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事件本身: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法律视角_复杂性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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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6)06—0024—05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意味着人类科学把目光投向了复杂系统的生成、演化的真实过程,把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非线性、自组织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复杂性理论将成为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一、复杂性的由来:从寻求“多”中之“一”到“迎战不确定性”

复杂性理论认为,经典自然科学沉迷于对客观事物普遍性的追求,忘却了对个别事物、对事物特殊性的关注。复杂性理论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复杂系统生成、发展的真实过程、实现了人类科学观念的重大转向。它为重新认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类自身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知识的追求,即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是经典科学对“科学知识”的基本信念,牛顿的物理学就是一个典范。在经典科学看来,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其内在的统一性,现象是个别的、特殊的、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只有蕴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才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和真实的。因此,从多样性的现象中寻找作为本质规定的统一性,追求复杂现象之中蕴含的简单性,就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信念和动力。作为脱胎于哲学的西方科学,不满足于西方古代哲学对世界素朴而辩证的整体性认识,强调从经验、实证和实验中去探索“多”中之“一”,走上了“拷问自然”的道路。这种拷问首先是从观察和实验开始的。为了便于观察和控制实验对象,不可避免地要“使对象彼此孤立,而且使对象孤立于它们的环境和它们的观察者”[1]13。在记录、描述、计算、处理观察资料和实验数据的过程中,甚至在理论假设、推演和预测的过程中,数学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数学工具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物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使牛顿的经典力学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里程碑,而且使数学在科学研究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成为科学之为科学的根本保证,成为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知识的标志。追求量化的研究,追求数学工具应用的形式化,作为一种基本的科学观念由此被确立起来。

然而,科学自身的发展又向人类显示了“科学知识”的另一张面孔:不确定性。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告诉人们,科学所追求的知识的确定性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在微观粒子的测量过程中,对位置的测定越精确,速度就越难以测定,反之亦然。这说明,用宏观的仪器来观测宏观物体时,不会改变宏观物体的本来面貌。但是,用宏观仪器观测微观世界,仪器对微观粒子的干扰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控制的,测量的结果就不是微观粒子的原来状态,而是观测事件出现的几率[2]358。测不准原理为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的应用范围划出了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它向人们揭示了认识并不是与主体无关的过程,现实并非都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样。这样一来,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又被复活了。波普尔通过科学史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科学理论的建构不能从现象的归纳中实现,而是通过演绎对现实进行精神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不仅表现为对知识客观性的怀疑,还表现在科学自身发展的模式方面。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反常现象的积累与原有科学范式的冲突,导致科学危机的爆发,引发新的理论范式的建构。在许多科学哲学家看来,如在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那里,科学知识不再是普遍的、必然的,而是相对的、有限的。科学自身的发展史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悖论:科学从非科学中发展起来。这看似矛盾,却是事实。对此,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科学理论如同冰山,都有一个巨大的浸没在水中的部分。这个部分是非科学的,它构成科学的盲区,但是它对于科学的发展又是不可缺少的。”[1]91

真正把不确定性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是以系统论为标志的复杂性科学的兴起。美国圣塔菲(SFI)研究所首任所长考温在回顾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史时,指出复杂性科学是从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开始的。他指出:“1928年,贝塔朗菲在维也纳完成他的关于生物有机体的系统描述的毕业论文,由此唤醒了科学对复杂性的现代兴趣。”[3] 贝塔朗菲在生物学研究领域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运用经典物理学还原论的方法,无法解释生物所特有的目的性和生命现象,即生命有机体不能通过其构成要素的简单相加得到说明。不是深入要素,而是研究有机整体,这是一个范式的转换。是对机械还原论、决定论的全面批判,是向以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经典物理学知识及其方法提出的有力挑战。复杂性科学以复杂系统的生成、演化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复杂系统的组织、行为的动力及其自组织、非线性和不可还原性等根本特征。“复杂性不是属于现实的现象的泡沫,而是属于它的本质本身。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的物理基础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不确定性、非决定性、随机性、矛盾不是作为在解释中应予消除的渣滓出现,而成为在我们对现实的领会、认识中不可消除的成分;制订复杂性的原则需要所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破坏了简化解释的原则,但今后将滋养着复杂的解释。”[1]219 复杂性科学揭示了不确定性在系统生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不确定性一般表现为无序、偶然性、随机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在经典科学决定论那里是次要的,甚至是被忽略和排除的,而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在复杂性科学的视域中,随机性被区分为外随机与内随机,“外随机在理论上主要是指具有动力学性质的随机现象。……由于各种未知力量的影响,事物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预测而在长期则具有概率性质的偶然性。”[4]207 在微观世界的尺度上,外在的随机性影响具有决定的意义。“内随机指的是,事物发展的随机性不是来自外部的干扰,而是来自自身的确定性中。其特征是,短期可以确定和预测,长期反而不能预测和把握。……混沌就是确定性的随机。由于存在非线性的层层嵌套、级级放大的机制,它对系统的初始条件有极端的敏感性。如决定论方程在反复迭代后,以至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4]210

