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外资的近忧与远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忧论文,远虑论文,引进外资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我们必须大胆面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从宏观层面讲，引资规模是有界限的，并非多多益善。外资过多，必然冲击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作法，并未使我们得到多少先进技术。而将国企改革“委身”于外资则更不是明智之举。
关键词 引进外资 价格转移 民族工业 技术监控 金融体制
时至今日，人们已不再怀疑外资能否给中国经济带来好处。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个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进程。从80年代的“三来一补”、举借外债、兴办“三资企业”到90年代的国企海外上市、跨国公司挟巨资抢占大陆以及BOT项目的实施，中国引进外资的成就可谓大矣。不可否认，外资能给中国经济注入生机与活力，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外资一进国门，经济腾飞便指日可待；更不能急功近利，对外资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不管怎么说，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总是要交学费的，轰轰烈烈十几年下来，我们总该心平气和地回首一下走过的路了。我们要实现引进外资质的飞跃，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就必须大胆正视其负面效应，汲取以往引资过程中的教训，这对于处在起飞阶段的经济，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都至关重要。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远比其它类型的要大，故本文专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讨论。
引进外资初具规模 宏观经济左右为难
在1994年，中国便已雄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榜首，并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境外直接投资吸收国。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引资的目的之一是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而且我们的目的似乎也已经达到。
截止1995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5.8万个，协议外资金额390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54亿美元[①]。今年上半年实际吸收外资则达196亿美元。外资虽然好，但并非多多益善，在规模上是存在一个极限的。毕竟，中国市场不是个“无底洞”，况且就目前情况看，国内高达30%—50%的储蓄率已足以支持8%—9%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应该大量引资就很值得商榷了。
人们自然地想到了浪费——在国内储蓄动员不足的情况下，外资大量涌入造成资源配置的双重浪费上且不说高达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束之高阁，单是国内巨额存差数目就触目惊心。1994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1269亿元，各项贷款增加7217亿元，存差（即新增存款大于新增贷款）为4052亿元；1995年又是3617亿元的存差，而1996年1—3月份再出现存差2712亿元[②]。与此同时我们又引进了大量外资，以致于有人发出“钱还是洋人的好”之类的感慨。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沉重的，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不仅无法运用这笔资金，还要支付高额的利息，使本已困难的经营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过多引资会加重未来对外汇利润或还本付息的负担，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从整体上讲，资金丰歉松紧，取决于积累率、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这三个因素。由于投资效率的提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假定投资效率一定的前提下，我国如此之高的积累率，基本上已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资金问题。当然，引进外资可以提升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应该依赖国外资金来源。如今这种局面只能说明我们在资金使用上是低效的。然而有些地方依然热衷于引进外资。例如湖北秣归县为实现“利用外资零的突破”，竞强令本县造纸厂与港商合资生产冥纸；结果鸡飞蛋打，反被人骗走20.95万美元。类似的事情肯定还有，总之国人的“投资饥渴症”已扩散到引进外资中。有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是国内资金难以替代的，故主张继续扩大引资规模。但是我们可曾想到，为什么要置国内资金使用的低效于不顾，不下功夫提高资金效率，反而去指望外资来解决资金缺口呢？看来有的地方引资工作仍是热情大于理智，眼前利益动机大于长远利益动机，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国内资金使用效率继续下降，对外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的恶性循环。
