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萌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04）05-0086-03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04年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13年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 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21年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来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西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外部影响仅仅是促使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方面，西学东渐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仅仅是催生的、间接的作用。从学科萌芽的内因来看，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社会变革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步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无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个方面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首先是颁布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本国经济。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早日实现“富国”之理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教训，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其次是从官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戊戌变法中设立农工商局，清末“新政”设农工商部等。这些与发展实业有关的机构的成立，都组织了力量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强烈现实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变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开办京师大学堂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1902年11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部分对分科、课程、课时、教材以及预备科课程都有系列的规定，如“文学科中史学乃七门之一”，“研究史学之要义皮包含大量经济史内容”，“关于教材日本名经济史，可暂时采用，仍应自行编篆。”[5]（P8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判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从这时就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京师大学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具有直接促动作用。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在东京。”他认为梁启韶与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6]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把一些西方史学及文明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并断言他的“新史学”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西方史学的间接介绍。”[7]（P356）其实，日本东京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源地。大约从甲午战争之后，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开始著书立说，引起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597年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从而促使他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当中国人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吸收了外国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如1907年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1910年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08年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子20世纪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方面分析，不可台蝌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内因主要是指 20世纪初强烈的社会变革，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产生的社会需求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与中国经济史育关著作的相继问世，20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开始认识到研究本国经济史的重要性。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也随之出现。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一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在《中国国债史》一书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国债史，对国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愤历史。此后，1906年魏声和的《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史》、1908年陈家锟的《中国商业史》、1909年陈家锟的《中国工业史》与沈曾荫的《中国实业史要》等著作相继出版。另外，1909年刘师培还在《国粹学报》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的中国经济史专题论文。 1907年后还有工商团体和企业编写的著作出现，如山西同乡会编的《山西矿务档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
分析这些经济史著作，就内容而言，它们都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中某一部门或某一专题的研究，涉及个别行业、企业和地区，叙述比较简单。就目的而言，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探寻振兴中国经济之道。就作者而言，这些著作，多为民间作品，先是个人著作，后有工商团惭口企业编写的著作。在运用理论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有关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比较中国历代户口，使得该文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色彩。梁启超认为，外国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人口论》所论证的人口增长规律，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对中国历代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为后者研究中国人口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历史事实与经济理论的结合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是西方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意味着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可能。从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经济史著作的学术特点来分析，这批中国经济史著作无论是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目的、叙述的方法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经济史，已经开始涉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
四、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中国近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史与专门史。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法颇有见地，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经济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开始出现，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也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有可能关注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看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分析，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也正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对学科整体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办京师大学堂。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中国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中国经济史走进大学课程，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培养了专门人才。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有力地促进子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经济思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流。首先，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史实的理论概括，这种对中国经济史实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可以直接给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发展又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