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法通行起来
◎李维明
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硬性约束的情况下，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增长质量的科学体系与方法。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消耗或重污染产业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往往被高估，而注重投资于资源高效利用或致力于污染减排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
一
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国际可比生产率指标对于评估一国经济表现至关重要。为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经济学家往往借助于全要素生产率（MFP），这一指标已被政府和研究机构使用了50多年。MFP衡量的是经济产出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变化来解释的剩余部分，主要反映的是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对比劳动和资本产出与GDP之间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或效率提升在推动一国经济产出方面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具有四个特征：一是概览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总体概况。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一样，国家层面的MFP在产业或微观经济层面汇总了潜在的重要差异。二是回顾性。这由其基于历史数据来衡量一国既往经济表现所决定。为此，对任何一国增长前景的判断，须充分考虑其未来经济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三是敏感性。在经济衰退期，MFP可能会出现失衡性下滑。通常而言，从更长时期来分析MFP增长趋势或将MFP表示为在产出增长中所占份额，将有助于减缓这一影响。四是相对性。MFP衡量的是生产率随时间的增长状况，而非现状水平。因此，在解释这一指标时，不能将其与对GDP水平的贡献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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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般而言，其核算仅以劳动力和生产资本作为要素投入，以GDP作为产出，并不能全面反映自然资源投入和为污染减排所付出的努力。而在评估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前景时，遗漏环境污染排放和自然资源使用因素，势必给决策者带来误导，并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政府决策。为此，需要对生产率测度指标作出调整。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资源的国家收益已反映在GDP中，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其作为投入要素的利用状况；同时，污染减排成本虽已反映在增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投入中，但污染治理的产出同样未予以充分考虑。
二
一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差别很大，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BRIICS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南非）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核算过程需要识别增长动力的源泉，涉及劳动力、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以及上述因素不能解释的增长份额（即EAMFP）。这四个要素的总和就是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过去20多年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差别很大。比如，劳动力不足是制约日本和拉脱维亚等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对生产资本投资的持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土耳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而自然资源开发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等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此外，生产率的提升则解释了德国和芬兰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
与传统MFP相比，EAMFP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更强的包容性上，它不仅考虑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投入，还考虑自然资本投入；不仅衡量GDP产出（理想产出），还拓展到衡量污染产出（不良副产品）。这一拓展不仅有助于准确识别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有助于对经济绩效和未来增长前景作出更为科学的评估。
核算结果显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等国的自然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了很大份额。这引发了人们对一些资源依赖型国家能否长期维持过去增速的担忧。同时还应看到，在英国、匈牙利和丹麦等，自然资本投入的减少是通过增加其他要素投入（如劳动力和生产资本）或提升EAMFP实现的。
根据《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2016），经合组织对原有核算框架做了五个方面的改进：一是拓展完善了原有生产率核算框架和方法论，提高了指标解释的简易性——目前以与GDP增速直接可比方式表示，增加了对EAMFP含义理解的直观性。二是拓展出“自然资本贡献的增长”（测度的是目前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基于环境因素的产出增长调整”（测度的是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换取）两个相关指标，为深入分析经济增长来源和长期前景提供了支撑。三是基于国别间差异化的污染弹性系数估算，进一步完善核算方法，进而以具体化的国别评估来更好地反映环境问题。四是核算账户由之前仅涵盖3种类型空气污染物拓展到8种，包括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同时地下资源资产增加至14种，包括硬煤、烟煤、天然气、石油等化石燃料和铝土、铜、黄金、铁矿石、铅、镍、磷、银、锡、锌等矿产。五是核算区域也由之前涵盖25个国家拓展到目前的所有经合组织和G20国家（46个国家），并将核算期由1990-2008年拓展至1990-2013年。此外，EAMFP还可以贡献于更为广泛的生产率分析工作，也有助于推动经合组织国家一系列生产率指标的进一步绿色化。
目前，EAMFP核算框架仍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经合组织的目标是实现指标的年度测算和数据的及时更新，并且逐步覆盖所有国家；同时，还会将其应用到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指标报告以及一系列国别研究中，如《经合组织经济调查报告》和《经合组织环境绩效评估报告》等，这些都将为政策的相关性评估提供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经合组织未来工作重点将紧紧围绕如何应对目前数据缺口等挑战来展开，如可投入更多精力去开发完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等。
纳他霉素也可在发酵过程中添加，抑制杂菌生长，促进优势菌群生长繁殖。韩德权[33]将纳他霉素应用于酸菜发酵过程中，酵母菌、霉菌等杂菌的生长被抑制，而乳酸菌生长不受影响，使产品香气明显改善，酸菜的感官品质明显提高。
三
分析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特征。
为更好地把握环境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合组织迈出重要一步，开发了国家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称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参见《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2016）。该核算框架将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分解为不同要素投入的贡献，包括劳动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以及EAMFP增长。作为广义经济生产率指标，EAMFP增长衡量的是在考虑自然资源消耗和不良环境副产品产出的同时，一国从一整套既定投入中获得收益的能力。
不难发现，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而BRIICS国家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持续增加。以中国为例，如图1所示，两条线之间的间距代表了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间距越大，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越大；间距越小，则代表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因此，从长远看，需要缩小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更多的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然而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EAMFP增长非常快（远高于同期OECD国家水平），到1995年之后基本接近于经合组织国家水平。