据英国经济学家贝里尔测算，外国资本通常只占经济起飞所需资金的30%左右，过分依赖外资推动经济增长有巨大方便，也有巨大风险。资本原则才是起飞的充分条件[③]。由“双缺口模型”可知，当外资总量超过国内经济发展之需时，必然会产生外资替代国内储蓄的负作用，从而使经济的基础遭到削弱。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这一因素是最根本的且极具破坏力。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外资替代游资的现象在我国已部分发生了。另一方面，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主要来源只能是国内储蓄，外资只能起补充作用。又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外资规模不能突破作为“补充”性经济成分的界限，更不能影响到国有经济的主导主体地位。有的学者以我国吸收外资的人均水平低于东南亚诸国为据，提出使外资在中国市场达到饱合程度，显然是忘记了这一点。
应该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还是相当高的，因为企业投资利润率通常高于银行商业贷款利率，而且西方一些统计事实表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实际资本流入相当少，他们中的大多数资本来自于利润的再投资和当地储蓄。通货膨胀也可算作利用外资的另一个成本。在国内储蓄被闲置而外资又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其中一部分肯定被用于非生产性领域，这部分外资对国内商品流通和物价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撇开外资流入（有通过正常渠道也有绕过外汇管制的）导致外汇储备增多对通胀的影响不论，单从国内配套资金来考察。有材料表明，每投入1美元外资约需人民币配套资金3—4元，于是，1979—1994年外商981.26亿美元所拉动的国内需求应在2943.78亿美元至6868.82亿元之间[④]。有人更计算过，1983—1993年间外资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贡献率为5.62%，1993年高达7.67%[⑤]。同时外资项目普遍存在注册资本额与投资总额的缺口，这一缺口又免不了由国内银行贷款来弥补。据统计，86%的三资企业从国内银行获得贷款，1979—1993年共向国内金融机构举债折合722.18亿美元[⑥]。事实上外资流入规模与通胀率的关系甚密，外资流入较多的年份通胀率一般较高。1988年为引进外资较多的一年，实际吸收外资达102.26亿美元，当年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幅分别高达18.5%和18.8%，远高于1987年的水平。1993和1994年亦如此，1993年的389.60亿美元“换来”了13.2%和14.7%，1994年的432.13亿美元则对应21.7%和24.1%[⑦]。此外，外资企业的高价进口行为对国内各类商品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刺激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尽管决定通胀的因素有很多，但就以上分析可以肯定，外资大量、持续流入对通胀确有推波助澜之效。
如此看来，外资需要利用，内资更需利用；并且，只要有内资，就尽量不要用外资。而这一道理在前些年，我们认识得并不清楚。
上面提及外商投资企业的高价进口行为，这便涉及到了转移价格问题。在我国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有的外企帐面盈利能力居然比国企还低，而1／3以上的三资企业则是亏损，部分地区亏损面达50%以上。1991年北京市769家开业的三资企业中有492家亏损，亏损额8.34亿元。到1993年底，广东省开业的三资企业自报亏损额39亿美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不少三资企业累计亏损已超过其注册资本，可他们非但不破产，反而还在继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这其中的“猫腻”就是外商利用了转移价格，将利润汇出国门。且不论外商投资时的设备高报价，仅生产中进口原材料一项，我们的损失就是数百亿美元计。据调查，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商品进口价高于全国平均价50%以上的有62个品种，高出75%的有17种，高出100%以上的有6个品种，1993年三资企业的进出口逆差达165.9亿美元，谁又说得清其中有多少是转移价格所致呢？“高进低出”自然使企业帐面亏损迟迟不进入盈利年度，这样不仅可以少缴甚至不缴所得税，而且转移出大量利润，带给中国的则是资本实际流出比帐面形式表现的资本流入更多。资料表明，仅外商用“高进低出”手法移走的利润一项，即超过外商对华实际投资额[⑧]。而且此类行径在外资企业中一直就没停止过，不仅中小外商投资企业这么干，大型跨国公司也如法炮制。
环境保护也属宏观问题。在引资过程中，我国政策的一个突出失误是忽视环保，结果三资企业对我国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据外经贸部统计，1991年港澳台对大陆投资的10614个项目中，高污染产业企业达2378家，金额20.96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港澳台对大陆投资企业数的22.4%和金额的23.5%[⑨]。所投资建厂主要污染产业有橡胶、塑料、印染、制革、电镀、造纸、电沁、制鞋以及五金矿产等。另据报道，因黑山羊肉在日本受欢迎，不少日商便来我国合作发展养羊业，内地某省因每年生产并出口大量黑山羊肉而大发其财，对此，北京农学院陈济生教授怒气冲天：“他们爱吃，为什么自己不养？”原来山羊对植被破坏能力极强。因此，发达国家都在限制山羊养殖。环保是关系人民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如果听任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我们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宏观问题还很多，诸如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域分布不均衡等等，这里不再赘述。虽然我们不能用“过多过滥”来形容外资规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已经到了必须加以控制的时候了。
