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关系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新感觉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现代主义文学是和资本主义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它与属于无产阶级性质的左翼文学不能相容。中国新感觉派是一个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但他们和左翼文坛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还创作过一些左翼文学作品。学术界常把这一现象看成是新感觉派趋新意识的表现。但本文认为，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坛之所以能够发生联系是因为左翼文学本身也具有先锋性，而新感觉派则有许多激进主义成分，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由于1931年后期“左联”的转折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学，左翼批评家开始检讨新感觉派的“阶级意识”，结果使他们疏远了左翼文坛。但新感觉派也随之更明确了自身和左翼文学的差异，反过来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
一 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的交错
众所周知，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坛存在一定的联系。他们中有些人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失败之后也翻译和出版过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而且还“转向”写过一些普罗小说。我们一般把新感觉派这一时期的活动看成是他们趋新意识的表现。但本文认为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这种解释其实隐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认为现代主义和左翼文学不能相容，新感觉派摹仿左翼文学只能被说成是趋新。但事实上有些人在成为左翼作家之前也写过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而有些已经是左翼作家的还写过新感觉派风格的小说。创造社的陶晶孙可能是最早受到新感觉派影响的中国作家，楼适夷在“左联”成立之后还在写新感觉派风格的小说。可见并不能以新感觉派后来的身份来判断他们此前写普罗小说就是趋新。
更有价值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会出现新感觉派作家写左翼作品，而左翼作家写新感觉派小说这样一种混乱和交错的情况。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需要有新的眼光来重新打量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他们起初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其实左翼文学也是先锋性的文学，而新感觉派则有许多激进主义成分，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新感觉派对世界的基本表述和总体价值判断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实际上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都是大革命的产物。①新感觉派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之下也发生过“转变”。虽然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作家在政治主张和文学观点上未必完全相同，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大体上倾向于左翼的。②由于新感觉派大体上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也和左翼作家一样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刘呐鸥常常被认为是中国新感觉派的鼻祖，他在《色情文化》译者题记当中使用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他说“现代的日本文坛在一个从个人主义文艺趋向于集团主义文艺的转换时期内”，认为日本新感觉派“描写着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腐烂期的不健全的生活，而在作品中露着这些对于明日的社会，将来的新途径的暗示”。而且还认为《色情文化》当中其他几位作家“也都用着社会意识来描写现代生活”。③刘呐鸥的这些话是符合左翼文坛对资本主义末期的基本表述的。不仅刘呐鸥如此，施蛰存和穆时英等也会采用类似的说法，而且新感觉派小说中也会见到这样一类马克思主义话语。
其次，左翼文学前期虽然也曾提到过写什么题材的问题，但没有像后来那样强调农村破产和抗日题材的优先性，大都市和性诱惑等新感觉派题材也同样受到左翼作家的关注。
大都市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象征，但也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地方。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和苏俄文学出现过许多都市题材的作品。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还是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苏俄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煅冶厂”的诗人们写作了大量歌颂工厂等城市主题的诗歌。冯雪峰在《无轨列车》上还译载过苏俄作家Sosnovsky的《大都会》。茅盾的《子夜》处理的同样是都市题材。虽然左翼文学处理都市题材和新感觉派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对大都市的资本主义文化都是持批判态度的。左翼文学自不待言，新感觉派小说也会经常见到叙述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诅咒。
新感觉派小说对性诱惑的描写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但这种题材对左翼文学来说也并不陌生。“左联”成立之前的那些早期普罗小说有很多是风靡一时的革命加恋爱题材，其中对女性诱惑力的叙述也不乏十分露骨的地方。不仅如此，一些重要的左翼作家和理论家早先同样十分关注有关性道德问题的小说，翻译苏联有关性道德问题的小说曾经风靡一时。夏衍翻译过《恋爱之路》，杨骚翻译了《赤恋》，蒋光慈译过《爱的分野》，周扬译了《伟大的恋爱》和《大学生私生活》，蓬子译的是《没有樱花》。对性道德的叙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对性诱惑的公开展示，以上一些小说很多时候也会被视为淫秽小说。左翼文坛还不仅只是翻译作品，从茅盾的《子夜》我们也可以看到“左联”时期左翼作家对性诱惑力的有力描写。
