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关于所有制的理论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资本论论文,之二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资源配置方式对社会经济制度最具基础性”的认识对吗
既然所有制关系不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那么什么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呢？有些人认为这个基础应该是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并说“它比之所有制或所有权归属，是更深或更高层次的概念。它之所以是更深或更高层次的概念，因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恰恰是生产的基础、条件、前提和起点，是先于生产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的东西。”（注：见《经济日报》1997年2月3日。）什么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呢？他们认为应包括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唯独没有生产条件所有制关系。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生产是否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所有制形式与经济运行方式的关系问题。
资源配置本身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分配，一是生产资料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分配。前者属于生产一般和社会生产力范围，后者则是与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生产关系范围。
从一般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资源的分配当然是很重要的。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劳动的分配是属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并且决定着生产的结构，撇开这种分配，生产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但是任何社会生产不只是有这一方面，它必须包括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方面而没有另一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先于另一个方面。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一切现实的生产都表明，社会生产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的，它们反映两种不同的相互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社会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都一样。怎么会出现只有资源在不同生产领域中的分配这种人对自然的关系，而没有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分配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生产呢？现实的社会生产绝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一般生产、生产力，先于生产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而存在，同样也不可能只是反映生产一般自然规律的东西才是生产的基础、条件、前提和起点，而与一定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则不是。因此说资源配置方式是“比之所有制或所有权归属更深或更高层次的概念”的概括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会产生这种不符合现实的看法，关键在于他们在研究问题时离开了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所有制关系与经济运行方式的关系。他们抹煞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对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把经济运行方式看作是独立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的问题。这是不对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什么独立存在的事物，它必须要服从该社会的生产的根本目的，它只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经济运行方式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不理解所有制关系，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存在这种经济运行方式而不是另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我们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私有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经济运行方式上表面看来是共同的，都是市场机制和价格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二者在内容上的本质区别。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一个是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一个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私有制，这决定了它们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小商品生产者要求在交换过程中实现价值的等量交换，而资本家则不同，他要求按照投入的资本获取相当的利润。经济运行方式必须为实现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生产的根本目的服务。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就不再是按价值交换，而是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决定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交换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清楚，如果不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不理解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生产根本目的的变化，那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特点，不能看到小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由此可见，那些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决定作用，把经济运行方式看作是“在社会经济中最具基础性”的要素的观点，是完全违背现实经济过程的。如果不摆脱这种只是停留在经济活动最表面层次上观察问题的方法，什么现实问题也说明不了。所希望达到的建立“一个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动态过程的理论”和科学的“经济哲学”，是不可能实现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曾经走过从理论经济学向资源配置经济学和经济运行经济学嬗变的过程，我们不否认在这些领域里它的研究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经济学都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既定前提的，都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来探讨如何在这种制度下提高效率。保持稳定，根本任务则是如何维护住这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其中关于宏观、微观经济管理上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内容，但从理论整体上说仍属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它把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研究提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首位，有意无意的目的就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实质，为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正是这个原因，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愈加被片面规定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用对生产一般的研究代替特殊生产关系的研究。从理论历史发展即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革命转变的角度说，它仍属于庸俗经济学的范围。我们不应当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它为指导来观察问题，要坚持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的东西，包括经济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技术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应学习和借鉴。但是，发展到用这些具体的经济管理问题包括宏观和微观的，来替换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极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研究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这一研究是领导机构制定大政方针所须臾不能离开的。
政治经济学不应抛开所有制和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研究对象，陷入西方经济学的嬗变道路，否则就等于在这样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领域里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职责。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五）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公有制经济吗
最近在报刊上刊载了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文章，断然说“社会主义不等于公有制经济”。（注：《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月20日。）这就把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联系彻底割断了。这位理论工作者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他推论的大前提是“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从这一大前提作出了两个三段论式的推论，具体如下：
1.“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公有制经济”；
2.“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看这个三段论式是否能够成立；结论是否可靠。首先，“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这个推论的大前提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个诊断是为社会主义定性的话，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它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持这一观点的人承认这一点，他在同一文章里就明确说“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方式”。一个社会制度的性质是不能用它采取的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方式来规定的。
另外，这一论断也不符合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早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就存在了。邓小平曾指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因此他反对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或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实际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才使得商品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显然，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很明显，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就是更加不能成立的。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里把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与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市场只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为实现自己特有的生产目的而利用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它们的外延根本不相同，怎样能用一个规定另一个的性质呢？立论起码应符合形式逻辑。
