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数字鸿沟及其跨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数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地域、教育水平和种族不同的群体在掌握和运用电脑、网络等数字化技术上存在差距，进而导致各群体在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差别很大，这种现象被称为“数字鸿沟”，也就是拥有计算机和没有计算机、能上网和不能上网的人在信息社会中的不同机遇、不同地位以至最后导致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和心理上的不满情绪。数字鸿沟是信息时代产生的新问题，它既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数字鸿沟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就是所谓南北数字鸿沟。南北之间数字鸿沟的存在既是目前南北差距的表征，也是进一步拉大这一差距的根本诱因。因此，填平这一鸿沟，是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话题。
一
自上个世纪末期，人类进入信息化或者说数字化时代。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数字化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无限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目前，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即南北数字鸿沟尤为深远。
南北数字鸿沟的直接表现是南北之间对信息的占有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据1999年6 月联合国技经贸易信息新闻提供的信息，到1998年底，全世界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其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户，仅占全部用户的7.8％， 而发达国家的用户却有12亿，占92.2％。在发达国家，每6人就有一名因特网用户， 而发展中国家中每440人才有一名用户。在美国，每15名居民就拥有一台计算机， 加拿大为24人，欧盟为55人，日本为91人，而在因特网发展最快的拉美国家，每1120人才有一台计算机，更不必说非洲和亚洲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上数字表明，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信息社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徘徊在信息社会的边缘。
南北之间数字鸿沟的存在就连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深表忧虑。美国Universio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亨利·西斯内罗斯说，我们在对数字鸿沟进行评估时“必须头脑清醒，因为这个鸿沟是太深了、太宽了，对于我们在新经济和新技术开发这种符号世界中工作的人来说有一种诱惑，使我们忘记这个差距有多么巨大，世界其余地方有多大规模。”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更从世界经济角度描绘了一幅阴森可怕的画面。他说：“我想你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星球有60亿人口，当我们解决鸿沟问题时，我们必须想到这些人中有30亿人每天生活在2美元以下，有12 亿人每天生活在1美元以下，他们处在绝对贫困之中。 所以当我听盖茨谈论让每一个教室拥有一台计算机，14％的教员利用计算机教学时，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部分还没有计算机，并且肯定没有1 ％的教员把计算机用于教学目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静止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观察新经济的时候，我们需要设想未来，如果不是100年也是25年。那么现在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8亿人事实上将增长到68亿或者略少一点。所以我们面对的数字鸿沟挑战不仅是一个数字问题，它将是全世界能否和平与安宁的决定因素。”
数字鸿沟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南北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鸿沟首先是南北贫富差距的直接结果，而自从数字鸿沟产生以后，它又成为拉大南北贫富的直接诱因。1950～1975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60美元上升到375美元，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从2378美元上升到5238美元。1990年占世界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其收入仅占世界收入的20％。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发展中国家中108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90美元，而24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达23420美元， 两者相差22310美元。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的统计资料，1965年，世界上七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当时最贫困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到了1995年，这一差距已扩大到38倍。目前全世界首富前十名基本上都是网络专家，1999年，世界首富前三名分别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微软的保罗·艾伦以及美国伯克西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非特，此三人加在一起的财富是1560亿美元，不仅为美国普通老百姓所望尘莫及，而且超过全球最穷的43个国家加在一起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照此推算，近13亿中国人的GDP只相当于以上三人个人财富的6倍多一点，其差距是可想而知的。从穷国数目看，1976年，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有29个，现在却增加到48个，其中仅非洲就有33个。另据资料显示，世界上只有20％的人变富了，80％的人反而更穷。这些穷人多数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南北数字鸿沟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都是极为不利的。但由于其直接和主要的受害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以，跨越这一鸿沟也将主要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二
在数字鸿沟面前，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机遇，积极应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深技术顾问丹尼斯·吉尔胡利认为，“数字鸿沟是创造财富和能力的差距，如果能够迅速融入发展潮流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跳过这一差距，直接进入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但是如果这种跟进和融入不当，他们就可能完全错过机会。”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抓住机遇、正确融入呢？
（一）把信息产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为南北数字鸿沟的跨越提供产业支撑。
