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社会发展动力的辩证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害论文,社会发展论文,人类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发展史中，每一时代的人们都通过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而提出自己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通过解决社会矛盾与实现历史任务而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无非是一个人们不断提出并解决历史任务的运动过程。但是，由于人类活动不仅是形成社会矛盾的深刻原因，而且是解决历史任务的根本力量，因而也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人类活动不断地更新内容并变换形式的演进过程，即人类活动在空间结构上的扩展与时间序列中的延伸相统一的系统。
人类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表现与发挥、内化与外化、确证与展示的特殊形式，是人对客观对象或其他主体施加自觉能动作用并与其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主体行为；就其结构而言是活动主体与活动对象、活动目的与活动手段、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活动过程与结果之间凭借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就其功能而言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塑造人的统一，即人把内在的本质力量、主体属性与精神品格不断对象化与外化为一个属人的世界，同时人把外部世界与他人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不断转换为人自身的体质、能力与智慧；就其类型而言是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三大基本形式对立统一的动态整体。
人类活动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观念地或实际地改变与否定对象的现状，实现着人的理想追求，创造出充满真善美的新对象与事物，历史地推进着社会的进步，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着日趋完善的现实条件。但与此同时，人类活动也具有负面效应，假恶丑现象如影相伴，由此造成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停滞甚至倒退。原因在于，在人类活动中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总是表现为矛盾性的符合与动态性的统一，自然必然性、历史必然性与传统观念时时处处都会限制与束缚主体行为，人的本质力量与活动能力在历史生成的过程中都显出非完满性与历史局限性，因而人类活动对原先矛盾的解决往往采取了付出一定代价与带来新的矛盾的形式。进一步说，人类活动的本质之点是创造，是人为地改变和作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对象的破坏；在强化与突现某些性状的同时必然贬损与抑制对象的其他性状。人类活动的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共生共存与互竞互促的对立统一体：没有创造，人类就无法走出动物界，人类就丧失了创新与前进的欲念与动力；有创造必有破坏，创造力与破坏力恰成正比，因而对旧事物的破坏程度越深，新事物的创造性就越强；人类正是通过追求创造与抑制破坏，才日益成为自觉的能动的历史主体。可见，创造与破坏是人类活动对人来说既积极又消极、既肯定又否定、既有利又有害的两重性。
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特征经历了一个在现实中逐渐暴露、在观念中逐步被把握的历史过程。大体上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活动能力低下，活动节奏缓慢，对对象的破坏程度是微小的和局部性的，这种利害二重性的特征尚未明显地表现出来，因而人们常常对农业社会保持着田园牧歌式的印象与追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拓展，活动能力极大提高，活动节奏加速增长，活动的利与弊同时被放大。虽然马克思等人一再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工业文明的利以压倒的优势遮盖了其中的害。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类活动的积极效应，相对忽视或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类活动的消极效应。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实现了世界一体化，活动的利与弊以全球性形式呈现出来，当代全球问题的爆发更是给人类活动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与反思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形成了共识。
从总体上说，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是复杂多样的状态。有的活动是利大害小，有的活动则是害大利小，其中利与害的成分各不相同；有的活动从暂时说是有利的，从长远说是有害的，出现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有的活动对局部是有利的，对全局则是有害的，产生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有的活动对这一局部有利，对其他局部则有害，造成了不同局部利益之间的对抗；有的活动在开始时似乎具有合目的性，但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才逐步暴露出其负面效应，这是原先未能预料的或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导致了客观结果对主观目的的背离；有的活动所产生的负效应是人们本想努力避免或予以根除的，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以偿，由此就设置了主观愿望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对立。
具体来说，人类活动的三大基本形式无不具有利害二重性的特征。在这方面，劳动实践活动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变换与交流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过程，能动地创造出人化自然，将自在自然不断改造成在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周围环境，显示与确证人的主体地位，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实现人的历史性自由。但是，劳动实践活动也会创造出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非人性与反人化产物，产生出实践的负效应或客体反主体化现象。1，实践对象的反人化。 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滥垦、滥伐、滥牧与滥采，工业生产与军事实验中大量废料、废气与废液的倾倒，都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存在。2，实践手段的反人化。在存在剥削、 旧式分工与私有制的社会中，技术、工具在充当人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的同时，也成为奴役与摧残劳动者的独立力量；武器从它被创造之日起虽充当着自卫的手段，但本质上是杀人的手段。3，实践主体的非人化。 在私有制社会，过度劳动、饥寒交迫、畸形发展、职业病与早亡等现象，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产生于实践活动中的、有害于人的生存与进化的负面效应。4，实践过程的负效应。一方面，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劳动实践活动蜕变为异化劳动，人在劳动过程中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备受痛苦的体验。另方面，迄今为止，人类尚不能完全自觉地预见、调节与控制自己活动的全过程，由此受到异己的、自发的力量的操纵与摆布。劳动对劳动者来说远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5， 实践结果的负效应。这包括：最后的结果不符合事先的主观目的；结果虽与目的一致，但它从根本上有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毒品与核武器等；结果是复杂的，即今天的得与明天的失交织，此地的利与彼地的害混杂；实践结果在进入下一次实践活动时，成为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并控制劳动者的独立力量。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劳动实践活动的负面效应，曾系统地批判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也曾批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1 〕。恩格斯则具体分析了劳动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二重性影响，并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
