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无已时——杜甫爱国思想琐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忧国忧民论文,杜甫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而爱国主义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很难想象，一个不爱祖国的人，会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人。历史伟人的伟大之处，首先就在于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在我国无数杰出的文学家中，杜甫无疑是最杰出、最伟大者之一。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人被尊为“诗圣”，诗被誉为“诗史”，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其忧也深，其爱也笃，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国界。继承和发扬杜甫的爱国思想，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
说到杜甫的爱国思想，自然就联系到他的忠君思想。忠君爱国，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原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如果我们对杜甫的忠君思想，深入地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探讨，就会发现，在杜甫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他的忠君是和爱国、忧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六版，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所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说：“社会设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国家就其实质来说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但它又是用来保护社会的“共同利益”，“缓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的。因此，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国家和国王、皇帝、总统、主席之类国家元首之间，更不能完全划等号。国家为了使各敌对阶级不致因冲突激化而同归于尽，而使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就必须制订相应的法律。而“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马克思《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中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这也就是说，在国家中，即使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他也不能不受任何限制而为所欲为，他也必须受到一定的法律约束，绝对自由的人是没有的。国家、法律，既是保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也是适当“缓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使他们具有最基本的权利和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他们连生存也不能维持下去，那么社会也就不能按原来的样子存在下去，那就是革命的大变革时代。由此可知，皇帝并不等于封建国家，但他却又代表封建国家，他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忠君和爱国不是一回事，但又很难完全分割开来。在我国，对国家和君主的关系，论述较早而又较为正确的，是早期儒家的孟子。孟子认为国君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必须接受臣下和人民的监督，不能为所欲为，滥用权力，得乎民心者，方能得天下，方能保住政权。他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以下引孟子语，皆出《孟子》，不另注明）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国家、君主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孟子特别强调君主的表率作用：“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而“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他认为，对于那些严重违法乱纪而虐民害国的君主、贵戚，应该绳之以法。对罪大恶极的独夫民贼，更要严厉制裁，以至处以极刑。有人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舜父）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回答得很干脆：“执之而已矣！”逮捕法办就是了。商王太甲纵欲败度，伊尹就把他放逐到桐邑，百姓大为高兴。三年之后，太甲悔过从善，就又恢复了他的王位。公孙丑问孟子：“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欤？”孟子回答说：“有伊尹之志，则可。”在孟子看来，君主无道，有贤德的大臣是可以谏阻甚至撤换他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岂止易位！象夏桀、殷纣这样的暴君，杀死他也是应该的，算不上“犯上作乱”。对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这样的义举，孟子是充分肯定的。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义正词严地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以后，君权成为至高无上的，董仲舒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更把君主美化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几乎湮没无闻了。随着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的腐朽，两汉以后，魏晋之际，玄学流行，佛教兴盛，道教兴起，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应运而生。《无君论》揭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认为君权不是天授的，而是强者、智者统治弱者、愚者的工具：“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则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较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抱朴子·诘鲍篇》）鲍敬言认为君主是人类社会一切丑恶和灾难的根源，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无君的社会：“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他的结论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同上）这是一种倒退论，是处于封建重压下的小农的一种空想。君主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进步，不能因为君主制度的罪恶而要求社会倒退到无君的原始社会去。“君轻”可也，“无君”则不可。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断增长，封建专制制度更趋腐朽没落。