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特征——兼谈产品周期理论的若干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周期论文,缺陷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后以来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调整
自战后以来直至90年代中期，在亚太地区（本文主要包括中国、日本、亚洲“四小”、东盟及美国等国家地区）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曾一度被人们誉为“东亚奇迹”。关于东亚经济的崛起和成长，存在着各种解释。但真正深入而具体地解释东亚地区持续、相继而有序的高速经济增长，必然离不开对亚太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因为正是亚太各国和地区间的动态产业调整、转移和由此形成的产业分工，才为这种增长提供了潜在动力和内在机制。
归纳起来，战后亚太地区一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
第一次始于战后5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的日本在朝鲜战争刺激下拉开了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当时日本一方面为了解决国内外汇短缺问题大力发展纤维、食品等出口导向型轻纺工业；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国内扩大再生产所需设备的生产和日益扩大的居民消费需求，积极扶植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如化工、钢铁、耐用消费品等。而在这时，亚洲“四小”则主要着手初级进口替代工作，发展急需的非耐用消费品和普通生产资料工业。在这次调整中，做为第三层次的东盟成员国基本没有加入，仍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制造。
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浪潮自70 年代初期开始。 引发这次调整的是70年代石油危机。“四小”开始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包括纺织、服装、塑料、玩具等，并积极将其推向海外市场。此外，韩国、中国台湾省（以下简称台湾）还积极发展化工、机械、钢铁、耐用消费品等进口替代型重化工业。这一时期日本在第一次调整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钢铁、造船、化工、汽车、机械、电气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出口导向，同时还重视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进口替代，如电子、机器人等。东南亚各国这一时期开始加入产业结构调整行列，由原始的初级品生产转向劳动密集型、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轻工产品的进口替代。
第三次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是80年代中期“广场会议”。这次会议后日元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货币大幅度升值，劳动成本上升，亚太地区普遍进行新的一次大调整。日本、亚洲“四小”纷纷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是这次产业调整的重要标志。日本一方面对外转移不具竞争力的产业，扩大这些产业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亚洲“四小”在迅速扶植原先的进口替代型重化工业走向国际市场充当出口主力的同时，还积极培育国内高新技术产业。而东南亚诸国的总体趋势是，着重促进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工业的扩张，同时着手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进口替代。
在亚太地区每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都有不同层次的国家或地区参与和进行不同内容的结构调整，从而形成了较明显的阶梯型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层次，这不仅表现在同一时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别上，也表现在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间序列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上。从各时期各国（地区）主导产业的变迁过程观察，亚太地区的产业阶梯型分工具有明显的动态转移特征：最高阶梯（第Ⅰ阶梯）美、日→中间阶梯（第Ⅱ阶梯）新兴工业化经济→低级阶梯（第Ⅲ阶梯）东盟等。
一国对外实际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商品和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国际流动上，因此要阐释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国际转移必然要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从而必然要应用有关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结合得最为严密、对亚太地区产业结构动态调整解释得最具逻辑说服力的当推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注：R.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pp191～202,1966.）战后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基本上印证了产品周期原理。只不过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两项新开发产品，而是上升到一个更宏观的层次，表现为产业部门的周期循环运动。
根据产品周期原理，我们可以将当今亚太地区处于不同分工阶段的国家（地区）在产业国际循环转移中生产结构、出口结构、进口结构、直接投资结构进行相应的归结（见表1）。
表1 当今亚太地区的分工阶梯
项目 第Ⅰ阶梯第Ⅱ阶梯 第Ⅲ阶梯
(美、日)
(亚洲"四小")(东盟)
主要生产部门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主要出口部门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主要进口部门
(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对外投资部门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接受外资部门 ──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二、当今亚太地区的产业周期和产业调整新特征
如果说从战后一直到80年代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基本上是遵循产品周期原理演变过来的，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是否该沿着相同的轨迹延续下去呢？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第Ⅰ阶梯国家在产业分工中仍将充当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主力，继续将资本密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传递给第Ⅱ阶梯国家（地区），并和第Ⅱ阶梯国家（地区）一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传递给第Ⅲ阶梯国家（地区）这一总的趋势，在短期不会有根本变动，但某些局部性、分化性的调整和变化将要发生，从而对亚太地区产品周期循环产生作用张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产品周期循环的逆转或变形。其表现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产品周期缩短趋向明显，产品周期中的某些环节甚至被压缩到可忽略的地步。
