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公司在跨国公司知识创新及流动体系中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子公司论文,角色论文,体系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公司所拥有的资源或者能力里面，知识可能是维持公司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最重要的资源[1]。一旦知识被创造出来，公司管理者的任务就是保证知识在组织内部进行有目的的流动，确保发挥最大的作用。
Gupta和Govindarajan认为，跨国公司产生和存在的最初原因，就在于其能够比外部市场更加有效地在公司之间进行知识的传播和开发[2]。而现在，信息系统和内部网络的建设已经可以使跨国公司的知识和创新在子公司之间较为自由地流通。并且跨国公司往往也建立一些正式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如通过正常的地区经理、区域经理会议或者建立一些跨边界的管理团队来实现知识的沟通和传播。
随着国际竞争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角色也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海外子公司正成为母公司战略的积极参与者，从母公司知识与技术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与能力的贡献者。善于利用这种具有地方特点的知识创新，是跨国公司领先于地区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高露洁和Best Foods公司在拉美市场的分销经验被转移到波兰的子公司，有效地提高了波兰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原因就在于拉美国家的分销渠道和波兰的渠道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子公司创造性地吸收和利用当地知识，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提高当地回应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学习的重要部分[3]。海外子公司创造的知识成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两个分类维度——知识创造能力和知识的可转移性
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具有一个独特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分布于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往往带有很明显的地方特征。独特性伴随的是可转移性或者说流动性的差别。在同一个知识创造系统下的知识转移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同样的知识应用在不同的环境下则需要很大的改动，甚至根本行不通。Foss和Pedersen按照知识的来源对知识进行分类，来自内部网络、外部网络以及来自集群的知识有不同的流动特性[4]。跨国公司网络知识的不同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知识的特性和可转移性，如利用内部研发网络获得知识通常都是可以编码的显性知识，而外部知识大多是不易转移的隐性知识，同时转移的渠道、成本也有不同。
1.1 知识创造能力
在传统的跨国公司管理理论和实践中，作为知识创造主体的一般是跨国公司总部，公司的创新和开发能力集中于总部，再自上而下的传播到海外子公司。知识基础观认为跨国公司的知识创新来源于跨国公司设在全球的各个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每个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都具有知识创新和开发能力。我们把知识的创造能力和知识的储量共同作为子公司的知识创造。
由于知识的创造具有系统依赖性、路径依赖性等等。知识创新能力依赖于组织的知识储备、员工的创造能力以及组织的创新文化。嵌入到不同环境中的子公司吸收到来自当地环境、跨国公司母公司以及其他子公司的知识，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知识创造能力，可以创造出具有当地特点的知识。A1meida & Phene的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知识储量、子公司与东道国当地其他公司知识的连接程度以及东道国市场知识多元性对子公司知识创新有积极的作用[5]。可以看出，东道国的创新环境对子公司的知识创造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由此得到我们的评估模型的第一个维度，即知识的创造能力。其两端分别是知识创造能力强的子公司，以及知识创造能力比较弱的子公司；或者可以分为知识资源比较丰富的子公司以及知识资源贫乏的子公司。对于知识创造能力强的子公司，如设立在技术发达国家的研究部门、制造能力发达地区的制造部门、竞争激烈地区的市场营销部门等等，这样一些地区相应地有可能具备独特的或者相对比较强的知识积累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另外也有一些子公司的知识创造能力相对比较弱，或者在某一些知识方面缺乏创造能力，那么这样一些地区的子公司就需要得到来自其他子公司知识的流入支援。这种类型的知识流动，为提高公司整体的竞争力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知识创造能力或者知识资源储量可以用这样一些指标来描述，比如，如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机构，则可以用专利申请量、科研人员的数量以及资历等描述。从0—1这样一个区间，将所有的母公司、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放入，得到一个线性排列。0表示知识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储量丰富的子公司，而1而表示创新能力强的子公司，当然有时也包括母公司在内。
1.2 知识的可转移性
当接受知识资源在各个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时，作为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就有责任推动知识在子公司以及母子公司之间的流动，知识只有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全球共享，才能发挥增值作用。事实上，这种流动确实在频繁地发生着。技术以及公司know-how在频繁地跨边界流动，这种流动既包括母子公司之间，也包括各个子公司之间的流动。