提出“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这个论断的人是不是指的是社会主义当前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特征呢？即使从这方面看，这个论断也是片面的。历史是不能抹煞的。苏联在革命后直到五十年代的40年里，尽管计划体制有严重的弊端，但仍然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成就，这表明计划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必然有其优越的一面。我国在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也同样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也再次证明计划经济确有其长处。再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事实。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这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但是，应当看到，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我国所以从总体上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未陷入混乱，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听信那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的鼓噪，完全放弃计划手段。我们是一方面把一切能交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逐渐地都转为由市场调节，大大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同时我们又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加强和完善宏观的计划的调控。例如，国家有计划地把资金投入到那些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项目上去，按照计划大力加强农业投入，发展能源、交通、通讯，消除瓶颈制约，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在改革过程中不坚持发挥计划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较早地强化计划的指导和宏观调控，挤出经济泡沫，严格控制企业对外举债和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我们绝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这是人人皆知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怎么能武断地说：“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呢？香港《亚洲周刊》2月9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在总结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时就恳切地建议说：“中国不应天真地相信世界上真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竞争，更不应把西方经济学教条当万应药方。”在东亚各国纷纷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落马，和我国安如磐石地屹立在东方，这一现实有很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深刻加以总结的。
不过上面的意见还不是这位理论工作者真正要说的。他更深刻的用意是在于从“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这个大前提通过“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这个小前提，得出“社会主义不等于公有制”的结论。
这个推论的弱点在于它颠倒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前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的中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是否应当和必须利用市场经济？但是上述推论却把问题翻转过来，改成市场经济能不能容许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主题发生了根本的倒转，转换成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结论是不需要公有制。这种转换恐怕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意，也不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的本意。所以，“社会主义不等于公有制”的论断是不妥当的。公有制毕竟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下面再看看第二个推论：从“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出发通过“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这个过渡，得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结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把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完全脱钩了，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市场经济，因此，原来认为是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外资经济，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了。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极大发展的条件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必然存在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或者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是对的，也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精神。但是却不能从这一点导出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也因此发生变化，由非社会主义的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了。如果这样，在我国就不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问题了，因此也就不存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了。在现阶段应当充分肯定它们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不应歧视它们，但不能因此就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什么是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政策上可以实行一视同仁，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在生产关系方面也是同一的了。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应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分清楚。否则我们就是失职了。
（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公平”吗
既然离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由社会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客观标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无法确定。上述文章那位作者既然割断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之间的联系，那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来规定呢？这只能求助于“社会公平”了。他为我们制定了一个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一个美丽的字眼，这是历来的思想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的追求的目标。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说的社会公平，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内容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过程证明，从来不存在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公平，它是一个不断变更其内容的历史现象。当奴隶主把从其他部族俘虏来的人不予杀掉，而是把他们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进行奴役，这就是奴隶社会的公平概念。封建社会中允许农奴成为处于半自由的人身依附状态的人，有自己的耕种的生产工具，这就是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公平。小私有制商品生产者认为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在市场上按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量等量交换是最理想的社会公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甚至把它规定为是永恒的公平。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认为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是不公平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按照保证同等资本获得相同利润的原则进行交换，即按照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才是真正的社会公平。人类历史的发展成为一个用一种社会公平代替另一种社会公平的过程。如果会有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社会公平，这也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和法学的幻想。
上述文章作者所追求的“社会公平”的具体规定是什么呢？他没有明说。但从他立论的大前提可以看出，既然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那么他所要实现的社会公平就是商品经济中的公平。那就是说商品关系的平等关系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的样板。
这种观点是显然是不正确的。它一点也不是什么“新视点”，这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蒲鲁东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把商品关系的公平理想化、永恒化，他企图用这个永恒的社会公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这种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把它称作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站在过去的社会的立场批判现社会，违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企图把社会拉向倒退。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由于篇幅有限，对这个问题不再多做评论，这里只引用马克思对蒲鲁东批评的一段话作为结束。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象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了多少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注38页）页。）今天， 我们还复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公平”这能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有多少理解呢？你认为是公平的，另外一些人则会认为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条件下，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有不同的社会公平标准，国有经济内部有自己特有的社会公平观，集体经济又是另一种。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把能获取剩余索取权作为是否公平的标准。所谓的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公平”又是如何来加以确定呢？一方面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又要在这个社会里寻找统一的社会公平，把它规定为这个社会的“本质”，是自相矛盾。
三、调整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配置即社会生产，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以生产出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产品。这是属于社会物质生产一般的范围。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领域间如何分配，直接表现着生产力的状况；一是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状态，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的一定分配，同样不会存在社会生产。这是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都是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物质生产，这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但它又不是研究物质生产的技术方面，而是研究物质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特定研究对象使它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当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资源合理配置这样一个生产一般的学问，这就等于取消了这门科学。但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并不是真的把社会生产关系完全抽去，它只是把资本主义关系当作既定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研究资源合理配置的社会形式中方式。说它没有真正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的运行方式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有着内在联系的。例如像价值、价格、均衡价格、生产价格等等，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是把资本主义关系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传输给读者。其目的不外是掩盖资本主义关系的阶段实质。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如此，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混淆本质关系与其表象或假象的作法，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包括揭示其本质和运动规律以及由它们决定的资源配置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运行方式。