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短篇电视剧的足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足迹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短篇电视剧凝聚了我国电视剧艺术工作者从中国电视剧初创、恢复到发展、繁荣各个时期的辛勤探索和艺术实践。它是我国电视剧起步时的样式，从表现“凡人小事”到讴歌改革开放，有过独领荧屏风骚的骄傲和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迅速崛起的电视连续剧充谥屏幕时，它又以自己不懈的坚持促使电视剧艺术工作者从电视剧的本质特征上冷静地辨析，在纪实性和风格化两个向度上确立自身的优势，呼唤它的艺术精灵。
短篇电视剧的最初起步和十年停滞
中国短篇电视剧几乎是与中国电视一并诞生的。
1958年，中国最早的电视剧创制人员在“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学习，没有国外的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怀着“对电视工作的热爱和强烈的创作欲望……经过紧张的准备和周密的排练，终于在北京电视台试播后一个半月的6月15日播出了我国第一部电视剧，迈出了电视剧艺术的最初脚步。”[1]
这第一部电视剧是根据舞台小戏改编的《一口菜饼子》（陈庚编剧、胡旭、梅村导演），播出时间为20分钟，剧情是一位农村姑娘见到妹妹用一块枣丝糕逗狗玩，便拿出留下多年的一口菜饼子，回忆起解放前她们一家的逃难遭遇：抗战时期，家乡被大水淹了，逃难途中父亲被日军的炮弹炸死，姐姐要饭受到地主的欺侮，妈妈饿死前留下一块菜饼子，姐妹俩舍不得吃。后来八路军解放了这个地方，土改时农民分到田地生活好了起来。妹妹听了姐姐的诉说，悔恨地痛哭，姐姐教育妹妹：“我们的今天来得不易，人，可不能忘本啊！”这是一部忆苦思甜的短剧。
同年9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第二部电视剧《党救活了他》。剧本根据一篇报告文学编写，描写上海的医务工作者抢救大面积烧伤的炼钢工人邱财康的动人事迹。如果说第一部电视剧是从舞台小戏移植，基本套用舞台剧程式的格局，那么这部电视剧则是专门为电视创作的，容量扩大了，从前一部的一个演播室扩展到三个景地，三部摄像机，同时戏中还用了实景和布景相结合的手法，在结构布局、场景衔接上开始显示出电视的特色。
中国短篇电视剧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中国早期的电视剧制作采用“直播小戏”的方式，全部为单本剧。从1958年到1966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一口菜饼子》、《女状元》、《新的一代》、《刘文学》、《火人的故事》、《我的一家》、《江姐》、《小英雄雨来》、《校队风格》、《火种》、《小马克检了钱包》、《焦裕禄》等近百部“直播电视小戏”，加之上海、广州、天津、西安、武汉、长春等全国其它电视台播出的《红色的火焰》、《姐弟血》、《谁是姑爷》、《长征路上》、《雷锋》、《三月雷》等剧目，这阶段全国共播出“直播电视小戏”约二百部。最初的电视剧反映现实生活，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内容简明，许多剧目为纪实性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少年儿童题材、还有少数的国外题材。这些电视剧基本沿用舞台剧的模式，并且不能不爱到当时政治形势与文艺思潮的影响，但这最初的起步创作倾向是健康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赞扬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电视剧的停滞时期。
短篇电视剧的复苏、发展和走向繁荣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电视剧作为中国电视事业和文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迅速复苏。中国电视剧在复苏期有两个特征：一是电视剧的制作由直播改为录制，二是电视单本剧是这一时期的电视剧样式。
1978年5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同名锡剧改编的新时期第一部电视单本剧《三家亲》（许欢子、蔡晓晴导演），内容是反对铺张浪费大办婚事，提倡勤俭节约新事新办。这部电视剧率先走出了“直播电视小戏”的摄影棚，在实景中录制，更接近于电影的拍摄。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和灵活的镜头角度、还原的色彩，丰富了电视剧的艺术表现力。是年中央电视台共播出8部电视单本剧，其它有《窗口》、《教授和他的女儿》、《痛苦与欢乐》、《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来历不明的黑鲨鱼》、《爸爸和妈妈谁好》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中国电视剧注入了强大的思想活力和艺术创造力，超越新人新事与儿童故事的浅层次，有深度地切入生活，关注时代，反思历史，表达人民的心声，与新时期的诗歌、戏剧、小说、电影相呼应，负载起新时期文艺的神圣使命。同时，日新月异的中国电视事业大大地解放了电视剧的生产力。
