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话剧危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当代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话剧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曾迎来令人欢欣鼓舞的创作与演出的热潮。进入八十年代后却受到冷落，陷入困境，出现“危机”。这一特殊的现象曾引起戏剧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有人惊讶，有人困惑，有人焦虑，有人悲观，有人奋力拼搏试图遏止颓势的继续发展，有人却泰然处之，认为如果“气数已尽”，不如顺其自然。为此，理论界还沸沸扬扬地掀起了一场为时不短的关于“话剧危机”的争鸣与讨论。
最早传出“话剧危机”信息的恐怕要算剧作家沙叶新《扯“淡”》一文了。这篇发表在《文艺报》1980年第10期上曾引起争议的文章认为：1980年，“话剧工作者虽然也很努力，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可是从总体上来说，今年创作和上演的话剧剧目不论数量与质量上都远不及去年，上座率也普遍下降。”不过文章对话剧的现状没有提到出现“危机”的程度，而只是说：1980年“话剧形势‘不灵’，是个‘淡季’。”与此看法相近的还有钟艺兵提出的：“进入1980年以来，话剧创作却比较沉寂。九个月过去了，为大家所公认的，在反映现实的勇气和艺术深度上能与《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等水平不相上下的话剧新作，还很少见到。”还说，“目前的沉寂是不正常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限制了戏剧创作的积极性而造成的。”①但是，当时这些对中国话剧前途深感忧虑的锐敏的看法并没能引起舆论界足够的重视，不少同志依然陶醉于1979年中国话剧大丰收的无限欣喜之中，并且还认定，目前“暂时的平缓是在孕育着一个更高的潮头”②。虽然在此之后，有的刊物，象《人民戏剧》、《戏剧界》、《春城戏剧》、《上海戏剧》、《剧坛》等等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谈及话剧的不景气与探寻出路的文章，但从总的来看，这一切并没能改变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话剧前途所持有的过于乐观的态度。
直到1985年，《文艺报》从第一期开始连续发表一组讨论当代话剧是否面临“危机”的文章，在话剧界乃至整个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从而才开始改变人们对话剧形势的看法。其中一篇题为《困境中的话剧》的文章影响最大。这篇文章引用了有着良好话剧传统的众多话剧观众的东北三省几个主要话剧团的有关材料与数据，“来说明人们所谓话剧的‘困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道出了当代话剧存在问题之严重。就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八十年代初演出场次的统计数字来看：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以及1984年（截止8月底），分别为715场、407场、526场、437场、147场。就同期比较，1984年的演出场次仅相当于1980年的30%。是剧院不想多演吗？不，是上座率成了大问题。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观众对话剧的热情正在消退！这篇文章还列举了长春剧院1982——1984年上演剧目具体收支情况。我们看到了剧院在这三年演出的14部剧目中，竟有8部出现赤字，其中亏损最多的是《闪光的心》，演出31场，亏损7373元。难怪有人说，“剧院害怕演剧，只要一演剧，就朝不保夕了。”文章还提到1982年以来鸡西话剧团，“在所有演出的五个戏中，只有一个戏有盈利。这个戏正是由鸡西市委下达红头文件让各单位包场组织观众观看的。由公家买票，开演头几场有人把守出口不准退场，退场以旷工论处……”。当代话剧竟然落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心寒！此外，象《戏剧危机小议》、《从话剧的传统谈继承与发展》、《由话剧的困境，想起“无为而治”》、《话剧必须朝“高、精、尖”发展》等文章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话剧面临的困境，研究了造成“危机”的种种原因并探寻了今后发展的途径，这么一来，不仅使得相当一部份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从主观虚构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梦幻中惊醒，而且还使得“话剧危机”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讨论的热门话题。
