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都柏林人》——乔伊斯的都柏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柏林论文,乔伊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优秀文学浸透到一些城市里并且用神话和形象组成的古色古香覆盖住这些城市，而这种古色古香比城市的建筑和历史更能抗拒岁月的步伐。当我在60年代中叶认识都柏林时，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这个欢乐、可亲的城市，那些在大街上拦住我问我来自何方、邀请我去喝啤酒的人们，不大像乔伊斯书中的都柏林。有个朋友心甘情愿地为我当向导，去寻觅《尤利西斯》那漫长的24小时中利厄波尔·布卢姆（《尤利西斯》书中的主要人物－－译者）的脚步；那些街道、许多地方和地址的名称仍然保留着，尽管如此，那里却没有小说中的都柏林所有的人群密集、地方肮脏和形而上的灰蒙蒙。这二者一度曾经是同一个城市吗？
实际上，这二者从来就不是同一个城市。因为虽然乔伊斯有福楼拜式的用资料证明的癖好并且认真描写他的城市达到非常精细的程度，比如写信查询的里雅斯特和苏黎世有什么样的鲜花、在某个具体的街角有什么树木……（乔伊斯缺乏细心地将一切非书写的东西拟人化的本事），但他对自己虚构的城市不是描绘而是编造。他的做法是如此地艺术和具有说服力，以至于那个充满想象、思念、愤怒、（特别是）他自己的话语的城市，最终在读者的脑海里具备一种用戏剧性和颜色超越了那个给他充当模特儿、有血有肉－－确切地说是有石头和黏土－－的古老大都会的有效性。
《都柏林人》是这种复制的第一个场地。《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这两个革新了现代叙事的文学试验品，它们那沉甸甸的重要性往往使人忘记：那个短篇小说集、比较传统和次要的作品，至少是表面上如此，那个出版时（1914年）已经有些陈旧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一本小书，不是一本习作，而是乔伊斯写的第一部杰作。就是说，这是一部和谐、有机的作品，而不是一本汇编集。如果连续阅读下去，每个故事都与其他故事互相补充和完善；到最后，读者会看到一个结构紧密的社会，会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人的心理、种种习俗、偏见、热情、分歧，甚至肮脏的背景。
这个集子中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姐妹们》，是乔伊斯22岁写的，即1904年，为了赚一个英镑，应出版界一位朋友乔治·罗素而作，发表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家庭》日报上。他几乎马上就构思了后来题为《都柏林人》的系列故事的写作计划，根据1904年7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写这个系列的目的是“背叛这个半身不遂或者瘫痪的灵魂，即许多人认为的这个城市”。这一背叛后来比他在写这句话时猜想的要明显得多，其影响要深远得多；这一背叛不在于攻击或者亵渎了他出生的这个城市，而是他把这个城市从历史客观、非永恒、有条件的世界中迁移到伟大艺术创作的虚构、永恒、主观的天地里来。在同一年的9月和12月，在同一份报纸上，《伊夫林》和《比赛之后》问世了。其他故事，除去最后一篇《死者》，是1905年5月到10月在的里雅斯特写成的，这个时期乔伊斯生活拮据，依靠在贝里兹学校教授英语度日，他四处借贷以维持诺拉（乔伊斯之妻－－译者注）和他俩新出生的儿子乔治的生计，还需支付时而喝得酩酊大醉的花费。
到这时，时间的间隔早已在一定程度上磨平了他青年时期对都柏林的强烈抵触感，并且给他的记忆补充了思念之情，尽管这种感情不外露和已经溶化，却不时地出现在《都柏林人》的每一个故事里，仿佛是景物中的彩虹或者是一曲为对话准备的轻柔配乐。在那时他就已经决定让都柏林当这本书的主人公了。人们从他那段时间的书信中惊奇地发现，一座“千年国都、大不列颠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比维也纳几乎大三倍，却没有一位艺术家把它揭示给世界”（1905年9月24日致弟弟斯坦尼斯劳的信）。在同一封信里，他指出：这本书的结构将与一种生活的发展相吻合：一部童年、少年、成年的历史，到最后是公众生活或者集体生活的历史。