回顾系统论创立以来的科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在挑战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上一世纪中期以来,所有的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在经过摧毁旧的决定论的观点之后在处理有序性和无序性的棘手关系中实现的。虽然自然科学曾经在出发点上和制订的公设上是完全决定论的,但现在它已经发现了随机性和无序性并企图吸收它们。”[1]154 总之,不确定性不再被当成认识困难和可以忽略的因素被排除,而是成为认识必须关注的对象,成为复杂系统生成、演化的重要序参量。

二、有序与无序的结合:理解、把握和定义规律的新视角

传统哲学教科书认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是由矛盾来规定的。如果说矛盾具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那就意味着必然具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规律、本质、必然是同等层次上的范畴。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追问偶然性在矛盾中的地位是什么?必然性是否真的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必然性是否吞没和主宰了偶然性?有没有没有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性只是没有被认识的必然性,或者只是必然性的外在形式?传统哲学教科书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源于对规律的定义特别是对三大规律的论述,未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以及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即停留在对宏观和线性领域的科学认识水平上)。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构建逻辑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形式是在矛盾法则的动力推动下实现的。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也是绝对精神的灵魂。“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5]200 这样,矛盾规律被本体化了,“必然”君临一切。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以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首先是由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完成的,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却远没有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显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只进行唯物与唯心的简单颠倒,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对黑格尔辩证法唯心性质的批判,只有靠科学自身发展所揭示的物质世界本身的辩证性质来完成。在当代,复杂性科学和复杂性哲学即复杂性理论已成为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解毒剂。

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上,复杂性哲学认为,“一切并不都是必然的和有规律的。偶然性并不是‘没有被发现’的必然性。一切都是必然的和有规律的,偶然性是‘没有被发现’的必然性这些命题,只有在近平衡态、平衡态的线性区域,才是绝对正确的。除此之外,在远离平衡态时,这一结论就成了绝对的错误。在远离平衡态时,一切都是偶然的。而且,越远离平衡态,分叉越多、分衍越快,甚至出现混沌现象。在远离平衡态的分叉临界点上,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巨涨落。”[4]100—101 复杂性哲学还指出,偶然性并不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存在着被冻结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偶然性作为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了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偶然性不仅是外在的,内在性即自身的非线性也会产生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与必然性没有地位上的优劣之分,只有作用领域的不同。“实际上,偶然性同必然性相比不仅在数量上要多得多,而且对生物进化和新质的创造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必然性。再一方面,必然性并不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偶然性也不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也不是凡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性。”[4]101—102 总之,传统哲学教科书把偶然性视为无意义的实在,要么把偶然性归结为没有被认识的必然性,要么干脆把偶然性归结为外界干扰或观测仪器的误差予以取消。而复杂性科学与复杂性哲学则把不确定性、偶然性作为认识的对象,打破了传统哲学被“必然性王国”所统治的局面。

对不确定性、偶然性的科学研究,使我们得到了三种意义上的规律,一是矛盾意义上的规律;二是概率意义上的规律;三是混沌意义上的规律。“混沌是一种特殊的规律图景,是一种规律与非规律之间的过渡,它通过分叉而使规律与非规律交替出现。确定性中有不稳定,不确定性中有稳定。”[4]224—225 矛盾意义上的规律因其对待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反常事件态度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矛盾、悖论和反常事件是规律的体现,是正常的,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二律背反即矛盾的出现不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无能,而是证明了矛盾是客观的、真实的实在,这正是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超越之处,也是黑格尔走向客观唯心主义的关键。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论述遭到了科学家的反对,从而形成了第二种态度:消灭矛盾、悖论和反常事件。玻尔认为,光的波、粒二象性是不同条件下的产物,是不能同时并存的。