信息产业是指现代信息设备的生产、制造以及利用这些设备进行信息的采集、储存处理与服务的部门的总和。狭义的信息产业是指电子信息工业，广义的信息产业是指信息设备业、信息网络业和信息服务业。信息设备业包括计算机设备产销、通信设备产销、感测设备产销、电子控制设备产销等；信息网络业包括公用和专用网；信息服务业包括信息处理服务、信息提供服务、软件开发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有的西方国家把如下13个行业划分为信息产业：电话电报；卫星通信和汽车的无线电通信；纸张、纸浆、纸板和照相器材；邮政；无线电和广播电视；计算机系统、软件服务；电子元器件；电影、体育和剧院；报纸、刊物、图书和出版；广告、商业知识；经纪人、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财政服务；政府中的情报、治安和农业顾问；法律服务。许多事实表明，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包括第三次产业在内的传统产业能够产生广泛、巨大的影响。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思·罗斯博士说过，一个落后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实现对数字鸿沟的跨越。数字鸿沟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信息的占有不同造成的，因而填平它也就主要应通过发展信息产业来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典范，然而，日本经济在90年代却一落千丈，1992～1999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只有0.1％，与持续十年繁荣的美国经济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认为，导致日美经济发生强烈反差的基本原因在于，两国对IT（信息技术）革命的反映不同，首先是两国政府对IT革命的认识和政策导向不同。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声称要将东京建成“世界都市”，而后又制定了“修养地法”，以适应国民余暇需求的迅速增加，结果唤起了在东京大造办公楼、在地方大建修养地的热潮，导致大量游资被吸引到房地产业，形成了日本的泡沫经济，而1990年过度的金融紧缩政策又导致泡沫破灭，以及泡沫破灭后对不良资产问题的久拖不决。同期美国的反映却恰恰相反，1992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构想，推动了80年代开始的个人电脑革命和与网络革命合流，汇聚成IT革命洪流，使国内外的大量资金被吸引到投资高技术，特别是IT产业，这种正确的抉择成就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也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日美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不同反应其后果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做到：
首先，注重基础研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基础研究能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过先进国家不乏其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实现后发效应的。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原有的基础，也不能不受本国经济水平的制约，但这并非是绝对的，二者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也就是说，二者并非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走，日本等国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利用和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从而实现跨越。
其次，大力发展高科技，争取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信息时代，科技发展正可谓日新月异，新技术的淘汰率之高、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于从发达国家引进已经和将要被淘汰的技术，而应努力追赶世界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发展技术的新路子。众所周知，美国是信息革命的先导和中心，世界信息产业界的六大巨头中有五家属于美国，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康柏公司、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等，他们在全球半导体和微处理器领域独领风骚；微软公司在全球软件方面首屈一指；摩托罗拉公司在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独占鳌头。美国这架巨大的经济战车正是由这些执世界高科技之牛耳的大公司所拉动的。没有了高科技，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
再次，在高技术的支撑下，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强化网络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努力使专业技术平民化，顺应数据技术的普及趋势。没有应用，信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不可能进入经济社会生活层面，社会需求对于信息化的发展是永恒的动力，只有在人们对某种技术感兴趣的时候，一种技术的使用才可能深入人心；而没有普及，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信息社会。只有让网络迅速进入企业和家庭，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找到填平数字鸿沟的基础。
（二）树立人才资源观，为南北数字鸿沟跨越提供人才保障。
传统的资源观注重自然资源因素，认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是最关键的。进入信息时代后，经济竞争的主战场已经从自然资源转移到了信息资源，而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又主要是由人来完成的。人才在信息社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可以从国际市场上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各种物质资源的缺乏可以通过新材料、新科学的发明创造而找到替代品，相比之下，人才是最稀缺的，专业技术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实际上这是比自然资源流失更令人痛心的稀缺资源的流失，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努力开发、利用、培植人才资源。
首先，有组织地开发利用现有人才资源，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力度。把对人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实现真正现代化的投资，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
其次，大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长期以来，似乎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国家，却很少有发达国家的人才留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软环境的改善，发展中国家应加大力度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
再次，加强教育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现代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知识传播成本不断下降，而且这一下降是与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同时进行的，即人的现代化。利用多元化的途径和手段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应该是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为此发展中国家应拓宽教育观念，不拘一格育人才。首先要加强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普遍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与此同时，加强职业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是学校教育，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信息时代，这种教育方式显然不能与时代同步，因此，有必要形成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并举的教育体制，形成学习—工作—充电—再工作的链条；在重视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加大对教育内容的改革力度，根据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调整专业设置，改进教育手段，如发展智能化教育工具、电子教材等，实现教育与生产的有机结合。