这本书中最后一个短篇小说《死者》，是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篇，是把那座城市“公众生活”的思想体现得最好的一篇。这篇小说写得比较晚一些－－1906年－－，为的是表现都柏林的一个侧面，据他对弟弟斯坦尼斯劳说，这个侧面没有在其他故事中出现过，即“这座城市的岛屿意识以及它的热情好客，而后面这个优点，我认为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没有的（1906年9月25日的信）。这个故事是个真正的英雄业绩，因为我们在掩卷之后脑海里的印象是：我们曾经参与过这座城市的集体生活，同时也窥视了它最隐秘的私情。通过五颜六色的社会人士奔赴摩尔根女士一年一度的舞会，从书中的字里行间－－走过这样一些重大的公众题材－－民族主义、政治、文化－－，还走过地方的风俗习惯－－舞蹈、饮食、服装、演说辞－－以及使人们接近或者疏远的亲近感或者厌恶感。但是，后来以不知不觉的方式这一大团人和物逐渐消瘦，一直减少到只剩下加百里埃尔·康罗伊和他的妻子格莉塔，故事以渗透到加百里埃尔敏感和激动的隐秘深处而告终，从此我们同他一道分享对迈克尔·富里爱情与死亡令人震动的揭示、一件关于格莉塔青年时期的情感逸事。从《死者》对集体和个人内容的完美编织上看，从它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取得的巧妙平衡上看，它已经预先展示出《尤利西斯》的雏形。
但是，无论《死者》显示了多么娴熟的叙事技巧，它都不是这本书中最好的一个短篇小说。我仍然偏爱《寄寓》和《悲痛的往事》，这两部作品无与伦比的技巧，使它们足以同短篇小说这个篇幅短小而紧凑－－仿佛只有诗歌才能做到－－的文学种类所产生的最令人赞叹的契诃夫、莫泊桑、爱伦·坡和博尔赫斯的作品媲美。
的确，《都柏林人》中的每个故事都说明了一个成熟的而非初出叙事之道的艺术家的智慧。有些作品，比如《车赛以后》和《阿拉比》，不能说是短篇小说，而只是一些插图或者快照，它们在一些富家子弟狂妄、轻浮的行为中或者在一个少年对成年人的爱情世界的觉醒中，使得书中的某些居民永垂不朽。另外一些作品则相反，比如《寄寓》和《悲痛的往事》，在短短的篇幅中浓缩了几个故事，它们揭示出一个地方的整个复杂的心态，其中主要揭示了一个在体制和风俗方面冲破了宗教性的限制和各种偏见的社会所造成的情感和性方面的失落。但是，尽管《都柏林人》中的短篇小说提供的社会观点是非常严厉的－－有时是讽刺的，有时是嘲弄的，有时公开猛烈抨击－－，这一点却是书中的次要方面。总有一种艺术尝试超越于实证性和批评性之上。我的意思是：乔伊斯的“现实主义”更接近福楼拜而不是左拉。庞德（1885－1972，美国文学评论家，曾经帮助乔伊斯出版过《尤利西斯》－－译者注）在许多事情上是错的，但是他在美学方面却总是正确的，他是第一批发现乔伊斯这一特点的人之一。1914年庞德在看到这部九年以来在出版商们手里滚来滚去却没有人敢出版的手稿时，立即断定：这是当时英语世界文学中最佳散文之作－－只有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可以相比－－，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作品的“客观性”。
这一看法是再正确不过了。这个评语适用于乔伊斯的整个艺术。正是在《都柏林人》中首先出现了这一“客观性”，它组织了叙事世界，给作品的风格以联贯性和特别的运动，建立了读者和叙事内容之间的接近和疏远的体系。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艺术上的“客观性”？一种常规或者表面看法基本上丝毫不能设想作品的成败，因此会像自己的对立面一样地可以接受：“主观”艺术性。一个故事当它似乎仅仅表现外部世界、避开内心世界时是“客观的”；或者在叙述者隐匿不见、叙述的内容做为自给自足和无人称物、没有任何东西将自身捆绑和使其从属于他人之物时才是“客观的”；或者当两种技巧结合在同一文本中，比如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中发生的那样才是“客观的”。客观性是一种技巧，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技巧有效并且毫不笨拙也无出卖这一技巧的缺憾、不会使得读者感到自己是修辞手段的牺牲品时，是一种叙事技巧可以产生的效果。为了获得这一巫术效果，福楼拜无法形容地忍受了5年之苦用来写作《包法利夫人》。乔伊斯后来因为《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所需要的巨人般的劳动而吃尽了自己设计的苦头；但是相反地在写这些短篇故事时则是比较快速和令人惊叹（和使人失去勇气）地容易。
