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探索——宏观经济学视角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常态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开始了向现代发达经济过渡的新的历史阶段。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负面特征：增长减速，结构进一步失衡，产能过剩，民间投资增长缓慢，投资效率下降，居民消费疲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难以维持，政府主导型经济宏观调控管理方式渐趋失效。这说明，由于深层次体制性矛盾所导致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在外部经济环境即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难以继续沿着以往的增长模式走下去，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4年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协办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围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成因；实现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深化改革，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导向型增长”三个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交流。本文在此次会议研讨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的研究进展，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宏观调控的学术观点进行述评。 一、何谓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从经济学角度看，何谓新常态呢? 关于新常态的讨论，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它引起了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改革开放30年来高速增长态势的讨论。 部分海内外学者出于对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即将结束，而且将要陷入全面崩溃。①然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从国际比较中，基于中国人均GDP和城市化率还较低，有很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空间等现实情况，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认为可以继续高速增长20年。② 大部分学者则依据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难度，通过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认为，中国经济已由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向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高速增长转换，③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进一步降至6％～7％的水平。④ 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实际上给前一阶段关于长期增长趋势的争论下了一个初步结论，即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别于此前三十年，正面临着阶段性调整。 一些研究认为，新常态的判断不宜仅仅着眼于经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常态，经济增长不论是高速还是中高速，⑤都应当是相对稳定的。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仍在不断变动，新的增长率平台正在形成之中。目前不宜把现有的经济增速逐渐下滑视为新常态，否则将容易引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看法，以及宏观调控上的难以作为。一些研究试图从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对“新常态”进行定义。有些经济学家从中国经济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出发，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进入新古典经济增长路径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常态；有些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要素积累驱动型向创新导向的内生增长路径转变，从粗放数量型向集约质量型增长路径转变，视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常态。 我们认为，新常态应当是经济发展新的稳态阶段。如果以此定义新常态，那么应当认为中国目前尚未进入新常态，仅仅是一个从传统增长路径开始向新增长路径转变的过渡阶段。此前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以“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净出口率、低居民消费)”为结构特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低收入经济向中等收入经济过渡的一种旧常态，当发展阶段从摆脱低收入陷阱转为从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时，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所调整，从而形成新的稳定发展路径，这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需要经历一个深化改革、改变增长范式的调整阶段方能逐渐形成，目前是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仅以经济增速而论，仍在下滑之中，波动太大，很难视为经济发展的新稳态。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水平究竟位于什么空间，目前做出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 二、进入新常态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经济学界对于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的原因解读目前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即在生产函数和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要素驱动力下降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问题；二是从发展经济学或者结构主义的视角，注重从二元结构来讨论刘易斯拐点，通过国际比较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首先，从要素投入角度看，人口结构变化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一国的潜在增长率。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的消失)是近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之一。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与日本比对，可以发现，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迅速降低。⑦从要素投入的效率来看，中国的经济减速是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发达经济转变过程中，城市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倒U型统计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资本产出弹性下降。⑧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的结构性加速自身蕴含了经济减速的必然，它主要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所带来的“三重冲击”，以及“三重冲击”对于高增长势头的严重制约。其次，投资、劳动力投入、“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高增长模式，也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使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最后，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制度结构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和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使后续增长得不到生产效率提高的补偿。