从1979年始，短篇电视剧进入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1979年至1982年电视剧的年产量逐年成倍增长，这一时期我国制作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短篇电视剧，这一时期的电视剧获奖作品也全部是短篇电视剧，可以说，这是我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短篇电视剧时期”。
最早引起社会反响的短篇电视剧《永不调谢的红花》感人地再现了在“四人帮”淫威下坚持真理，傲然不屈的张志新烈士事迹。《乔厂长上任》敏锐地将“改革文学”移植到荧屏上，让生动的艺术形象发出改革的呼唤。而《有一个青年》、《凡人小事》、《新岸》、《大地的深情》、《女友》、《卖大饼的姑娘》、《你是共产党员吗？》、《洁白的手帕》、《周总理的一天》、《家风》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短篇电视剧显示出了新时期电视剧“写普通人”的一种创作思潮的阵容和实绩。有别于“文革”中文艺作品的“高大全”人物，以《凡人小事》、《新岸》、《有一个青年》、《女友》为代表的这批电视剧形成了旨趣迥异的群体美学新追求，编导者们纷纷将审美创造的目光投向他们身边所熟悉的平凡普通的人和事，“着眼于千百万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反映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塑造真实平凡的普通人形象。这一新的审美视点，不仅在于“真实地表现普通人”，更在于对普通人的认可与尊重，由此，我们从一系列编导的文章中读出短篇电视剧的创制者们着意去表现“凡人”的人情美，揭示“小事”里的重大社会内涵。电视剧《凡人小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美”，《新岸》“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追求美”，《女友》更是通过平民出身的女主人公寒眉与干部子弟于诞华之间关于凌霄花的辩论，以及有意识地强调前者对于后者自始至终，无处不在的精神与才干的优势，揭示作品的主题——“应该象普通人那样脚踏实地建立新生活”。即使写伟人，如写周总理，《周总理的一天》“展示的是周总理平凡的一天”，又如写宋庆龄，《洁白的手帕》“只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通过一件平凡的事情来反映这位伟大的女性”。[2]
这一“写普通人”的电视剧潮，实质上反映了短篇电视剧对于表现人性人情的突破，和开始高扬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正是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志愿军女战士毅然为烈士遗孤承担母亲职责时的“大地一样的深情”，我们清晰地听到《新岸》中高元钢呼喊出：“人家也是人，人！”；也看到走向新岸的刘艳华在高元钢前来探病时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镜头：深受感动而不愿显露的刻艳华从额头拉下毛巾盖住双眼，可热泪却从毛巾下流淌而出。在“写普通人”的电视剧美学思潮影响下，纪实性电视剧受到青睐，出现了《新岸》、《荧火虫》、《生命的故事》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报告剧”，真实与朴实成为电视剧追求的共同风格，拍摄力求选择真景、实景，要求演员本色表演。
1983年以后，短篇电视剧仍然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审美视野进一步开阔，艺术质量显著提高。短篇电视剧的敏锐性和探索性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其对现实的敏锐反映，对生活的深刻开掘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探索，步入短篇电视剧绚丽璀璨的繁荣时期。《女记者的画外音》、《燃烧的心》、《走进暴风雨》、《燕儿窝之夜》、《紧急起飞》、《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蓝屋》、《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她们和战争》、《强行起飞》、《无字的歌》、《穷街》、《一个叫许淑娴的女人》、《小巷情话》、《希波克拉底誓言》、《大年初一》、《太阳从这里升起》、《丹姨》、《秋白之死》、《娥子》、《一路风尘》、《她在人流中》……一部又一部引起强烈反响、堪称艺术精品的优秀短篇电视剧不断地刷新着八十年代电视剧的思想艺术高度。
