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与经济理论范式的转变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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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4)02-0023-06

一、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30多年时间里,所有国家,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迷信经济增长,认为只有不断增长,才能不断积累社会财富,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才能得到提高。然而,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践却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模式虽然在物质财富的增长方面以及人类发展的某些方面(如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的提高)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生活和环境质量的许多方面却发展滞后了。(注:(世界银行)托马斯(Vinod Thomas)等.增长的质量[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5-13.)伴随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从环境中开发越来越多的资源,也产生越来越多的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全球出现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模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人们意识到,由于自然界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在一定时间内环境吸收废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发展应立足于自然界的可再生资源能够无限期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以及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谨慎节约的使用上,也就是说发展应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人类必须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旧模式的转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一场新的革命。威廉·D·拉克尔肖斯和梅多斯等人甚至认为,能否使国家和人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是一个可以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和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重大变革。(注:唐奈勒·D·梅多斯等.超越极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27-234.)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纷纷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各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的理解差异是很大的。自1980年3月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订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以来,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定义。据统计,目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这使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缺乏规范和一致的理解。戴利(H.E.Daly)就曾指出,现在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往往包括“可持续增长”的内容,甚至当作“可持续增长”的同义词在使用,但由于经济系统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的,在物质上是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增长最终会达到极限,并停止增长,根本无法持续下去,因此,“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逻辑矛盾的术语。(注:赫尔曼·E·戴利.可持续增长:一个不可能性定理.见赫尔曼·E·戴利和肯尼思·N·汤森蝙.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0-308.)而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也认为,“可持续发展”就像一个没有穿任何衣服的“皇帝”,是一个逻辑上错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概念。(注:Wilfred Beckerman:Sustainable Development:Is it a Useful Concept?Wilfred Beckerman(cd).Growth,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1995,191-209.)

显然,“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包括“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和“发展”(Development)两个部分,学者们对“发展”的理解分歧还较少,但是对“可持续性”的理解分歧却很大。目前,学者们一般将人类所拥有的资本分为4类: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注:D.W.Pearce,and G.Atkinson:Capital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 Indicator of Weak Sustainability.Ecological Economics,1993(8,).103-108.)依据对这四类资本替代程度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对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解也分为以下4种(见表1):

表1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不同解释

“可持续性”的四种涵义对经济增长的态度政策主张

极弱

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 彻底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

 促进经济增

的可

和社会资本之间是完全可替代

的支

增长可以刺激有利于环境的技术进步;而且,环

 长,保证自由

持续

的,可持续性要求这四种资本

持者

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经济增长可改变人们的生

 市场机制的正

 的总和不减少。活模式,使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有效需求增加,它对

常运转。

 环境质量的改善是有利的。

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

弱的

和社会资本之间在很大程度上

有条

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

 在促进经济增

可持

是可替代的,但每种资本的消

件的

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还是

 长的同时,鼓

续性

耗都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可持

支持

环境治理政策实施的前提,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

 励环境治理政

续性要求任何类型的资本不应

 间是正相关关系。策的实施。

少于这个最低限度。

强的

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不是

温和

经济增长尽管带来物质产出的增加,但它对环境

 采用降低污染

可持

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 的反质量是有害的,环境政策虽有助于减缓环境退化,

密集型产业增

续性

可持续性要求保持资本的结构

对者但环境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长速度的环境

不变。

治理政策。

极强

同种类型的资本虽可替代,但

激烈

经济增长带来物质产出的增加,从长期看,经济增

降低经济增长

的可

替代性也不强,可持续性要求

的反

长对环境是有害的,环境政策的实施对环境质量

 速度甚至停止

持续

不耗损任何不可再生的资源,

对者

有暂时的正面作用,但如果不停止增长,环境质量

经济增长。

 只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净产出部

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

分。

实际上,以上对“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不同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而且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斗争的反映。许多发达国家把目前全球环境继续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国家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环境继续恶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则坚持发展的优先性,认为不能在“环境霸权主义”的威胁下牺牲自己的发展权。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就认为环保主义者过分强调环境是反映富国富人们的利益,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福利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成就,而不是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正是由于经济增长使人变富后才开始关心环境并对环境加大了投入,因此经济增长与环境并不矛盾。特别是在迫切需要经济增长以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看来,以“强可持续性”为内涵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道义伦理上也是不可接受的。(注:Wilfred Beckerman:Sustainable Development:Is it a Useful Concept?Wilfred Beckerman(ed).Growth,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1995.191-209.)