⑨通过测算2006～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引起的资源误置程度，可以发现：2006年以来，企业间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出现了背离趋势，前者错配程度加深，后者整体上有所缓和；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劳动要素产出缺口较低，劳动力使用效率较高；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负向扭曲。⑩ 在技术进步方面，魏枫根据发展中国家推动技术进步的形式可以同时容纳向外模仿与自主研发这一特征，从理论上解释了后发国家经济实现赶超的同时因陷入模仿陷阱而停滞的增长事实。(11)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近几十年来引进了大量技术，但它们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大部分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际上是由国内研发支撑的。不合理的技术政策导致技术引进传导机制受到影响，相当大部分的技术没有转化为实际经济福利的提高，技术引进费集中在传统行业，新兴行业缺少资金支持，企业热衷于购买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以及高新技术，而不是实用技术，国有企业的技术引进费用高，但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水平比较低，技术引进地域多集中在东部，且长期实行的引进高新技术战略，使技术需求和技术引进不一致。(12) 从经济增长范式来看，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不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而是经济的约束条件已经改变。(13)危机爆发至今的经济运行态势说明，国内经济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使得中国经济以往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国际金融危机仅仅是引发这些变化的外因，产生这一重大变化的内因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政府主导型经济宏观调控管理方式已经逐渐失效。(14) 我们认为，既有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以GDP与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赶超战略，导致了要素比价长期扭曲，它所刺激的高投资使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创新动力与压力不足，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消费需求不振。旧常态下的高要素投入增长驱动方式，无论从供给、需求还是资源环境角度来看，都已经难以为继，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尽快转变，将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 (二)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国际比较，经济结构的转换 史晋川认为还必须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视角来研究国际经济演变的新常态。(15)目前的后危机时期只是这一轮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中后期阶段。在此背景下，跨越了“低收入发展陷阱”的中国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这也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通过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速追赶期”与“中速换挡期”经济特征的考察，史晋川发现上述三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时，人均GDP基本达到当时美国的40％以上，而中国大陆目前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15％，说明中国大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起点较低。这一发现值得重视。林毅夫认为，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和1975年的韩国，因此在未来的20年里，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可行的。(16) 一些学者认为，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可以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结束高增长的时限。既然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实现经济高增长，那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束可能意味着高增长阶段基本结束，经济进入稳定的正常发展阶段。(17)蔡昉认为，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所体现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政府主导型投资保增长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18)田萍、张屹山、张鹤基于二元经济结束时全社会的边际生产力将相等的理论，在中国经济以7％水平持续增长并对未来劳动力总量进行合理估算的条件下，预测通过依赖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中国二元经济将于2020年结束。(19)这三种判断都是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做出的，但是结论不一致，蔡昉认为目前的新常态是中国抵达刘易斯拐点而产生的，其他两种观点则认为新常态下的高速增长还将持续20年。 但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否成立，值得质疑。李文溥、熊英加入社会产品实现约束，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角度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研究。(20)数理模型的研究证明：由于只考虑劳动力市场而忽略产品市场的实现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只有当二元经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实际的劳动工资水平才能明显提高——无论在封闭经济或开放经济条件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无论是一元经济，还是向一元经济转轨的二元经济，劳动工资都应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世界范围经济史的研究也发现，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与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为密切相关。所以，无法用劳动工资水平是否提高判断中国是否结束了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是否转为一元经济与目前中国正在进入的经济新常态无关。 我们认为，尽管我国已经跨越了“低收入发展陷阱”，转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的新发展阶段，但是，在尚未进入发达经济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可以断言，即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人均GDP水平越过了世界银行规定的发达经济国家组低限，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可能仍将持续较长时间，现在谈中国经济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转变，还为时太早，因此，新常态更应视为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的新发展阶段。应当高度重视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是在相对较低的起点向发达经济体过渡的现实。 (三)新常态的发展趋势 目前的增长率下降是否意味着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降?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实际增长率下降了，但是潜在增长率并没有下降。