进入九十年代，当代剧坛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从表面上看，似乎“危机”的呼声已很少听到。的确，这时期的报刊、杂志也很少再涉猎这类的话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代“话剧危机”已经消失，剧坛重又出现繁荣兴旺的景象呢？考察当今话剧的现状，结论恰恰是相反。我们发现，不仅“危机”丝毫没能得到缓解，而且还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那些在逆境中奋力抗争的人们，虽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摆脱不了“危机”阴影的缠绕，却依然在低谷中徘徊难见光明。不少人已经对振兴话剧产生了怀疑，丧失了信心，因而也就懒得再奢谈什么“正视‘危机’、克服‘危机’”的话题。如今，不少剧团、演员正为经济效益而奔忙。什么“跳槽”、“改行”、“办舞厅”、“开茶座”、“搞时装表演”……应有尽有。偶尔的演出，更多的只是为了“争取晋京”、“参加评奖”而与观众无关。这一切，正如有的同志尖锐指出的那样：“沉重的危机感，不，准确地说，是绝望感压迫着中国的剧坛！”③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新时期文学时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最繁荣的时期。的确，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双百”方针的认真执行，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话剧）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笔者几年前曾在一篇题为《突破与创新——近几年来话剧创作一瞥》的文章中，从题材的突破、人物的创新以及艺术的探索等方面对新时期的剧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个人至今还认为那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评说。虽然当今剧坛问题依然不少，而且也还没有出现象《茶馆》那样高水平的杰作，但就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还是不容低估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剧作家的队伍，其中特别是一批中、青年作者，他们以其对现实生活锐敏的认识和把握、对话剧艺术大胆的探索与追求，给话剧园地带来了新的生气与活力；我们也不仅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新意和深意的好作品，光1980年以后就有《陈毅市长》、《血，总是热的》、《左邻右舍》、《高粱红了》、《屋外有热流》、《阿Q正传》、《唐太宗与魏征》、《绝对信号》、《五（二）班日志》、《红白喜事》、《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黑色的石头》、《狗儿爷涅槃》、《古塔街》、《宋指导员的日记》、《桑树坪纪事》、《天边有一簇圣火》等等，而且我们的话剧理论领域还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活跃局面。比如对戏剧美学的讨论，对戏剧观众学的重视，对戏剧观念的争鸣，对话剧本质、特性、局限、出路的探寻，以及对话剧历史、话剧现状、话剧未来、古典和外国戏剧理论等的全方位研究，不仅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论断，而且还尝试着新的方法并取得了新的深度。显然，这一切都较“文化大革命”前有了较大的丰富、发展、拓宽和深入。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可喜的进步。
那么，如何解释刚刚跨入八十年代不久，政治稳定、思想解放、“双百”方针得到贯彻执行、艺术规律得到尊重、个人才智得到发挥、剧本创作、理论建设有了发展、有了进步，却反而出现“话剧危机”呢？这是很令相当一部份戏剧界朋友感到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如“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批判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以及对“第四种剧本”的口诛笔伐，都极大地扼制、损害了戏剧的发展，只不过因为当年采取了诸多行政干预的手段，象组织创作、组织演出、乃至组织观众，才冲淡、掩盖了实质上的“危机”。这正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位编剧所说：“过去话剧走红，甚至出现‘《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从南京到北京’的盛况，一方面当时没有影视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和有组织地让观众接受教育的关系甚大。因此，这种‘兴盛’有着违背艺术规律的一面，特殊的一面……”④那么，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话剧危机”呢？有人认为，主要是来自影视的冲击；有人说，阻碍话剧前进的是当今话剧观念的狭窄、样式的老化和手法的陈旧；还有人说是因为话剧承担了过于“伟大”的“高台教化”的角色，“伟大”得不让人感到亲切，所以观众流失；还有人认为“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支持不力、资金匮乏，以致人才外流，旧设施不能更新、好剧目无法演……还有试图从戏剧本体的角度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归纳，认为“一是陈旧单一的表现形式限制、束缚了新的、丰富多元的内容；二是戏剧本体的美学错位，即长期以来戏剧功能代替了戏剧目的；三是对戏剧特性的忽视，造成戏剧独特魅力的丧失。”⑤以上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局部真实，但我以为还存在着一定的偏颇，或曰对造成“话剧危机”原因的剖析还不够准确。我认为当代“话剧危机”产生的原因并非人为的政治性因素在起作用；也主要不表现在一度创作的疲软，即话剧文学创作的滑坡上；“危机”的产生可以说是在比较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不知不觉地“自然”出现的。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话剧危机”的产生是与戏剧自身至今尚未被我们真正认识、完全掌握、切实遵循的规律在起作用有关。