如此大规模的外资，除了在宏观层面上的许多问题外，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从效果看，如果资本的持续流入并未大幅度伴随着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出口结构的优化和贸易收支的改善，那么则意味着国内市场的被占领或债务危机的发生。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工业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
民族工业身陷困境 国内市场频频失守
世纪末的民族工业，着实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以前外资还没有这么多时，我们的企业只需与进口商品作战（而且还有国家的保护）；如今关税下调，外资大举入侵，使民族工业腹背受敌、危机四伏。1992年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外资便瞄准了中国这块仅剩的尚未开垦的巨大市场，运用包括购并、控股合资在内的多种手段加紧抢占中国市场。
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中国的大多数行业，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西方公司把持着市场领袖地位，其中尤以轻工业和电子工业为最。化妆品行业800余家企业，至1994年初已合资者达150余家，外方有美国的P＆G，英国的联合利华、旁氏等，合资企业销售额已占全行业的1／3左右。高档照明灯具业则面临被跨国公司吞并瓜分的危险。洗涤剂行业除了活力28孤军奋战外，其余各企业几乎都攀上了洋亲戚。在传呼机与移动通讯市场，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已凭借自身技术实力占有70%的份额。医药部门十几家大型合资企业，外商控股的有8家。轮胎行业早已成了“中策”的天下。啤酒行业更是合资的合资、拍卖的拍卖；北京地区原有7家啤酒厂，现仅剩下“燕京”与“洋”啤独斗。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我们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猛烈进攻下，反而退避三舍，着实令人不安。近来人们议论颇多的品牌之争，不仅反映了外资对中国企业和市场的“司马昭之心”，更暴露出我们在引资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失误，而且正是这些失误才给外资大举进犯造成了可乘大机。究竟是谁最先在合资中使用洋品牌已无从查考，不过一些地方引资心切，以引资数量论英雄，部分企业贪图小利而丢掉民族品牌的事情实在不算少数。前些年的“靓女先嫁”就是一个极坏的典型。不能否认，我们的民族工业技术不高、资金紧张，但这绝不能成为将其“嫁”掉的理由，至少这样做是缺乏搞好民族工业信心的表现。
就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竟有人以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为由，认为再强调民族经济已不合时宜，认为国产品牌乃行政保护之产物，是“先天不足”，在市场竞争中败给外商合情合理。抱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暂且不论其代表哪个利益集团，单从这些提法来看，其“理论”显然是荒谬而有害的。
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并未削弱国家间的竞争，反而因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多而更激烈、广泛。表现在国际投资领域，即为各经济主体为争夺自己的利益而抑制他人的利益，即在既定的市场容量里，力争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而抑制竞争对手的占有率；在一定的利润生产能力中，竭力扩大自身的收益份额而抑制分享者的收益。一言以蔽之，竞争的焦点便是经济支配权。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现代企业股权分散化的结果是“民族工业不再是由100%的民族资本建立”，但他们可曾看到，企业的控制权乃至经济支配权是掌握在谁手中，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又听命于谁呢？各国经济总是在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发展更快的国家往往是相对于其人口和资源能占领更多本国和他国市场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因为有了强大的民族经济，才牢牢在掌握了经济的支配权，不致于使国内市场被外人瓜分，进而有能力占领海外市场。在当今这个国力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各国民族工业能否兴旺发达，与取得世界市场上的支配权有很大关系；而能否掌握关键技术、生产最重要的部件、能否具有独立的技术开发能力、重要产业和企业是否在己方控制之下，仍是衡量一国民族工业实力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外商投资引起的市场占有、商标选用、股权分配、经营安排，如果一概采取不在乎的态度，认为反正经营者站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受我国法律管辖，都算“民族经济”。这样必然堵塞人们认识经济支配权的思路，导致我们在昏昏然中逐步丧失经济支配权，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民族工业既未在出口导向工业中树立起国际形象，又未在进口替代工业领域有明显起色，甚至还丢掉了一些我国能够生产（甚至生产能力过剩）、比较有实力的产品市场，这不得不说是引进外资的悲哀。实际上，引进外资并不等于利用了外资，弄不好反会被外资利用，外商利用的是我们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利用的是我们巨大的市场。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可口可乐、和路雪抑或是摩托罗拉中文传呼机？
