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汉斯#183;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历史学家论文,文艺复兴论文,公民论文,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恩格斯称之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达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在伏尔泰之前，西方学者对这个造就西方文明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缺乏综合而又系统的论述。伏尔泰第一个把文艺复兴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来进行探讨，法国百科全书派第一次用"Renaissancedes"一词（我国译为“文艺复兴”）来指：“14、15、16世纪人文学科的繁荣”，但都未评述这次文化运动本身的发展情况或没有把它看成是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不寻常时代。
赋予文艺复兴以新时代概念的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布克哈特虽是瑞士历史学家，但他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和繁荣却是在德国。他是兰克的弟子，但却是揭开对兰克旧传统史学挑战序幕的发难者。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与兰克的那种狭隘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布克哈特的重要贡献，不但在于他所提出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上，他为后世文化史树立了典范。在被史学家盛赞为“现有的著作中关于文化史的一部最深刻、最精微的研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布克哈特抓住了文艺复兴最精髓的要害，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揭示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并把人文主义视为沟通古今之间的桥梁。布克哈特的这部名著是第一部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专著，它的传世与流行，给人们一种“百川分流注于海，群山蔓延而朝于宗”的感觉（注：齐思和：《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批判》，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因而奠定了自19世纪60年代直到20世纪上半叶正统的文艺复兴史学的基础。
在本世纪西方思想界有一股否定文艺复兴的文化思潮中，布氏的体系经受了考验。在勇敢地捍卫布氏传统的争论中，成长了又一个文艺复兴史学家，他就是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汉斯·巴伦。
汉斯·巴伦(Hans Baron,1900-1988)，德裔美国学者。1900年出生于柏林犹太人家庭。这是世纪交替的时代，德国史学界正掀起一场关于历史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以兰普勒希特为首的新史学学派阐发了一种与兰克学派及普鲁士学派的政治史观念迥异的新型文化模式，成为当时西方学术文化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巴伦从青少年时代起受到这个正崛起的新史学观念的熏陶，他所受教的老师是一批兰普勒希特史学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德国卓越的历史学家，如沃纳·耶格、厄恩斯特·特罗楚、弗里德里克·迈内克和沃尔特·戈志等。按巴伦说法，正是这些老师，尤其是戈志，“把我引进研究文艺复兴的学术殿堂”（注：罗纳德·威特(Ronald Witt)：《汉斯·巴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101卷，1996年第1期，第107页。）。二战前夕，由于犹太人血统被禁止学术活动，巴伦1938年到了美国。1939-1942年任教于纽约市王后学院，1944-1948年加盟于普林斯顿先进学科研究所，1949年被任命为该所研究员。1949-1970年担任纽伯里图书馆书目编纂员。1970年退休后，被邀在剑桥、马萨诸塞州和伊诺伊州的厄巴纳任教，并继续从事自己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和写作，直到1988年11月去世前几周。
巴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第一个突破性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布克哈特的史学传统，提出了“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新观念，从而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史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公民人文主义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巴伦1955年发表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下文简称为《转折》一书中（注：原文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Civic Humanism and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以下简称《转折》，1955年初版，1966年修改后再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下均引自1966年版，不再一一注释。）