戏剧既是高雅的艺术，又是通俗的艺术。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恐怕更应当将它归入通俗艺术之列。的确，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戏剧都起源于民间，都是和平民百姓的祭祀神灵、欢庆节日的仪式和娱乐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早期的戏剧活动中人们是很难绝对分清欣赏者与参与者的身份的。至于说到戏剧的繁荣与发展，那更与黎民百姓的喜好与支持分不开。古代希腊、罗马的戏剧是这样，现代欧洲、北美的戏剧也是这样，中国古典戏剧、近代地方戏曲，以及现、当代话剧无一不是这样。它们的兴亡、盛衰，都与普普通通的平民大众密切相关。在古希腊，戏剧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活动。一年一度的酒神节举行悲剧竞赛，城邦公民统统放假，一律到场，甚至连监狱中的囚犯也暂获假释，以便也让他们参与戏剧节。古罗马作家玛尔库斯·高尔纳留斯·弗尤托曾经这样描述当年罗马戏剧的盛况，他说：“罗马公民的精力都消耗在两件事情上：吃饭和演戏。”⑥在美国，“外百老汇”的崛起，冲淡了“百老汇”昔日的光彩；“外外百老汇”蓬勃的生机，又取代了“外百老汇”的荣耀。在英国，一种被称为“边缘戏剧”的大众性的平民剧团的戏剧活动，给英国剧坛带来曙光和希望。我国清代“花雅之争”，地方戏剧、民间土剧、花部诸腔，“统谓之乱弹”，虽被当时的文人雅士目为俚俗难入耳目，但却深植于民间土壤，并得到大众的青睐，因而蓬勃发展，压倒、取代了雅部昆山腔而雄踞于剧坛……这一切都有力的证明了戏剧与普通民众之间犹如鱼和水一样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再比较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中国话剧的差异，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从总体上看，八十年代的话剧在创作与演出的质量上应该说较四、五十年代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八十年代的群众对话剧的兴趣与热情却远不如四、五十年代。这其中，除了客观的时代的原因外，恐怕多少也还与当今戏剧界一些同志认识上的偏差与理论上的误导，即认为“戏剧是少数人的艺术”以及剧坛内外滋长着一股忽视国情、民情，轻视“群众性”、“通俗性”的不正确倾向有关。
当今戏剧界对戏剧这一特殊艺术的特性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也还表现在对戏剧文学某种程度的忽视上。在八十年代沸沸扬扬的“话剧危机”的讨论中，有的同志就指出：“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话剧走向观众心灵，唤起他们强烈的艺术共鸣，得力于许多方面，诸如剧本、表演、灯光布景等等。但这其中，话剧剧本无疑居中心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⑦还有的认为：“在戏剧艺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第一阶段是剧作家的剧作创作，即一度创造……一度创造是决定戏剧内容的关键性的一步。”⑧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它至少向人们表明我们话剧界的不少同志已开始注意到“当代话剧重视剧场性，而轻视文学性”⑨的倾向，并把对话剧现状的研究推向了深层。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就在“话剧危机”不绝于耳的八十年代，有些剧作家和理论家在自己的文章或讲话中仍然反反复复地强调“剧本写出来主要是为了上演，而非专供阅读用的。”虽然这一见解的本身是正确的，古今中外著名剧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场合也都有过类似的阐述。但是，将这一正确的论断放置于话剧倍受冷落、“危机”有增无减的八十年代，而且主要不是用来告诫剧作家或批评剧团不演戏，而只是作一般常识性的阐发，这就不免使人感到“无的放矢”与“不合时宜”了。其实剧本是具有双重性的，它既是文学，又是戏剧；它既具有文学价值，可以阅读，又具有戏剧价值，可供上演。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如同诗歌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一样，剧本也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且均以“后一种为好”⑩。