跨国公司所积累的国别性专有知识产生于各东道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因此，跨边界知识转移的有效性必然受到知识特性、宏观的文化和制度以及微观的企业等一系列情境因素的影响[6]。知识特性因素主要包括知识的隐性化程度和知识的情境嵌入性。知识的隐性化程度越高，越不容易用明晰的方式表达，则从一个知识载体向另一个知识载体转移的难度就越大，也就是知识的可转移性越差。另外，子公司特定知识的产生是与其所在的内外部情境背景相关的。内部情境包括组织结构、工作例程、技术、企业文化和种种非正式关系；外部情境包括了企业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环境。脱离了特定的情境，同样的知识可能无法产生同样的成功。S
lvell和Zander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知识，即嵌入到实体、人员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知识，认为知识在同一地区创新系统中的传播很迅速，而从某一创新系统到另一创新系统之间传播明显减弱[7]。Hagerstrand建立了传播模型，认为在同一地区的创新系统中不同公司之间知识的传播比跨国公司内部知识的等级传播或者横向传播要流畅得多[8]。
如前所述，一方面来自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海外子公司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嵌入性，这种嵌入性带来传播的困难；另一方面来自于客观的传播渠道和载体的缺乏。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来自于传播的主观性缺失：担心能力的稀释而导致对知识输出的不主动，自我保护主义导致对知识流入的抵制，另外公司的政治和文化而导致的主观传播动力的缺乏，都是知识全球分享的障碍。
强传播和弱传播的知识是我们这个维度的两个极端。传播的强弱性可以通过公司内部调查的方式获得。如通过高层访谈和研究人员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获得公司内部知识传播的现状。同样，1表示强传播的知识，0表示弱传播的知识。
2 子公司创新角色的概念模型
根据知识创新能力和流动的强弱性两个维度，我们把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全球知识系统中的角色分成强创新而弱传播、强创新而强传播、弱创新但是强传播以及弱创新且弱传播的四类。
Mudambi的流动模型总结出跨国公司存在这样一些知识的流动，包括等级流（hierarchical flows)，平行流（1ateral flows），吸收流（absorptions）以及溢出流（spillover）[9]。等级流和平行流分别是处于公司内部的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知识流动，而吸收流和溢出流则相应强调与外部的交流，子公司从外部吸收知识、获取当地竞争力与利用当地资源称为吸收流，而流向外部的称为溢出流，又称为溢出效应。
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将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综合作为与之进行知识交换的对象。结合创新能力及知识传播方向，得出一个知识创新和流动矩阵（参见图1）。
图1 跨国公司知识创新和传播矩阵
Fig.1 Knelwledge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trix of multinatiorlal corporation
2.1 强创新强传播
强创新强传播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知识储量和知识创造能力，并且和跨国公司的其他部门有比较频繁的知识传播，在跨国公司内部担任这种角色的常常是母公司。母公司集中了公司内部最为出色的研发人员，研发成果根据战略需要传播到其他子公司中，提高当地公司的竞争优势。
随着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获取越来越有成效，强创新强传播的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创新优势不仅仅来自于研发部门，部门知识或者操作知识也通过公司内部网络在子公司之间进行传播，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优势。Almeida在对美国硅谷中的国外子公司研究发现，国外跨国子公司一般通过雇佣当地的员工与使用当地供应商的方式进入到当地的知识网络中，进而学习和利用地区性和国别性知识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服务，硅谷的跨国子公司在保持先进技术发展和扩展企业知识基础方面，不仅超过了在它们自己国家的企业，而且在吸收当地知识方面，还有希望超过处在同一地区的当地企业[10]。
2.2 弱创新强传播
弱创新强传播是指创新能力弱，但是具有较强知识流入的子公司。跨国公司演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在跨国公司不同发展阶段的知识流入和流出模型。在海外投资的早期，大量的知识由母公司流入子公司。弱创新而强传播的子公司往往处于较为重要的市场，母公司投入大量的知识资本。
在跨国公司知识创造体系中，不一定每一个公司都能自动自发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优势，跨国公司是一个知识的结合体，积累了很多经营、业务以及理念等知识，该类知识可以从跨国公司内部获得。弱创新的子公司如果需要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而子公司本身不具备太强的知识创造能力的知识，该子公司可能扮演一种知识修改者的角色。
知识的修改者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子公司的知识创造能力相对比较缺乏，而所处的市场环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无法从其他子以司或者母公司直接获得有针对性的帮助，子公司需要对来自母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知识加以修改，形成适合本地环境的知识。如华为公司设在俄罗斯的研发机构，本身并不具备核心产品的研发能力，其从中国、印度等研发机构获得的知识又与俄罗斯的地区特色不相匹配，因此该研发部门主要承担的是修改者的角色，如对软件的界面进行修改，开发出俄罗斯版的语言用户界面等。
2.3 弱创新弱传播