。这本书是巴伦30多年来，包括流亡美国前在德国的研究和众多专门论文的汇合成果。他把文化的发展纳入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的广泛背景中，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构建一个全新的论述体制。《转折》把14世纪的人文主义与15世纪的人文主义截然分开，说“一次转折促使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确立了两个世纪运动的发展轮廓”。这次转折产生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一次自由力量与暴政力量的伟大战斗。新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正是来自佛罗伦萨对米兰的胜利。随后，15世纪头几十年，三位在这个城邦国家当任大臣的活跃公民——萨留塔蒂、布鲁尼和波吉奥被认为是“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范。他们与以彼德拉克为代表的14世纪人文主义相比，虽然都热衷于人文学科，尤其是修辞学，都是能说善辩、才华横溢的“精英”。但前一代人文主义者只是通过自己作品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和大自然美的写实描写表达自己对人及其潜力的信念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而公民人文主义者却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行为呼唤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爱国的公民精神和城邦国家的国民意识。例如，萨留塔蒂在米兰侵犯佛罗伦萨的关键时刻，就以大臣身份撰文号召国民继承罗马共和时代正义和自由的传统，勇敢地投入反对米兰入侵者的战斗，并且强调说：“勇敢的人在尘世生活中劳苦功高，是有资格住在星辰中间的。”（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0页。）布鲁尼著名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和《佛罗伦萨礼赞》，表达了公民人文主义者对共和的崇尚和对专制的憎恨，号召人们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波吉奥的《佛罗伦萨市民史》则以出色的言辞和有力的论辩真实地再现公民人文主义者反帝制的
感情，可见，15世纪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不像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故弄玄虚的烦琐哲学和口若悬河的修辞学研究，而是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身体力行地捍卫城邦国家的独立，积极参政，用自己卓越才能为共和国城邦服务。
巴伦就这样地给布克哈特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增添表达爱国热情，体现集体精神的新的内容和价值观念。这一贡献不但是对布克哈特人文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甚至“反叛”，而且有其德国深远的文化思想传统的渊源。其实，巴伦第一次使用按照“文化”概念模式创造出词汇"Burgerhumanismus"，是早在1925年评论恩格尔——雅诺什的《文艺复兴的社会问题》的文章中，这个新概念的产生显然受到德国新史学观点的影响。巴伦自己承认，这个词汇产生于参加由沃尔特·戈志主持的莱比锡学术讨论会。而戈志，正是兰普勒希特的新型文化史观在德国的直接继承者和坚强捍卫者。莱比锡学术讨论会渊源于兰普勒希特1909年创办的文化史和通史学院。兰普勒希特所创立的新型文化史观，具有广阔的宏观视野。他不是像兰克式史学那样去礼赞个人，称颂显贵，而是把撰写群体史作为自己根本任务。恪守集体主义，是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的最基本信念。在19世纪末的德国史坛，充斥着兰克传人关于历史是揭示个别伟人“神秘与先验精神力量”的言论。在兰普勒希特看来，历史学家，尤其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只有打破这种被他称为“个人主义学派”所设置的桎梏，新史学才能前进。民族是研究人类群体最合适的单位，人们可以通过民族精神之种种表现，看到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巴伦的“公民人文主义”就是处于变革时代佛罗伦萨这个城邦共和国的“民族精神”，就是表达市民爱国热情和体现集体精神的新的价值观念。据说，正是在莱比锡学术讨论大会发言的启发下，巴伦发现在布鲁尼及其一代人身上“存在着有助于佛罗伦萨在整个15世纪保持重要政治文化和文化中心地位的指导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力量”，从此开始了自己在1930年对公民人文主义论题的热衷。由于这个“公民人文主义”概念深深植根在德国史学的土壤上，以致纳粹的迫害、战争的灾难和流亡的艰辛都没有转移巴伦对这个论题执着的追求。许多学者赞扬巴伦这种不屈不的挠的研究精神。他与其他流亡学者，如赛利克斯、吉尔伯特不一样，流亡美国后没有被迫纳入英美式西方学术思想领域，而是仍然恪守着自己在德国所遵循的史学探究轨迹。一到美国，1939年巴伦就发表了《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的社会学解释》的文章，运用当时美国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又开始了新的对自己探索目标执着追求的历程，终于在1955年发表了《转折》一书，完成了对公民人文主义的全面阐明。