这些短篇小说中的都柏林，如同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显现出清晰的轮廓，由于行文冷峻而没有束缚；这种行文以数学般的精确－－绘出衣衫褴褛的儿童游戏其间的街道和下等职员公寓，一一绘出放荡不羁的人们酗酒和比腕力的酒吧以及为临时情侣充当洞房的公园和小巷。一个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人类群体，使得书中的每一页充满了活力；其中有时某些人－－特别是儿童－－用第一人称说话，讲述某个失败的体验或者激动的事情；在另外一些时候，既可以是所有的人也可以没有人，用很少阻塞、非常谨慎、与所描写的人、物、环境连接紧密的声音讲述故事，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声音，因为我们对正在讲述的那些事实在太全神贯注了，竟然没有察觉那是讲给我们听的。
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世界吗？它是令人垂涎的吗？绝对不是；恰恰相反，它是肮脏下流的，充满吝啬、匮乏和压抑；对这个世界，教会进行仔细的监护，令人无法忍受的监护；在这个世界里，民族主义不管它做为反对国家的半殖民基本法的反作用力让我们觉得是多么地说明问题，它造成了文化的畸变和在某些人心里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地方主义。但是，为了让我们明了所有这些弊端，就必须离开这个叙述的世界，就必须努力批评思考。这个世界的丑恶只是在阅读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我们正沉浸在这个世界的魔术中时，它的肮脏下流不可能是美丽的，那里的人群－－还有最为卑劣和低贱的－－也不可能是有魅力的。这个世界的魅力不是精神性质的，它也不服从社会的考虑；它是属于美学的。我们之能够做这样的区分，恰恰是乔伊斯天才的功绩所在，乔伊斯是当代极罕见的天才作家之一，他能够赋予中产阶级－－一个没有杰出的英雄主义的阶级－－以英雄的光彩和突出的艺术个性，同时也就在这一点上追随着福楼拜的榜样。他和福楼拜实现了这一个困难之极的伟业：赋予平庸的生活以艺术上的尊严。通过用于再创作的敏感和给我们讲述故事时的狡黠，都柏林小资产阶级的常规生活，在这本书中获得了极丰富的惊险成分，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人类体验的意义。
乔伊斯的“自然主义”与左拉不同，它不是社会性的，不被美学之外的其他企图所引导。这使得《都柏林人》在刚刚问世时被某些英国评论家指责为“犬儒主义”。习惯于那种写故事的现实主义技巧总要装饰着改革的企图和建设性情感的人们，面对一些虽然具有见证和历史作用的外表却不对所表现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提出道德谴责的虚构小说，会感到非常困惑。对乔伊斯来说－－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至少在写作时是如此：对一个已有的现实，既不报告情况也不发表意见，而是对这一现实进行再创作、再编造、赋予这一现实以美物的尊严、一种纯粹艺术的存在。
这就是构成乔伊斯笔下都柏林个性的东西，就是区别于那个实在的、旅行者眼中的都柏林：一个沸腾的社会、一个充满戏剧冲突、梦想和问题的社会，它变了形，变成一堵由形式、颜色、味道和典雅之极的音乐构成的漂亮墙壁，变成一首杰出而和谐的话语交响乐，其中最短暂的停顿或者音符也为整体的完美与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两个城市很相像，但是它们的相像是一种巧妙和漫长的欺骗，因为尽管它们的街道都用同样的名字，也都有着同样的酒吧、商店和公寓，尽管理查德·埃尔曼能够在他令人赞叹的传记中几乎一一识别出小说人物的实在原形，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却是无限的，因为各自的本质是不同的。那实在的城市缺少只有艺术对生活的幻想－－而绝对不是生活－－－才能企及的完美；它还缺少那种完美的球形特点，而那终日不停的忙乱、那实在的生活、消耗生命的生活，是永远不可能具有这种特点的。小说中的都柏林已经被净化，排除了瑕疵和丑恶－－或者都柏林还是都柏林，只是瑕疵和丑恶被风格的魔棍变成了美学特性，－－变成了纯粹的形式，变成了一种现实，其本质是由那摸不到、会消失的材料－－话语组成的；就是说，变成了某种感觉和联想、想像和梦幻的东西，而不是历史和社会学。正如某些批评家指出的，《都柏林人》的这座城市缺少灵魂的说法是可以容忍的，条件是不能把这一说法看做是非难。这座城市（其中《偶遇》里的两个小青年躲避一个同性恋者的骚扰；小女佣伊芙琳在逃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继续给父亲当女奴之间犹豫不决；利特尔·钱特莱再三琢磨失意诗人的悲伤）的灵魂停留在表面，是感官的外表，非常华丽，甚至给书中那些猥琐人物的不幸都罩上一件毫无道理的崇高外衣。在这些虚构的小说里，生活不是深刻而不可预料的力量，它不给实在的世界以活力，不会给实在的世界造成强烈的不稳定性和持久的变化；生活是一种冷冰冰的光芒，不动的光芒，由于话语魔术的作用，书中的人和物都蒙上了这道光芒。