在Monteiro & Arvidsson的一份实证研究中发现，不到一半的子公司参与到知识的输出过程中，这种输出包括对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的传播，而其余的部分子公司每年向其他公司传播知识的次数则少于一次[11]。这种处于弱创新弱传播的子公司并不是一个活跃的知识输入和输出个体，在跨国公司的知识网络中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跨国公司知识的边缘化状态。Gupta和Govindarajan（2000），Hansen和Lovas（2004）指出了这一现象；Monteiro，Arvidsson和Birkinshaw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子公司被隔绝于知识创新系统之外的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在于学习替代，另一个原因可以用最优独特性理论来解释，并且指出处于创新系统之外（out-crowd）的公司绩效往往比创新系统之内（in-crowd）的公司绩效要低[11]。
弱传播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断恶化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知识的输出体角色。相反，如果该子公司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个体，并且在跨国公司内部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知识输出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角色会慢慢强化。子公司在输出知识时，往往选择具有类似属性的子公司作为输出对象，类似的属性是指输出对象也是一个输出个体，并且也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样，弱创新弱传播和强创新强传播的子公司之间在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上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2.4 强创新弱传播
对跨国公司知识管理的研究表现，另外一类子公司，虽然和跨国公司其他部门的知识传播并不丰富，但是其本身却具有较强的知识创造能力。我们所研究的强创新弱传播不同于缺乏传播渠道所导致的知识传播程度低。这种传播是在现代公司重视知识的共享和传播，并且具有传播的技术基础前提下的传播形式。这种情况下的弱传播，带有一定的跨国公司的传播特点。
强创新而弱传播的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子公司的知识创新活动频繁，知识储量丰富，但是与母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之间的知识共享或者交流却相对较为贫乏。这种共享或者交流的缺乏同样可以用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来解释：一方面来自于东道国市场的高度嵌入性而导致的知识应用的困难；另一方面来自于母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传输渠道的缺乏；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人为原因而导致的传播缺乏。三种原因往往互相交织。
1）国别性或区位性专有知识（site-specific knowledge）对于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效率和当地反应能力至关重要。但是语言、尤其是文化距离的存在，使得这类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企业在当地市场上的实际运作，海外子公司如果能越深地嵌入到当地的网络中，就越能学习到这类知识。通过与当地的供应商、客户和研发机构（如研究院、大学等）建立起一种组织问网络关系，就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接近来自于当地的知识和技术。由于跨国公司网络结构超越了传统的基于命令链的科层结构，使得海外单位能够围绕公司全球战略的前提下，自主灵活地选择当地网络伙伴有效地嵌入到当地企业网络中，从而为其主动灵活地获取当地知识提供了组织支持。如KFC日本子公司的分销渠道、菜单、广告模式和KFC设立在其他国家包括母公司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
由于知识的默会性，高嵌入性而导致的地区依赖性，跨国公司海外分部所创造的知识不一定能够传播给其他分部乃至母公司，如该分部又是一个活跃的知识创新者，那么该部门就很容易成为知识的深化者，Gupta和Govindarajan称之为地区开发者（1ocal innovator）[12]，也就是自己利用自己所创造的知识，努力提高市场能力，同时深化自己的知识积累。由于当地市场的重要性，跨国公司往往需要增强该分部的知识创造能力，服务于当地的市场。
2）与知识传播相关联的各种客观因素。Ghoshal & Barlett提出并实证证明传输渠道缺乏，知识转移不会发生[13]。也就是说，知识传输渠道的存在是知识转移的前提，传输渠道的丰富程度也会影响知识流动，如沟通的非正式开放、开放性以及密度等。传播渠道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降低。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内部网络、电子信息系统增加知识的传播效果；通过经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出差和交流，使默会知识也更加有效地在公司之间进行传播。
3）公司内政治因素。相比较来讲，影响传播的主观原因的重要性则越来越大，主要就是传播的意愿。传播意愿的影响既包括子公司对知识流出的有意限制，也包括子公司对知识流入的有意限制。子公司倾向于独享其特有的知识，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信息垄断，通过对技术诀窍的独享而对公司要求更多的相关权力。Mudambi和Navarra通过对设在英国的高科技子公司的研究表明，知识的流动成为子公司与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与其他子公司之间争夺有限资源的筹码[14]。
知识的接受方同样也存在接受意愿缺乏的现象，称之为“不在此发明综合症”。这种现象的产生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种原因在于自我防御机制，使得经理们拒绝接受知识的输入，因为知识流入可能意味着别的部门比他们更强；第二种原因在于经理们有意降低对输入的知识价值的判断，这样公司内部子公司之间谈判上可能占有一个比较好的地位[15]。