刘伟、苏剑认为，从我国经济目前的实际表现来看，7.5％左右的增长率其实并不低，但与之相应的通胀率却相当低(2％～3％)；即使采取了扩张性政策，通胀率也没有显著上升。(21)这表明我国的经济现实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说法不一致。其次，决定潜在增长率的资本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率都不存在导致潜在增长率突然大幅度下降的因素。殷醒民认为，中国目前仅仅是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依据国际比较，未来20年，中国还有很大的高增长空间，中国工业化方向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还需要通过高投资来实现技术化的发展过程。(22)黄泰岩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速减缓，可能并不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而是经济周期和增长动力不足的综合反映，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周期的转化和增长动力系统的更换，我国还会迎来新一轮8％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23)林毅夫认为，即使外部环境不好，中国经济内部反周期的刺激空间很大，仍可以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24) 第二种看法认为实际增长率下降反映了潜在增长率下降。黄志钢、刘霞辉发现，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运行的确拐入了完全不同的轨迹，多数重要经济指标均出现劣质化，经济增长进入了“结构性减速”区间，而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的消失)是近来及未来几年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25)张平也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减速本质上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是长期结构扭曲使然，因此具有“结构性”特征，很难用经济短期周期扰动的总量来解释。(26)袁富华、陆明涛、张平基于国际比较，认为投资增长下降、人口转型和要素弹性逆转，共同导致未来增长减速构成三重结构性冲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切实提高，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堪忧。(27)张军指出，在当前经济因为外部冲击出现减速的关键时刻，启动新一轮结构改革并顺势推进人口城市化，将是未来10年全要素生产率得以维持年均3％增长趋势的重要机会，如能做到，未来10年GDP的潜在增长率则可能在7％～8％之间。(28)骆祖春、赵奉军基于PWT8.0数据的核算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下降，使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难以实现8％以上的增长；参照日本和韩国经济减速的经历，未来5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降到6％左右的水平。(29) 可以看出，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来分析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界的分歧较大。主要原因是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概念和判断方法，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证明，既有潜在增长率的定义以及由此推出的政策结论是难以成立的。这提示我们：如何根据中国实践进行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不仅是理论发展而且是政策实践的迫切要求。在政策上，由于未来经济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的释放具有很大的变数，因此，我们认为，不宜过于强调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判断。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与稳增长路径 短期而言，经济稳定是重点，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也出现了不同的特征和变化。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稳增长应着重依靠改革开放、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得以实现。 (一)宏观政策取向从需求面转向供给面 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一方面，影响总需求释放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长期的制度性因素影响作用愈来愈大，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制度性因素对需求的制约更为凸显，使刺激总需求的短期政策效应相应下降。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以及提升效益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0) 供给调整是指生产成本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它往往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以效率改变为条件。因为调整期较长，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大都更具有长期性，供给管理政策也可以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因为它能够改变包括企业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在短期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是生产者激励却可以随时发生变化。新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刺激技术进步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都作用于长期总供给一边，因此都属于供给管理政策。 从供给角度“调结构”，通过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干预，纠正资源错配，提升企业效率和竞争力，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最近几年来，稳增长的措施主要立足于上游环节，在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尽管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则加重了经济失衡。所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增加有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着力点，一是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投入，释放农村消费需求；二是以发展养老服务为契机，引导和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增加城镇消费需求；三是以加速推进宽带建设为基础性工程，优化消费环境，促进信息消费。(31) 供给面的稳增长路径。黄志钢、刘霞辉认为，资本因素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稳增长关键在于提升资本效率，当前我国资本效率低下，根源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高效率的民间投资并未充分启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为提升资本效率开拓空间。政府应主动减少投资，减少行政干预，逐步放开对要素市场的管制，以资金使用效率为指标构建对国有银行放贷进行资本配置的评估指标体系，打破各级政府的行政分割和区域垄断，消除制度性障碍。(32)龚敏、谢攀发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中国的资本利用率水平，可在实现稳定增长的同时，降低资本产出比，改善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允许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虽然可以减轻企业的税负，但却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利用率。从长期来看，当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已促使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推进科技研发创新之后，就需适当调高企业所得税率，这样才能提高经济长期的资本利用率水平，降低资本产出比。