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选择的成本效应分析
——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李中秋1，李梦凡2，马文武3
（1.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石家庄050061；2.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3.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1000）
【摘 要】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经济增长是否造成了生育意愿的降低。首先使用家庭生育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一般性分析并提出假设命题，然后以经验数据为假设命题提供佐证，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假设命题，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短期内通过家庭收入影响生育成本和抚养能力，长期内通过改变生育环境和居民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水平。当前阶段，两条路径均指向了经济因素呈现生育行为的成本效应，具有降低生育意愿的作用。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家庭收入 家庭生育选择 成本效应
一、引 言
低生育率被认为是中国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跌破2.1的更替水平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2015年仅为1.617①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9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2.021。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人口普查报告及其他国民统计刊物，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TFRT.IN。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合理化生育水平。2016年1月中国全面落实二孩政策，这次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期望生育率能够稳定到更替水平左右，人口可以逐渐实现可持续平衡发展。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显现尚需要时间，但从放开单独二孩的效果来看，政策对生育的激励效果受到诸如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制约。因为生育水平走低与经济高速增长几乎同步发生，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就更为重要。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讨论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选择究竟具有成本效应还是收入效应？其作用机理如何？以期为科学制定生育政策提供参考。
在查阅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600份《大学生学业指导研究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共27题。涵盖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个年级。调查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发现，高校开展学业指导工作总体上效果良好。
笔者对美国学的理解是，这是一门以跨学科理论与方法为特色，重点考察美国文化价值观、重要思想或文化模式在美国历史与现实相应议题上的作用范式、影响途径的人文社会科学。美国学者做美国学是为了传承与发展、反思与批评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美国文明特性，中国学者做美国学是为了深度解读美国文化，深刻评析美国文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需求。
中国人的生育行为寄托着一种传宗接代的责任感，于是出现了一些生育选择现象，比如重男轻女。这一观念越强烈对经济因素的反映也就越不敏感，尤其是中国偏远农村地区，其生育水平总是比城市略高一些。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使这种人文因素在生育选择中的作用逐渐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使人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对待生育决策。于是传统观念、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交织，使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经济增长通过各种途径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生育决策，不能简单地说经济增长必定会降低生育水平。