为了证实这点，只要怀着看抽象画时的平心静气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凝眸注视《都柏林人》的种种场景就可以了，这些场景似乎为充满情感发作和恐怖奇闻的浪漫美学在奉献力量。比如，伊芙琳突然决定不和恋人逃走；又如，在《无独有偶》中，醉鬼法林敦为了把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别人身上而给儿子的一顿暴打；再如，在《死者》尾声处当加百里埃尔·康罗伊发现这个患肺病的少年迈克尔·富里对他妻子格莉塔的恋情时爆发的哭声。这些情节在任何一个浪漫故事里都可能激发出修辞的热情、激动和怨天尤人的额外负担。在这里，平铺直叙的行文使得这一切冷却下来，赋予它们一个造型范畴，剥夺了它们任何自我怜悯的迹象以及对读者最小的感情讹诈。那些包含着混乱和反常景象的东西消失了，这些东西由于行文的作用变得显明、整洁和准确了。恰恰是那个包裹着那些多余情节的冷漠激发起读者的感情。读者一旦被叙述者上帝般的冷漠所激怒，便做出反应，动情地进入了故事情节，结果被感动了。
的确，乔伊斯首先在《尤利西斯》、后来在《为芬尼根守灵》）尽管在后面这一本书中他那大胆试验的勇气实在太过分了，以至于到了不可卒读的程度）发展了此前在《青年艺术家画像》和《都柏林人》中所表现出的机智和才能。但是，他这些初次叙事尝试的短篇小说已经表达了后来那些大作充分确认的东西：一位作家的横溢才华，他运用对自己出生地的琐事回忆和突出而娴熟的语言能力，创造了一个美丽而不真实的独特世界，它以只有智力游戏和修辞焰火才能创造出来的真实、可靠性使我们折服；通过阅读，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天地做了补充，给我们揭示了其中某些秘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特别是完善了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生活补充了某种仅靠生活本身永远不可能是、也不会有的东西。
1987年11月17日于伦敦
编者按：《都柏林人》已由翻译家孙梁等译成中文，列入我刊编辑部编辑的《外国文艺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定价0.87元，该社邮购部尚有少量存书可售。
附：略萨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够翻译成中文这样丰富的语言、译介到中国这样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文明发祥地。做为一个作家，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到达一个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这里不仅出版了我的大部分小说，还准备出版我的文论集。这样，中国读者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我对文学、文化、政治和当代社会现实的思想和观点了。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我认为，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信念的最好反映，因为尽管我特别喜爱文学并且自认为是个小说家，我却从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国事公民辩论，后来又以批评的态度参加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目的就是努力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为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鉴于上述原因，这些观点在我的散文中都有所反映，我很高兴中国读者能或多或少地了解我的看法。当然，我非常感谢研究我的作品又精通西班牙语的译者，由于他们长期的努力和勤奋的劳动，我的作品才得以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谢谢。
巴尔加斯·略萨
1994年7月12日于北京王府饭店
赵德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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