图1 1991-2013年中国与经合组织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与EAMFP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图2 1991-2013年经合组织和G20国家MFP与EAMFP对比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从表2的数据统计来看：游览次数分布比较平均，占比最多的是2次，占35.03%。游览时间最多的是周末和自由时间，均占比39.25%。游览目的首要的是陪伴小朋友及家人，占比53.7%；其次是休闲放松、舒缓压力，占比37.85%。信息获取渠道主要通过熟人介绍、网络信息、旅游宣传册和电视广告，四项合计占比87.45%。
二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消耗或重污染产业的国家，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往往被高估；而注重投资于资源高效使用或致力于污染减排的国家，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从长期看，提高生产率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唯一途径。传统MFP是EAMFP核算框架在不考虑自然资本投入和环境治理因素情况下的一种特例。对比MFP和EAMFP核算结果不难发现，在产出增长严重依赖自然资源消耗或重污染产业的国家，如中国、韩国、俄罗斯等，生产率的贡献往往被高估；而长期投资于国内资源高效使用或污染减排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哥伦比亚、卢森堡、捷克等，生产率贡献则被低估，如图2所示。
在过去的20多年间，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实现了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因此其GDP增速应被调高以准确反映其增长绩效；相反，在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如印度、沙特阿拉伯、中国、哥斯达黎加、巴西等，其经济增长一度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因此这种调整应为负向且幅度很大，这表明在过去20多年中，其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获得的，且伴随着污染物排放的持续增加。客观看待各国为实现减排所付出的努力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反映出其以稀缺的自然资本投入来治理污染而非生产物质商品的事实。事实上，排名靠前的国家要么经历了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么真正付诸了重大的减排努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怎样，这些调整都将有助于更全面地去了解它们的增长表现。
四是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实现了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其GDP增速应被调高以准确反映其增长绩效；而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这种调整为负向且幅度很大。基于环境因素考量来调整产出增长十分重要。“环境因素调整后的GDP增长”指标可以兼顾经济发展（GDP）和污染治理两方面因素。它深刻揭示了各国（绿色）增长的真实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标仅衡量调整量的变化，而非现状；基于环境因素的GDP零调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污染排放与上一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因素调整后的经济增速等于实际GDP增速。
三是继续强化山洪灾害防治。进一步加大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力度，继续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补充完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和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完成《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13—2015年）》确定的2014年建设任务，逐步建立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山洪灾害综合防御体系，从根本上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三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等国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本投入的依赖最大，而英国、匈牙利、丹麦等国则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自然资本的贡献率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增长对国内自然资源使用的依赖程度。需说明的是，该指标仅衡量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增长情况，而非现状。因此，自然资本的零贡献并不意味着一国在一年内不使用任何国内资源，而是代表其经济增长继续依赖于与上一年相同的投入方式。
事实上，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和G20国家都见证了过去20多年间基于不同原因所形成的EAMFP的提升。其中，爱沙尼亚和爱尔兰等国的生产率提升步伐最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清洁技术使用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土耳其和希腊等国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其经济增长往往更多依赖于生产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持续增加而非技术进步。需要说明的是，EAMFP的正增长意味着一国在利用投入来生产商品或减少污染方面表现较好，并非意味着已实现了环境质量的改善。比如，在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相对脱钩情形下，单位总投入的产出通常比单位污染排放的产出增长更快，但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仍在增加。
图3 1991-2013年基于环境因素的GDP调整量占产出增长的份额
资料来源：《EAMFP方法论与实证结果》（OECD，2016）。
图3显示了污染减排投入占产出增长份额最高的国家。为准确反映其在过去20多年所付出的减排努力，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GDP增速应向上调整30%左右。
抑菌活性测试采用药敏纸片法和二倍稀释法[7-8]。将香蕉枯萎病菌（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提供）涂布到YPD培养基（酵母浸膏10 g、葡萄糖20 g、蛋白胨20 g、琼脂20 g，自来水1 L）。吸取样品10 μL于直径为6 mm的滤纸片上，待纸片干燥后将其贴于培养基上，倒置于28 ℃培养箱中，培养时间为12～24 h，观察是否产生抑菌圈。酮康唑为阳性对照。对有活性的化合物继续以二倍稀释法测定其最小抑制浓度（MIC）。
四
通过对经合组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和主要结论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存在的差距。今后应在以下环节上着力。
一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须密切关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鉴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存在的局限性，作为对其重要补充，经合组织EAMFP核算框架的提出丰富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论，且正试图通过具体应用以推动各国政府经济决策的绿色化和科学化进程。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EAMFP指标，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有助于对发展前景做出更准确的评估，从而对加快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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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仍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中，中国需加强与包括OECD团队在内机构的合作研究，根据中国绿色发展的实际要求，完善相关统计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就我国而言，受制于理论方法体系与统计数据支撑，目前围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所开展的工作多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如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规划院已经针对绿色GDP、生态生产总值GEP和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等开展了一些前瞻性研究和实践工作，其核算过程不仅统筹考虑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害因素，同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收益，这对拓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意义重大。未来中国须加强该方面合作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外尤其是经合组织国家经验基础上，加快完善相关统计制度，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框架，为中国政府更全面理解经济驱动力、更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并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提供相关经验和支撑。
● 李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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