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语境与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语境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2-0144-06
一
关于中国文论在21世纪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结合我们的时代背景去认识、思考与判断。这需要对我们生活时代的本质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以及总体性的宏观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为更深刻地理解其发展的具体内涵，并为其在实践中少走弯路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当代，最能反应时代本质与最具全局视野的无疑是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迅速展开的当代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在各方面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根源。当代城市化模式也呈现出一些重要的新特点。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城市化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基本形式，但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走向知识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模式在当今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以及与之有家族类似性的“国家首位城市”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性城市群”分别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直接决定着“城市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经验”的生产过程，因而恰好构成了“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性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化进程”比通常使用“经济全球化”更能再现当今世界在形式与本质上的深刻变化，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与文化建设最需关注的现实景观与国际背景。
在当代城市化进程出现的“都市化”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与英美传统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差别。其原因可从两方面看，首先，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高，是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开始其都市化进程的，因而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中国离“都市化”进程应该是很遥远的；但事实恰好相反，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城市与都市群的风起云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的迅速与高密度集中、中国都市群自身进入良性发展态势、辐射与带动力的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等，向人们表明的是中国正在迅速地步入都市化时代。其次，在现代化的金融、交通与信息技术影响下，当今世界在整体上已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都市化”趋向。都市化进程尽管直接起源于为数不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但其辐射与影响却早已跨越了洲界、国界与地区边界，并从经济社会领域一直蔓延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审美趣味等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不可能远离或回避如狂风暴雨的都市化进程，惟其农业人口基数巨大、城市化水平起点低，也包括国际环境的异常复杂，使我们这一新的历史征程变得更加泥泞、艰难与苦痛。在这个意义上说，都市化进程已构成当代一切理论问题与学术研究转型的总根源，只有置身于这一伟大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正确理解与确定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坐标，并为中国文论在21世纪的延续与可持续发展找到最重要的参照系。
二
按照城市社会学的一般看法，城市化进程最直观的表现是人口迁移，而深层则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精神等方面“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大变革。这也是都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一是人口迁移的数量与规模急剧地扩大；二是呈现出以大都市为中心的不均衡发展态势。由于大都市在空间与资源上的有限性，直接导致了都市人在“觅食”与“筑巢”等方面的斗争日趋酷烈，并使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与“城市问题”在都市化进程中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各种已有社会矛盾迅速升级、新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不断激增，以及都市人精神生态与心理健康越来越恶化的根源。由此可知，迅速的都市化进程既是中国社会失去固有平衡的直接原因，也是影响中国建设更高层次的先进文化的主要障碍，深入分析与阐释它对社会、文化与精神生态的影响，可以为中国当代文论发展找到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
首先，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一样，人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仅世界人口总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还在于都市化进程直接解构了速度相对缓慢的传统人口迁移模式，使当代人口在空间分布上越来越集中与不均衡。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如有关统计表明，全球人口1999年6月达到60亿，大约是1900年的4倍、1960年的2倍。更严峻问题则在于人口在城市与大城市的过度集中。有关统计表明，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不过1%，1900年为13.6%，1950年增加到28.4%，30年以后迅速增至40.9%，至1998年，47%世界人口都已居住在城市地区。这样大规模人口的城市化或都市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城市基础设施与管理服务体系陈旧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其所造成的压力与带来的严峻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像中国这样人口大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世界上既是史无前例，也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表明，城市中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的紧张，包括更加恶化的城市问题，如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混乱不堪等，多是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即城市化速度过快或“过度城市化”而引发的。而都市化进程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则使更多的人口集中于中心城市或大都市，其所带来的空间、资源、就业、卫生、犯罪，以及各种精神压力与心理疾病，也将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原则继续攀升。这是乡村失去传统的宁静与平和、中小城市被打乱往昔的节奏与秩序，以及大城市越来越拥挤、烦躁、永无宁日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直面的感性对象与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
