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十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我们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做了展望，当时大家都非常乐观，现在我们依然非常乐观。但在乐观之中，我们还有些不安的情绪。笔者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出调整，同时需要准备应付一些不测事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经济学家之间，在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决策者的讨论之中，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或不大清楚的问题。笔者把它们概括为十个方面。
一、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经从8%～9%上升到了10%～11%？
直到2003年以前，大家都公认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7%～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这个目标低于8%。2004年，政府还一度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维持在7%。当时没有人料到，从2003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5年超过10%，而且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了明显的提高？笔者认为提高肯定是有的，但不会有大幅度的跳跃，但从8%跳到10%是不大可能的。经济增长既有趋势性的变化也有周期性因素，必须把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变化加以分离，以确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根据现在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断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11%是不够慎重的。按照定义，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或仅有稳定的低通胀）。但是，必须注意通货膨胀不会随着经济的过快增长立即出现，而会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不能等到通货膨胀迹象十分明显时再出台。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
二、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持续性的？是否同时兼具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升的性质？
关于通货膨胀的性质，在近期的很多经济论坛会上，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由猪肉和粮食的供给造成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理由如下：
1.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我们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之后，我们会看到通货膨胀的发生。
2.农产品投入价格普遍上涨，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所有农产品投入价格都在上涨。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看到PPI也在上升，所有这些指标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对通货膨胀的长期性、持续性有高度的警惕。
3.令人担忧的是，在一般老百姓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想去除通货膨胀预期是比较困难的。
4.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速度。
5.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我们还需对相对价格进行调整。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往往会导致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的恶化。
6.当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增长偏快、流动性过剩、金融条件宽松有关，不知是否可以就此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现象。但货币供给速度是相当高的，最近为18%以上，至少可以说通货膨胀和货币的速度过快增长是有密切关系的。
7.一段时间以来，股市非常火爆，房地产市场也出现较热迹象。与此相关，在中国也出现了财富效应。
8.应该看到，全世界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而中国经济是十分开放的，全球范围内价格的普遍、持续上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影响。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升的性质，物价上涨也不仅仅是粮食价格问题，导致通货膨胀恶化的因素也不是一次性的（如天灾）。特别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劳动成本上升—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前的形势同2003年已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通货收缩，现在已经是连续5年高速增长。如果不及早采取行动，抑制通货膨胀的代价就会大大提高。总之，我们应该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前景表示担忧，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把通货膨胀压下去。
三、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换言之，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调整相对价格的余地有多大？
现在我们有许多价格扭曲，该不该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这不是问题，对现在来说就有点问题，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看到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但这种调整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这样，我们就应该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认为是7%。当然，这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但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我觉得应该保持在4%以下。无论如何，只要它超过了4%，就给中央银行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至于我们是否应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当前可能还不太适用，但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心中有一个通货膨胀的容忍度，相对价格的调整的广度和深度就有了一个限度。既不能因为出现了通货膨胀就放弃对相对价格的调整，也不能为了进行相对价格的调整而使通货膨胀严重恶化。
四、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放任的不干预政策？
关于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干预通货膨胀，对资产价格可以关注。笔者认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但在必要的时间，我们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比照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所采取的政策，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另外，不应忘记，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初衷特别是发展股票市场的初衷，是为了改善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不是去创造一个赌场，不是把股票作为财产再分配的途径。如果大家一心一意地投机股票，忘掉了真实经济，企业把资金用来投资于股票，而不是投资于实业，对中国长期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有害的。
五、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曾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说，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率是48.6%。这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投资率我想至少应该是45%。摩根斯坦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先生认为，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国的投资效率比较高，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据有些学者的计算不到2，如果中国的投资效率真是那么高，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不太高。这些观点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对这样一种结论是让人怀疑的。中国的投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周期性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所有的效率指标都会提高。经济增长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糟糕。所以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注意发现它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确实不够，我们应该继续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
