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流年——从亚特兰大回望奥运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特兰大论文,似水流年论文,奥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96年至今，整整一百个年头。再过二天，第26届奥运会就要谢幕。在这个时候，回首往事，自会感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事实上，今天的奥运会，却已经越来越远离顾拜旦爵士的初衷。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仍然不失幽默感，他们设计的吉祥物居然就叫做“这是什么”。这是不是顾拜旦发出的疑问？
亚特兰大在六年前申办奥运会时，向奥委会展示了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和《飘》。但奥委会没有看透亚特兰大人的潜台词。佩恩的台词是引用了马丁的话：“我有一个梦。”但他的潜台词却是《飘》的男主人公白瑞德的名言：“我不在乎什么！”
奥运会成不了“世外桃源”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美国拒绝参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拒绝参赛。冷战发生在奥运会上叫做“抵制”。东西德国的统一、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苏联的解体、希特勒的强权等等，我们都能在奥运会上找到它们的痕迹。
运动员李丽珊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夺得了第一枚也是最后一枚奥运会金牌；海因斯为解除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南非夺得金牌；……奥运会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永远带着政治的烙印。
尽管萨马兰奇一再呼吁，让世界安静下来，一起来看奥运会。但是从慕尼黑血案到汉城机场爆炸，从纽约空难到亚特兰大世纪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人们不能没有这样的结论：只要这个世界不太平，奥运会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
如果再往前回溯，可以看到有很多因为政治而损害奥运会的故事，它们给很多怀着奥运梦的年轻人一个个终身的遗憾。标枪运动员布鲁斯·肯尼迪就是这样一位不幸的人。1972年，布鲁斯作为参加奥运会的罗得西亚代表团的成员去了慕尼黑，但由于罗得西亚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不允许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1976年，又是同样的理由，布鲁斯又被蒙特利尔奥运会拒之门外。3年后，布鲁斯加入了美国籍， 并再次通过选拔赛取得了奥运会入场券。但因为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他又一次与奥运会无缘。1984年，布鲁斯终于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但这次却无法再把他的标枪投出，因为他这次的身份是体育场的看门人。
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个人及其追求，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但历史最后一定会给人一个公正的答复。1936年，希特勒拒绝同黑人冠军握手，但历史最终淘汰了希特勒，而黑人运动员却在以后的奥运会上一次次大放光芒；韩国马拉松选手孙基祯在柏林奥运会上夺得冠军，却无法看到祖国的国旗升起，韩国报纸把照片上的日本太阳旗隐去， 却因此有8名“涉案人”被捕下狱。1988年，当孙基祯手持圣火进入汉城奥运会的主会场时，他热泪盈眶。
亚特兰大人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百年奥运，是不是也有着和电影《生死时速》里的安妮同样的反省结果：“是不是我们国家炸了他们的国家？”
奥运会成为商业交易所
六年前，人们也许都会有“回家”的期盼：奥运会在百年之后，又回到她的出发点。但是雅典败了，他败给了美国的亚特兰大。“世纪奥运”被美元收购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从理论上和奥运会没有丝毫相干，但现在他们竟要为伍。如果不是CNN、 可口可乐等大公司的总部在亚特兰大，如果亚特兰大不是在号称第一强国的美国，那么希腊人完全能再一次让全人类享受一次精神会餐。
尽管雅典人义愤填膺地声称要联合其他几个申办城市，控诉申办奥运会中的腐败行为。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事实，奥运圣火照样从雅典点燃后，传送到了亚特兰大。
奥运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块硕大无朋的广告板。谁能为国际奥委会挣更多的钱，谁就能取得奥运会。这是现代奥运会的“金科玉律”。二战后的伦敦奥运会（1948年）所有开销只有60万英镑，这与现在的动辄以数十亿美元而论的花费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奥运会曾有经济上的大失败。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是最失败的一次，巨大的经济债务和“蒙特利尔陷阱”的名声，使奥运会几乎声名狼藉。据说，蒙特利尔人至今仍困于债务之中。但是奥运会很快出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美国人尤伯罗斯创造了奥运经济的神话，奥运会实现了“洛杉矶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高额的电视转播费、名目繁多的指定产品和蜂拥而至的赞助，使洛杉矶大赚了2.5亿美元。奥运会从此进入大发利市的新时期。
亚特兰大奥运会大概可算是第一个私人承办的奥运会。一个曾是并不成功的律师佩恩和他的朋友们异想天开，竟真的把百年奥运搬到了亚特兰大，并着力完成赢利5个亿的目标。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商业味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萨马兰奇是这么理解奥运会的商业化的，他说：“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我们从来不提倡商业宣传，我们一直在商业与体育之间寻找平衡。”
而佩恩说得更妙：“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没有违背奥运精神。但我觉得体育不应该排斥商业宣传，如果没有赞助，我们今天的奥运会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做得过分，那就会使得奥运会的赞助萎缩，进而导致奥运会本身的萎缩。”