最后，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在当时都是前卫的、现代的新兴文学流派。
左翼文学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国际化的潮流。左翼文学的许多主张都是十分先锋和前卫的。它要求语言大众化，要求作家要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主张写无产阶级的集团主义。这些都对过去的文学构成了强有力的批判。与我们印象中左翼文学的僵化形象有所不同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也有许多被贴上现代主义标签的艺术实践。李别进斯基是当时十分著名的苏联无产阶级作家，但他的小说也有许多描写潜意识和性心理的内容。与施蛰存等关系密切的戴望舒和苏汶曾合译过他的著名小说《一周间》。可见二三十年代极富活力的左翼文学是能够和新感觉派产生共鸣的。另一方面，新感觉派在文学语言和写作技巧上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探索，同时开拓了中国的都市文学题材。尤其是穆时英的小说语言和表达技巧十分突出，受到过左翼文坛的高度赞赏。
由于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在短暂的时间内出现交错现象并不奇怪。进行艺术探索的左翼作家完全可以借鉴新感觉派的某些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而在新感觉派那里，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刘呐鸥把这两个流派的日本小说放到一起翻译了过来。不仅如此，刘呐鸥还十分喜欢左翼理论家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同时他自己写的却是新感觉派主义的都市色情生活。施蛰存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把这两者都理解成为“新兴”和“尖端”，具体的理由是两者在“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上是一致的，只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有一些差异。施蛰存回忆说刘呐鸥的这种观点对他们不无影响，使他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④新感觉派在政治上本来就倾向左翼，又是一个很小的文学流派，所以在当时普罗文学运动的巨大声势之下创作普罗小说也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二 左翼为什么开始批评新感觉派
尽管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双方早期“和平共处”的局面很快就不复存在。左翼文坛从1931年年底开始严厉地批判新感觉派。特别是由具有新感觉派作风的楼适夷出面，还显示出左翼内部展开自我检讨的意味。这说明左翼文坛开始认为新感觉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倾向。但是新感觉派作家此前已经有新感觉派主义的小说出现，刘呐鸥的唯一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出版于1930年。为什么要在此时批评新感觉派呢？问题显然和他们批评新感觉派的时机有关。
左翼文坛在1931年年底把新感觉派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加以严厉的批判，这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都有重要的因由。
从客观条件来说，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的不同已经开始引人注目。谢六逸于1931年3月在复旦大学作过新感觉派问题的专门演讲，他对新感觉主义有许多褒扬之辞。这次演讲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新感觉派的语言技巧，但谢六逸最后还是把矛头指向了现实主义。而左翼文坛大体上是主张现实主义的。更严重的是，谢六逸的演讲发表在《现代文学评论》这份刊物上。此刊物在左翼文坛看来是有政治问题的，其主要作者除了谢六逸等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一些作家外，还有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家范争波、被“左联”开除后积极鼓吹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周毓英、与国民党改组派十分接近的张资平和丁丁等。与谢六逸演讲同期发表的还有明确表示清算普罗文学的反动文章，其文坛消息栏还声称施蛰存将为民族主义文艺刊物《前锋》效力。⑤这些不能不使左翼文坛对新感觉派有所警觉。⑥
从左翼文坛自身的原因来说，由于国内外一些重大因素的出现，“左联”从1931年中期开始逐渐发生转变，它对左翼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前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划界不清的现象已经不能允许继续存在。
“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它在组织上要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提出的新观点也必然为“左联”所接受。萧三代表“左联”参加过1930年11月在哈尔可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其报告于1931年8月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萧三报告称这次会议对个人心理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苏联理论家阿维尔巴赫在大会上表示，“在现时改变人类物质，制造新人的时代，普罗文艺应大大地注意人类的心理，反对个人心理主义”。阿维尔巴赫是苏联的“拉普”总书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理论上主要由“拉普”掌握，所以他的观点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左翼理论界。对中国左翼文学影响很大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是由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⑦