如果说小角度、人物集中、线索单纯是新时期初期短篇电视剧的美学特征之一，那么，自八十年代中期，短篇电视剧大面积地突破质朴的“小故事”的模式，背景明显扩大，样式不断出新，内涵更加厚重，对生活的开掘更为深入，追求诗意与哲理的提炼。短篇电视剧凭借自身短小精悍，灵活自如，反映敏捷，制作周期短的优势，全方位多视点地追踪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讴歌时代主旋律的改革题材电视剧，它们敏感于时代脉膊，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变革，呼唤和表现滚滚而来的改革大潮，塑造改革者的正面形象，由此一跃而进入新时期文艺的前列。
浙江电视台创制的《女记者的画外音》和《新闻启示录》以记者采访报道的形式，纪实性和政治性结合的风格，及时地传达改革信息，深刻阐发改革主题而成为八十年代电视剧的重要成果。《女记者的画外音》顶着种种议论开拍，在《人民日报》刊登党中央肯定浙江海盐衬衫厂改革实践的有关报道的当晚，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形象地反映以该厂厂长为原型的双燕衬衫厂除旧布新，开创新局面的事迹。作为剧中人的“女记者”以其急促而坦诚的音调热切地呼唤改革，为改革进行辩护，并以其矫健的步履、爽朗的笑声表达出对未来所抱有的信心和希望。如此敏捷的同步，如此投入的关注，如此热情的肯定，创下了一个宝贵的纪录，充分展示出短篇电视剧的崭新风貌和独特优势。这一激荡着热情与思考的女记者形象，实际上正是电视剧与时代脉膊相呼应的一种标志。
电视剧《走向远方》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描绘将改革所引起的震动，牵扯和抗衡归结到心灵的，伦理的，道德的层面展开，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改革的意义和改革的艰难，也因此将改革题材的电视剧推向新高度。更多的改革题材电视剧是将改革的进程与深刻变化“扩散”为电视剧的背景与氛围，以人物与环境的深刻变化表现改革的历史进步性。观众从各式各样的电视剧故事中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的解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充实，人的思想观念的革新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巴桑和她的弟妹们》透过堪称“西藏窗口”的八角街，展现了处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之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在繁华的集市，叩长头的人们与穿牛仔裤的青年错杂其间，宗教径幡与高耸的电视天线并立相峙，古旧凌乱的院落里传来呜呜咽咽的《丽达之歌》……对于这一切，人们已习以为常，不再有惊奇的打量，然而这正生动地显示出现代生活方式对这块古老土地与传统文化的渗透。更为有力地表现现代文明的气魄与力度的是《太阳从这里升起》，黄土高原一个老军营的地方正在兴建一座大型煤矿，产业大军连同外国专家和现代化的工程设备浩浩荡荡进驻扰乱了这里世袭的闭塞平静的生活，老军营的二货因建矿而发财而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年香，可年香却被建矿工地的崭新生活所吸引；考古队在这里发掘珍贵文物，却暂时阻滞了煤田的建设进程；老军营的村民终于在巨型推土机的步步进逼中迁离出祖辈居住的土地，“队伍消失在山的那边／一轮通红的太阳从烽火台的旁边冉冉升起。”这里的风景、人物和事件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并由于对比而得到强化，当这轮通红的太阳照耀着这片广袤的黄土地时，人们感受到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蕴含和史诗般的壮阔，一种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形象喻言。
这一时期，电视连续剧已经开始显示出蓬勃发展的旺盛势头，然而在电视剧艺术形式的创造和探索上，短篇电视剧显示出了更为自觉的和带有前卫色彩的艺术追求。从整体上看，写实形态的电视剧仍是短篇电视剧的主体。如几部描写知识分子风貌的《穷街》、《工程师们》、《高原的风》和《一路风尘》，以及描写一个工人家庭的《大年初一》。这些电视剧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前提下，其结构、样式、手法、风格各有所钟。有正剧、悲剧、也有喜剧片《不该将兄吊起来》、电视悲喜剧《走进暴风雨》、电视轻喜剧《自行车圆舞曲》、电视歌舞剧《金房子》和“论文式电视剧”《我们起誓》等，形态各具，其成就也不完全一致。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一批数量不算多，但在艺术上更具探索精神而显示独特风彩的剧目。