本文综合贝克尔等经济学家的家庭生育理论分析，提出假设命题，明确区分收入对生育选择具有的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据此构建家庭生育效用函数，体现微观家庭的选择行为，然后讨论经济增长降低生育水平的机制，以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宏观生育水平的经济弹性。由于影响机制不同，经济因素影响居民生育决策又可以被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分别做实证检验和数据经验分析均验证了假设命题，这也是本文的一次尝试。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育选择的关系做了诸多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生育率的下降对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有依赖性（Chesnais，1992）[1]，尤其是经济因素，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抑制生育。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78）[2]的家庭生育理论指出，生育水平与父母收入相关，作为“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子女，他们的“数量与质量相互影响”。贝克尔主要分析的是边际生育选择（Leibenstein，1975）[3]。从经济学的假设来看待生育行为（MacRae，1978）[4]，母亲的收入将直接表现为生育成本（索维，1983）[5]。这是许多学者提出经济增长是最好的控制人口手段的理论基础。有实证估算发现，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生育率是逐渐走低的（Heer，1966[6]，Galor、Weil，2000[7]）。长期而言，经济增长会促使家庭从对子女数量的需求转变到对子女质量的需求上来（G·约翰逊，2000）[8]，从而导致人口减少（Herzer，2012）[9]，因此，经济增长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有长短期之分，从较长时间来看会更显著（西蒙，1984）[10]。经济增长往往带来家庭收入增加，有人认为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之间没有关系或影响甚微（Kelley，1988）[11]。数理模型和实证回归也得到了正反两种结论（Barro，1991）[12]，即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正相关（Kelley，2005）[13]，收入增长增加女性生育成本从而降低生育意愿（Ashraf，Weil，2013）[14]。也有人提出，生育率和人均收入之间是“U”型关系（Day，2013）[15]。可见，西方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长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且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也显得较少。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贴合中国国情。目前，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王增文，2014）[16]，个别省份已经降到极低生育水平（侯力，2018）[17]。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风险严重（郭志刚，2012）[18]。过低的人口出生率短期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来看将导致诸多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最理想的生育数量是两个小孩（风笑天，2017）[19]，但现实生育意愿受到多因素影响。首先，养老。传统而言养老对家庭的依赖会增加子女数量（黄少安，2017）[20]，尤其增加农村生育男孩的意愿（何兴邦，2017）[21]。但养老保险会显著降低生育意愿（康传坤，2018）[22]。另外，人口老龄化增强了代际之间的竞争也会降低生育意愿（穆光宗，2017）[23]。其次，养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影响家庭生育选择，人的成长中社会性抚育花费更多，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更注重社会性抚育（费孝通，2014）[24]。家庭资源约束（穆滢潭，2018）[25]、配套社会服务及妇女就业权利立法不完善（王晓宇，2018）[26]、生育成本严重私人化（王志章，2017）[27]等因素，导致家庭的生育成本过高生育意愿较低（杨菊华，2018）[28]。另外，家庭提高子女教育水平（秦雪征，2018）[29]也增加了养育成本。再次，经济增长。要想控制人口增长关键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翟振武，2001）[30]。实证结果也证明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张效莉，2006）[31]，经济增长显著降低和抑制了生育意愿（任强，2007）[32]。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生育意愿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是“U型”关系（何明帅，2017）[33]，这和国外的研究结论一致。
无论是养老对子女数量的需求还是养育子女的成本，归根到底还是要受经济增长的制约。因此，影响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仍是经济水平。目前，中国对经济增长与生育意愿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时间维度上的总体趋势分析，却忽视了省际之间空间维度上的差异分析，家庭生育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制研究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相比还显得不够。
三、经济水平与家庭生育选择关系的一般说明：假设命题与经验证据
（一）假设命题
经济增长会直接通过改变家庭的收入水平，来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从而改变一个地区总体人口出生水平。而收入水平是家庭生育决策最重要的依据。
