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的缝纫机
文/骆兰
大姨今年78岁了，家中有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妈妈说它的年纪比我的都还要大，我今年四十多岁了，而这台缝纫机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妈妈家有姐妹三人，只有大姨的气质最好。姨妈1960年参加工作，在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那个时候，打字员是多么神气的工作啊，单位领导的重要文件都要经过她的手打印出来，妈妈和小姨妈十分羡慕。究其原因，那时候的大姨长得漂亮，1.6米的身高，白净的肤色，一对大眼睛闪闪发亮，人又十分有灵气，可以说她几乎遗传了外公外婆的所有优点，不像妈妈和小姨，一个皮肤黑，一个个子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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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啰。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轻快的马蹄得得驶去的时候，关上了遮挡星期日午后骄阳的百叶窗，还可听出绸缎的窸窣声:“可怜的爱米丽。”
当时大姨之所以被百货公司看上，除了长得漂亮外，还写得一手好字，是个初中毕业生。她告诉我，当时大家毕业多半都进了食品公司，漂亮一点的就进百货公司，不少进了食品公司的，后来都成了“胖娃娃”。小姨后来进了市区的一家机械厂，妈妈因为能歌善舞，进了机关幼儿园当老师。
妈妈姐妹三人用两年的时间省吃俭用，凑齐了需要的票，合伙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大姨家的条件好一些，票和钱都出了三分之二，缝纫机自然就放在了她家。缝纫机买回来后，大家都十分高兴，当宝贝似的，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觉得终于可以自己制作衣服了。大姨还专门用一条很好看的方巾盖在缝纫机上。妈妈和小姨一有空就去大姨家练习踩缝纫机，学习穿针、上线……一个月过去了，她们能基本熟练使用缝纫机了，一年后，三姐妹又学会了裁剪衣服等。
那个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票，每人每年的数量有限，而买肥皂、布匹等生活用品都需要用票，否则就算有钱也买不了，更谈不上缝纫机，不仅需要的票多，还得排号。
我调回成都半年后，缝纫机就不怎么转动了，妈妈不懂技术，就老是往机器里上油，可加了油也不转，妈妈急得不行，四处打听哪里有修缝纫机的师傅。
后来我们长大了，相继到了上高中和工作的年龄，姨妈也不用缝纫机了，干脆就将缝纫机搬到了我家。妈妈就帮邻居补补、改改衣服，从不收费用。后来我到重庆工作，妈妈又将缝纫机托运到重庆。妈妈说已经用了四十多年了，习惯了，舍不得扔掉。之后我调回成都，妈妈又将缝纫机运回成都。为了妈妈方便，我曾建议买一台电动缝纫机，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舍不得，机器又没有坏，还开玩笑说跟她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怎么能够嫌弃。
缝纫机真是个宝，用得多了，大人小孩的衣服都能做得很顺手。只要有空，妈妈和小姨都会抱着一口袋图样各色的布料去大姨家，有时要待上一天才回来，大姨不仅和她们讨论，还会做好午饭，邀她们一起吃。妈妈还经常买各种布料给我们姐妹俩做裙子，还用花线在衣服上做出各种花朵、小鸟、蝴蝶，我和妹妹穿着十分得意，班里和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十分羡慕。
有一天，妈妈去市场买菜，看见一个女同志拿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专修缝纫机”，妈妈喜出望外，询问后，留下了自己的电话。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师傅，自称姓马。妈妈把他请到缝纫机前，师傅左看右看，让妈妈去烧一壶开水，用开水冲洗了十多分钟，换下几个零件。机器倒是修好了，却收了妈妈400元，妈妈心疼得没办法，却也只能让师傅拿走了。
虽说心疼，妈妈却不生气。机器修好后，妈妈又重操旧业，为邻居们缝缝补补。她还为我们家的三个小孩每人做了一床被子，不仅要设计图案，还要裁剪，很是费工夫。
缝纫机还陪着妈妈战斗着，妈妈也更加爱护它，这是她的老搭档，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各种衣物穿在身上。妈妈的生活中多了不少乐趣，还锻炼了自己的手脚。我们也觉得，只要老人开心，愿意忙活，就随她的意，只要她觉得开心、幸福就好。
“阐释”的本意是形而上学对根据和原则的追问。当它运用于作品欣赏上的时候，就被夸大为追问作品之外，所谓的阐释根本。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反对的就是找寻事物的背后，她反叛的就是两千多年历史的形而上学传统对艺术审美的干涉。她的新感受力美学思想的提出是为了给当代新兴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也是对自己形式美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拓展。这种新感受力不仅要求摒弃过去偏重内容的审美方式，同时也排斥了“高级”文化独领风骚的审美范式，更是以反抗传统道德的审美眼光为形式审美开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