也就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同条件的产物,是住在不同“楼层”上的“邻居”,而不是“同卵双胞胎”。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在黑格尔那里,规律表现为一种逻辑的有序,事物的发展史表现为空间上的布展,是空间上的历史而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形象地说,黑格尔所说的规律不是对脚生长过程的揭示,而是通过把一个人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放在一起来揭示的,即揭示的不是脚生长、发展的规律,而是鞋子生长、发展的规律。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一个命题可以同时间同层次同条件矛盾地存在,且不因为矛盾而被证伪,反而由于矛盾而获得支持;而在玻尔那里,矛盾只能是不同层次、不同时间、不同条件的产物,如果一个命题同时间同层次同条件矛盾地存在,则该命题将因为其矛盾性而被证伪”[4]204。矛盾是一种关系实在,不是物质实体,更不是精神实体。黑格尔把矛盾关系说成是脱离物质实体的独立性存在、本原性存在和决定性存在,把矛盾关系本体化、实体化、主体化是其客观唯心主义所在。矛盾的关系实在应从物质实体本身的运动发展过程中揭示出来。而玻尔认为,矛盾的对立面只能是不同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存在“一个命题可以同时间同层次同条件矛盾地存在”的情况,遵循的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坚持的是逻辑的无矛盾性,否定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亦此亦彼”的临界状态和过渡形态。逻辑矛盾不等于现实矛盾,逻辑无矛盾并不意味着现实无矛盾。“辩证思维,如同一切复杂思维,能带着矛盾工作,但不能消除矛盾。事实上,辩证法表现出了对复杂思维的渴望,它注意到了古典逻辑面对现实复杂性的不充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是一种新逻辑,而是一种强大的哲学思想,它通过承认、而不是排斥含混和矛盾来反对封闭逻辑的简单化。”[6]214—215 因此,矛盾意义上的规律不能用关系取代实体,也不能用实体取代关系,而是要揭示出物质实体与关系实在的相互作用;同时,矛盾意义上的规律不能用必然性覆盖、取代和吞没偶然性,应该给偶然性留有余地和位置。显然,概率意义和混沌意义上的规律成为对矛盾规律的重大发展和补充,揭示了规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种意义上的规律能够相互补充的基础,在于它们都是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宇宙本身有序与无序关系的揭示。也就是说,无论矛盾规律观、概率规律观,还是混沌规律观都是对世界有序与无序关系的揭示。因此,“无论在认识自然世界的领域里还是在认识历史的或社会的世界的领域里,都不可能把我们的观点归结为或是单纯的无序或是单纯的有序。……到处都有这个两重性的问题:有序和无序的必然的和难解的交织和对抗的问题。”[1]154 为什么不能用单纯的有序即决定论以及单纯的无序来解释这个世界呢?“一个严格的决定论的宇宙是一个只有有序性的宇宙,在那里没有变化,没有革新,没有创造。而一个只有无序性的宇宙将不能形成任何组织,因此将不能保持新生事物,从而也不适于进化和发展。一个绝对被决定的世界和一个绝对随机的世界都是片面的和残缺的,前者不能进化而后者甚至不能产生。”[1]159 埃德加·莫兰还指出,有序、无序、组织和相互作用是四元联立、四位一体和不可压缩的一个整体,是复杂思维范式的核心。综观之,复杂性科学与复杂性哲学即复杂性理论对规律观的变革,就在于要从有序与无序的关系中揭示、把握和定义规律,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来揭示、把握和定义规律。