置身于改革开放，和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撞击的背景中，并直接感受到当时“电影新浪潮”的冲击，这些短篇电视剧着意于试验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去拓展荧屏的视听语言，在美学追求上，这便是注重荧屏形象本体的造型美学的兴起。《希波克拉底誓言》在一个世俗的故事中注入新的意识，剧目通过将三位医生艺术地符号化，把整个医院环境通过线、形、色的造型处理并运用象征，对比、变形等各种手法创造出一个既联结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审美情境，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跨越时空地“拷问”他的现代同行，使剧目获得了形而上的思辨意义，从医疗事故的层面升腾到人与人生的对话。《小巷情话》采用散文诗的风格和男女主人公之间始终没有一句话的结构，表现一个男青年在默默的爱恋中激励起自己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志向。《丹姨》以表现主义的绘画性和现实主义的纪实性相融合的手法，写意与写实相辉映的边缘风格，展示一位平凡女人的独寂一生。剧中多次出现的空寂的教堂，作为文化历史的背景和人物情绪的依托成为一种具有个性和象征喻意的典型环境介入剧情，丹姨正是在这里萌生了对人生价值的领悟。《太阳从这里升起》将镜头中的人、景、物都作为“主体意识的形象造型，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有很强的意念性，给人的思索启迪。”剧中文明与愚昧、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复杂的交错冲突的形象画面，以及这些面画和声音汇合而内蕴的“我们民族从传统的人格心态向现代人格心态过渡，转变的艰难历程”[3]形成了该剧特有的美学张力。
江苏电视台的创制的《秋白之死》（上、下集，果子、冒炘编剧，虞志敏导演）以大写意的手法，多次借用《多余的话》里深刻警策优美的语言，演化为“画外音”和“人物独白”，充分个性化地表现主人公在朝不虑夕之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不能忘却对自身的思想言行意态坦诚地作出严格剖析，题材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因此而上升为革命者对生命哲理和生活历程进行的充满睿智的自省思考，剧作的美学旨趣升华为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格力量的深情赞美。
《秋白之死》的造型意识与诗化的意境追求相一致。狱中漆黑的四壁，摇曳的烛光，寂静的氛围，使得演员背向观众默默书写《多余的话》的图像传达出一种神韵，一种革命者的心境，编导以深沉优美壮丽的格调设计了瞿秋白从容就义这个重场戏：
瞿秋白坦然地躺在草地上，小草抚摸他，野花护卫他，光晕在他身上放彩，一连三个局部大特写，显示他出奇的平静。此时传来瞿秋白饱含深情的旁白：“这个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整个宇宙都出神入化了：湍急了飞瀑停滞，落叶留在半空，飞鸟肃穆俯瞰，苍穹之中一个不灭的灵魂徜徉在博大的天地之间，升腾，升腾……
《秋白之死》以其立意高远，情思隽永，成为八十年代短篇电视剧的一个辉煌的标尺。
短篇电视剧的失重倾斜与呼唤精品
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视剧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电视剧越拍越长，长篇电视剧蓬勃崛起，蔚然大观，而短篇电视剧则失重倾斜，创作呈下滑态势。短篇电视剧不仅年产量减少，也少见艺术上创新突破之作。1988年，1990年，1995年三届“飞天奖”评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均“空缺”。据统计，全国报送中央电视台的短篇电视剧，1990年为292部530集，1991年为230部406集，1992年为168部314集，1992年各地选送参评“飞天奖”的短篇电视剧有42部，1993年则下降到27部。敏感的电视剧评论者受到短篇电视剧创作水准下降的信息，正如刘杨体的《寻找艺术精灵——放言电视单本剧》所述：
单本剧这两年发展势头明显减弱，出类拔萃之作家寥若晨星，致使“飞天”一等奖两次为之阙佚。80年代初期，当《凡人小事》、《新岸》、《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秋白之死》联翩出现时，电视单本剧是那么英姿飒爽，神采奕奕，那时的编导热情如火，他们为了追踪时代的步伐，赋予单本剧以朝气蓬勃的活力，曾经有过怎样一种创作劲头啊！如今，单本剧仍在播映，但却很少出现往昔那股充沛的热情。[4]
电视连续剧蓬蓬勃勃地发展，成长为荧屏上的参天大树，以其浓密地缘荫覆盖了电视剧的大部分园地，这又影响电视剧创制者审美创造的样式的转移。而短篇电视剧由于自身的局限，不能展开复杂绵延的情节，不能表现曲折跌宕的命运，也不能给予观众反复的刺激和连续不断的悬念，因此，在电视剧发展的成熟阶段短篇电视剧是难以在规模上与电视连续剧相对峙的。