然而，巴伦并没有就此止步。遵循布克哈特开辟的文化史探索轨迹，开拓由兰勒希特创始的新型文化史观的视野，巴伦进而把“公民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代文明的积极价值观的伟大传统”来加以探究，从而完成了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又一个、更重要的突破。
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就具有一种系统和完整的格局。他曾企求以更开拓的视界透视欧洲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揭示整个西方文化自古至今的发展概貌。这一宏大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人们通过已问世的三本文化史著作——《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略知其初衷。他的文化史系列著作的确具有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布克哈特只写了西方三个富有典型的文化时代，展示了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直到文艺复兴的发展。沿着这一轨迹，巴伦进而以“公民人文主义”为主题，接着研究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的发展线索。
照巴伦看来，布鲁尼的公民人文主义应当有它的渊源，从布鲁尼到近代启蒙思想家，似乎还留下一个空白。因而，1955年以后，巴伦把研究重点转到彼德拉克和马基雅维里，试图更深入和全面地探究公民人文主义近代性的发展历程。直到1988年去世之前，巴伦把自己1928年以来，特别是1955年以后撰写和修改的关于彼德拉克和马基雅维里及其文艺复兴有关问题的论文编辑成两卷集的“论文集”出版。他仿效老师耶格论文集《探究神圣的中心》的命名，把自己近60年心血凝聚的成果取名为《探究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从中世纪到近代思想转变论文集》（注：原文是《In Search of Florence Civic Humanism:Essays on the Trasition fromMedieval to Modern Thought》，两卷集，以下简称《探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释。），从而追溯从彼德拉克到布鲁尼，到马巷雅维里，直到近代，“西方文明中积极价值观”的发展线索。
巴伦《探究》一书符合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文化史观念的拓宽了的文化视野。从本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急剧变革，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国际政治新格局形成，都使20世纪西方史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现实。这是一个面临挑战而又需要积极应战的时代。它无疑刺激了西方史家为寻求文化真谛而冥想苦思与求索，于是各种文化学说、流派、著作等纷纷出现，呈现出变幻多姿的色彩。先是兰普勒希特1900年发表的一《文化史的方法论》，用一种大别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眼光，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型文化史的模式，叩开了20世纪西方新旧史学全面抗衡前奏的大门。接着又是一个著作甚丰、思想庞杂的百科全书式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把价值观说成是某个历史时代的目标，把价值观从超历史的领域移入到历史的和某个特定时代之中（注：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由冯·J·温克尔曼主编，杜宾根，1951年出版，第497页。）。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不仅仅看成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而是被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研讨，说“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由近代西方社会所拥有的一种精神文化气质所造就的”。再接着是一位毕生探求“人类文化发展奥秘”的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西方精神文明危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表了愤世骇俗而又震撼西方文化界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注：斯宾格勒在1917年12月的《西方的没落》第一版序言中称，本书在1912年就已完成。以下论述引文引自《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本文不再一一注释。）。盛名之下，他不慕荣利，仍以历史文化为念，探究人类文化，剖析西方文明，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真正的历史就是文化，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演进的历史。”可见，巴伦探究公民人文主义近代化的演变进程，有如此深远的历史背景。德国一代又一代著名史学家（包括巴伦直接受教的像耶格、戈志和特罗尔楚等在内）新型的文化史观念，滋润着巴伦学术思想的成长。在二战前后，现代西方文明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斯宾格勒之后的汤因此和索罗金等人掀起了对人类文明的求索，巴伦就已经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个领域研究做出了有建树的论述。如果说斯宾格勒的思想还浸透着对西方文明发展前途的悲观情绪的话，巴伦在二战后，尤其本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但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试图通过探究“西方文明中积极价值观”（如公德心、集体荣誉和爱国精