收入状况变动会直接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其影响机制可分解为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指家庭收入水平提高，从而提高其抚养能力，增加生育意愿。成本效应，是指家庭收入尤其是母亲收入作为生育的机会成本具有降低生育意愿的作用。家庭生育子女预期回报将带来效用，中国子女的回报更多的体现在给家庭带来心理满足感，增加家庭生育效用函数。家庭生育理论认为，长期内经济变动主要通过影响居民观念、生育环境、社会经济结构来改变家庭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收益权衡结果，是经济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选择的逻辑。另外，经济环境长期内能够改变生育成本和生育回报，家庭育儿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当下养育后代的满足感和未来回报的心理预期，这是经济环境变动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理。另外，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非常直接，对整体的人口结构影响深远。生育政策的调整需要从经济、资源、人口的内在关联来综合考量。
从上述理论分析来看，经济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途径和方式略有差异，直接作用是短期内以影响家庭收入水平从而影响抚养能力和生育成本，间接作用是长期内以改变生育观念和子女成长的环境为主，这主要是改变了家庭对子女成年后的预期收益水平，同时传统观念在生育决策中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经济因素长期通过改变生育观念和成长的环境改变了家庭对子女成年后的预期收益水平，但实际上也会同时影响家庭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抚养的能力和生育成本。由于经济增长影响家庭收入从而影响其抚养能力和生育成本的效应在短期内就会显现，加之限于长期数据的可得性及与短期分析交叠的技术性困难，文中没有对这一长期效应做分析。 。结合中国的国情，有假设命题：当前阶段，经济增长有助于降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选择会更趋合理化。
（二）来自经验数据的佐证
经济发展对家庭生育行为的间接作用，主要通过城镇化率、医疗资源、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的变动，改变生育观念、子女就业环境、居民生育观念。其中教育水平同时出现在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途径之中，主要是因为教育既能够在短期内影响家庭对子女质量的重视程度，也能在长期内通过提高母亲的收入水平而提高家庭生育的机会成本。
从社会整体角度看，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当下中国处于哪个时期，还需要具体检验。由上述分析并借鉴贝克尔的研究可以建立回归模型：
无创产前基因筛查因其筛查的高效准确且创伤性小无并发症等优点，在临床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5]。目前，已有许多文献报道无创产前基因筛查在单胎妊娠人群中有着很高的检出率与准确性，且许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其方法的可扩展性。国内外已有将无创产前基因筛查应用于双胎染色体非整倍体的筛查可能性的研究，但目前数据积累较少，仍需进一步证据支持。本文就广东地区双胎与单胎应用NIPT进行染色体非整倍体筛查进行对比研究，旨在为NIPT的双胎筛查增加研究数据的支持。
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影响母亲收入的重要因素，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成本越高，如果母亲处于竞争性行业，生育会导致收入损失和晋升机会的降低，那么母亲的生育意愿会较低。从中国数据的散点图来看（见图1（a）），可以猜想两者之间具有负向关系。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产业结构深度优化升级，第三产业越发达，说明居民生活中对服务等无形商品消费需求增加，是对生活质量追求提高的体现，是居民生活观念进步的表现之一，越是观念进步生育行为越是理性，从理论上来讲，生育水平应该具有走低的趋势，从图1（b）可以看出两者间的负向变动关系。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村民变市民，其观念和生活态度也将相应的发生转变。经验上估计，城镇化间接的有助于降低生育水平，如图1（c）所示，两者间有明显的负向变动关系。某个地区的市场化率越高，就业压力也就会比较大，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家庭更倾向于少生或者不生，这一地区总体上的生育水平就会较低，反之则会较高。从图1（d）来看，这种负向变动关系明显。除此之外，在贝克尔的分析中，医疗可降低婴儿死亡率，从而降低家庭生育子女个数。但从中国2000～2012年的数据散点图和拟合线均无法看出医疗与生育水平之间有明显的数量关系，这与医疗对生育影响的长期性有关，数量关系的显现需要更长时期。
图1 中国31个省市2000～2012年的数据散点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得到，教育水平是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产业结构使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比值，城镇化率使用城镇人口比重。图（d）数据来源：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65。市场化程度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测量，为2000～200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
以上这些变量间接影响生育决策，但其作用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对此只做数据经验分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逐渐使得居民具有更加理性的生育选择，但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尚需时间。
直观的来看，如图2（a），人均GDP和人口出生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经济高涨可能具有降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从图2（b）出生率对数和人均GDP对数的散点图来看，两者的负向变动关系更清晰一些，而且还呈现出线性的趋势。