据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尽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占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尚不足8%，却已有2／3的出口产品最终来源于这些企业。这是否说明了外企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呢？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这其中隐含的却是另一个事实：中国企业正充当着外国大公司全球经营网络中简单加工厂的小角色。我国服装业中有许多合资厂就作为跨国公司的卫星企业从事定牌生产，而外商的收购价只有国际市场售价的1／10甚至更低。丰厚的商业利润与中国似乎无缘。现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多标有“Made in China”的产品，但商标却是外国的；这样的产品只能是“在中国制造”，而不能算作“中国制造”。因此虽然我国已成为某些产品的出口大国，但这些产品的出口大部分由外资控制，并且替代了一些内资企业产品的出口，恶化了我国在这些产品上的贸易条件，使我国从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获得的利润未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当然，我国大型骨干企业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合作将是今后引进外资的主流，但一方面跨国公司已经分割世界市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因此，欲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发展出口导向工业而扩大出口，困难重重。途径只有该跨国公司从自己所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中划出一块，这无异于虎口拔牙。
进口替代工业更不必说。轿车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过硬的民族品牌，合资品牌总有点洋味。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行业的外资控制也不弱。总之外资对市场的控制早已使国内企业丧失“边干边学”的机会，更谈不上与之竞争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一些民族工业本在国内占优势地位，由于缺乏足够重视，由于地方本位主义等诸多原因，我们已将这些市场拱手相让。比如啤酒行业，我们的技术水平并不低，却非要纷纷傍老外，而且还换上别人的品牌，国内企业完全为外商作了“嫁衣”，去给洋品牌“保值增值”，使国产品牌这一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付诸东流。于是内资企业接连陷入困境，国产品牌纷遭冷遇，像“美加净”、“高富力”之类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国人警醒吗？
有人称，没有真正的民族品牌，经济上就只能处于从属和被分割的地位。这话不无道理。外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是三步曲：第一步输出商品；第二步输出资本；第三步输出牌子，这第三步尤为厉害。其实还有更厉害的第四步，即买断发展中国家最具实力和潜力的品牌。此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在眼前难以取得竞争优势，而且未来也很难主宰国内外市场。这绝非危言耸听，来华投资的厂商，不正是沿着这条路一步步地侵蚀着我国的某些市场吗？
外商还企图从新产品开发、广告、包装等多方面打垮拒不屈从的民族品牌。也许有人会以外资企业的产品质优价廉、款式新颖为由认可洋品牌对国内市场的控制，但我们应该知道，垄断资本的天性决定了它最终要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的。为了挤垮民族工业，外商宁可亏本几年也要以低价竞销的方式抢夺市场。几家外商采用近期赔本占领市场的方法欲搞垮活力28即为明证。一旦其垄断地位最终形成，必然会变本加厉，不仅随心所欲地制订垄断价格，从消费者身上榨取更多利润，而且也不再考虑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改善服务等活动。如今，在胶片行业倘若不是乐凯奋力抗争，国人恐怕会为消费洋胶卷多“破费”一倍的钱。外商对乐凯恨之入骨，誓要将其收归旗下，而乐凯面对外商的控股合资岿然不动，着实令人钦佩。然而在某些行业，外资企业漫天要价的局面似乎已经形成。君不见，现今合资品牌的“洋”药价格之高已令不少人无力问医而望药兴叹。中国人，难道非要等到外资完全垄断国内市场时才意识到发展独自的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吗？！
现在看来，那些指望单靠外资来拯救中国企业，并最终打下国际市场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其代价是丧失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甚至是部分经济支配权，实不足取。如果不对我们的民族工业实行适当保护，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外部竞争的压力，而且连应有的改善和发展机会甚至生存权利也将彻底丧失。我们的邻居韩国，当初不让外商直接投资染指国内重要产业，初衷就在于惧怕这些事关民族经济振兴的支柱受制于外国资本。他们当时尚有这种忧虑，今日我们为何没有恐惧？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发展民族工业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将自己的经济发展委身于外国资本，是十分愚蠢和危险的。我们不能关上国门，发展民族工业也要利用外资，但那主要应以间接融资方式独立自主地完成；为此，国家的适度保护和大力支持至关重要，我们要集中力量，创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才能无愧于子孙后代。可喜的是，政府和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广州黑妹牙膏、上海张小泉剪刀拒绝外商控股合资便表明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与信心。
对于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有人还有个想法，以为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能提高民族工业的技术水平，能引进先进技术，故“以市场换技术”应该大力提倡。然而笔者实在不明白这其中的传导机制，始终弄不懂外商带来的技术先进几何，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实际上，以前所倡导的“以市场换技术”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引资诚可贵 技术价更高