奥运会首先是国力竞技会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一个“穷人大会”。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只有34个国家的1408名运动员参赛，这是自1906年以来参赛人数最少的一次奥运会。
在这些人中，有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为了使刘长春能参赛，体协兼奥委会董事郝更生到处奔波，才筹得8000华银（约合1500美元）。刘长春在大洋上漂泊了25天，赶到美国，行装甫卸，就参加比赛，成绩当然可想而知。
巴西运动员也和刘长春有相类的命运。他们参赛的资金来源是，必须卖掉随船的5万袋咖啡。可惜，从里约热内卢到洛杉矶， 卖咖啡所得仅够45名运动员上岸，另有13名运动员自己出钱参赛。一个名叫阿达尔贝托的万米长跑运动员，他在开赛前10分钟终于赶到赛场。观众给予了这位最末到终点的运动员热烈的掌声。
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虽然到了赫尔辛基，赛程已过半。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任务：“把五星红旗带到奥林匹克大家庭里去。”亚特兰大奥运会是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最阔绰的一次。光一项饮料的冠名权投标价就达800万元，比四年前高出5倍多。据说中国代表团获得的企业资助多达3000万元。
据外电报道，饱受战争蹂躏的安哥拉费尽周折，才筹到49万美元使33人的代表团得以成行；捷克共和国派出了120名运动员赴亚特兰大， 但其预算也不过75万美元。
职业化进一步侵蚀奥运精神
1988年，汉城奥运会允许职业网球选手参加奥运会；1992年，由职业篮球运动员组成的“梦之队”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今年，奥运会又一次向职业自行车选手敞开门户，足球比赛也修改了队员年龄23岁以下的限制，每支队伍可以有3名23岁以上的队员参加奥运会的足球赛， 这样，像贝贝托这样的世界杯明星也成为奥运会的参赛者。奥运会的职业意味就这样一届浓于一届。
引进职业运动员，本是为了提高奥运会的竞争性和观赏性。孰料，就像放了一条黑鱼在原来宁静安谧的池塘里一样，奥运会出现了深深的裂痕。1992年，NBA的款爷们拒不入住奥运村， 使原本神圣荣耀的奥运村变了味。今年，顶尖职业网球选手以各种理由退出奥运会，再一次使人们意识到奥运会并不是每个人心中的圣殿。
在1896年的第一届奥运会上，运动还带着明显的“人与自然”斗争的烙印。当时的游泳比赛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水温13度，浪高3米， 运动员要得到奖牌首先必须生存。一位游泳冠军这样记录了当时的情况：3只小船把我们带到了海浪涌动的开阔海面上。 我们在全身涂了近一厘米厚的鞋油，抵御寒冷。发令枪响后，我们全都跳入水中，这时小船离开我们朝终点驶去，向裁判报告出发成功。我感到惊恐万分，担心可能会抽筋。求生的欲望远远超过对夺取胜利的渴望。
现代人没有了生存的忧患，却增加了对金钱的崇拜。它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时至今日，人们在津津乐道奥运会金牌的同时，总免不了要谈论其“含金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为奥运冠军们设了高额奖金。这大概是奥运会职业化的又一个特征。
奥运会最大的杀手是兴奋剂
也许是为了表现人类的生存能力，在最初的奥运会上，兴奋剂是被允许使用的。1904年奥运会上，马拉松冠军托克斯·希克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几乎晕倒的情况下，他的教练连续两次给他注射了1 毫克的盐酸士的宁，并给他喝了点法国白兰地，使他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使希克斯成了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兴奋剂使用者。
1964年东京奥运会第一次有了兴奋剂检查，至今已有50余人在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其中以美国运动员居多。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澳大利亚的男子200米跑运动员卡波比安科、 意大利跳高女运动员维利卡以及伊朗的三名运动员、俄罗斯举重运动员米斯科夫伊茨等六位都因为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而被拒之奥运会门外。7月27 日奥委会第一次公布了违禁运动员名单，俄罗斯的一名游泳运动员和摔跤运动员分别因为兴奋剂事件被取消铜牌，一名立陶宛女自行车选手被取消了“奥运会运动员”的资格。7月30日，又有俄罗斯女子200米仰泳选手伊万尼斯卡娅被查出服用禁药。
但在本届奥运会上，人们的注意力似乎不在那些服用禁药的人，人们在留意美国人又在指责谁服用了违禁药物，这是美国人喜欢的“炸弹”。在开幕式上，当中国运动员进场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评论员竟煞有介事地声称中国某些项目的运动员在上届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原因是服用了违禁药物未被查出等等。在上届奥运会上默默无闻的史密斯夺得三枚金牌后，美国人又开始大查她的“家谱”，并指责她服用了兴奋剂。
魏纪中极为愤怒地说：“对中国的影射攻击完全是一种偏见，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些人反对我们。”魏秘书长的话是有依据的，因为国际泳联对中国运动员药检次数比对其他游泳强国多10倍，而自1995年以来没有一例呈阳性。指责中国最凶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但赖利和福奇斯仍然被允许参加奥运会。魏纪中说：“西方国家在药物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这是思想意识的歧视。”
如果兴奋剂成为有些人肆意挥舞的大棒，那么反兴奋剂斗争就丧失了其原来意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玩笑，但还是愿意摘录这个故事：
楠楠是个广州男孩。不久前，他随妈妈去了亚特兰大探望外祖母。他从在奥运村当志愿人员的舅舅那里获得很多有关奥运会的信息。他感到好奇而不解，他这样问舅舅：“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在奥运村喝的是可口可乐，吃的是麦当劳，拍柯达胶卷，打AT&T电话，用IBM电脑， 住佐治亚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宿舍，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佩中国东莞制的纪念章。那么，奥运会的主人到底付出了什么？”舅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便提供了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总部秘书处的电话。秘书小姐在请示了萨马兰奇后，这样回答了这个问题：“聪明的孩子，我们付出的是五个可大可小的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