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传播在舆论形成中的主导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主导作用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近年来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导向问题，多次指示新闻宣传部门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在现代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传播在社会舆论形成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研究新闻舆论导向问题，首先就要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应该研究新闻传播影响舆论生成的过程。
新闻传播与舆论三要素
舆论是公众对现实问题表示的具有支配力量的集合性意见。它的构成包括三个要素，即公众、事件（或问题）、意见。这三个要素恰恰是新闻传播的对象和内容。
公众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种传播能比得上新闻传播的广泛性，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种经济条件、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从新闻传播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新闻传播又具有公开性，它虽然或屈从于权力或服从于法律不能作到有闻必录、有闻必传，但对一旦选择定了的信息则公开传播，对任何人都不保密。大众传播的名称本身就说明它是公开面向公众的行业。至于某个传播媒介受众的多寡，则由它的传播范围和传播质量决定。可见，新闻传播的受众就是社会舆论的公众。
事件（或问题） 公众一定针对某个事件（或问题）才能展开议论，从而形成舆论。一个重大事件，亲眼目睹它的人是有限的，是新闻传媒将事件送到受众的面前和耳中。事件——传媒——受众，组成了新闻传播的基本过程。新闻传媒每天不间断地为受众提供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中，自然包括能够成为公众议论的事件或问题。这是因为：新闻价值要素中的接近性要求新闻报道必须接近生活，接近实际。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件最容易形成社会舆论，例如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事件，一经报道就会在全社会特别是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群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使得虽然离群众切身利益较远而涉及民族利益的事件也能引起公众关注，例如非法进口“洋垃圾”事件，一经新闻传媒“爆光”，便能引起全社会瞩目。新闻价值要素中的重要性要求新闻报道注重社会“热点”问题。而成为社会“热点”的问题必然是某个时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例如某个时期的社会治安问题、党风问题等等。总之，新闻媒介传播的新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舆论赖以形成的事件。
意见 有公众有事件没有意见也形不成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舆论就是意见。新闻媒介传播的新闻虽然并不是全部带有倾向性，但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带有倾向性的，这叫做“事实说话”。而带有意见的新闻事件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请看1980年7月22 日《工人日报》的一则新闻，其标题是：
严重违章指挥 造成重大责任事故
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
死亡72人 损失3700万元
仅看标题倾向性就很明显。再看消息主体，绝大部分是在陈述沉船原因，意在揭示官僚主义“瞎指挥”的弊害。临近结尾处有这样一段：
该局的干部、工人、家属对这次重大事故反映极为强烈，认为这次事故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领导上长期不重视安全生产、不尊重科学、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必然结果。而该局领导却不如实报告真实情况，竟用“突遇十至十一级大风，不可抗拒”的错误结论，强行统一思想，欺上压下，企图掩盖矛盾，推卸责任，并且给事故调查设置许多障碍。职工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对事故主要责任者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他负有重要责任的有关领导，也要按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消息见报后，社会舆论哗然，石油部一位副部长引咎辞职，其他责任者也受到应有的制裁。该事件在国外也引起震动，被列入了1989年世界大事件之一。
新闻传播影响社会互动的过程分析
传统舆论学认为舆论的形成包括三个阶段：事件发生（或问题出现）→社会互动→合意达成。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互动是关键。
如果舆论形成的社会基础非常坚实，新闻媒介只需一次介入，导火索即被点燃，舆论即可生成。但更多情况下，新闻媒介必须以其强大的报道力度，社会互动才能启动并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直至合意达成，形成舆论。
1987年5月3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直到5月9日，《人民日报》才在一版最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一则短消息——《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严重火灾》。10日和11日，没有任何报道。可见，新闻媒介起初并没有影响舆论的意思，只是报道信息而已。然而，从12日开始，随着大火的蔓延，《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突然加大了报道力度，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报道， 直到6月5日大火被彻底扑灭。火灾报道，牵动着亿万群众的心。在那20 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及我周围的人们大部分的话题都在谈论森林大火。李佩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文《大森林，我的大森林》，代表了公众的这种情绪：
你怎么样了，我的大森林？
这些天来，你使我日夜不安。我天天从报纸电视上注意你起火的消息，有千军万马在那儿为你浴血奋战，但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多想立刻飞到你身边，亲手为你扑打火焰，直到那最后一缕烟云消失……
无情的火焚烧着你，也焚烧着我的心啊！
新闻媒介通过自己的报道，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互动，恐怕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但这还是舆论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情绪成分多于理性的成分。
从6月7日开始，社会舆论进入第二个阶段——理性阶段。是什么力量启动了这种发展？还是新闻传播。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四篇文章和一幅照片，主题集中在对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上，文章的题目依次是：
消息：
讨论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处理问题
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撤销杨钟林业部长职务
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万里田纪云薄一波在会上讲话
决议：
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重大事故的处理意见
评论：