(33) 财政政策方面，王燕武在传统新凯恩斯模型的框架下，引入政府支出的生产性作用和存货，发现优化行业结构，限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鼓励和扶持低库存水平的行业发展，将有助于改善政府支出的长期乘数效应。(34)郭路通过构造一个具有政府平衡预算约束的新古典框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当财政收入满足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时，税收结构调整不影响经济的福利。在财政支出即定情况下，营业税对政府平衡预算约束的影响要大于消费税和增值税对政府平衡预算约束的影响。如果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会在短期内引起经济增长。 长期的需求面刺激方式，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累积，使得进一步刺激需求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经济面临的风险增大。从供给面进行宏观调控正是着眼于近年来从需求面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理想，以及要素使用效率低下的状态提出来的。 (二)宏观政策的调控方式从特殊转向常态化、一般化，设定上下限，保持定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善宏观调控指出了具体方向，要求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陆旸、蔡昉认为，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仍然坚持采用经济刺激计划试图维持之前的经济增速，最终导致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并破裂，其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可能远不止是“失去的十年”。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采用经济刺激方案，人为推高经济增长率。(35)近三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微刺激政策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如此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守住下限是被动的。经济下滑具有惯性，当微刺激措施的力量消失之后，一旦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就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目前的微刺激政策有两个缺陷：一是“碎片化”，即措施应急、零碎、不系统，缺乏措施之间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衔接。二是“短期化”，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支撑效力短暂，对防止经济下滑的效果仅能维持一两个季度。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现在则要经常守住下限。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36)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首先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情况，适度下调过高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与此同时，腾出手来抓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构建新常态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机制及推动力量。 高培勇、钟春平回顾过去的35年，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很大，大起大落明显，并且存在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周期，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当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经济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信心有所加强、耐心(时间偏好)有所强化，因而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更稳妥地通过制度创新，推进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宏观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建设。通过上限和下限等目标管理模式，宏观调控水平将得以提升，宏观经济将能保持较平稳的中速增长，维持物价和就业的双稳定。(37)楚尔鸣、石华军认为货币政策定力是货币政策工具变量调整的相对稳定性，货币政策定力的强弱可以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偏好、政策工具变量的变动频率、调整幅度以及相对力度与时滞四个方面来度量。(38) 龚刚从房地产市场、债务、稳定和非稳定机制三个内生性的经济波动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现象，认为：第一，作为金融资产，市场对住房的需求可能会违背一般市场的供求规律，使得房地产市场很容易产生泡沫，所以对房地产的监管不应只关注市场供需，更应借助金融市场的监管手段。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债务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累积扩大，使经济体从债务正常状态转向非正常状态，高负债就开始对经济运行产生负反馈作用，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此类经济危机应以政府惩罚性救助的方式购买债务，以消除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第三，经济的稳定机制(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相互作用使经济产生了波动，由于价格调整具有粘性，其作为对经济的一种稳定机制，有可能不足以使经济稳定。此时，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就成为必要。(39) 在货币政策方面，范从来、丁慧构建了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GPI)作为新的通胀衡量指标，发现GPI对于经济周期波动仍具有较高敏感性，“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假说在中国并不适用。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与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框架分析经济周期与通胀关联特征出现的新变化，需要格外关注结构性通胀对资产价格的影响。(40)卢盛荣、曹翠榕的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存在较大区域非对称性，这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结构差异对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产生的价格非对称性响应。理论上，这种非对称性会使得忽视地区信息而仅从全国总量角度制定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福利损失。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审视全国总量度量的可靠性，更多使用地区信息，并根据不同地区价格反应差异赋予其不同权重，以减少因非对称性带来的福利损失。(41)王永钦、汪莉从信息敏感度与金融体系设计的视角看地方债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地方债利率高度依赖抵押品价值，具有优质抵押品的城投债利率对其他信息并不敏感，而抵押品价值较低的城投债利率则对其他信息比较敏感。因此，中国金融市场对地方债的定价还是较有效率的。(42)史慧慈、彭素玲预计中国大陆在调整货币金融环境的宽松或紧缩时，将以购买债券增减货币或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为优先考虑的手段。而且，大陆金融方面的措施对台湾地区总体经济的影响较为明显。(43) 可以看出，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的宏观政策取向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即逐步放弃了用大规模刺激政策维持高增长，以平常心看待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增长率下降现象，维持政策的定力和稳定性，宏观政策的调控方式正在从特殊转向常态化、一般化。 (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垄断，从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转变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增长方式 尽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转轨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一定时期里可能是一种必要而且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却是历史的必然。推进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转型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核心在于重塑政府与个人的关系。第一，要从政府主导、以实现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进而体现政绩为目标的强制增长，转向市场主导、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第二，要实现政府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公共管理与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为中心的转变。第三，要求政府从全面积极有为，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及资源控制范围转向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地收缩自己的权力及资源控制范围，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化。第四，必须矫正要素比价扭曲现象，恢复要素市场供需双方的力量对比均衡。(44)为此，一是清晰认识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政府不再作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建设的中心，而要成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二是明确商品价格由市场形成。三是保障个体选择的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清除市场壁垒，全面界定并充分保障财产权利，保证利润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与约束，不同产权主体权利平等，公平竞争，市场进出自由，保证资源的充分流动。主要措施就是简政放权，减少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减少政府编制、政府消费和政府的不当投资，惩治腐败，坚持政府购买市场化。放权就是放开政府配置资源、管理社会的权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鼓励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向企业放权，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45) 金融市场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前经济资本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偏移，引起金融资源向投机领域过快集中，而政府干预也影响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进一步明确政府边界、实行激励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效应。(46)张汉飞、李宏瑾发现同样增长水平的国家不良贷款率有高有低，制度质量的好坏对不良贷款率的高低有重要影响，说明具有完善市场导向的国家经济、金融等制度绩效普遍要好于其他类型国家，好的制度能够更多地化解风险，促进经济、金融发展。(47) 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走上了市场化之路，以加入WTO为代表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第三次对外开放浪潮将推动中国越过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建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48) 法制建设方面：第一，要加强法制建设、道德诚信建设和标准体系建设。通过修订和完善《质量法》、《标准法》，健全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体系，完善各种认证制度等，进一步规范经济主体的相关行为。第二，要加强产权制度建设，明确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建立和完善各种侵权行为的认定、补偿和赔偿机制。第三，政府应当切实转变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当好“守夜人”，建立市场进入的标准，把好市场准入关，及时清理市场中的“杂草”，维护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第四，在法制建设中要加大惩戒力度，大幅提高违规违法的预期成本，降低预期收益。第五，要加强教育和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综合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诚信水准。(49) (四)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强调人力资本积累 林毅夫认为投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动力，(50)殷醒民认为技术化、创新化的国家战略和长期趋势必然要求更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中国这样的低资本存量的国家来说，这只能通过高投资增长率才能解决。(51)但是，孙早、杨光、李康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倒U”关系，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下降趋势，而且，2011年和2012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已经非常接近拐点值，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发生改变，从原来的正向作用转变为负向。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将下降，但是，另一方面，教育、卫生、环保等社会基础设投资不足。(52)张平认为发达经济体靠市场出清来强化竞争，完成供给效率的改进，中国经济效率难以提升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羁绊，政府干预过度，政府过多参与了经济运营。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比最大的“科教文卫”仍是行政事业单位，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如“水电气”、排污、电信和铁路等，多为管制性的准行政单位所提供。这导致了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53)王国刚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它的内在根据是，在通过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要有效解决目前严重短缺的“住、行、学”等问题，必须加快发展城镇经济。解决“住、行、学”问题，既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在温饱型小康基础上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内容，还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则是推进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54) 曾金利、张杰认为递减教育回报增强了资源的稀缺性，减少了教育补贴的好处。建议通过社会最优分配设计最优财政政策来内生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政府可以通过对劳动收入纳税补贴教育时间和教育支出从而得到一个社会最优。(55)张鹏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代与代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认为只有维持低职业阶层向上流动通道的畅通，维护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机会均等性，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56) (五)促进创新，从纵向定位政策转向横向定位政策 张平强调传统赶超模式中的“纵向”干预体制必须得到改革，让有利于创新和生产效率改进的“横向”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因素发挥作用。