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投资过热的结构性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原因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发国家产业升级方式与投资过热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在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基础上发展新的产业，这就需要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和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而后发国家则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通过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虽然在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但是在产业升级的基本方向与路径上却大致相同。
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因为自主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在技术上实现突破性进步，不仅需要巨额的研发投资，还需要一定的运气。新产品和新技术能否被研发出来，市场前景如何，投资者很难作出确定的判断。因此，在发达国家，投资者对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判断是不同的，不会形成所有投资者共同看好并大量投资于同一个产业的情况。一个新产业的兴起、发展与成熟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付出巨大的“试错成本”。然而，对于后发国家情况刚好相反。由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比较明显，处于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后发国家将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哪些产业，对此大多数投资者会得到相同的判断。这就为投资者节省了大量的“试错成本”，大量投资流向被共同看好的行业，形成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造成该产业利润率降低，投资者为了在技术水平上超过国内行业平均水平，会继续增加投资从发达国家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这就会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虽然投资需求可能部分缓解已有的过剩产能，但是产业升级竞赛又会形成新的过剩。体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就是后发国家频繁出现的一轮接着一轮的产能过剩，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后发国家投资的“潮涌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产业在后发国家的兴起、发展、成熟到衰退的过程比发达国家更快。以钢铁产业为例，钢铁产业最早是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美国的钢铁产业从1866年开始进入成长期，产量迅速增长，1973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衰退期，经历了100多年。而二战后的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通过接受来自美国的产业转移，从1950年钢铁工业重新起步，到1973年达到峰值，仅用了23年时间。
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也证实了这种说法。汽车产业作为一个成熟产业，已经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行业，如钢铁、能源、金融，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产业，因此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和投资者的共同看好。国际汽车业巨头通过合资等方式纷纷向我国投资，国内许多地方政府也将汽车业作为本地的主导产业优先发展，据统计，我国有23个省市将汽车产业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许多省市纷纷打造汽车城，发展汽车产业群。这使得我国汽车业的投资出现过热，形成产能过剩，汽车价格，特别是家用轿车价格一路走低，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就此出台了相应的调控政策。
二、后发国家信贷配给与投资过热
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比较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以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是很多企业获得资金的来源。而后发国家的情况刚好相反，金融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的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贷款是很多企业的资金来源。
后发国家企业的这种融资方式容易引发投资过热。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只有市场前景好、预期利润率高的项目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因此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金能够促使企业充分考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避免盲目投资和过度投资。而信贷市场是信息不对称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Stiglitz和Weise（1981）曾证明这样的市场不是有效率的市场。在后发国家，银行为了降低资金风险和获得高收益率，会对信贷对象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容易受到前一部分所说的“潮涌现象”的影响，助长了过热投资。另外，后发国家的银行多为国家所有，银行的信贷行为还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如政府指导银行为国有企业或国家支持的行业提供大量贷款，而不顾这些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情况。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相对廉价而又源源不断的信贷供给，使企业产生了资金幻觉，许多企业盲目扩张规模，实行多元化经营，根本不考虑资金使用成本。
在我国这种情况体现的尤其明显，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由于银行是国有的，承担着国家政策导向性目标，支持国有企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银行不断地向既无效率又无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而置预期回报、资产负债率于不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在负债率很高的情况下，依然盲目的争取投资扩大规模，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0%-80%，四大国有银行也因此形成了巨额不良贷款。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对2001-2002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调查显示：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而造成的占30％，政策上要求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占30％，国家结构性调整的占10％，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形成的占20％。
三、后发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投资过热
城市化是指农村发展为城市、农民转变为市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而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已有城市升级改造的过程。城市化进程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形成了巨大需求，并对钢材、水泥、能源、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拉动力，从而引发相关产业链条的投资。联合国曾建议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应占其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9%-15%，GDP的3%-5%，以确保城市化健康发展。所以，城市化的过程，可以视为投资过程。后发国家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
以我国为例。世界城市化进程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30%左右时，城市化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30.09%，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0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37.66%，说明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成为推动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所占的比重。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所占的比例较大，可以说明城市化已经成为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不难发现，我国的投资结构明显偏向与城市化有关的投资。
中美投资结构对比（2002年）
美国
中国
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 48.6% 61.1%
机器设备与其他投资
51.4% 38.9%
在我国城市化推动投资过热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合理的官员政绩考核体制和城市建设中的寻租行为，造成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除了出台优惠政策、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之外，还竞相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开发区热是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一个极端表现。截至2003年底，全国各类开发区共有6015个，其中2/3以上是由省级以下政府批准设立，全国各类开发区的规划面积高出城市建成区1倍以上。有些开放区在圈地以后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长期闲置，政府不得不降低地价甚至使用财政补贴来吸引投资。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是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之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等地区竟将地价进一步压到每亩5万元，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降至5、6万元。相比之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配套设施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地价更低甚至出现了“零地价”招商。重庆某地对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赠送10亩土地，郑州在某项目中只向投资方收取每亩1美元的象征性地价。国家从2003年开始对开发区进行全面整顿，到2006年1月，全国各地保留的开发区共计2053家，比整顿前减少了70.1%，其中浙江省的缩减比例达到了82.23%。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推行的土地政策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使土地成本在很多项目投资中可以忽略不计，成为推动投资过热的一大因素。
四、结论与展望
低成本的产业升级方式、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盲目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构成了后发国家投资过热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在推动后发国家大规模投资和经济高速甚至过热发展的同时，也积累着大量的风险，制约了后发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应对后发国家的投资过热时，除了实施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之外，如何解决本文提到的导致过热的结构性问题，实现后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松对某些产业的政府管制，引导国内资金流向更多的现代服务业部门。一方面提高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另一方面缓解资金过于集中在个别过剩部门的状况，解决投资过剩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市场调配资金的作用。金融是一国经济的生命线，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使之成为企业的主要途径。推进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增强国有银行的经营能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发展面向居民的消费信贷，如个人抵押贷款。
第三，规范国土资源的使用。大量工业用地的低价出让，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国土资源，而且带来了其他问题，对工业用地开发的投资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压低开发成本，强行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不落实给农民的补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06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将全国所有县市全部纳入其中，工业用地被分为15个等级，并给每个等级制定了不同的最低出让标准，避免国土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