图2 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市人均GDP与人口出生率的散点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tongji.cnki.net/kns55/Dig/dig.aspx）。
居民收入和出生率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变动关系，但中国城乡二元化的发展路径，造成了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居民收入对人口出生水平究竟显现成本效应还是收入效应，单从图3来看难下定论，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才能下结论。
上述数据的散点图或拟合线，均符合理论预期，从经验上佐证了理论分析提出的假设，即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生育意愿呈成本效应，居民家庭收入提高有助于降低生育意愿。
图3 居民收入一阶差分的对数与人口出生率对数（lncsl）散点图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tongji.cnki.net/kns55/Dig/dig.aspx）数据整理得到。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为了更清楚的分析家庭生育权衡，将不必要的因素全部舍去而不影响分析过程和结论，现在考虑家庭生育子女的决策情况：
域间路由是互联网路由体系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自治系统（AS）之间构成的域间路由具有管控难度大、路由因素复杂等特点。由于可扩展性等原因，MPLS、SDN等方案在域间难以实际部署，当前广泛应用的域间路由协议仍然是边界网关协议（BGP）[5]，那么能否在传统BGP的基础上，实现更加灵活的转发控制？
（1）家庭的效用U来自于几个方面：子女生育和抚养成本C、消费其他商品X、包括金融资产和现金等在内的财富M持有；
（2）父母会对子女进行智力投资e，是关于父母收入w的增函数；
（3）仅就生育行为而论，家庭的生命周期为三期，生育之前t-1，生育和抚养期t，子女回报期t+1，机会成本发生在第t期，因为无法实际观测到，因此假设这一期收入水平和上一期t-1的水平相等①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由于家庭生育子女之前和生育抚养期均处于人生命旺盛时期，一般而言，短期内其收入水平不会出现较大差异，因此做此假设。 ；
（4）预期子女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它是子女收入的函数，子女回报的价值以其收入的函数表述R(y)（其中的收入y是父母工资和教育投入的函数R(y(w,e))，可以简单的写为R(w,e)。
那么生育和抚养的家庭效用为：
家庭收入来自于上一期持有财富及利息收入Mt-1(1+r)，r为利率，和父母的工资的一部分βw，(1-β)w为因生育带来的工资损失。这些财富在本期将用于子女的抚养C，是生育子女的固定成本部分，对子女进行的智力投资e用于培养人力资本，是养育子女的可变成本，还有家庭的其他消费X。
并分别对C，M，X，e求一阶导数，整理得到：
2.3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炎症损伤患儿SIRT6与炎症因子及动脉血气指标相关性 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显示，肺泡SIRT6含量与TNF-α、IL-6、PaCO2呈显著正相关，与PaO2、PaO2/FiO2呈显著负相关(P<0.05)。见表3。
利用式（1）、（2）很容易的建立拉格朗日函数：
其中Et+1R(wt,et)表示家庭预期的子女未来回报，它是父母收入和对子女智力投资的增函数，之所以这一项有意义，是因为家庭在t期的投入，在t+1期父母老去时候是可以得到子女的扶助的，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晚年带来慰藉，因此，有效用函数式（1）。同时，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投入在生育子女上的成本带来的边际效用和持有货币等金融资产的边际效用、购买其他消费品的边际效用相等，还和对子女进行智力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意味着家庭的消费行为达到最优。
对式（3）求收入w的一阶导数并整理得到：
公开宣告的动态逻辑 公开宣告逻辑PAL的语言是通过增加行动到EL中，加上动态模态算子组成，可通过下面的语形规则定义：
其中
，说明子女回报会给父母带来正的效用
，则说明父母的工资收入对子女的回报有正向的影响。父母以工资收入投资使子女收入提高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与当前所有消费的边际效用有一个替代关系，意味着，家庭当期收入中增加对人力资本投入，会相应替代当前的消费。因此，这一边际效用和其他消费的边际效用之间是负相关的，和理论预期相符。在上述的简单模型及其分析中可得出结论，家庭生育行为与收入的关系比较直接，与智力投资的关系也比较紧密。
家庭收入在生育决策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如果收入高则更有能力抚养子女，家庭倾向于多生，这是经济对生育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高的母亲在生育期间将受到机会成本的损失，收入表现为生育行为的成本，降低生育意愿，是经济对生育的成本效应。另外，经济高涨会带来居民观念的进步，从而更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教育费用和生活成本增加，也具有降低生育意愿的作用。众多家庭的微观生育决策最终反映到社会总体上来，会呈现出不同的宏观结果。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若收入效应超过成本效应，经济增长则带来高生育水平，若成本效应起主要作用，经济高涨反而会降低生育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和完善军民融合式的武器装备建设体系，广泛吸收优势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维修和保障，推进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交通分配方法可以分为平衡模型和非平衡模型两大类.平衡模型指根据路段行驶时间得出最短路阻抗矩阵，通过此矩阵与平衡后的未来年限的发生吸引量对OD点间的交通流量进行分配，得到主要的道路网车流量分布、道路网负荷度分布.