(57)这就要求针对赶超体制中的扭曲进行市场化改革，通过减速治理，加快“清洁”体制沉疴，改革“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保护知识产权等，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的经济环境，实现以存量调整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高效的目标。但是，张军、章奇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处于一种局部改革均衡状态，如果没有足够深化的改革，这一均衡状态短期将难以打破。(58) 创新方面，强调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余长林通过构建一个主导出口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增加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主要以市场扩张效应为主。对专利和研发实施适宜的保护有利于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正是创新导向型增长所希望呈现的增长结果。(59)渠慎宁、贺俊、吕铁发现新加坡、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早期来自于资本，后期源于TFP的增长。资本与TFP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成分。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后期，TFP直接带动了总产出的增长，而资本积累与政府投资的作用下降。从长期看，加快发展同时具备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双重特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实能够有效地兼顾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资本特性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前期增长，同时，其高技术特性也有助于为后期的产业结构升级铺路，并支撑经济的中长期增长。(60)魏枫根据发展中国家推动技术进步的形式可以同时容纳向外模仿与自主研发这一特征，提出向下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加速发展并由此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路线图，以及中国新时期所提出的收入倍增战略的阶段最优性。(61)蔡昉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62) 我们认为，走向新常态，长期经济政策应当放在深化改革上，着重于构筑新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调动人力资本的创新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基本途径，其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和方向，推进全面改革。 四、总结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环境以及从中等偏上收入向现代发达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发展任务，决定了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者，新发展阶段也。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提出新发展战略及实施政策，不仅是政府决策部门所面临的新问题，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新的重要研究课题。 综合近期有关研究，我们认为，对“新常态”的判断不宜仅仅着眼于经济增速，不宜把当前的经济增速逐渐下滑视为新常态。从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新的经济运行稳态形成角度看，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增长路径向新增长路径转变的过渡阶段，处于新常态的形成阶段。 新常态如何形成?新常态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政府主导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为前提。新常态是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现代发达经济体过渡的新的稳态发展路径。向新常态过渡，在宏观政策的运用和导向方面，短期而言，经济稳定是重点，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也出现了不同的特征和变化；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稳增长”应着重依靠改革开放、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充分运用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第三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越过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形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新常态。 注释： ①Krugman P.,“Hitting China’s Wall?”,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3; 夏斌：《当前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京华时报》2013年7月15日。 ②林毅夫：《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6期；黄泰岩：《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2期；张培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的理论假说及其验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殷醒民：《中国内生增长战略调整的下一步重点——基于制造业创新投入要素的实证研究》，《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 ③张平：《“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与制度机制选择》，《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张平、陆明涛：《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展望2013年及后5年的中国经济》，《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1期；张平：《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史晋川：《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黄志钢，刘霞辉：《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袁富华、陆明涛、张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李文溥、李昊：《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转型》，《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世界经济》2014年第1期；王一鸣：《我国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具有良好基础》，《求是》2014年第6期。 ④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⑤低速显然不应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⑥黄志钢、刘霞辉：《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前景》，《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 ⑦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世界经济》2014年第1期。 ⑧袁富华、陆明涛、张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 ⑨张平：《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 ⑩谢攀、李文溥：《所有制歧视、要素比价扭曲与再配置效应》，《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论文集》(厦门)，2014年11月。 (11)魏枫：《技术进步视角下经济赶超与停滞的原因研究》，《经济学家》2014年第3期。 (12)刘丽、杨毅：《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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