坚持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意义，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说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这就是确认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反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一些人研究和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却否定政治学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重大意义，是自相矛盾。不认识这个矛盾，改变错误的认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就会迷失方向，除了照搬西方各种模式之外，就失去了创造性思考问题的基本依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突出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问题，这再次证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位和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直接占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废除私有制。但他们却明确地认定私有制是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废除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私有制是否可以一下子废除时，断然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所有制方面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调整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克服了离开国情和客观经济条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的倾向，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理论认识和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会受到影响。因此“十五大”报告提出“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为了完善所有制结构，首要的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这一点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其他公有制经济在发展速度上超过公有制经济，公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上升。这引起人们的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还能坚持住？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公有制经济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不应认为只有纯粹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属于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联合和交融的现象，产生了多种样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像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这些形式的企业里都有公有部分存在。现在工业领域中外合资企业的比重虽然已占1／3，但是这些企业中相当部分是由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过去把这些企业都排除在公有制经济之外。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应当说其中公有部分仍然应被看作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计算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时，应当把混合经济中的公有部分包括进去。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混合经济中公有部分的比重约占1／3，这部分公有成分占全国总量7个百分点。若把它们包括进来，那么情况是这样的：1996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6.9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为5.2万亿元，占76%。 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上述统计表明，尽管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相对高速的发展，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
其次，我们应弄清楚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增大是怎样造成的。必须看到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不是像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化，大量出卖公有财产造成的。正相反，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减少，而是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仅以国有经济来看，国有资产在稳步增长，截止1996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65894.6亿元， 比上年增15.4%。1978年至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平均每年递增15.5%，其中国有资本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14.5%，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递增17.9%。国有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非公有制经济虽然由于原来基数低，增长速度相对快一些，这丝毫没有威胁到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再次，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也不是由于公有制经济不如私有制优越造成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如下原因：一是它们的基数低，几乎是从无到有；另外，也是由于过去我国片面重视发展重工业，忽视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多样化消费品的生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政策一旦放开，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领域里就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它们在这些生产领域里由于更靠近市场，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优势；而且这些生产领域都是那些需要投资少、规模小、资金周转快、利润率高的行业，所以，在一定阶段内它们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是难以避免的。
但不能从这一现象得出结论国有经济不如私有制经济优越。国有经济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建立的，从根本上说它比私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即使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仍然获得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通过深化改革，国有经济的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国有企业学会在市场海洋里搏击，并逐步摆脱过重的债务包袱和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负担，处于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它对其他所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将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许多搞得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昭示了这一点。还应说明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国有经济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的结果。这里包括多种优惠政策、廉价的能源、交通运输费用，重要原材料的提供等等。这里体现了国有经济的雄厚实力地位。
最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快速发展在当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还是不利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归根结底它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是适应生产力状况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现象。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总体上讲还是相对低下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有的行业，有的地区，社会化大规模生产多一些，技术设备较先进，有的行业和地区社会化大规模生产还很少，在这些行业和地区，目前还不适合发展国有制经济。特别是从生产力的数量上看，生产设备数量少是制约着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在很多地区和某些行业，国家无力投资兴建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企业。如果只是等待公有制、国有制投入先进生产力来发展，那就会在相当长时期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闲置，不能参加劳动，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这些劳动力将只能在闲散的晒太阳的贫穷状态下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去发展，那就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现象对社会主义制度肯定是极不利的，会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生产力的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去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重视鼓励和支持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原因。
“十五大”报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恰当的评价，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经济发展现实的反映和确认，对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充分肯定。把它说成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表明这不是我们暂时的政策选择，而是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已是不能忽视的现实。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前进的一条腿，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加强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引导的前提下，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总量。这不仅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还能从根本上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总之，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论述，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目的的。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为了促进国有经济的加速改革和发展，增加就业、增加社会财富，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出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利用股份制形式，是为了解放国有企业的手脚，以更快地摆脱困境，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是一些人却没有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十五大报告的精神，他们按照自己的立场和认识曲解了它，还有的人把十五大看作是发展私有经济的动员会，要求全省党员用党性保证私有经济的发展。把十五大报告看作是实行股份化的动员令，有些人曾经曲解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要人们不问姓资姓社了；这次这些人又曲解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是要人们不要问姓公姓私，并称这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些都是天大的误解。有些人由于已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失去了全面正确理解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能力。如果我们都不再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那就等于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运行主体，不知要飞向哪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讲什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呢？还讲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这些糊涂思想应当在认真学习十五大报告中解决。这些现象也表明在干部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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