（三）加强政府角色调适，为跨越南北数字鸿沟提供政策支持。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了过多的干预，而在全球化到来以后，又对本国经济保护不力。其实，在数字时代，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依靠单纯的市场行为来完成，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显得越来越重要。适当的政府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数字鸿沟的跨越尤为必要。但政府作用的加强不是指政府可以取代企业，而是指政府为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政策保障。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既要从本国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瞄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政策的制订，引导企业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必然有其自己的时序性，因此不能急于求成，但是，如果不能实行适当的赶超战略，南北数字鸿沟就永远不可能跨越。因此国家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以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作为参照系对企业进行引导。就目前来说，发展中国家应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尽量缩短由旧的产业结构向新的产业结构的过渡时间。
其次，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引导，同样，政府的经济行为也应由法律来约束，政府的决策方式也应用法律的形式来加以规范，建立法制化政府。
再次，积极培育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尤其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完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参与经济全球化，跨越数字鸿沟，迫切任务是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目前的重点应是培育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产业公司，改变那种消极保护国内市场的做法，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逐步实现数字鸿沟的跨越。
（四）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南北数字鸿沟跨越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成立了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组织，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走向瓦解，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这种经济秩序下，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控制着绝大部分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使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受支配地位；发达国家还垄断了世界商品市场，通过压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抬高发达国家制成品和高精尖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不平等交换，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到其全部出口产品的68％，而进口产品中高精尖产品又占到70％以上；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不断进行产业转移，不断把那些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耗能高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形成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另外，发达国家还利用其资金优势控制国际金融体系，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他们利用金融贷款、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渗透，而一旦出现风险，就迅速转移、撤走，无论是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跨越南北数字鸿沟的主要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数字鸿沟存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南北经济关系战略应当适时进行调整，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斗争的形式应从传统的南北整体对话转向在国际经济机制的框架下进行。在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日益加快的前提下，不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其经济的不平衡性正日益加剧，不同的国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国际市场方面的能力是不同的。南方国家内部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国际经济政策产生差别，很难像20世纪60、70年代那样以一个声音说话，北方国家之间由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态度也很难像过去那样保持一致。在南、北方内部出现裂痕的同时，一些国际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却不断加强，世界经济运行日益规范化，今后国际间的经济对话将主要在国际经济机构的主持下进行。所以发展中国家应积极顺应这一形势，把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对话的主要舞台。
其次，斗争的内容应从传统的要求彻底改变旧秩序转向集中力量解决当前经济发展最迫切的问题。由于各方限制，发展中国家要求“彻底”改变旧秩序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此，这种斗争应从现有的国际经济机制出发，通过与发达国家协商、谈判等多种方式，对不合理的规则、条款逐步进行修改，使之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利益。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应开放有度，不能盲目追求对世界市场的“融入”。在信息时代，全球化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对自己的市场开放进行适度控制，其在国际经济中的被动地位就会进一步加深。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南北之间数字鸿沟的深远，因此，其跨越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又由于发达国家的百般阻挠，这种跨越也将是极为困难的。也许，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鸿沟还会拉大，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机遇稍纵即失，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目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为跨越南北数字鸿沟做出我们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