当初，我们确定利用外资链条之一是：利用外资——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扩大出口——提高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九五”时期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向21世纪的一些主导产业或重化工业是否一定要靠合资才能占领未来市场的制高点，还须认真商榷。如今我国企业对国外产业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还很薄弱，同时外商又多对关键技术实行保密。因此，我们的“以市场换技术”便大打折扣，恐怕是让出市场却没学来技术。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7%，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于是引进新技术与装备就显得十分重要。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依靠引进技术，然后再以100%国产化过程来发展本国先进工业部门的道路现在看来已经行不通。而吸引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十余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取得的成绩与期望值相差甚大。根据调查的情况推算，引进80年代技术的企业不超过外资企业总数的1／3，引进70年代技术的亦占1／3，尚有不少企业引进的设备实际上是60年代以前的，只是外商不予言明而已，而引进90年代技术的企业实在是凤毛麟角[⑩]。
改革开放之初所引进的港澳台资本，绝大多数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最终产品加工组装型产业，既无先进技术，更无高新技术；而且，即使是这类传统低档次产业，其零部件特别是关键零部件亦大多在投资者母公司生产，中方很难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更谈不上掌握其包含的工艺技术。论技术水平，此类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尚不及国有大中型企业，这种情况在轻工、纺织、化工行业相当普遍。那么跨国公司又如何呢？当今世界，3.5万家跨国公司及其17万家子公司控制着全球80%的新技术与新工艺，把持着70%的技术转让，他们会对中国慷慨解囊吗？否！外商控制的技术，像可口可乐的配方，洋人是不会给的。须知，跨国公司已不是我们已经打过交道的三资企业的简单扩大，他们虽在华投资建厂，但往往对其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监控以防其扩散。为此许多跨国公司以绝对控股的形式进入中国，而且企业中较高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基本上来自母公司。他们还会在技术转让方面附加种种苛刻条件，并且很少考虑把中国作为技术研究开发场所，包括某些有名气的大跨国公司也只是将一些淘汰的技术转移过来。以国产化步伐较快的桑塔纳轿车为例，如今该车87%的国产化率，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国自己的科技工程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外方转移技术微乎其微(1)。而北京吉普的国产化进程则由于外方的控制而变得异常艰难。另外，高新技术领域的尖端技术，更非兴办合资企业所能获得。
这一方面说明了外商在技术转让方面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更暴露出我们在先进技术吸收、消化和创新上的严重不足。大量事实表明，外商绝不会给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技术输出是以削弱和控制我们的民族科技及抢占我们的技术市场为前提。他们希望我们沿着“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走下去，永远成为外国二流设备和生产线的销售市场，永远跟在后面爬行。因此那种以为合资就会带来先进技术，中方就“理所当然”地得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试图通过合资来引进先进技术无异于与虎谋皮。然而这些年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创新工作做得很不够，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究其因，乃是有关方面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缺乏长远规划与统一部署，尤其缺乏科学的、有计划的、连续有效的组织。在指导思想上重生产线和技术设备购买，轻技术知识掌握，结果安装投产的国外生产线一条又一条，却几乎没有几家准备对其进行吸收消化创新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成套设备和生产线外商都可以给我们造，而我们自己勿需掌握什么制造此类设备的工艺和方法，简直荒谬愚蠢之极！
“以市场换技术”反而使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脱节，这一事实不免让人反思：我们“免费搭车”的技术进步之路，究竟是外资与外技结合推进，还是分道扬镳？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就值得借鉴。他们并未以合资形式引进技术，而是举债购买技术，而且既重视引进软件，又善于消化吸收，并重点用于重化工业和支柱产业，堪称技术引进的楷模。
从长远看，“以市场换技术”实属权宜之计。事实上，随着我国不久将加入WTO，除少数行业继续得到保护外，国内大多数行业迟早都得对外开放，届时我们将不再拥有可用来换技术的市场了。
国企改革长路漫漫 外资嫁接饮鸩止渴
现在各个地方之所以对外资有强烈渴求，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绕过国企改革的“硬核”，避重就轻。不少地方、部门对改革国企老大难问题信心不足，企图借引进海外资金、技术来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便出现了国企被成片“嫁接”的现象。各级地方政府的权限亦不断扩大，有的地方甚至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法，上亿美元的项目均可分解自行审批，而且审批速度出奇地快，实际权限比国家计委还大。像泉州和大连那样大范围出售国企的重大行动，事先都未向主管部门打招呼！