短篇电视剧的出路在于“杨长避短”，或者更形象地说是“扬短避长”。电视剧评论者尹鸿认为：“短篇电视剧有两个独具有长处和优势，那就是，艺术的整体性的探索性。就其整体而言，电视单本剧可以调动各种审美因素和造型手段，营造和谐、统一、完美的艺术整体。表现创作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促进作品呈现生动的艺术个性，达到崇高的审美境界。就其探索性来说，由于短篇电视剧自由灵活，形式多样，可以在电视剧的造型，节奏、技巧和语言的运用方面，进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构成独特的艺术精品，给观众提供新鲜的审美冲击和审美经验。”[5]至今，这种被期待的“先锋性的实验探索”尚未出现。中国短篇电视剧在九十年代前期的艺术实践大致朝着两个方面发展，其一是纪实性。较之电影或长篇电视连续剧，短篇电视剧因其与新闻的天然血缘关系，以及成本低、周期短，因而在迅疾地反映变革现实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一向度构成了短篇电视剧的主流。其二是风格化，以鲜明的美学追求设计电视剧的人物造型和影像基调，建构起短篇电视剧的审美优势。实际上，短篇电视剧的出路，就是其优势的确立。寻找短篇电视剧的出路就是寻找其优势。可以预期，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纪实性与风格化仍将是中国短篇电视剧的主要追求。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不断强调“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方针。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指出：“特别要提倡和鼓励创作出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风貌，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把最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6]中国短篇电视剧突出主旋律，少有商业化气息而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依托纪实性的优势，短篇电视剧不断地敏捷地从现实生活中获取题材、诗意和激情，社会性的纪实风格成为短篇电视剧拓展视野，更广泛和更紧密地贴近社会生活的标志，也是短篇电视剧寻找自身位置，确认自身的一种努力。《甲肝1988》、《一个叫姚金兰的人》、《山梁上的太阳》、《硝烟散后》、《毛泽东和他的乡亲》、《教师》、《回归爱的世界》大多取材于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件，以电视新闻采访，电视专题报道和电视剧艺术的三者融合构成了纪实性短篇电视剧的系列。
这期间，山西电视台相摄的几部“晋味”纪实性短篇电视剧引人注目。石零创作的《有这一个民警》和《好人燕居谦》通过日常的生活琐事和工作状况描写先进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剧作没有回避他们简陋的家境、劳碌的工作，以及包括来自家庭的各种压力，特别是细致感人地刻划了他们面临死亡时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杨明光由妻子搀扶走上交警值勤台站最后一班岗，平日川流不息喧闹的街口顿时沉寂下来，行人驻足，车辆减速缓缓通过，忽然齐声鸣笛……；深夜燕居谦在满壁挂满自己挽幛的斗室里奋笔疾书，赶写出《地方志》后手舞足蹈，对影放歌……这些正是鲁迅所谓的“坦头苦干”的“中国脊梁”，从他们的执着、坦荡和自信中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体现人生境界的勇气和毅力。前者被誉为“催人向上的精神净化剂”，后者在建党70周年的“‘七·一’全国优秀电视剧展播”中获“优秀电视剧奖”。奚美娟创作的《一个医生的故事》是依据最近荣获国家卫生部颁发的第一枚“白求恩奖章”的人民的好医生赵雪芳的真人真事加以艺术再现的作品。电视剧中赵雪芳对事业的忠诚，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之成为继电影《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形象后，又一个具有感人至深的精神道德力量和艺术美感的知识分子——白衣战士形象。