当专有知识和传播意愿缺乏结合时，很容易形成子公司的特定优势（subsidiary specific advantage）。这种特定优势区别于传统的子公司开发的无边界约束优势。无边界约束优势可以传播到跨国公司其他部分如母公司或者子公司，传统的垄断竞争优势便是这样一种竞争优势。母公司开发出来的公司特定优势可以进行跨边界的转移，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子公司特定优势是这样一种优势：是一种默会知识，具有情境依赖性，并且依赖于子公司过去的技术基础以及组织发展历史[16]；是一种专有性知识，和跨国公司其他成员之间有一定的知识差别，或者说知识差距。重要的是这种专有知识不能有消极的外部性，并且可以和无边界约束的知识之间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子公司特定优势使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成为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实体，这种核心竞争力使子公司获得超额利润，并且有向外扩张的动力和可能性。
这种加强知识创造能力而有目的地限制知识流动，并进而形成子公司特定优势的行为，是跨国公司体系中有意干预知识流动的政治行为中的一种。适当运用政治手段提高子公司的知识含量，提高子公司竞争力，维护在跨国公司中的地位，是跨国公司子公司管理层的必要策略。这种政治策略在跨国公司发展历史上有很多成功案例。
NCR设立在苏格兰敦提的子公司是NCR产品的第二大生产基地，因市场技术的变化以及内部问题使这家子公司从1969年的6500名员工裁减为1980年的770名，而敦提子公司的主要产品ATM机在英国市场也问题不断，销量锐减。ATM机产品研发的责任在NCR总部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代顿。敦提的管理层开始重新分配资源，升级和提高敦提的生产线以满足英国巨大的银行市场。敦提的研发受到来自总部研发机构的抵触，敦提采取一种微妙的政治手段和总部研发部门合作，同时暗地里资助敦提独立的研发项目。
18个月以后，敦提的一项成功的产品升级产生新一代的ATM机，从可操作性、可靠性和可服务性上为ATM行业设立了新的行业标准。敦提的全球市场份额在1984年达到20％，在接下来的几年里，NCR的全球ATM机业务正式从代顿移到敦提。到1986年，敦提已经占有ATM贸易35％的份额，远远超过了IBM以及Diebold。NCR敦提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从涉临关闭的子公司跻身ATM开发的领先者地位，与其子公司在研发上的战略是分不开的。
3 总结及建议
本文从子公司的视角出发，按照知识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可转移性两个维度，提出子公司在创新体系中的四种角色。在跨国公司知识创新体系中，存在这样四种不同类型的子公司：①具有较强的知识创造能力，同时和其他部门有比较多知识交流的子公司；②具有较强的知识创造能力，但是和跨国公司其他部门知识流动相对贫乏的子公司；③本身并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创造能力和知识储量，但是可能积极接受来自其他部门的知识流入；④不具备知识创新能力并且在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步，这类子公司往往也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跨国公司母公司以及子公司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从母公司的角度来讲，通过对跨国公司内部子公司之间知识创造能力和传播方向的把握，可以明确各子公司在知识创新系统中的角色，并制定不同的干预政策，保证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强创新强传播的子公司，总部应该提高部门的知识创造能力并提高知识创造成果在全球公司内部的共享和扩散能力。首先，需要为该子公司提供充分的资源包括财务、信息和人力资源等，强化战略的重要性。同时，为了把该部门所创造的知识转移出去，需要理清传播渠道，提高传播效率，减少在知识传播中产生的知识耗散。该部门在创新系统中是属于知识高度流动的部门，需要深入研究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增强流动效果。
弱创新强传播的子公司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特别要强调对跨国公司整体知识管理系统的要求，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并经常更新，保证子公司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相应的知识。在这一点上，西门子公司则做的比较有远见，员工可以很方便地从知识管理系统中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和帮助，在中东的销售人员可以从远在欧洲的销售人员处获得销售帮助，协助获取订单。
弱创新而弱传播的子公司往往处于跨国公司知识体系的边缘状态，并且公司业绩逐渐恶化，总部需要重新评估该子公司在跨国公司战略体系中的作用，必要的战略包括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撤资等等。
强创新而弱传播的子公司是跨国公司知识创新和流动体系中的知识黑洞，由于该角色出现原因的多样性，母公司应特别加强对该类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并制定相应的战略。
本文对不同角色的子公司同样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尤其针对因政治原因而导致强创新弱传播的子公司。政治因素在形成子公司特定优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类子公司本身具有很强的研发和知识创新能力，但是在和跨国公司其他部门的交流中，并不是积极的贡献者；或者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获得来自跨国公司其他部门的支持。但是在持续努力之后，这类子公司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子公司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立足于当地市场，但是可以作为垄断竞争优势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跨国公司某个业务的战略总部。这一思想对跨国公司子公司形成独特竞争优势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虽然共同服务于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但各个不同子公司之间是一种合作基础上的竞争关系。在公司内部获得稀缺的资源，并争取到跨国公司内部的战略地位，是每一个子公司的战略目标。
本文的缺陷在于模型是一个静态的分析模型，而子公司的创新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角色在动态地发生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