不可否认，国企的弱点在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但国企改革的困难似乎不在于此，体制弊端才是症结所在。至今我们的国企仍是“四负企业”（厂长负盈、国家负亏、企业负债、政府负责），而政企不分、缺乏自主经营权正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但这一点，显然不是靠外资这一外部因素可以彻底解决的。况且合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某些科学作法，例如精简机构、严格岗位责任制、加快技术改造等，这类办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与三资企业并无必要联系。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外资嫁接并非如我们所设想那样“药到病除”，甚至往往事与愿违。外方合资通常总是寻找有一定技术水平、产品有一定市场占有率、效益好的骨干企业，有的干脆只与国企的一个效益高或有潜力的分厂、车间合并，只把青年职工、技术骨干拉走，原企业的债务和离退休职工一概不管；而且普遍寻求控股，即使一时不能控股，也要采用签订合约、在经营中蓄意制造亏损拖垮中方、增资扩股稀释中方股份的手法最终获得垄断特权。外商对于效益差、负担重的国企则少有问津，而这类企业恰好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些国企领导对此忿然不平：“如今不合资是等死，合资是找死，这样下去国有企业必死无疑！”可某些学者居然援引科斯定理，认为国企“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只有通过合资才能成为产权明晰的有活力的现代企业。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国企全部合资之日，便是国企机制或体制改革完成之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倘若国企全都“嫁作洋人妇”，公有制的支柱岂不垮了吗？
应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重视不够的，在制度上也尚未营造一个有利于国企发展壮大的良好环境。且不说对外资的“贵宾待遇”导致越来越多的国企一方面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又异常渴望通过合资得到“提携”，单从我们的金融体制来看，国企显然就是个不幸者。外国资本可以趁国企过度负债之危，用杠杆兼并的方式实施廉价收购；而封闭和僵化的金融体制造成即使是优势企业也缺少兼并手段，因为国内银行并未设置购并企业的贷款，同时金融体制也缺少一种能允许优势企业为购并企业而发行债券的开明政策。这样便在体制上给了外国资本蚕食和吞并优势国企一个难得的机会！
总之，外资嫁接并非国企改革的理想出路，选择外资嫁接最终只能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从各方面讲，中国不可能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利用外资的根本目的，不仅是振兴民族经济，而且要更快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
由是观之，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引进外资虽取得举世嘱目的成就，但与我们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宗旨和预期相比，这些成绩还是较初步的。另一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事业中又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经济效益不够理想（包括盈利效应、技术效应、出口效应、环境效应等）；二是对我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主体地位构成威胁，国内市场也遭受严重侵蚀。一个效益、一个主权，这是目前我们引进外资中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要在今后引资中切实贯彻“积极、合理、有效”的方针，国人必须敢于正视这两个问题。依笔者所见，以下三类举措的实施势在必行：加速制度完善（优化投资环境、实行国民待遇、推进配套体制改革等）；加强统一规划（把握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巩固公有制地位的关系等）；严格规范管理（力戒地方本位主义、加强对已有外资企业的监管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期待着中国能兴利除弊，将利用外资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盼望着中国经济在引进外资的风风雨雨中成熟起来，傲然屹立于21世纪！
注释：
①穆红：《“八五”固定资产投资综述》，《中国投资与建设》1996年第4期。
②陶士贵：《内外资协调使用有问题》，1996年6月28日《经济学消息报》。
③钟伟：《我国外资利用方式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4期。
④房汉廷：《外商投资效应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5期。
⑤李衍龙：《我国利用外资的投资效应及其构成问题》，《经济学家》1995年第5期。
⑥徐艳梅等：《对中外合资企业作个剖析的时候到了》，《中外管理》1996年第6期。
⑦参阅有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⑧⑨国家计委课题组：《中国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问题研究（上）》，《管理世界》1996年第2期。
⑩孙南申：《三资企业技术引进的分析与对策》，《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6期。
(11)国家计委课题组：《中国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问题研究（下）》，《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