神的公民意识），来挽救西方文明的没落。
但是，巴伦把公民人文主义的核心定为复兴共和主义或“共和国思想”，因而引发史学界对他论题的异议和激烈的争论，使巴伦的阐述陷入德国式“冗长而又艰深晦涩”的境地。巴伦把布鲁尼看成是公民人文主义的创造者，其主要依据是，在1402年佛罗伦萨解除了米兰专制政治威胁后，布鲁尼在1403-1404年写作《佛罗伦萨礼赞》时，一改过去政治态度，第一次表达对罗马共和制度的崇尚。就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说“礼赞”写作时间不是1403年而是1406年；有的学者指出早在布鲁尼之前，波图列米就第一个捍卫了共和的思想；有的学者则有力地驳斥说，布鲁尼所礼赞的佛罗伦萨政府并不是典型的共和国，而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寡头政治等等。
在以“共和国思想”为主线，追溯公民人文主义从城邦到近代发展过程，尤其在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共和形象时，巴伦也颇费许多心血，而且也遇到不少曲折。在巴伦之前似乎没有人说马基雅维里是共和主义者，因为《君王论》崇尚的君主权力的思想倾向是明摆着的。为此，在《转折》发表的第二年（1956年），巴伦发表了向传统挑战的重要论文《〈李维史论集〉写作时间的困惑》。（《李维史论集》有的译为《论说集》，有的译为《论提图、李维的罗马史》，以下简称《史论集》）。这篇论文一反过去的看法，主张《君王论》写作时间要先于《史论集》，从而把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轨迹说成是从《君王论》的现实主义和对君主权力的崇尚转变为《史论集》的理想主义和共和主义。本世纪60年代，巴伦还写了许多有关马基雅维里共和态度的论文。
巴伦关于《君王论》和《史论集》谁先谁后的第一困惑问题的解决，得到史学界的接受和赞许。但是，令巴伦困惑的还有一个“为什么在受马基雅维里严厉批评的人文主义前辈中，重要的人物竟是布鲁尼”的问题。要害还是出在巴伦以“共和主义”为标准的尺度上：布鲁尼所赞颂的1420年的佛罗伦萨政体只是理想化的共和与自由平等的典范，而实际上是美第奇的寡头政治，并被卡瓦尔坎蒂谴责为“自称的公民领袖把自私和派系的需要置于共和国公共福利之上的政治腐败和伪善”（注：见D.肯特(Dale Kent)：《卡瓦尔坎蒂对科西莫·美第奇佛罗伦萨的评论》，载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杂志1979年第9期，第101-132页。）。在布鲁尼与卡瓦尔坎蒂就佛罗伦萨政体存在严重分岐时，马基雅维里竟然更多地站在后者一边，这使巴伦大为困惑。为此，巴伦竭力论证1420年的政权“标志着佛罗伦萨向更有活力的历史阶段转变”，马基雅维里不是在严厉批评公民人文主义，而是在追求比布鲁尼更加完善和有效的共和国。实际上，对后期人文主义说来，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并不存在重大差别，他们大多在赞成共和国同时也赞成个人统治，只要“公正”的君主政体不蜕变为暴政就行。马基雅维里崇尚的是一种由富裕公民监督，以城市贵族为代表统治的共和国形式的混合政体。马基雅维里确实在公民人文主义从布鲁尼到近代启蒙运动的演进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不是体现在纯净的共和态度上，而是体现在《史论集》中公民权的论述，诸如“普通人要比国王聪明和稳定”的醒目标题所透露的民主观点，以及更重要的关于“互相牵制和互相均衡”的论说上。马氏还进而强调，这种均衡要建立在国家生存原则的基础上：“国家高于一切，高于所有的个人利益和政党利益，社会上所有成员把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为了国家而能牺牲个人或党派利益，即应把一切力量、生命和坚定性贡献给社会。”（注：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东北师大历史系1986年内部排印本，第4-10页。）表现出公民人文主义者满腔的爱国热忱。
关于彼德拉克也出现类似情况。巴伦因为要强调公民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共和国思想，就必然突出布鲁尼的创始者的地位，认定彼德拉克只是“第一个看到新土地，但没有进入新土地”的“中世纪性”的人。本世纪60年代后，为构思公民人文主义的起源，巴伦于1961年提交（但到1971年才发表）的《彼德拉克：他的内在斗争和对人性的人文主义的发现》的论文（注：载于罗和斯托克代尔主编的《纪念华莱士、弗格森论文集》，多伦多，1971年版，第45-46页。），着重探究彼德拉克某种独特的“近代性”和在共和态度上的公民人文主义的倾向。巴伦在彼德拉克的《亚非利加》(AFRICA)中找到了彼德拉克的共和情绪。这是歌颂罗马共和时期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将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叙事诗。诗中的一句名言：“只要自由被保护在共和制度下，罗马才依然强大。”清晰地表达了彼氏对共和与自由的崇尚。但是，由于巴伦过分强调共和主义，致使巴伦对彼德拉克的阐述也受到质疑。有的学者指出，《亚非利加》这本书也处处充满对凯撒的赞颂；有的史家则强调，彼氏的重要作品《秘闻录》对修辞学的中世纪式的热衷（注：见克雷格·卡伦多尔夫(CRAIC KALLENDORF)：《历史上的彼德拉克》，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96年第1期，第130-141页。）。巴伦因而提出彼得拉克政治思想的不断变化论。其实，撇开共和思想的核心标准，史学家还应承认彼德拉克作为公民人文主义先驱者的地位。