雁形产业发展模式（产品周期的派生形式）表明，某一新兴产业往往要经历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这样一个过程。日本的重化工工业在第一阶段进口急剧上升，生产和出口几乎不变；第二阶段进口的重化工业化率上升缓慢，而生产的重化工业化率开始上升；第三阶段进口的重化工业化率反而下降，生产重化工业化率停留在微增水平，而出口的重化工业化率却大幅上升。日本的重化工业由进口到出口（在产品周期循环中还包括由出口到进口和对外投资的后续环节）经历了几十年时间（注：〔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文版，158 ～159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而现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周期大大缩小。韩国从引进、进口晶体管和低兆位芯片到国内生产，再到占领国内市场费时15年以上，而后来在16.64 兆位芯片的高档产品方面，从进口、引进到国内生产乃至出口却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产品周期不仅缩短，而且其中有的环节趋于消失。许多新产品的开发已跳过了进口阶段，直接开始国内生产，并且国内生产一开始就不仅仅停留在进口替代层面，而是面向海外出口市场。韩国的产业用电子产品（电子产品中技术含量、附加值极高的部分）是从80年代起才开始进行国内生产的，它在整个电子产品中所比例虽有所上升，但到80年代末期仍在20%左右。然而它的出口率却在80年代中期就已超过了50%，到80年代末已达70%的高水平。可见产品周期不再具有传统的进口→进口替代→出口这种明显的阶段性，取而代之的是有关阶段、环节的消失、重合或交叉。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产业用电子产品上，其他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普遍存在这一特点。
2.在亚太阶梯型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调整中，不同阶梯国家（地区）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与外资结构之间错位的现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产品周期循环扭曲和变形。
首先是生产结构同贸易结构脱节。根据前文分析，亚太地区的亚洲“四小”目前应正处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替代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这一发展阶段，这是由其前阶段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替代演变的结果。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以台湾为例，1989年到1993年，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由26.6%上升到31.8%，技术密集型产业由27.5%上升到29.7%，劳动密集型产业则相应由45.9%降到38.5%。而出口产品结构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整个工业品比重由14.6%上升到17.5%，技术密集型由40.4%上升到47.6%，而劳动密集型则由45%降到34.6%（注：张冠华：《台湾工业升级问题之探讨》，载《亚太经济》，1996（5），40页。）。可见，生产结构与产品周期理论相符， 基本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出口结构却出现明显偏差，不是资本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取代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这种贸易结构相对于生产结构的“超前高级化”倾向在其他第Ⅱ阶梯国家（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它们在经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张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替代之后，并没有走上资本密集型产品大规模出口替代的道路，而是先后走上了直接壮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的道路（韩国的情形有些例外，它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要比其他“三小”充分得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出口扩张可能仅仅是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滞缓而言的，绝对增长速度可能并没有大的变化。这点在某种程度上可据韩国、台湾等自80年代末以来贸易盈余不断收缩这一事实予以初步推断。即便如此，并不影响我们关于其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脱节，背离产品周期原理的立论。
其次，直接投资结构与产品周期模型背离也日趋明显。按照产品周期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发生在产品的标准化和衰退时期或劳动密集化阶段，此时对外投资国家基本上开始由净出口向净进口转变。据此得出的当前亚太产业周期循环中的直接投资构成应该是：第Ⅰ阶梯分别对第Ⅱ、Ⅲ阶梯进行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直接投资，第Ⅱ阶梯则对第Ⅲ阶梯实行劳动密集型直接投资（参见表1）。 这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对母国而言起到了替代进口的作用，对东道国而言则起着出口替代的作用，实质上与小岛清所倡导的“顺贸易导向型直接投资”不谋而合。然而当今的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结构与此有较大出入。据有关资料显示，美、日在亚洲投资的海外分支机构对母国的返销比例自80年代以来一直直线下降。这意味着，第Ⅰ阶梯国家对低阶梯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并不象产品周期理论所说的，对母国是一种进口替代，对东道国是一种出口替代，而是愈来愈明显的表现为对母国是一种出口替代，对东道国而言是一种进口替代。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在产品周期循环中的超前倾向日益突出。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是等到产品老化衰退才开始，而是不断提前到产品成熟期、成长期，甚至产品创新阶段。