一些进步的思想家起来猛烈地抨击君主制度，对封建纲常的核心“君为臣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些具有初步民主性思想的社会批判家，远远超过了孟子“民贵君轻”的议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明确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后世之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自己一家之产业，故“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在黄宗羲看来，君臣关系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师友关系，是社会分工的需要：“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君和臣的共同职责就是为“天下万民”，而不是为一人一姓，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的王夫之亦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清末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谭嗣同更尖锐地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并进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仁学》）这些闪耀着民主性思想光辉的言论，较之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自然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和黄宗羲、王夫之、谭嗣同所处的封建末世不同，杜甫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开元之治”，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鼎盛时期。“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二首》其二，《杜诗详注》卷十三。以下引杜甫诗句，不另注出）对开元盛世，杜甫自然是无限向往和留恋的。杜甫所处的时代，又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转捩点，就是天宝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在当时，维护唐王朝的统一，拥护唐王朝的平叛，就是爱国，杜甫对安史叛军有着刻骨的仇恨，对他们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杜甫曾被叛军俘虏，但他没有变节投降，而是冒死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在《塞芦子》和《悲青坂》等诗中，他为官军出谋献策：“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在著名的“三吏”、“三别”中，他既揭露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又忍痛勉励人民投入平叛的斗争：“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他为战争的失利而深深忧虑，更为平叛的胜利而欢喜若狂：“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他的“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更是洋溢着高昂而炽热的爱国赤诚和感人肺腑的胜利喜悦。“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杜甫的忠君和忧国忧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主导方面是爱国忧民的。他虽漂泊流离，但“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还是希望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忧国忧民之志，至死不衰。在他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这位爱国诗人仍念念不忘国事：“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陈毅元帅极力赞扬杜甫“干戈离乱中，忧国忧民泪。”（《冬夜杂咏·吾读》）
杜甫认为：“兴衰看帝王。”国兴，说明君圣；君圣，才能国兴。国衰，证明君昏；君昏，必然国衰。所以他终身所抱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希望当今皇帝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他不仅自己这样想，这样做，而且经常以此勉励同道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有人指责杜甫“对君王简直是愚忠”、“对帝王的愚忠，简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错，杜甫确实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而对这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批判。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而晚年却耽于逸乐，倦理朝政，宠信奸佞，国事日非，终于招致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变衰，一蹶不振。早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几年，杜甫以政治家的敏感觉察到了在表面繁荣掩盖下的社会危机。在《兵车行》中，诗人毫无顾忌地抨击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而这样拓边的结果是生产的大破坏和老百姓的家破人亡：“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幅萧瑟凄惨的景象，不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悲愤控诉吗？其言词之激烈，感情之郁愤，不是至今还使我们深感钦佩吗？要知道，这是杜甫在皇帝脚下的国都长安发出的大声疾呼呵！在《前出塞》中，诗人写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的“君”，指的也是唐玄宗，这组诗是直接抨击玄宗的扩张政策的。玄宗外则兴师劳民，内则骄奢淫逸，和杨贵妃过着糜烂的生活，所以杜甫说是“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诗人与同登诸公不同，他别具慧眼，看到唐玄宗“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的侈糜生活，不禁隐忧国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可谓高瞻远瞩，预见未来。在《丽人行》中，诗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玄宗所宠幸的杨氏兄妹的穷奢极侈和炙手可热的嚣张气炎，揭露了他们的荒淫无耻。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对玄宗“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和“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的侈糜生活进行了抨击，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税的阶级对立和残酷的社会现实，而“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更是对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岌岌可危政治形势的形象描绘。这是政治家的预见。就在诗人写此诗之时，安史之乱终于爆发。“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这场造成“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的社会大动乱，主要是由唐玄宗造成的。对于玄宗的宠信和纵容安禄山，杜甫不止一次地提出了批评。对于马嵬兵变，杨贵妃和杨国忠的被处死，杜甫高兴地说：“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而热烈赞扬为国除害的陈玄礼将军是“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杜甫的爱憎是何等鲜明！对肃宗、代宗，杜甫也是多所批评。宋人洪迈说得对：“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而这类作品“杜子美尤多，……不能悉书”，而“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上述足以证明，杜甫对皇帝并非愚忠，更不是只忠于皇帝一人一姓，而更多地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着想的，无非是希望皇帝和大臣们能把国家治理好。立志于革新的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就说杜甫是：“常愿天子圣”，“不废朝廷忧”（《杜甫画像》）。杜甫自己也说：“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他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能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这种愿望是好的。可见，杜甫的忠君，实质是爱国爱民。