社会交往活动同样具有利害二重性。作为人改造社会的基本活动形式，它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处理与调整主体多重关系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活动一方面不断创造出越来越趋向于自由平等的、健全的社会关系，并推动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规范与社会生活朝着愈益文明化、合理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人在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日益成为自己的主人。但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活动本身也具有异己性，创造出一些压抑和束缚人的才能与力量的历史客体，产生出一些不合乎人的本性、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力量。1， 交往内容的异化。在经济交往中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政治交往中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军事交往中伴随着流血与牺牲，在精神交往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隔阂或价值观念的冲突，因而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沟通、合作与平等相处。2，交往主体的异化。 主体与主体在交往活动中的关系不是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变成了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不合理的异己性交往关系。具体来说，这主要是指交往主体被贬为单纯的手段、交往主体彼此冷漠、交往主体完全被置换成社会角色、交往主体被抽象化为数字与符号、以及交往主体片面发展。3，交往纽带的异己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人们并不能用爱来交换爱，也不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而是被迫凭借政治身份、权力、金钱进行交往，由此产生出对权力的崇拜现象与货币拜物教，既使交往关系变形变质，又使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对抗。4， 交往产物的异己性。本是人们交往活动的创造性，反过来成为凌驾于人之上并支配交往活动与其他活动的独立力量；如不合理的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它们只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着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来安排交往关系与交往地位、交往权力与交往责任，借助于强制力量来压制不合正统的交往行为。
精神文化活动也具有利害二重性的特点。作为处理人的思维与人的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历史地确证着人的智慧，不断地创造出既符合对象世界的规律又符合人的理想目的的精神产品，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与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但是，精神文化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否定与扭曲人的精神属性，创造出一些违背大多数人利益并遏制社会变革的精神产品。1， 活动主体的偏激性。精神文化活动产生于它与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之中，它的发展也以相对独立于劳动实践活动与社会交往活动的进程为条件，这就提供了精神文化活动者深居于书斋和象牙之塔之中坐而论道的必要性，蕴育着脱离现实生活与制造抽象思想的可能性。同时，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精神文化活动者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屈从于政治势力，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难以坚守自身的社会使命；特别是当其所依附的政治势力趋向于没落和反动时，他们就既难以客观地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又难以正确地概括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2，活动前提的守成性。 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在于创造新思想、新观念与新方法，以取代和变更旧思想、旧观念与旧方法。但精神文化的任何创造活动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必须正确处理好新创造与旧传统的关系。这种旧传统往往沉淀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即“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或者会得到力求维持现状的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利用，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它的僵化性与惰性。传统的包袱越是沉重，新的创造越是艰难。传统对人们的束缚与限制，不仅遏制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而且会使突破旧传统、进行新创造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牺牲生命存在。3， 活动方式的失当性。精神文化活动所要反映与再现的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多重复杂关系，其中在反映与再现的方式上就存在着能否客观反映、能否全面再现的区别。由于对象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以及主体状况的局限性，精神文化活动在反映对象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误区。如果它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只是虚假地歪曲本来面目，那么就会把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进而，如果它不能以辩证批判的方式对待现实世界，只是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消极态度，那么或者会将人们引向对现存秩序的简单顺从状态中，或者会把人们导入复古怀旧与抽象乌托邦的两极对立中。4，活动过程的独断化。 精神文化活动是一个由生产、传播与消费相互衔接的一体化过程。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建构具有鲜明的独断化特征。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从维护特殊阶级利益与现存秩序的需要出发，创造出社会意识形态，并赋予其普遍性的形式，力求获得社会全体成员的接受与认可，实现思想、观念与意志的一统化。为确保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统治阶级必然狠抓传播环节，既通过教育把其思想强制性地灌输给下一代，又凭借舆论机构左右社会的心理导向。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运用国家机器力量来保证这种精神干预，来实现被迫的精神消费。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人们的精神受到摧残，思想受到压抑，整个社会陷于萎缩状态。5，活动产物的虚幻性。 精神文化活动在创造科学认识与合理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将以歪曲而虚幻的形式存在着的文化副产品置于人们面前。伪科学、宗教迷信、习惯偏见、陈腐观念与虚假的意识形态等，就是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它们一经产生，就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并在历史发展中汇入传统的惰性之流。它们不仅歪曲与颠倒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扭曲了人的精神生活。它们是一种阻止与抵制社会发展的消极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削弱与瓦解人的批判性、否定性与创造性的保守力量。