继续观察第Ⅱ阶梯国家（地区）情况，仍可发现它们的对外投资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超前发展倾向。根据产品周期模型，第Ⅱ阶梯目前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出口主导向资本密集型出口主导转变的阶段，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结构中比重不断下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初始性投资规模应该较小，因为出口优势并未完全丧失。但事实并非如此。亚洲“四小”对外投资一开始就迅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76—1989年，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5倍。台湾自80年代中期起对外投资增长迅猛，累积余额由大约3亿美元增至1990年190亿美元，增长62倍。香港1990年初累积余额为130亿美元。韩国对外投资则以年均35.7%的速度增长。有的学者论述过，东亚地区仅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一半时间，就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期。（注：杜方利：《东亚地区跨国经营特点、动因与作用》，载《世界经济》，1994（7），32页。）90年代以后， 第Ⅱ阶梯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更为惊人。据资料统计，到1993年亚洲“四小”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已占东亚接受外资的大部分（65%），超过第Ⅰ阶梯的美国和日本。更引人关注的是，该年“四小”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为501亿美元， 而它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却高达902亿美元， 由长期以来的资本净输入者而一举成为资本净输出者。（注：魏燕慎：《面向21世纪东亚地区的贸易扩张、资本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趋势》， 载《世界经济》， 1996（6），6页。）再从结构方面来看，第Ⅱ阶梯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出很强的超前性。这不仅表现为它们对第Ⅲ阶梯国家（地区）的投资的结构不断高级化，更体现在它们对第Ⅰ阶梯国家技术密集型高层产业的直接投资上。据有关资料统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对美国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比重已达18%，后来仍在增长。这其中包括台湾神通公司等多家企业纷纷收购美国硅谷高新技术公司，如以生产电脑终端机驰名的慧智公司，生产自动化技术公司，阿尔托斯计算机系统公司等。韩国90年代初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24%集中于美国，而且也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作为第Ⅱ阶梯国家和地区，对第Ⅰ阶梯国家的技术密集、高层次产业进行大量直接投资，这在产品周期模型里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事实上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完全称得上是产品周期循环的一种逆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产业产品周期的扭曲和变形。
3.规模经济作用在产品周期不同阶段的演变日益成为影响产品周期运行的重要因素。
在产品周期模型里，创新阶段中规模经济并不重要，因为产品尚未定型，无法大批量生产，而且产品价格弹性较低。只有进入成熟阶段后，规模经济才逐渐发挥作用，大批量生产成为降低成本和价格的重要途径，同时创新国凭借规模经济继续保持出口优势。但到了标准化时期，规模经济已被利用殆尽，要素成本在降低价格中起主导作用，创新国才开始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从事海外生产，同时后进国家因国内需求扩大，规模经济显现，再加上要素成本低廉，开始在出口中获得绝对优势。
然而在当今亚太地区分工体系和产品周期循环中，规模经济的作用方式已大为改变，其表现在：（1 ）创新阶段规模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研究开发投资和风险巨大，厂商必须迅速进入并占据全球市场，才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以半导体产业为例，70年代初投资半导体生产的最低规模为200万美元，80 年代初为6000万美元，80年代中期已达1亿美元上下。1987年开发1M （兆位）的动态随机贮存器（DRAM）约需7000万美元，1989年开发4M的DRAM增加到1.5亿美元，1994年开发16M的DRAM则需投入3.5亿美元。可见从事尖端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活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具有雄厚实力的跨国公司身上，只有它们才有足够的资本实力组织人员进行开发研究，并在短时期内将新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迅速收回投资。如电脑中央处理器控制于英特尔公司手中，液晶显示器受控于日本声宝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一开始就以全世界市场为目标进行高科技产品开发创新，相对于传统产品周期模型中以小批量投产、未定型、主要靠高价位回收投资的产品创新而言，规模经济的作用显然大为加强。（2 ）规模经济在导致第Ⅰ阶梯国家（创新国）向外直接投资、转移产业的机制中所起作用也不同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在产品周期理论中，只要规模经济优势占主导，创新国就会仍然以出口方式输出产品。只有当生产的规模经济已被耗竭殆尽（即产量增加不再或很少使成本下降）或规模经济优势已不如要素成本优势重要时，才考虑对外转移生产。而在当今的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中，高阶梯国家对外投资并不是因为规模经济的丧失，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十分强调经济水平接近、需求相似的国家间通过产品差别化和规模经济来进行产业内贸易，即各国生产者为了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仅生产少数几种反映国内大多数人偏好的差异产品以迎合国内需求，并出口部分产品满足国外少数人偏好，而国内少数人的偏好也通过进口差异产品来满足。其实解释产业内贸易的规模经济动因也适于解释产业内对外投资，即各国生产者为了更大限度地利用规模经济，将原先在国内生产的一系列差别化产品部分转移到海外生产，其中既包括面向出口市场的产品，也包括面向国内市场的产品。如日本，国内生产数字式磁带录放机，而把其他规格录放机转移到海外生产；在国内生产分离式室内空调器，在马来西亚等地生产窗式室内空调器；在电脑领域，国内生产台式计算机，在台湾投资生产笔记本型电脑等等。（3）在产品已完全标准化、 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成本）优势明显超过规模经济优势的行业（如轻纺业），高阶梯国家（地区）的对外投资反而相对下降（见表2），因为在这些行业， 低阶梯国家（地区）已掌握了独立生产和出口的绝对优势。
表2 日本产业的海外生产比率（%）
产业19801985198919901995
制造业全体
2.9 3.0 5.8 6.3 9.7
其中:棉纺4.0 2.7 5.0 6.0 8.4
普通机械
1.8 3.4 6.2 7.710.8
电力机械
6.3 7.411.912.617.7
运输机械
2.2 5.610.010.114.1
说明：海外生产率＝制造业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国内销售额
资料来源：〔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国际经济与日本》，中文版，159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亚太地区产业周期在当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太地区产业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表现出的新变化、新特征，势必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造成很大影响。如何针对当今亚太产业结构调整变化的新特点并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为我国更好地参与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合作提出有效的对策，将是今后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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