二
爱国必爱民。因为杜甫深深懂得“邦以民为本”的道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平叛的主力。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对人民的苦难，他可谓是无事不忧。征夫戍卒，田妇老翁，寡妻弱子，渔民樵夫，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无不牵动着诗人的心。“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恩忍爱还租庸”，人民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人民的负担真是太沉重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悲惨的局面呢？在杜甫看来，除了战乱的原因之外，就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而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面对如此不合理的现实，我们的诗人不禁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了：“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杜甫认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来自统治者的奢侈糜费，因此他要求统治者“行俭德”，节欲戒奢，轻徭薄赋，减轻对人民的盘剥，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崇俭戒奢，是杜甫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统治者只有真正做到崇俭戒奢，才能真正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有效地扼制腐败现象，免蹈“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的覆辙。所以诗人总是怀着满腔的义愤，无情地鞭挞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对那些“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的“豪夺吏”恨之入骨：“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大声疾呼“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而对那些苦于诛求、濒临绝境的穷苦老百姓，杜甫则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这首传诵千古、感人至深的《又呈吴郎》，可以说是诗圣杜甫血泪凝成的至情文字。难怪卢世
满怀深情地说：“语云：‘仁人之言，其利薄。’又云：‘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今观子美诗犹信。子美温柔敦重，一本之恺悌慈祥，往往溢于言表。他不具论，即如《又呈吴郎》一首，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七言八句，百种千层，非诗也，是乃仁音也。恻隐之心，诗之元也。词客仁人，少陵独步。”（《杜诗胥抄·大凡》）仇兆鳌也说：“此诗，是直写真情至性，唐人无此格调，然语淡而意厚，蔼然仁者恫瘝一体之心，真得《三百篇》神理者。”（《杜诗详注》卷二十）古往今来，象杜甫这样写平常人，写平常事，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给予如此关注和同情的诗人，实为少见。诗圣杜甫有着一颗仁慈的心，有着一副博大的胸襟，他所交往的，不尽是达官贵人，更多的是小人物，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和这些小人物来往的，从不摆大诗人的架子。他在战乱中回到家居的羌村，邻居们纷纷跑来看望他，“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携酒慰问， 可见情真。他和邻居相处，可以“隔屋唤西家”，“墙头过浊醪”，借酒相饮，可见很随便。春社将近，田翁邀饮，这位热情豪爽的老农民，“叫妇开大瓶”，和杜甫整整对饮了一天，他“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田翁的粗豪，诗人不仅不嫌其“无礼”，反而爱他真诚。这位曾做过左拾遗的大诗人，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那种豪爽天真的优秀品质，表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正如黄庭坚说的那样：“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老杜浣花溪图引》）杜甫爱的是真诚，厌恶的是“机巧”。而村野多真诚，官场尽机巧。所以他“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这“旁舍”，正是劳动人民。诗人热爱他们，他们也从来没有讨厌过诗人。他们之间总是友好的。贫苦的劳动妇女，在旧社会是地位最低的，被人瞧不起。但杜甫却对她们寄予深厚的同情。像《负薪行》，更是专咏夔州劳动妇女的：“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老大未嫁，命运已很悲惨，又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砍柴卖薪，负盐出井。繁重的劳动和悲惨的遭遇，使这些妇女变得“粗丑”，但她们本是美丽的，“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这是多么沉痛的控诉！在《最能行》中，诗人又为夔州的船工舵师鸣不平：“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对自己家中的奴仆，杜甫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关怀他们。在《示獠奴阿段》一诗中，他对夜间上山寻源引水的阿段的安全很是关心，“怪尔常穿虎豹群”，担心会被虎豹伤害。在《信行远修水筒》一诗中，他对仆人信行的“秉心识本源，於事少凝滞”的恭谨干练很是赞赏，而对他在荒险崖谷中往来四十里修筒引水的艰辛劳动很是同情，对信行因修水筒而耽误吃饭的辛劳，既惊且愧，于是将供自己老病享用的瓜果和面饼拿来给他吃，“於斯答恭谨，足以殊殿最。”所以申涵光称赞说：“‘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体恤下情如是，真仁者之用心。陶公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两贤一辙。”（《杜诗详注》卷十五）杜甫对人如此，就是在那些咏物诗中，他也常常因物及人。对贫苦的人们寄予同情。他赞美桃树：“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题桃树》）因桃树而念及贫人，因贫人而念及寡妻群盗，一副仁人热肠。所以顾宸评云：“题属桃树，寓意却甚大。公一生稷契心事，尽于此诗中。”“以堂中作天下观，以天下作堂中观。”（《辟疆园杜诗注解》七律卷三）他如《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也都是因物比兴，寓意深刻。《枯棕》云：“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枯棕的遭遇就是当时人民的悲惨命运。枯棕的惨遭割剥而枯死，正是人民群众遭受残酷剥削和深重灾难的形象写照。同是下雨，当着久旱甘霖降时，诗人则无限欣喜：“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是滂沱大雨，茅屋漏湿，只要对农事有利，诗人依然十分高兴：“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但当久雨成灾，“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时，诗人不禁勃然大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由此可见，杜甫的喜怒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对人民有利则喜，有害则怒，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吴乔说得好：“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置之圣门，必在闵损、有若间，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诗发其胸臆。……非子美之人，但学其诗，学得宛然，不过优孟衣冠而已。”（《围炉诗话》卷四）
三