无法上演的剧本不是我们所推崇的，但是，翻开中外文学史，那些优秀之作，象《窦娥冤》、《西厢记》、《哈姆雷特》、《玩偶之家》、以及《雷雨》、《茶馆》，哪一部不是既可读又可演的呢？日本戏剧家岛村抱月在《先要把脚本看作读物》这篇论文中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今后的脚本，“先要成为合格的读物，进而才成为合格的舞台演出剧本。”的确，正如他所说的：“读来有趣的作品，未必就是好剧本，读来乏味的东西，上演起来也是不感人的。”(11)而且，时代发展到今天，“眼看的”诗歌已得到愈来愈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钟爱，可“放在书桌上的”剧本却至今受到冷落。广大读者热心阅读小说、诗歌、散文、甚至电影文学剧本，可又有几个涉猎话剧剧本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尤其在当前，我国的话剧正出现萧条、陷入困境、面临“危机”，国内剧团少、演出更少，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由于条件的限制，暂时还与剧场无缘，或是很难看到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话剧演出。为此，我们突出地强调话剧剧本的文学性与可读性，突出强调话剧文学作为整个文学大家族中可与其它各种文学样式并列的一个分支，突出强调要培养、壮大、提高话剧文学的读者队伍，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非常必要的了。试问，舍此又何谈普及话剧、繁荣话剧、培养观众、争取观众呢？
我还认为，除了对戏剧特性认识上的偏差外，对戏剧观众缺乏研究与了解也是酿成当代“话剧危机”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戏剧家也普遍认同，戏剧是一种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特殊艺术，它的优势在于观众与演员现场直接交流。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理论上也十分强调观众在戏剧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甚至还经常援引法国戏剧理论家弗·萨塞的名言：“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戏剧家对当今的观众则缺乏具体的研究与了解。如今出现了“话剧危机”从实质上说，就是观众对话剧的冷淡与疏远。在戏剧界，一方面我们可以经常听到“观众是上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的话话；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不少人不敢理直气壮地强调“票房价值”与“上座率”，甚至对一些深受欢迎并造成轰动效应的剧目，或采取低调处理，或指责曰“品味”不高。我们大家历来对“人民”、“群众”之类的词语怀有无限的敬意，因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至于观众呢？它是什么？是否应另当别论？似乎一时还很难说清楚。至于什么叫“适应”、“满足”、而什么又叫“迁就”、“迎合”，则更是见仁见智了。前些年我们还经常听到“叫座不叫好”，“叫好不叫座”之类的评说。我理解，“叫座”当然是指受观众观迎和好评；那么“叫好”呢？是指谁在“叫好”？是专家？是领导？我觉得反正不是指观众。记得，早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周总理就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文艺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显然，这一切都要我们认真思考、研究、解决的。此外，象如何处理好“品味”与“口味”、普及与提高、精品意识与通俗意识之间的关系，也都有待于理论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因为它们也都与克服“危机”、繁荣戏剧息息相关。
再有，我们也还看到，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话剧艺术在出现“危机”的同时，还出现了它自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新的势头，并涌现了为数不少的被称为“实验话剧”或“探索剧”的优秀剧目。这些作品对突破话剧旧有模式的束缚、改变剧坛单一的面孔、丰富话剧艺术的表现力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有的剧作，象《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等可以说与中国现、当代话剧名著相比也毫不逊色，因而得到了戏剧界、理论界的高度评价，其功不可没。但是，即便是这些被知识阶层誉为高品位的艺术精品的出现，也依然改变不了剧院门可罗雀的萧条局面。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与这些探索者指导思想以及对话剧属性的认识有关。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公开宣称：话剧是“精英文化”，它“应主要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因而在审视话剧自身的特性、挖掘其内在艺术表现力时，往往冷淡、忽视观众的爱好与需求，当然这样的探索成果是不可能造成大范围的反响，更无法摆脱“危机”的困扰了。这也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