人类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利害二重性特征，对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不能设想只有利没有害的人类活动，同样也不存在只有进步没有危机与曲折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进步伴随曲折的社会发展，正是以人类活动的利害二重性为动力基础的。
第一，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活动在不断发挥外化功能的过程中，将人内在的本质力量、主体属性与精神品格连续地加以对象化与客体化，能动地变革与创造着人的世界，从而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表征。从古代技术、近代技术到现代技术的演进，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变革，从原始部落制度、社会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从朴素性的科学认识、机械性的科学认识到辩证性、系统性的科学认识的进化，无不依赖于连续不断地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外化功能的发挥与在累积基础上的创造。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在不断发挥内化功能的过程中，将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与信息历史地转化为人自身的体质、能力与智慧，具体地实现着对人的改造与重塑，从而确立起社会发展的主体支撑。无论是人从盲目的自然力量、异己的社会力量与保守的观念力量的压抑与束缚下不断实现的自由与解放，还是人朝着能动性、社会性与智能性方向对自身的无止境提升，都离不开人类活动内化功能的历史性发挥与对人本身的积极塑造。因此，在人类活动创造性基础上所实现的人的世界的变革与人本身的进化，正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体表现；如果说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形成与变化的深刻基础，是人的本质力量确立与完善的内在动因，那么社会发展无非是人类活动不断更新内容与变换形式的进步过程。
第二，人类活动的负效应是导致历史曲折发展的深刻根源。可以断定，所有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人自身造成的，是由人类活动所招致的；即使那些于某时某地曾破坏与中止历史发展的巨大自然灾害，“也间接地与人类活动有关，也就可以说是以天灾形式出现的人灾”〔3〕。从共时态结构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人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对抗与冲突，作为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矛盾，不外是由人类活动的负效应导致的；这既依存于人类活动的某些创造的——旧式分工、阶级划分、私有制与意识形态等对人类活动的束缚与制约，又根源于人类活动在观念导引上的错误性与片面性、在方式选择上的极端性与失当性、以及在实际变革时的盲目性与自发性。从历时态结构看，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充斥的假恶丑现象、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所遭遇的暂时倒退或局部停滞，最终都可以在人类活动中找到其深层根源；这不仅是由于人类活动长期以来受到错误的观念、狭隘的意识与偏激的态度所支配，而且是由于人类一度从事着盲目的、冲突的、分散的与臆想的活动，只是满足于单纯追逐眼前利益与片面突现局部私利，难以顾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可见，无论是阻碍社会运行的现实矛盾，还是历史发展中的曲折现象，都是由人类活动的负效应所造成的。
第三，消除害与克服恶的有效手段仍然是人类活动。既然以危机、苦难、曲折与代价为表现形式的害与恶产生于人类活动中，那么克服与消除它们的途径与手段也必然维系于人类活动的改善与调节上。从历史上来看，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害与恶，人类常常是从三个方面着手来改进与调整人类活动的，即克制某些过度行为、强化某些无力行为与实施某些创新行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害与恶，人类曾经提出并实施过总体性的解决方案，也曾提出与实施了技术的、经济的、法制的或道德的具体性解决办法。从现实而言，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人的困境，人类更需要改善自身活动的成效与水平。只有破除错误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只有在此基础上强化人类活动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协调性，以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统摄局部利益与眼前利益；只有日益自觉地预见并有效地调节人类活动的后果及其或远或近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使活动结果越来越符合既定的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活动创造性的同时，把活动的害处与破坏性控制在最小程度内，才能历史地消除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并把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导入光明而美好的未来。
第四，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活动趋利避害、弃恶扬善的演进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凭借文化累积性的遗传进化机制，把以往活动的利与善加以继承和吸取，并作为趋利、扬善的现实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与手段，由此就不断扩充与放大了人类活动的创造性与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每一历史时代的人们也需要通过现实活动，来变革不合乎人的意愿的现状。这种不合乎人的意愿的现状本身就是以往活动所带来的害与恶的表现，是现实活动无法避开的限定力量。害与恶的存在对人类活动无疑具有消极意义，但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正是由于害与恶的存在及其影响，人类才会产生否定现状、追求理想的动机，也才会从事变革对象、实现理想与开辟未来的活动；也正是通过人类活动对害与恶的消除与克服，社会发展才不断达到新阶段，才不至于因固步自封而停滞不前。所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4〕。但是， 由于人类解决时代任务的特殊历史性以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每一时代的人类活动在趋利、扬善与避害、弃恶两个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有限性；特别是，人类活动对恶与害的消除与克服只能是一种“余留新问题”的“准解决”，即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必然带来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的新问题。由此可见，历史不过是人类活动解决旧问题又产生新问题的无限运动，是人类活动弃恶扬善、趋利避害的演进过程；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孕育于人类活动的利与害、善与恶的对立斗争中，实现于对立两极的彼此转化中，其本质要义正是人类趋利扬善与避害弃恶的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与日渐提高。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第237页。
〔3〕《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