来自中国31个省市2000～2012年的数据散点图如图1所示。
对31个省市自治区共计403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表1），数据差异较大。出生率、人均GDP、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教育投入力度的差距相对较小。对农村和城镇的居民收入进行一阶差分，并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数据离散程度明显降低。
其中csl为人口出生率，是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所有家庭的生育决策的总体反映，下标i为省份，t为时期，c为常数项，agdp是年人均GDP，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居民收入水平，edu为当地教育水平。i1表示有条件的允许生育二胎政策，i2表示允许生育二胎政策，以不允许生育二胎的地区作为参照①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并非所有地区都执行着严格的一胎政策，中国生育政策共分为3类：（1）一胎政策。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就属于这一类；（2）有条件的允许生育二胎。1986～1989年，先后有河北、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等18个省市自治区实行了这类政策，比如农村一女家庭允许在4～5年间隔之后生育二胎（见冯国平，郝林娜.中国28个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综述.人口研究，1992（4））；（3）二胎政策。宁夏、云南、青海、广东、海南等5个省市提倡生育一个子女，但会有计划的为有困难的家庭安排二胎生育。另外有些省市自治区还有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他们和允许生育二胎或有条件的允许生育二胎的区域有明显交叉，因此，本文认为政策虚拟变量已经包含了这一因素。 。ε为随机扰动项。为了对比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与中国生育水平的关系，在式（4）中使用ncs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czs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替换人均GDP进行回归，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对出生水平的影响差异。
上述分析是从经济水平对生育决策的短期的、直接的作用来看的，家庭权衡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和预期的效用来决定是否生育。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以下简称农村居民收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② 由于2000年之前的数据缺失严重，所有指标均取2000～2012年数据，但北京、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缺少2000、2001年的农村居民收入数据，使用均值法补齐。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财政数据是由2000年和2011年的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得到。 ，对收入做一阶差分处理，来测度收入变动情况，更好的反映短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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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参加霍童古镇旅游的人群中男性61人，占总人数的48.03%，女性66人，占总人数的51.97%。男女比例相差不大。
表1 主要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三）参数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式（4）进行检验，逐步在式（4）的基础上增加城镇化率、市场化程度、医疗资源、产业结构等间接影响生育决策的变量，用以观察人均GDP等主要关注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① 其中，城镇化率使用城镇居民所占比重，医疗资源使用医院数量，产业结构使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比的比值，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网址为http：//tongji.cnki.net/kns55/Dig/dig.aspx。 。使用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替换人均GDP进行回归，作为估计结果参照。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方程①是基于式（4）以人口出生率lncsl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②～⑤是为了检验方程①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间接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所得。由回归结果可见，lnagdp与lncsl是负相关关系，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多其弹性略有降低，从0.122变为0.0891，其显著水平在方程①和②中为0.1%，在方程③和④中为1%，只有方程⑤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均GDP对生育水平具有稳定的负向作用。lnedur为教育投入力度，在方程①～⑤中教育对出生率均具有负效应，且都在0.1%的水平上显著，以方程①来看，教育水平提高一个单位将降低生育水平0.182个百分点，增加了控制变量之后，方程⑤中教育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降低0.162个百分点，显著水平仍然在0.1%的高水平上。说明教育影响了家庭对子女生育质量的重视，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效应显著，教育水平有助于降低生育意愿。
夙兴夜寐改革奋进，埋头实干兴院惠民。沧州市中心医院近20年分秒不停歇的奋进式发展，离不开医院领导班子确立的发展规划、顶层设计。
生育政策是促使中国的人口转变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从方程①～⑤的回归结果来看，i1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效果具有0.1%的显著水平。以方程①为准，人口出生率对允许生育二胎政策的偏回归系数为0.465，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的方程⑤中，仍有0.372的弹性，比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都大。i2有条件二胎政策效果不及i1二胎政策效果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明显，在基本的方程①中显著水平为0.1%，偏回归系数为0.243，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其弹性降低，在方程⑤中系数为0.123，仅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放开生育政策会有鼓励生育的作用。
表2 2000～2012年数据的估计结果
城镇化率lncityr显现出对人口生育的控制作用，且在方程⑤中具有5%的显著水平，系数达到0.269，说明城镇化过程有利于控制人口出生水平。在较长时期来看，城镇化抑制生育的作用会更加显著，就像医疗资源、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一样，其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得更加充分，这些均为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作用的干扰因素，与理论和经验数据分析结果一致。
方程⑥、⑦是基于方程①分别使用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替换人均GDP回归得到，用于观察城乡居民收入在人口生育水平上的表现及其差异，佐证回归的稳健性。从方程⑥的结果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变动水平lnΔncs具有降低生育水平的作用，在0.1%的显著水平上其弹性为0.0251，系数较小，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对生育意愿具有较小成本效应。从方程⑦的结果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变动水平lnΔczs偏回归系数达到0.0812，显著水平为0.1%，说明在2000～2012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对生育表现出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生育的作用，并且要比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大，约为后者的3.2倍。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具有抑制生育意愿的作用，表现为成本效应，其中城镇居民收入抑制生育的效应更大也更重要。且⑥、⑦中教育、生育政策抑制人口的作用稳健。