回顾八十年代那场关于“话剧危机”的讨论，我们发现当时的不少文章，不仅能正视“危机”，而且还能提出许多克服“危机”、繁荣话剧的具体设想与办法。诸如：要提高剧作家和演员的自身素质，写出好剧本，演出好戏来；要拓展戏剧观、更新戏剧观、要“两化”（民族化、现代化）并举；要争取观众、培养观众；要送戏上门、要积极扶植业余演剧活动；要继续批“左”、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积极、中肯、正确的。我认为，虽然至今“话剧危机”依然存在，但这只是表示我们暂时还没能找到繁荣当代话剧的最佳途径而已，它并不表明中国话剧已失却了前途和光明。经过十数年的探索与努力，沈阳、北京等地不是都还传来了一些剧团上演的一些剧目盛况空前的喜讯吗？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中国话剧中兴之日必将到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为此，我也愿意就克服“危机”提出自己的设想，以就教于戏剧界、理论界的前辈与同行。我认为要克服当前的“话剧危机”除了要注意以上大家提到的几点外，我觉得有两点必须十分强调。一是要强调“综合治理”。我所理解的“综合治理”，不仅是指对剧本创作本身而言，也不仅是指对演员以及剧团的现有体制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象作家改行、演员跳槽、剧场转租、剧团长期不演戏，即便排戏也只是为了评奖等现象如不改变，还奢谈什么克服“危机”？不过，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光考虑作家、演员、剧团等等这些戏剧圈内的“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解决“危机”，非上上下下，圈里圈外一齐动手不可，而其中领导思想的重视、措施的得力是至关重要的。就以普及话剧、争取观众这一点来说，没有自上而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与办法，单靠三、五个作家，几十位演员，十来家剧团，各自为阵、“小打小闹”，能根本解决问题吗？我非常同意这样的看法：“要从根本上振兴我国的戏剧就要从建设合理的生态环境做起，这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任务，不仅需要戏剧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各类院校和厂矿企业等全社会的支持。”(12)而要重建戏剧生态系统的工作最重要的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并要从普及戏剧做起。二是要坚持“双百方针”。前几年曾听到理论界的同志说过：“社会主义救中国，‘双百方针’救文艺”。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时期的斗争实践中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才获取的真理。的确，要繁荣话剧，就要鼓励争鸣、支持探索、允许失败、帮助提高。象什么心理剧、荒诞剧、问题剧、情节剧、纪实剧、通俗剧、商业剧，甚至“怪味剧”，只要是健康的都应有资格在剧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并通过公平的竞争求得自身的发展。有的同志说得好，“除违反宪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都应该允许演出，在演出中完善、修正……”(13)因为“谁是谁非，‘观众’与‘时间’是最好的裁判。”(14)我设想，不妨可以尝试：强化机关的法制职能，淡化个人取舍的权力。这恐怕更符合“双百”方针的精神，也有利于当代话剧的繁荣。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们深信经过努力，有着光荣传统和光辉业绩的中国话剧必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摆脱阴影，迎来曙光！
注释：
①②钟艺兵《要正视当前话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戏剧》1980年10期）。
③谭霈生《危机与生机》（《戏剧》1993年2期）。
④《振兴话剧之我见》（《文艺报》1985年5期）。
⑤《在“戏剧危机”背后》（《南方文坛》1988年4期）。
⑥ (12)高鉴《戏剧的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⑦⑨周安华《现代观念与话剧的文学意识》（《新疆艺术》1986年4期）。
⑧《论戏剧的三度创作》（《戏剧艺术》1985年2期）。
⑩鲁迅《致窦隐夫信》（《鲁迅全集》第12卷）。
(11)转引自（日）河竹登志夫《戏剧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13)李默然《困惑中的思索》（上）（《文艺报》1985年11月23日）。
(14)曹禺《话剧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戏剧报》198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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