坚决持久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讲话：
田纪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
扑火胜利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大火事故一定要严肃处理总结教训
希望有关地区和部门再接再厉抓好四项工作
《中国青年报》在这一阶段发挥的作用不能低估，除连载李树喜的《火灾忧思录》长篇报告文学外，还发表了本报记者采写的三个长篇通讯，它们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至此，亿万公众对森林大火的焦虑心情被讨伐官僚主义的呼声所取代，一次由新闻传播引发而上升到理性成分的大规模的社会舆论最后得以形成。这是现代社会新闻传播在社会舆论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范例。
如果说围绕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事件形成舆论的过程，可谓无冲突社会互动，即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的话，那么，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北京风波”，却是在有冲突社会互动中发生的。一开始，学生游行只发生在北京个别大学校园，支持动乱的并不占多数，然而为什么形势急遽逆转，最后导致成一场“风波”呢？原因在于从众现象的发生。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是产生从众现象的两个原因，恰恰是这两种压力在“北京风波”中发挥了作用。
前面说过，有关外界的信息，我们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了解的。我们之所以遵从别人的意见或仿效别人的行动，是觉得他们的信息有助于我们，越是有权威的消息来源我们就越愿意遵从和仿效。1989年5 月13日，当一些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后，中央新闻机构在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导向，大量发表鼓动动乱、声援学生的所谓“纯客观”报道。一时间，一边倒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在有权威的新闻机构的信息压力下产生从众行为，加入了动乱的行列。
人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适应环境的行为，个人不愿意被称作越轨者和“不合群的人”，人最害怕孤独。为了防止因孤独而受到社会的“制裁”，个人便会东张西望，如果发现自己处于多数地位，便倾向于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反之，往往会屈服于群体规范而从众，或者保持沉默。“北京风波”中，各新闻媒介的“声援”报道，使受众产生这就是“优势”意见的效果，而动乱的升级，范围的扩大，则迫使一些人觉得自己再不行动，有可能成为落后分子。如果分析“北京风波”参加者的成份，被裹挟的人恐怕是绝大多数，这就是所谓的“形势所迫”。而这个“形势”是新闻传媒所为之。
关于利用新闻媒介“制造舆论”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出，新闻传播与社会舆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并在舆论形成中起主导作用。那么，就有必要论及利用新闻传播“制作舆论”的问题。
据社科院新闻所研究员陈力丹先生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使用“制造舆论”一词有近20处，“除一处是指在原有舆论基础上扩大这种舆论外，其他都带有批评的意味，指舆论控制者将自己的意见反复宣传而冒充为公众的意见。”〔1〕
人民的领导者在推动社会进步中需要舆论的支持，由于他们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只需通过交流信息的形式影响舆论即可。而反动的统治者，除利用专制统治外，在谋求大的举动时，同样需要舆论支持，但由于他们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便只有通过制造虚假的事件来迷惑人民，从而制造舆论。譬如，上台不久的希特勒，为了建立独裁统治，发动世界战争，精心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1933年2 月27日晚，一群纳粹冲锋队员点火焚烧了国会大厦，希特勒政府马上发表公告，反诬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所为，是共产党发动的武装暴动的信号，并以此为借口，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正在德国的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短期内，约20万人被投入监狱。至此，“国会纵火案”舆论制造成功。3月， 希特勒正式宣布取缔共产党，并签署法令，规定对个人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限制结社、集会自由，限制出版自由，限制表达和坚持个人意见。制造的舆论又为法西斯统治推波助澜，在宣传部长戈培尔“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荒谬主张的指导下，他们利用传播媒介大肆宣传，蛊惑人心。终于，希特勒完全征服了德国。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 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世界人民推向苦难之深渊。
从历史上发生的“制造舆论”的现象分析，“制造舆论”至少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其一，封闭的社会，新闻传媒被野心家篡夺，只发出一种声音。由于种种原因，8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封闭社会，制度不可能健全，这便为野心家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温床。1976 年4月，北京十几万人自发集会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这本来完全是革命行动。然而，次日，被“四人帮”把持的新闻传媒一致声称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反革命活动。由于没有其它声音，外地群众便信以为真，各地声讨反革命活动的集会纷纷举行，新闻传媒一浪高一浪的予以报道，恶性循环，众口铄金，反动舆论即被制造成功。试想，如果新闻传媒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多种声音，这种靠不容分析比较的信息形成的反动舆论何以能够制造出来？
其二，低下的国民素质。愚昧便盲从，缺乏分析能力只能随波逐流。纳粹制造的高贵的普鲁士民族，低贱的犹太人种的舆论，有什么科学根据？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向共产主义发展而去，阶级斗争只能越来越缓和，直至消失，怎么能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细细想来，舆论制造者并不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人们之所以深信不疑，原因应主要从自身去寻找。马克思在谈到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时指出：“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意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2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它的发动靠大造舆论，开展靠的也是大造舆论。中华民族的这一劫难决不是由于疏忽而遭受了偷袭。如果仅仅将愤怒一古脑儿地施放在林彪、“四人帮”几个衣冠楚楚的野心家身上，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自己又该接受什么教训呢？
但愿中国不再有制造出来的舆论，但愿我们的新闻传播媒介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目标。
注释：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开明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94页。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