巴伦如此突出共和国思想在公民人文主义的核心作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一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先驱——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是在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时代要求下出现的。伏尔泰首先抨击法国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孟德斯鸠则专门研究防止或避免出现暴君政体的具体办法，提出“共和国式”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卢梭则更有力鞭挞专制暴君，勇敢地捍卫人民主权的思想，提出建立理想国家，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二是，巴伦在提出和完善公民人文主义学说时正值纳粹主义严重威胁魏玛共和国的前后，虽然巴伦一再申明自己不卷入政治，但实际上还是遵循德国的史学传统，“带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终身坚持着“共和国的公民美德”的思想，把捍卫共和主义摆在自己“公民人文主义”的首位。
共和主义或共和国思想并不是西方近代文明“积极价值观”的唯一或重要的内容。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积极价值观”源泉的公民人文主义，综上所述，从彼德拉克到布鲁尼，到马基雅维里，直到近代启蒙思想家，在其思想中起核心作用的并非表面的共和国思想，而是更深远的实质的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内涵。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家正是从这个思想内涵来理解巴伦公民人文主义学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富比尼新近指出的，巴伦探究的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公民精神”，即通过揭示佛罗伦萨的“公民特征”来“探究近代欧洲积极价值观的起源”（注：R·富比尼：《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汉斯·巴伦的学术生涯》，载于《近代史》杂志，第64卷，第3期，1992年9月，第554-574页。）。从彼德拉克“近代的人”的价值和再生，到布鲁尼一代人强烈的参政意识、满腔的公民爱国精神、坚定的共同体凝聚力，再到马基雅维里的理想混合政体中“一定的权力要属于人民——选举官职权、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等”的主张，直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天赋权利”、“自然权利”以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最高权力就是全体公民总的意志的体现”的疾呼。这正是以公民权和政治权贯穿始终的“公民人文主义”近代性演变的过程。
西方史学界终于发现到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论题的价值。1995年1月，美国历史学会把年会的主题写为“汉斯·巴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专门讨论巴伦在三个重要领域——他的学术论题，《转折》和“彼德拉克与马基雅维里”的贡献。1996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在第一期为巴伦开辟了专栏，各国著名的文艺复兴史学家，如G·威特、约翰·纳杰米和C·卡伦多尔夫等撰文评述巴伦的学术成就和公民人文义论题的贡献。正如沃纳·冈德斯赫默在结论中说的：“巴伦对意大利人文主义重要性和演变，尤其是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的论点是开创性的”；“巴伦60多年如一日不辞劳苦的执着追求和探究，体现了他的论著的内在凝聚力。”（注：这些学者的论文和W·冈德斯赫默的总结均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96年第1期，第101-144页。）
“巴伦的学术有其弱点，维护他所建造的文艺复兴学术殿堂的任务落在他继承者身上”，巴伦不愧是“研究文艺复兴学术的君王！”
巴伦的公民人文主义论题是个世纪性的突破，它也促进了我国对文艺复兴和世界各国近代化的研究。我国世界史教科书也引用了“公民人文主义”的概念，并且正确地归纳了它的特点（注：详见马克尧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众多丛书或文库出版的马其雅维里《君王论》的序言，开始强调《史论集》与《君王论》的同等重要性，肯定了马基雅维里在营造西方文明积极价值观中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巴伦及其公民人文主义论题还没有引起我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要做的事和要着手的研究还有许多。人文主义不再仅仅是后来成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源头，它还应当是“近代文明积极价值观”（如公德心、爱国的公民精神、参政意识以及对共和、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等等）的传统。我们今天正提倡“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和“国民意识”，似乎也可以从巴伦的成就中汲取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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