三、回到事件本身:理解和探索规律的基点

探索矛盾意义、概率意义特别是混沌意义上的规律的起点和基础是什么呢?这就是回到事件本身,把事件及其链条作为探索有序与无序的结合点。“人类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正在努力排除事件。”[1]196 “没有关于特殊性的科学,也没有关于个别事件的科学,这是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圣经中最肯定的观点之一。”[1]186事件被看成科学研究特别是规律研究的“敌人”。事件作为偶然的、随机的、独特的、具体的、历史的东西与规律研究是否存在着矛盾呢?埃德加·莫兰认为,事件的概念是相对的,二者有统一的方面。从事件与要素的关系看,要素及其结合方式即结构是系统稳定的基础,是系统规律得以存在的根本。“要素的概念从属于空间本体论。事件的概念从属于时间本体论。”[1]201 要素一旦具有了不可逆的历史性和独特性就呈现为事件。也就是说,事件是要素及其结构的历史性的呈现,“时间用一个事件性的系数标志出任何事物。”[1]201 从事件与系统的关系看,事件本身并不排斥系统,“事件的偶然性、随机性、不可几的、独特的、具体的、历史的本性取决于我们据以考察它的系统。同一个现象可以在一个系统里是事件,而在另一个系统里是要素。”[1]201 从事件的发生机制来看,事件往往是系统间的相遇、相互作用,“起转变作用的事件往往产生于一个有序的原则或有组织的系统与另一个有序的原则或有组织的系统的相遇、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于一个具有任何起因的扰动。”[1]201 因此,系统与事件最终应以彼此相连的方式成为我们理解世界进化、发展、自组织的根本范式。事件与系统概念一同处于宇宙——物理——生物——人类学的中心。而且,事件“涉及所有的科学,并且是所有科学的极限问题。它同时又是关于存在的不可几性或偶然性的哲学问题本身。”[1]205

复杂性理论打破了经典自然科学对机械力学规律的崇拜,突破了“线性的必然关系和硬性的决定论”[4]74 的束缚,把事件性引进系统世界观的认识图式之中,对社会科学的规律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复杂性理论对事件性的强调,对于更真实地认识生命与历史提供了不能忽视的视域。埃德加·莫兰认为,应对偶然性、随机性是生命的本性。“生命向我们显示为不仅是事件化的现象,而且是在其中发生随机事件的事件化的系统。作为开放系统的生物组织与包含其他生物组织的环境之间的生态学关系,是一种事件和系统在其中不断地相互关联的关系。生态学关系是一种基本的关系,在其中事件和系统彼此交融。我本人还做出如下补充:生命、社会和人类的深刻的历史性存在于系统和随机性的事件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任何产生于复杂的物理——化学系统的会合的生物系统仿佛都是为了对付偶然性、对付随机性和与事件打交道而形成的。”[1]192—193 生命的事件性和事件化特征为深刻地把握真实的人生和人性提供了重要的视域。不重视生命的事件性和事件化特征,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忽视、漠视和误解。关注事件性,对历史学研究以及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历史学的重大问题是认识到历史是自我发生的过程和异质发生的过程(在其中噪声、事件、变故以决定性的方式促进着进化)的综合。”[1]95 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8]247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不仅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而且认为历史规律具有似自然性的特征。如果用复杂性理论来解读这种似自然性,其实就是社会历史主体的交往在总体上呈现出混沌意义上的规律,即有序与无序的交融,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就成为这种有序力量与无序力量较量的最终载体和体现,成为透析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凭借和基础。对此,埃德加·莫兰深刻指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类科学中的两个超学科的伟大学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我们会看到不仅自我发生的进化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事件也能在两个体系中找到它们的位置。如果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的概念以无法消除的方式与生产力发展的概念连接着……如果人们更多地探讨一下,会发现阶级斗争的概念本身揭示了一个随机的方面;如同任何斗争,它归属于事件。它的决定性的战役就是革命或反革命。”[1]198

回到事件本身,突出了世界作为事件随机性的真实,是人类追求“多”中之“一”的过程中不能遗忘的基石和根本。回到事件本身作为思维方式,也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说:“我们应该保持某种模棱两可的观点,也就是二元性的观点,即看到同一个现象上的特点既是构成要素,又是事件。”[1]200 回到事件本身与规律研究并不矛盾,“世界的作为事件的特点毫不妨碍它遵从一些必然的联系,而这些必然的联系又毫不排除意外的变故和事件。”[1]187—188 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的特性,呈现出事件性和“情境相似”的特点。因此,回到事件本身,探索事件与系统的互动与交融,就为理解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理解世界的统一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从而改变对规律的认识范式,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

收稿日期:200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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