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既不能认为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是完全可替代的,也不赞同发展不耗损任何不可再生的资源,只使用可再生资源的净产出部分,特别是对于正迫切需要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主张停止经济增长,相反,不仅发展中国家必须恢复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贫困和不发达问题,是减少贫困、改善环境最直接的手段,而且发达国家也不需要停止对增长的追求(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破坏)。但是,经济增长必须是在保障自然资本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逐步向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的方向转变,通过“绿色”方式和途径,获得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资源基础是一个无限大的可以随意利用的资本库,并据此向政策决策者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不断鼓励人们提高消费水平,似乎物质产品的增长可以是无限的,关于长期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型很少提及环境资源,可见其隐含的假定为自然资源是不稀缺的,而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注:P.达斯古柏塔.环境资源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原载The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何勇田摘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3).39-45.)在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是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或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边干边学模型、人力资本积累、R&D理论等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是也没有将资源环境对经济系统的约束整合进经济分析模型。这些理论都无法解答经济和环境如何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只在经济体系内寻找经济与环境协调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够的,这需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哲学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范式》一书中指出: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各种范式接替的历史。历次重大科学革命都使得社会经济由一个新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目前,全球要迈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需要创立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进行经济学理论的革命。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便开始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1966年博尔丁发表了《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他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原理是只适用于开放性地球的(即认为地球既可无限地供给人类用于生产的物质,又可以无限地吸纳废弃物)。在这种开放系统下,人们就像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牛仔,面对无边无际的草原,可以尽情地消费,不考虑资源的耗费和废弃物的吸纳,博尔丁形象地称之为“牛仔经济”。但地球物质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飞船,它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他形象地称之为“太空人经济”。在太空人经济中,量度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产品和消费,而是整个自然资本的维持。(注:K.E.Boulding:The Economic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In H.Jarret(ed):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M].Bu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6.)H·E·戴利则指出,传统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经济看作是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自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教科书中关于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与资本的函数,资源和环境被完全排斥在外。而且,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中,几乎找不到“环境”、“自然”和“污染”等词条。(注:赫曼·戴利.“满的世界”:非经济增长和全球化[J].马季芳译.国外社会科学,2003,(5):16-22.)显然,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下,经济学理论需要进行范式的转变。

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与旧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比较起来,基本逻辑应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理论假设、结论以及政策主张等方面。具体而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旧的理论范式。

1.改变经济行为模式

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根本不把经济系统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而是相反,生态系统被当作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不过是经济系统开采和处置废物的场所。在这种假设下,经济增长就变成是无环境成本的了。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所有行为还被看作是追求每一微观活动的最佳规模,即在某一个点上,增加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的边际收益,超过这个点,成本的增长就会大于收益的增长,增长就会变成非经济性的。但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无人再提及最佳规模、边际成本等概念了。经济增长似乎是无限制的、无成本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等都不被计入成本,反而经常将之计为效益。正如我们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算作是GNP的一部分一样。

新的理论范式则认为经济系统只是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经济增长是在“空的世界”中进行的,人造资本是稀缺的限制性因素,而自然资源是丰裕的,因此,追求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是合理的。但是随着经济子系统的不断增长,生态系统从一个“空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满的世界”,这时候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要素。正如戴利所言:“世界从一个人造资本是限制性要素的时代进入一个自然资本是限制性要素的时代。捕鱼生产目前是受剩余鱼量的限制而不是受渔船数量的限制;木材生产是受剩余森林面积的限制,而不是受锯木厂多少的限制;原油的生产是受石油储量的限制,而不是受采油能力的限制,农产品的生产经常是受供水量的限制,而不是受拖拉机、收割者或土地的限制。我们已经从一个相对充满自然资本而短缺人造资本(及人)的世界来到一个相对充满人造资本(以及人)而短缺自然资本的世界了。”(注: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12-113.)显然,随着经济子系统的不断扩张,稀缺性和限制性要素发生了改变,过去的经济行为今天就可能变成了非经济行为,尽管经济学的逻辑仍然保持不变。随着世界从一个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限制的世界逐渐转变为输入输出日益受到限制的有限环境的世界(见图1),(注: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5-69.)经济学理论范式也将进行转换,即从“空世界”的经济学走向了一个“满世界”的经济学。在新的理论范式下,人类的经济行为也必须改变。