楼适夷对新感觉派的批评正好应和了这次会议反对个人心理主义的观点。一个不大为研究者所关注的细节是，楼适夷批评的对象是施蛰存而不是刘呐鸥。其实施蛰存只是新感觉派中的一个异数，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新感觉派作品的小说与刘呐鸥和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差别很大，实际上常常被归入心理分析小说。跟新感觉派作家接近的苏汶就嘲笑楼适夷，认为楼适夷将施蛰存的小说看成是新感觉主义是一个“空前的大笑话”。⑧施蛰存自己也说新感觉主义的头衔“不十分确实”。⑨但楼适夷自己写作过新感觉派风格的小说，他对新感觉主义是比较了解的，应该知道刘呐鸥和施蛰存小说的区别。其实日本新感觉派从1928年之后已经转向了心理分析小说的路径。施蛰存在这一点上和日本新感觉派反倒是十分相似。⑩从楼适夷批评的具体内容来看，他真正指向的正是施蛰存小说的潜意识等个人心理描写的问题。
虽然楼适夷的批评具体针对的是施蛰存，并且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一个异数，但总的来说，新感觉派遭左翼文坛的批评已经不可避免。楼适夷批评新感觉主义是组织上的要求，不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11)就在楼适夷的那篇批评施蛰存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沈起予也撰文全面批判日本新感觉派的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12)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左联”自身的新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前期曾遭到严重的挫折。从1931年6月起，“左联”开始由瞿秋白领导。“左联”由瞿秋白领导之后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转折。(13)最明显的是“左联”开始要求把工作的重心放到文艺领域中来。(14)与此同时，“左联”也开始强调成员的组织纪律性。(15)这些变化意味着“左联”加强了对文学方面的干预。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左联”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要求清算左翼文学前期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而解决的办法正是阿维尔巴赫提出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左联”的这些新变化促使左翼批评家对新感觉派和其他一些较为接近左翼的作家提出了更严厉的阶级意识批评。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它把世界观混同于创作方法，也给左翼文坛留下了“左”的偏差。(16)实际上它比以前更加强调阶级意识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阶级意识”指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个概念的来源和含义本来都很复杂，但中国左翼批评家一般把它运用于世界观的层面。阿维尔巴赫在提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时候就要求作家“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17)“左联”执委会在1931年11月的新决议中也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18)所以检讨作家的阶级意识在“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提出之后成为左翼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尺。除了施蛰存遭到楼适夷的批评之外，穆时英这位因《南北极》受到左翼文坛称赞的新进作家，现在又因为《南北极》的阶级意识不正确而遭到左翼批评家的批评。(19)
三 左翼批评对新感觉派的重大影响
“阶级意识”批评被左翼批评家寄予了相当的希望，他们希望能够借此来促进同路人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的方向转变。所谓“同路人”作家，指的就是那些接近左翼的小资产阶级作家。阿维尔巴赫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应当成为同路人作家的口号。他认为通过“清洗那些小资产阶级作家之资产和小资产的遗习”，同路人作家可以转变成无产阶级作家。(20)“左联”1931年新决议也特别要求“克服我们的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性，同路人性，以及落后性”。(21)新感觉派在政治上倾向于左翼，也是“左联”的同路人作家，所以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遭到了左翼批评家的检讨。
但左翼文坛的阶级意识批评对新感觉派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新感觉派不仅不接受左翼的批评，而且对此颇有怨言。新感觉派此前的小说大都是暗示了新兴力量崛起之必然性的。施蛰存主编的《新文艺》上介绍刘呐鸥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时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显然地看出了这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刻要抬头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22)虽然这种评价不免过誉，但应该可以代表新感觉派对刘呐鸥的评价。然而新感觉派小说中那些有关新兴力量抬头的模糊暗示现在已经不能够为左翼文坛所满意，他们认为这些不过是“理想的形态和空洞的叫喊”，只是一些阶级意识抽象模糊的表现，(23)甚至宣称摆在穆时英前面的是“一条生路与一条死路”。(24)穆时英对左翼的批评作出了十分强烈的反应，攻击左翼文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只不过是“情感的崇拜和接受”，(25)背后有着政治策略和阴谋。(26)
左翼文坛的批评非但没有成功促进新感觉派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反而使他们同左翼文坛和左翼文学的关系更加疏远。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和叶灵凤等后来都因为一些具体原因与左翼作家发生过论争，但追根溯源，这些论争也和阶级意识不正确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有关。据说穆时英是打算从左翼文艺运动这条路线去发展的，但他突然于1935年和国民党扯上了关系。穆时英“突然转变”的理由是，他曾由左翼文坛安排去拜见鲁迅，但被鲁迅教训了一通，说他写的东西“全适合小资产阶级的口味”，结果是穆时英思想起了冲突而引起政治立场的转变。(27)这则传闻虽然还有待证实，但被左翼批评家指责阶级意识不正确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一事例完全可以说明穆时英疏远左翼文坛的原因。
然而左翼文坛的批评也给新感觉派的文学观念带来了重要影响。