其次，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则是更加严重的另一方面。如何使数量如此巨大的农民变成现代市民，已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人口的质量与文化直接相关，中国发展也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主体素质。对于当代小农而言，由于迅速丧失了作为自然之子的诚朴与可爱，以及历史上承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如陶渊明的田园诗意，白居易的社会关怀等），他们即使不迅速变质、堕落为“都市中的幽灵”，也基本上丧失了健康与自然的生存与发展模式。这是“农民进城以后”所面临的更严峻的精神与文化挑战。在政治上，由于目光短浅与利害至上，他们极易成为各种官场与市场上的投机分子；在经济生活上，以中国当下盛产的暴发户为例，则比普通城市市民、甚至是马克思痛恨的资本家还要恶劣、不学无术，并敌视一切美好的精神事物。这些深层问题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文化启蒙的深入与整个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
但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市场的全球化与西方都市文化的霸权话语，我们所遭遇的文化危机更有甚于经济方面的困境。我对当代文化消费品曾有一个比喻，就是“大棚菜”与“饲料猪”。尽管很廉价、很丰富，“想吃就吃”，但它们与真正的艺术与审美享受是完全不同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注水猪肉”与“垃圾猪”之类的文化消费品。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西方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模式影响，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的根本问题是以商品原则取代了艺术生产规律，表现在都市文化中，是身体横行、性欲膨胀、观淫成癖等主题与叙事的广泛流行。二是由于中国当代精神生产者的群体素质，特别是“在市场中变坏了的小农”，他们只知道坑蒙拐骗地赚钱，并十分乐意地充当西方色情文化的二级批发商，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文化消费异化”。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民族的文化消费与精神趣味从没有如此混乱、粗鄙过，对性与金钱的渴望与幻想是他们生命的惟一需要，同时这也集中反映出人们内心世界的肮脏、空虚与焦虑。由此可知，充满本能冲动与低级趣味的都市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使个体心灵与社会精神生态丧失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都市文化具有核心性、领导权以及极大的示范与带动作用，因而对其负面影响加以警惕与纠正，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再次，与传统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伦理等实用方面不同，都市化进程使感性的精神——心理问题在人的文化问题中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个体身心平衡的主要矛盾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与当代形态，都市不仅比传统城市集聚了更多的人口与资源，也使城市的艺术与文化功能成为评判自身发展的重要尺度。正如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指出：“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以《新民晚报》讨论的“新上海人问题”为例，它们大都不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窘迫，也与制度安排（如户籍等）无关，而是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中，表现为个体在大都市中的郁闷、烦躁、焦虑和不适应。在理论上讲，这些都可以称为美学问题，因为美学是关于人心理上愉快不愉快、精神上自由不自由的学问；在实践上讲，它们又是典型的都市文化问题，是由于人口向城市、大都市的流动与迁徙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在乡村与中小城市很少出现的文化与美学问题，已从主体层面深刻地影响到当代都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性质。
当下迅速涌现的都市文化与美学问题，从现实原因看，是当代都市社会流动与分层不断加速的结果。社会学家把流动的性质区分为“同代”与“异代”两种，前者是“个人在地位体系中的上升或下降”，后者是“家庭的一代与上一代相比而发生的流动性”①。一般说来，传统社会流动与分层比较普遍的模式是“异代流动”，所谓“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即使变化，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谓“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但当代社会的普遍模式则是“同代流动”，这是在都市化背景下社会变化不断加速的表现，其所带来的文化震荡与心理冲击也严重得多，个体也更容易失去心理与精神平衡。读过鲁迅小说《闰土》的人，都会惊讶于儿时的小伙伴的差异；而这种情况在当代更加突出，如高校中的“辈分错乱”现象，本来是同班同学，但仅仅十余年的光景，一个就成为另一个的学生。从学术视角看，则是都市化进程对主体的精神生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求。一个理想的城市社会应该是“秩序”与“自由”的和谐并存，如《乐记》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借别。”引申言之，“礼”的功能在于划定秩序，“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没有“序”的人群是野蛮的、混乱的，而丧失“和”的社会则是僵化的、非人性的，两者的和谐发展是城市文明的最高理想。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人口与空间的大规模扩张必然要求有更高程度的组织、管理与规范化，同时这也意味着小农与小市民的自由散漫将遭到更多的剥夺与否定。正如《礼记·乐记》说“礼胜则离”，与“制度”、“规范”过度发展相伴生的，是大量的焦虑、压抑等异化性力量的激增，这直接扰乱了个体内心深处的宁静、节律与和谐，使都市人在精神生态与心理健康上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通过物质文明或城市管理可以解决的；而只能通过艺术与审美的途径去探索其解决之道。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化进程对人的精神生态、心理健康与审美需要的影响，已经为当代人文学术介入现实展示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三
在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与精神问题，不仅直接促使了人类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型，也给作为都市文化感性表现形态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文艺学、美学、审美文化研究带来重要影响，对都市社会中产生的新文学样式、艺术类型、审美思潮等进行深入解读与理性阐释，既可以帮助当代人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现实与内心世界，也可以为他们如何摆脱自身在都市社会中的异化提供重要的人文精神资源。
中国文论既有“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品性，也有“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探讨21世纪中国文论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既是对中国文论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美学、文艺理论等传统人文学术的学科更新与系统升级，使“文学是人学”这个光辉理念在都市化进程中更好地展示其时代意义。如果在这一点上是不成问题的，那么更重要的问题无疑在于，如何使“文以载道”与“惟歌生民病”的文论传统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力量与光彩。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最重要的依然是如何结合都市化背景，在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及其本质的同时，为人文学术认识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找到真实的对象世界。对中国文论而言，需要反思与调整的方面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改变我们对于城市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一方面，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与深厚的乡村文化传统，是人们普遍亲近自然、颂扬乡土中国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人口密集、空间紧张、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又是人们在感受、心理、情感与判断上容易加以拒绝的。在都市刺激与传统温床的共同作用下，人们特别容易形成对都市化进程的逃避倾向，其后果则是直接丧失了文学对都市世界的反映与认识功能。因而，对中国文论建设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树立起关于大都市与都市化进程的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理论与西方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先进观念与科学方法是两种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可以为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奠定总体性的理论框架与价值理念，并在许多方面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法与工具。