人物传记片是江苏电视剧的一个优势。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江苏爱国名人志士在荧屏上立传，是江苏电视台多年锲而不舍的系统工程。从《秋白之死》到《朱自清》、《戈公正》一以贯之，成果斐然，皆为中国电视剧艺术发展史上难得的短篇佳作。不同于《秋白之死》将《多余的话》贯穿于瞿秋白从被捕到牺牲的剧情中，裁择一段加以精雕细刻，《戈公正》以“文献体纪实手法”，即“采用历史文献资料为经线，串联人物一生活动的叙事风格”，[7]紧扣“我是中国人”这一爱国主义主旋律，满怀激情讴歌这位报业巨子所特有的国格、报格和人格。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电视剧改编文学名著蔚然成风。从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到现代文学名篇《四世同堂》、《围城》等，均一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引发轰动效应，成为观众观赏热点。而根据短篇名著改编成短篇电视剧在九十年代有了可喜的收获。张鲁据艾芜小说改编，潘小杨导演的三个剧目《边寨人家的历史》、《人生哲学第一课》和《山峡中》依托艾芜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富有魅力的南行生活，把原著中曲折的故事情节，绮丽的自然山水，传奇色彩的人物命运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都纳入人生轨道。在这个轨道上别具匠心地设置了艾芜的青年时空，中年时空和艾芜与饰演艾芜的演员共同探讨人生的现实时空。三个时空交错进行，用现代意识去烛照过去的人生，成功地实现了艺术上的二度创作，被誉为是“有野心、有追求的导演的创新之作”，“摄像构图、用光、音响及导演的总体把握水平，在国际屏幕上都是第一流的”。是这一时期短篇电视剧普遍不景气之中少有的令人欣喜的“一流精品”。[8]另一部由吴因易根据沙订同名短篇小说改编，马功伟导演的电视剧《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其浓郁巴蜀气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原著的风貌神韵，受到普遍的称誉。这些剧作为把我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尤其是短篇名著搬上荧屏提供了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
一些电视剧编导们在电视剧语言上着意探索创新，以确立独特的电视剧美学风格，是九十年代中国短篇电视剧创作的又一景观。潘小杨将《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拍成一部创风格的片子，以深邃的思想内涵和雄浑有力的镜头语言引导观众从那发生在“文革”中的“荒诞不经的事件”中深层次思考社会人生。《白桦林作证》将一个绵延三十年，本可以演绎成一部连续剧的故事浓缩成一部堪称艺术精品的电视单本剧。《一个姑娘和三个兵》是又一部风格化的作品。导演石学海将“大漠、骆驼、直升飞机，三色旗等造型因素……糅化到具体的叙事情节之中，使观众感到它十分可信的同时，去领悟其感染力。”[9]《灯人》同样是一部难度颇高的审美创造的风格化作品。在一个孤岛上灯塔周围的狭小空间里，导演王志强恰当地为电视剧确立了诗化风格的美学格调，以精美的视听语言和统一的影调营造出奋发进取的时代氛围，讴歌了三代灯塔人各具特色的奉献精神。这类具有较高艺术品位，格调独特的短篇电视剧还有《夫妻井》、《鸿雁传情》、《热血》、《跑马溜溜的山上》、《天神不怪罪的人》、《藏书人家》、《李二家的》、《神算子》、《吴福的故事》等。中国短篇电视剧的风格化努力，在表现时代精神，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同时，也为开拓中国短篇电视剧的表现领域，和丰富电视剧语言的表现形态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短篇电视剧经历了初创、停滞、复苏、发展、繁荣和倾斜的不同寻常的历程，奉献出许多令人难忘的优秀之作。如今，又在纪实性与风格化的两个向度上切入生活，召唤精品、以确立自身的位置，以期待更为坚实的明天。
注释：
[1]李东《探索可贵 创新最难——访我国第一部电视剧的导演胡旭同志》收入《电视剧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2]见《电视剧的足迹》（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3月版）所收录的蔡晓晴，赖淑君、李宏林等编导的创作谈。
[3]《〈太阳从这里升起〉导演阐述》，引自仲呈祥《续〈“飞天”腾飞〉——第七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译选备忘录》，载《中外电视》1988年2期
[4]原载《中国电视》1992年1期
[5]《电视单本剧的劣势与优势》，载《中国电视》1992年2期
[6]《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年上的讲》，转引自刘习良《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是电视剧创作的永恒主题》，载《中国电视》1990年2期
[7][9]《〈戈公根〉导演阐述》和《一个姑娘三个兵〉导演阐述》均引自促呈祥《八续“飞天”腾飞——第14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读片备忘录》，载《中国电视》1995年1期。
[8]仲呈祥《一流精品——评短篇电视剧〈南行记·边寨人家的历史〉》《中国电视报》199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