分布如表十一所示。
吴瑞文认为先四的
是秦汉层、
是六朝层、ian是晚唐层。之所以有如此观点，是因为只有一读的“件”字作为量词使用最早出现在南朝梁： 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梁·沈约《宋书·氐胡传》） 上者得三十余件，中者得二十许种，下者数物而已。（梁·僧祐《全粱文》卷七一） 于是作者认为，“件”所代表的
层是六朝层次。这实在是个不具任何效力的证据。汉字具有跨时空性，如何能用“件”作为量词出现的时间来论证它的读音形式呢？ 再说，先四
的层次问题。李如龙（1996）曾以此为依据来论证《切韵》的四等韵没有i介音，显然李如龙认为这是《切韵》的层次，而不是秦汉的层次。吴瑞文之所以认为这是秦汉的层次，一是受罗杰瑞的影响，二是来自他自己的推论。他的依据是齐韵的层次，见表十二。
吴瑞文认为：“由方言比较来看，闽北方言的‘脐’读为[tse2]的类型与其他6个闽方言完全平行对应，因此闽北方言的[e]与其他6个方言的[ai]是属于同一个层次。总的来说，这8个闽方言的齐韵字都保持着一套比《切韵》时期更为古老的层次。罗杰瑞（1981）在The Proto-Min Finals 一文中将脐字构拟为*
i，由我们以上的两张字表来看，我们支持这一构拟。再者，我们不难发现，闽东的福州、宁德，闽南的厦门、揭阳等方言的齐韵读为[ai]这一音读的上古音来源是之、脂两个韵部，显然表现的是上古音的格局，因此我们认为齐韵的第一层次是秦汉（甚至更早）时期的音读。” 吴瑞文的论述至少有两点可提出来商榷： 第一，齐韵的上古来源是“支”部和“脂”部，没有“之”部。其所谓齐韵来自上古“之”部与“脂”部显然不当。 第二，从其所举的材料来看，齐韵与来自中古的“之”和“脂”的字都读为[ai]韵母，且同时还有“咍”韵字。我们知道，上古时期“脂”和“之”是不同部的，只有到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南方汉语才表现出“脂”与“之”的合并。由此来说，表十二中闽方言材料所反映的至少应在顾野王之后。不过，从另一个层面说，没有任何一个上古韵部能涵盖中古的“咍”“齐”“脂”“之”。因此说闽方言的材料反映的是上古音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可见，上述论述是难以成立的。方言历史层次的确定必须靠音类的对比，否则必然陷入猜测。这也正说明，在没有搞清楚闽方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之前，根本没有办法确切考察其所谓的历史层次的性质。 总之，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应当而且必须放在方言史研究的框架之内，否则历史层次的研究很难获得其真正的价值。 三 方言历史文献在方言历史层次研究中有何作用 戴黎刚（2005）指出：“要确定历史层次的年代，最好是有历史文献做依据。”可见方言历史文献在历史层次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有时要确定一个历史层次的性质，即最基本的是本地层次，还是外来层次，也必须依靠方言的历史文献。一个方言某些音类的历史面貌可能被优势方言完全覆盖，如果不依靠方言的历史文献，我们就很难发现这一点，误把外来层次当作本地层次。 太原城区方言蟹摄一等字的读音层次即是如此。再比如，现代晋城方言古知庄章精洪音字都读卷舌[t
]类声母。可是根据高本汉的调查，一百年前晋城方言古知庄章精四等声母全都读舌尖[ts]声母。如果我们仅从共时平面出发，研究晋城方言的古知庄章精组字声母的历史演变，必然会陷入共时层面的陷阱。张楚、王为民（2012）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余霭芹（2006）在讨论粤语的构拟时就指出：“从现代方言的比较建立起来的汉语祖语，反映出来的应该是个雅、俗兼容的系统。两个系统应该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从现代方言入手，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建立年代久远的历史，因为语言时刻在变化中，变化的结果，有时有线索可寻，有时则销声匿迹，若无文献记载，只能付之阙如。若只靠文献记载，则当时文献不及记载或记载不详尽的，便束手无策。因此，采取两者兼收并蓄的办法，应是上策。”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否定历史文献作用的倾向，总认为方言是实实在在的，而历史文献的解读是可塑性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没有活的方言证据来得可靠。这种倾向显然是没有科学理解历史文献的重要作用所致。 索绪尔（2005）曾明确指出：“使比较研究获得恰如其分的地位的真正语言学，产生于罗曼族语言和日耳曼族语言的研究。罗曼族语言的研究是狄兹（Diez）所创建的（他的《罗曼族语语法》出版于1836—1838年），它特别促进了语言学接近它的真正的对象。因为罗曼族语言学家具备印欧语语言学家所没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他们认识罗曼族语言的原始语——拉丁语；其次文献的丰富使他们有可能详细地探究语言的发展。这两种情况限制了臆测的范围，使整个探究具有特别具体的面貌。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毫无疑问，原始日耳曼是不能直接认识的，但是借助于许多世纪的大量文献，由它派生出来的各种语言的历史还是可以考究出来的。因此，比较实际的日耳曼语语言学家也获得了一些跟早期印欧语语言学家迥然不同的概念。”索绪尔这一评论正道出历史文献在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要避免陷入共时层面的陷阱，我们必须依靠历史文献。 历史音韵学同其他任何历史研究一样，一是发现历史材料，二是解释历史材料。历史音韵学一方面要发现新的历史材料，一方面要对所掌握的历史语音现象进行解释。解释得越仔细、越全面、越合理，对语音历史的认识就越准确。 四 结语 总之，当前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虽然在汉语方言这块沃土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由于汉语历史层次的研究没有处理好它与方言史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汉语历史层次研究没有深入挖掘汉语方言历史文献，没有认识到汉语方言历史文献在历史层次研究和方言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鉴别历史层次性质上，而与方言史之目的越来越远。当前的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研究没有以西方层次理论的兴衰为鉴，重新走上了“偏于假设，疏于实证”的共时陷阱。 李荣（1988）指出：“方言研究以实地调查为本，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如有文献印证，犹如脚踏实地。早期方言韵书的重要性就在乎此。”历史层次的比较研究只是方言史研究的一段路程，而方言史的研究自然会考虑到方言的历史层次，无论是本地层次的演变，还是外来层次的介入。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必须回归到方言史研究的框架之内，唯其如此，才能使历史层次的研究“脚踏实地”。
标签：方言论文; 北京话论文; 广韵论文; 切韵论文; 官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