阶级意识的检讨使新感觉派作家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和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施蛰存通过普罗小说的写作，发现自己在理智上倾向或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并不能转变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觉得“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28)苏汶和新感觉派作家十分接近，虽然他不是新感觉派，但也写过一些普罗小说，如《机器沉默的时候》。他写作普罗小说的经验使他更为认同当时已经倒台的苏联理论家布哈林的主张，即可以学到像无产阶级一样思考，但不能学到像无产阶级一样感觉。(29)另外，苏汶也曾替穆时英就阶级意识不正确的问题作过辩解。他认为穆时英“的确是努力在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混乱和厌倦中暗示着一种新的实力的勃兴”，只是“这种努力的效果却是比较薄弱的”，这起源于穆时英“理智往往压不住情感”，把握不定“社会的效果”。(30)也就是说，苏汶把穆时英小说阶级意识不正确的问题归结于理智无法驾驭情感。理智无法驾驭情感就需要作家的意志加以克服，但穆时英并没有这种打算，他拒绝了“向主义的努力”。(31)穆时英的这一表态等于他拒绝写阶级意识更正确的左翼文学作品。
在拒绝写阶级意识更正确的左翼文学作品的同时，新感觉派更为明确的表达出对艺术形式技巧试验的兴趣。1931年10月出版的《被当作消费品的男子》是穆时英第一篇新感觉派小说，这篇小说遭到左翼文坛的严厉批评。瞿秋白的文章更讽刺穆时英是红萝卜剥了皮。(32)但穆时英得到了新感觉派作家的有力支援。施蛰存当时在现代书局主编《现代》和《现代出版界》，穆时英受到批评的《南北极》这部小说集很快在现代书局出版了改订本，施蛰存在两份刊物上都为他作了大篇幅的广告，施蛰存的广告词认为，穆时英的普罗小说在阶级意识问题上固然有欠正确，但在艺术上是很成功的。(33)这句话虽然承认了阶级意识不正确，但其转折语气的运用明显强调的是艺术上的成功。穆时英在《南北极》的改订本题记当中则宣称，“蒙诸位批评家不弃，把我的意诚加以探讨，劝我充实生活，劝我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那是我非常感谢的，可是使我衷心地感谢的却是那些知道我技巧上的缺点的人们”。(34)
总而言之，新感觉派拒绝阶级意识的批评，继续写作那些被认为很成问题的新感觉派小说，并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使自身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小说风格。除了刘呐鸥那些不那么中国化的小说之外，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穆时英和施蛰存的那些主要成就都是在遭到左翼文坛的批评之后写出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阶级意识批评削弱了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的联系，它对左翼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完全是消极的。左翼文学在新感觉派形成的这段时间内也在“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影响之下获得了新的发展，茅盾的《子夜》、丁玲的《水》以及张天翼等的短篇小说都是左翼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这只是说新感觉派的主体性是在与左翼文学的区分过程中开始明确的，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由此形成。
注释：
①⑩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41页。
②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③刘呐鸥：《译者题记》，《色情文化》，水沫书店1929年再版。
④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289页。
⑤彬：《现代中国文坛杂讯》，《现代文学评论》创刊特大号，1931年4月10日。
⑥(12)沈绮雨(沈起予)：《所谓“新感觉派”者》，《北斗》第1卷第4期，1931年12月20日。
⑦(17)(20)萧三：《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⑧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⑨(28)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4、803页。
(11)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注释。
(1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476页。
(14)(15)(18)(21)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16)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19页。
(19)寒生(阳翰笙)：《南北极》，《北斗》日创刊号，1931年9月20。
(22)《〈都市风景线〉广告词》，《新文艺》第2卷第1期，1930年3月。
(23)舒月：《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现代出版界》第2期，1932年7月1日。
(24)巴尔：《一条生路与一条死路——评穆时英君的小说》，《文艺新闻》第43号，1932年1月3日。
(25)(31)穆时英：《关于自己的话》，《穆时英全集》第3卷，严家炎、李今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26)穆时英：《公墓·自序》，《穆时英全集》第1卷，严家炎、李今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27)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穆时英全集》第3卷，严家炎、李今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页。
(29)苏汶：《在理智与感情冲突的十年间》，《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5年版，第135页。
(30)杜衡(苏汶)：《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第9期，1933年2月1日。
(32)瞿秋白：《财神还是反财神》，《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
(33)《南北极改订本广告》，《现代出版界》第9期，1933年2月。
(34)穆时英：《南北极改订本题记》，《穆时英全集》第1卷，严家炎、李今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