首先，马克思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理论有助于我们透过城市的现象去认识与把握城市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不是一个使人喜欢的家园，不仅流行歌曲中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的感性倾诉，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可以发现相同的体验。如马克思曾指出：“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②恩格斯则在总结了资本主义大城市人际关系时指出：“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③即使以城市文化论，当代西方马克思者的文化批判主要针对的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工厂与市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在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因而其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作用也是远远超过农村与城镇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充分肯定的。如“……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④；如“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⑤一言以蔽之，由于先进的生产力与进步的生产主体正是城市的产物，因而马克思城市社会与文化理论才对它们抱以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赞扬。
其次，对于城市、大城市的肯定与辩护也是西方现代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城市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大城市在发展中往往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在西方197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与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大城市走向衰落。但实际上，“这在西方国家只是过渡性的临时现象，而非城市发展的主导和必然的趋势。……大量数据说明，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城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城市连绵区或大城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⑥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据2005年7月《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目前美国已出现10个大都市带区域，并且大都市出现了“成对”分布的新趋势⑦。这种成对状分布的新趋势表明大都市群自身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其发展与增长正在进入良性循环，而衰落的可能性愈加渺茫。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大城市理论更能代表人类对城市发展的理性态度。以医疗卫生为例，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曾经是疾病的最无助和凄惨的受害者，但是它们后来成为了疾病的最大的战胜者。所有的如手术、卫生、微生物、化学、电讯、公共卫生措施、教学型和研究型医院、救护车等等——不仅是在城市里的人需要这些，在城市外的人也需要这些来展开阻止人的早逝这场永不停息的战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城市的产物；假如没有大城市，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⑧她还强调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⑨
由于农业文明传统、城市化水平低，以及在都市化进程中受益不大，“逆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喜欢传播的西方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特别喜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而难以接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原因。但是很显然，这个“回归自然”的母题或深层结构，本身正是当代文论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膜、无法交流与对话的障碍，更不用说去完成阐释与批判现实的思想任务。如不少人都在刻意宣扬“城市恶”的主题，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学理上，这都是很不稳固或自相矛盾的。以现实生活为例，既然大城市如此不好，为什么无数的个体还那样迷恋它？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城市尽管有恶的一面，但作为人类文明的更高发展形态，它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在乡村与中小城市不可想象的发展空间。对于当代文论而言，这在学理上又有必然性，由于传统文艺学、美学理论主要是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其概念、范畴、方法与理论体系，是不可能胜任解释与批判当代都市文学艺术的理论任务。这正是我们把都市文化研究视为“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新形态的根源。如果说，如何在“在迅速的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生存”，是中国文论在21世纪必须承担的人文职责，那么，对于都市文化研究而言， “其主要理论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社会经验，使其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并在这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去努力探索实现人生命本质力量的历史必由之路。”只有更深入地认识、融入与介入都市化进程，重新铸造出可以认识、把握都市现实的新工具，我们的文论研究才能再次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热土，而不是凭借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现实卤莽的道德批判证明自己的存在。也只有这样，当代文论建设才能再次上升到我们时代最高的理性境界，并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贡献出更大的思想力量。
注释：
①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17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4、407～4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62～663页。
⑥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湖南：岳麓书社，2003年，第3～4页。
⑦Lang,Robert E.Beyond Megalopolis:Exploring American's New "Megapolitan" Geography,2005,http://www.mi.vt.edu/uploads/MegaCensusReport.pdf,2006-4-1。
⑧⑨［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