此外，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会创造过剩的需求。不久前，有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将会出现通货收缩，因为中国在前一段投资太厉害了，这种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同三所长所指出的，通过通货收缩，吸收了进一步生产的能力，但是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持。但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明显，投资增长过快必然造成当期经济增长过速，造成下一期生产过剩。反过来说，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比较大的经济波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当前，我觉得投资过热产生经济过热（或偏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不能排除在一两年之内，我们会又面临通货收缩。
六、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以容忍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许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通过容忍通货膨胀，甚至制造通货膨胀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贸易顺差就会减少。这种说法是不可取的，这一点必须明确。通过容忍和制造通货膨胀实现实际汇率升值，既不能保持出口竞争力，又破坏了宏观经济稳定，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其他目标是第二位的，对此不应有所动摇。
七、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中央银行特别注意所谓利率平价，中国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保持在3%。于是我们努力在金融市场上培植了这样一种预期。在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预期的前提下，我们十分注意和美国保持3%左右的利差。我们希望这种政策能够遏制套汇套利资本的流入，从而缓解对人民币形成过高的升值压力。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也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基本上是3%，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了3%的幅度，而套汇套利资本的流入似乎也得到了控制。问题是，利率平价是否有可能成为利率政策的指导方针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它在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最后，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着“本国偏向”的问题。3%和5%的升值预期，似乎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许多外国投资者关心的是从资本市场获得20%、30%甚至更高的回报。至少在目前，央行似乎应该根据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来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小，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大，这种投机资本的流入确实有可能增加。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这种流入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时我们可以做三件事：一是加强资本管制，二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三是继续进行对冲。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八、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以此来减轻升值压力？
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个大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实现自由兑换。笔者不认为5年之内我们可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需要强调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因为我们有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问题，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不能把这两种手段混为一谈。另外，用“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取决于对国外资产的需求。中国A股的市盈率明显高于H股，出于在资产市场上获利的考虑，应该说这种需求是比较大的。正因为如此，当“港股直通车”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提前跑到香港买股票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存在着资本对外币资产的一种较为强烈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会降低国内投资者对境外资产的需求，国内资本不愿走出去。这两种力量相互冲突。总而言之，如果不愿意走出去的力量占优势，我们的“宽出”政策恐怕不会太有效。而如果走出去的力量占优势，对于“宽出”的政策，应该考虑三点。
首先，我们进入了自己所不了解的外国资本市场。当然中国银行例外，中国银行是最有国际化传统、最了解外国市场的金融机构，但是对中国一般投资者来讲，特别是对小股民来讲，慌慌张张跑到香港很容易一下子被套住。我们的QDII全部是大幅度的亏本，这样的事实应该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教训。日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日本行走“江湖”三四十年，结果如何？我觉得走出去要慢点，由了解外国市场的人先出去，然后大家再出去。
其次，拉丁美洲的经验是：宽出有可能不但不能减轻压力，反而会吸引外资进来。道理很简单，如果进来的小偷知道出去非常容易，他肯定会进来。
最后，泰国最近的经验表明，门户一旦打开，关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必须事先考虑好，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要轻易改变。撞到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不得不改的事情尽量不要做。
九、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应该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这是一个到底有效、无效的问题。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管制是无效的，但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07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资本管制总体说来还是有效的，其他一些比较严肃的学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相当有效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我们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不想升值，还有资本管制这件武器，为什么不利用它呢？我们应该根据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
十、中国的流动性根源在哪里？
流动性过剩的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供给方，一个是需求方。过剩流动性等于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同样会产生过剩。中国现在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利率为负，而资本市场又提供了快速盈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减少。居民存款被大量提取以购买股票或其他物品。在给定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当公众不愿持有货币而愿持有其他金融资产或物品时，流动性就会出现过剩。2007年8月份之前存在全球流动性过剩，但次债危机发生后，几乎一夜间就出现了全球流动性不足。全球的货币供应量并未减少，为什么会出现流动性不足呢？这是因为投资者不愿再持有任何证券，他们抛售手中的证券，以获得现金。换言之，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流动性不足。为了防止市场崩溃，各国央行立即增加货币供给，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从而避免流动性不足导致的危机。中国前一段时间的情况与此相反，因而造成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央行把干预外汇市场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完全对冲干净，流动性过剩的现象恐怕还会存在（会好一些）。我们可能还记得在1995、1996年的时候，中国的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挂钩，通过挂钩，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这项政策对于当时治理通货膨胀是非常有效的。这项政策对货币供给没有什么作用，但对增加居民持有储蓄存款的意愿（即增加货币需求）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经验我们不应轻易忘掉。
2008年，中国会面临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笔者虽然此前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张，但也会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提出新的政策主张。2008年，我国经济金融形势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但我们更会有不同的政策组合以积极应对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