爱国爱民，是要有一点自我牺牲精神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奉献精神。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绝对不会爱国爱民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是一个能舍弃个人利益，为国为民而献身的人。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史记·骠骑列传》），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就是鲜明的例证。诗人杜甫虽然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他却具有一颗博大无私的心。杜甫一生，在朝任左拾遗只有一年的时间，其间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 被敕放还家达两月之久，实际在朝还不到一年，加上被贬华州司功，后在成都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统共作官时间只有两年半。可以说，他一生多半是在穷愁潦倒、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这种悲惨的经历，使他接触了社会下层，接近了人民。他的可贵之处，就是身处逆境，却心系国家，心想人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止跳动。安史之乱前夕，杜甫由长安往奉先县探家，沿途所见，完全是一幅萧条凄惨的景象，而更惨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身为人父，却无力养家，致使自己的小儿子被活活饿死。此情此景，催人泪下，令人心碎。而杜甫的伟大，恰恰是在自己惨遭不幸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己出自于“奉儒守官”的世家，享受着“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尚且如此，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远离家乡戍守的战士，他们的命运不是更悲惨吗？每念及此，诗人不禁“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了。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杜甫这种己饥己溺的仁者胸怀，在有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同样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尽管自己居住的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但他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一千二百多年前诗人杜甫的胸怀！难怪锐意改革的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会在《杜甫画像》诗中动情地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钦仰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自华州弃官，流离陇蜀，漂泊湖湘，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历尽千辛万苦，过着“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生活。但艰难的生活使他走向了人民，更增加了他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心，他总是尽其所能，乐于助人：“药许邻人
”、“枣熟从人打”、“拾穗许村童”、“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就是对那些小生物，他也充满恻隐之心：“筑场怜穴蚁”，“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但他不是无原则的和事佬，“疾恶怀刚肠”，他的爱憎是非常鲜明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所以在关键时刻，他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疏救房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虽因疏救房琯而被贬华州司功， 从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始终未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他不仅自己敢于舍身取义，而且劝勉朋友：“济时肯杀身！”“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难怪沈周感叹说：“贫莫容身道自尊，先生肝胆照乾坤。”（《题杜子美像》）。
杜甫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他都能洁身自律，不为私利而放弃原则。杜甫穷愁潦倒时，自然无人巴结。但当他在严武幕府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时，就有人来找他的“门子”。太子舍人张某即是其中一个。这位张舍人，不知有求于杜工部什么事，特地从首都长安赶来，送给他一床漂亮精致的绿色褥段，这使久处贫困的杜甫大吃一惊，他不好粗暴地把褥段扔出去，于是就写一首题为《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的诗表示婉言谢绝。诗写得生动有趣，柔中有刚，既表现了诗人安贫若素，守志不移的高贵品质，又显示了杜甫拒贿的巧妙战术，不愧是一篇寓意深刻、富有教益的佳作。诗一开头就绘声绘色地描写所送褥段图案之精美：波涛汹涌，长鲸掉尾，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水生动物游戏其间；加之翠绿的颜色鲜艳夺目，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接着转述行贿者张舍人如何吹嘘褥段的好处：此物给大诗人充作床褥，可供您醉后高卧，妖魔鬼怪见而惊走，可使您形神交泰，高枕晏眠，岂非养精益神之佳品！但杜甫却婉言谢绝：您的好意我领受，但我不是达官显宦，留而不用，既怕惹祸；用嘛，又和我这简陋的茅舍不相称。想我一个贱老头子，只要有一身粗布衣服穿就行了，别无更高的要求，象翠褥段这样好的宫廷中御用的禁物，对我来说是不祥之物，用了会犯罪的，所以我不能接受。他还指斥一些当权者，在当时战乱频仍，人民生灵涂炭的时候，他们却仗恃手中的权力，衣轻策肥，作威作福。并举出两个因骄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吏为例，说明自己更不能接受这飞来之物。诗的最后说：“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杜甫不仅把褥段卷还张舍人，而且还设宴招待这位张某，白白地赔上一顿酒饭，可谓有礼、有节。“卷锦还客”，“心始和平”，足可看出杜甫的为人，即使在艰难困苦中，对于一物的去取，他也是丝毫不肯苟且的。这种精神，对于杜甫这样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诗圣杜甫这种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的精神，在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国难深重、危亡在即的关键时刻，不知影响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献身！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囚燕京狱中时，集杜诗二百首，深有感慨地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集杜诗·自序》）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戊戌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历经磨难，杜甫遂成为他的知己，他寄寓在槟榔屿时，写了一首题为《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消遣》的诗，我们把它全文抄录如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恐怕不是没有意义的：
“乱离日已久，忧思日已多。我欲托诗史，郁结弥山河。每读杜陵诗，感慨更摩挲：上念君国危，下忧黎民疴，中间痛身世，慷慨伤蹉跎。千篇仁人言，低讽长吟哦。幽居得物理，可以天倪和。如我腹中言，闻之叹奈何。奔走世丧乱，辛苦道轗轲。我遇与之合，流离同一科。我官步后尘；工部冠同峨。便道子美诗，可作明夷歌。我诗可不作，人应无我呵。登高览大荒，披发涕滂沱。吁嗟稷契愿，故宜投世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