图1 “空的世界”与“满”

2.转变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除了受资源短缺、生产效率低下等供给方面的因素制约外,更主要受市场规模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很早就提出,如果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利于生产的因素会缺乏刺激而得不到发挥,市场上的商品会因为缺乏需求而出现生产过剩,结果会出现生产和消费严重失衡的局面,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正是发展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的这些思想,否定了萨伊等人提出的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的传统教条,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原理,主张对总需求实行宏观管理。在总需求不足、失业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和扩大需求。自此以后,政府利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消费增长,几乎成为各个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经济学家相信,“不消费,就衰退”,因为如果没有人购买,就没有人销售,没有人销售,就没有人工作,经济会陷入衰退和萧条。于是,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下,人们到处可以看到一幅幅经济政策与发展实践相互矛盾的图景:就在生态系统不堪重负时,经济学家和各国首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仍是如何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新的经济学范式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的过程。人们之所以将一部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随着这种转化的进行,自然资本日益从相对丰裕变得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按照经济学逻辑要求,人们应投资于限制性因素并加大其生产能力。因此,在自然资本成为限制性因素的时代,经济政策的重点也应是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新的经济学范式指出,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自然资源在经济系统中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世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资源开采部门在GNP中所占份额也很小)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市场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一样,市场也不能反映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意味着自然资源不稀缺和不重要,就如同人们不能由于摩天大楼的根基只占整个摩天大楼高度的5%,就判断它不重要一样。而且,在新的经济学范式看来,目前自然资源的低价格主要是因为在资源加速攫取的时代,短期供给的扩大才导致了自然资源市场价格很低。

要投资于自然资本,就必须改变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首先,要取消各种对资源消费补贴的政策,加大对自然资源流量和环境征税,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这有助于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率,对投资于自然资本也是必要的。其次,为了保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人类需要放弃美国式的“奢侈性高消费模式”,而转向一种新的适度消费模式,不能为消费而消费。温哥华大学的教授比尔·杜宁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毒废物还需要20个地球”。因此,人类有必要改变伦理观和价值观,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通过其他非物质途径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3.修正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在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下,许多学者开始对以GN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在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看来,由于环境资源大多没有市场价格,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将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及对生态功能、环境状况的损害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经济增长的真正成本,也不能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以GNP为主要指标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有害的“指挥棒”,它鼓励人们掠夺地球,自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国外有人甚至将GNP戏称为“垃圾、噪音和污染”(Garbage,Noise,Pollution)。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对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纷纷进行修正。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对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正是目前新的经济理论范式得到承认和得以运用最多的领域。1972年,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NEW)指标,主张把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NP中扣除,与此同时,加上休闲、家政、义工等。根据他们的算法,美国从1940年至1968年,年人均净福利所得,几乎只有人均GNP的一半。在1968年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和许多国际组织开始纷纷提出了“绿色核算”、“绿色GNP”等概念,提出改革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法:例如,皮尔斯等人认为,为了全面反映环境资源的价值,产品价格应反映完全成本,而完全成本由3部分组成: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有关的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戴利也给出了GNP的修正方法,他提出了“可持续的社会净国民生产总值”(SSNNP)概念,并认为SSNNP=NNP-DE-DNC。这里NNP是净国民生产总值,等于GNP减去固定资产折旧,DE是防御性支出,DNC是自然资本折旧。在他的核算体系中,真正的收入不仅要将自然资本存量的耗损减去,而且,还要将人类为预防免受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良副作用的伤害而无法节省的防御性支出扣除。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探索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2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并于1993年出版了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将环境资源核算正式列入了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目前,许多国家也开始进行绿色GNP的核算实践。可以预期,随着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和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变,绿色GNP的概念将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学理论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协调环境与发展提供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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