需要注意的是，表2中方程①～⑦均在0.1%显著水平上有较大的常数项，在2.1～3.9之间。这说明，生育决策还受到人文和心理等无法量化的社会因素影响，比如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无论家庭收入水平如何、生育政策如何、教育水平如何，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家庭如果一孩为女儿，还是会想方设法生育二胎。除此之外，还有诸多过去积累的因素发生着长期作用。因此，呈现在回归结果中的常数项，即刚性生育需求始终存在。
（四）估计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从回归结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育行为具有成本效应，能显著降低生育水平，尤其是城镇家庭。短期来看，经济状况首先较为直接地影响家庭收入，如果家庭注重子女的质量，在智力方面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投资的力度和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相关，收入越高的家庭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力度越大。不可否认，20世纪中国的生育政策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规模，同时也导致了家庭更倾向于以子女质量替代子女数量，智力投资逐渐增加，使得家庭生育成本提高。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大部分居民收入是与工作时间紧密联系的，生育行为将降低工作时间，则收入对生育的成本效应就会更加显著，这种收入结构往往伴随着非农业化程度的提高；相反，如果大部分人的收入和工作时间不是严格相关，收入增加将有利于提高生育和抚养能力，即鼓励生育的收入效应，这样的地区往往工业化程度较低。中国的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都有助于提高非农人口的比重，增加收入对生育的成本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母亲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期间，将不能工作或减少工作量，其现有的收入水平不得不降低，收入表现为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因此母亲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就显得很重要。如果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能够完全由父亲的收入或其他收入来弥补，那么家庭的总收入增加将会有助于提升抚养能力，表现为收入效应。但“多子多福”的观念还在很多地区存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更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家庭生育决策必将会更加理性。
五、结 论
经济增长会通过直接改变居民的收入来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从而改变一个地区总体的生育水平。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家庭收入对生育会表现出不同的效应。经济因素对生育决策的短期直接效应的模型检验及经济对生育决策间接效应的理论和数据经验分析显示出：家庭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与人口出生水平有着明显的负向变动关系。证实了假设命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生育的影响正处于成本效应阶段，经济因素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生育意愿，直接作用短期内影响家庭收入水平，间接作用长期内改变生育观念。
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中也包括了无法量化的人文因素，居民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生育选择的影响巨大。如果居民始终坚持要生育男孩“继承香火”的传统观念，那么生育数量和性别比例终将失衡。短期内国人难以摒弃这一观念，实证分析中存在较大的常数项且有较高的显著水平，就说明了这一点。要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生育观念，需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间接作用充分发挥。✿
如果电动机选用变频调速方案，Tt和Tr都取常数，在电动机启动时，Tt可取电动机的额定转矩倍数为1.7[5]。建模分析中，取弹性轴的弹性系数k=10N，然后分以下几种情况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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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st Effec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n Family Birth Option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Panel Data
LI Zhong-qiu1，LI Meng-fan2，MA Wen-wu3
（1.Finance College，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Sichuan 611130，China；3.Marxism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1000，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entering a new phase in China，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low birthrate，this paper studies whether economic growth has caused a decline in fertility willingness.First，using the family birth theory to make a general analysis of this problem and put forward the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 that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data and tested by provincial panel data.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ffects the cost of childbearing and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rough family income in the short term and affects the fertility level by changing the reproductiv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cept of birth in the long run.At present，both paths show that economic factors are cost effects for fertility and have the effect of reducing fertility willingnes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Family income；Family reproductive choice；Cost effect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1.001
【收稿日期】 2018-05-14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1-0001-1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动态化养老模式研究”（HB17YJ067）。
【作者简介】 李中秋，女，河北邢台人，河北经贸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经贸大学金融服务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所负责人，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政策；李梦凡，男，河南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政策；马文武（通讯作者），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四川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家庭收入论文; 家庭生育选择论文; 成本效应论文; 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