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人们早已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思过去的一百年，展望未来的一百年。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与展望中，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反思、人的展望，也就是人要透过历史的行程来反观自己、建构自己。您以为是这样吗？请您从总体上评述一下目前的文化反思与展望。
郭：我同意您的说法，但要从总体上评述目前的反思与展望，题目太大，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我只能试着作一点回答。
总的来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反思是非常有成效的，比如对人的价值、人的生活、人的生存危机、人的意义世界、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的反思，极大地丰富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多层面思考。一般说来，西方的思想家比较侧重于对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因素，对欧洲中心论的模式作出反思，有比较浓厚的文化批判味道。这种文化批判直接指向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指向物质主义，指向人的片面化，指向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思想家的反思则承续着鸦片战争以来的忧患意识，承续着“五四”的启蒙思潮对民族危机、民生问题、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问题的思考。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国思想家又转向对大变革时代精神萎缩与人文危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等问题的思考。在所有的文化反思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一种开放的心态的导引下，大陆、港台澳以及海外的华人学者和西方、东亚的学者，在各种国际性场合进行着中西文化与文明的对话，试图创造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境界。从国内外各种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比如我所参加的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孔子、儒家、道家、佛家、现代新儒学等方面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把中国文化与学术不断拿到国际论坛上对话，是海内外一批华人思想家的功劳。我们应该积极推动这种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促进双方的沟通与理解。
单：自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化反思，出现了“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返本开新论”等观点，可谓五花八门。中国人在开拓自己的文化之路的过程中，总显得摇摆不定，浮躁不堪，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对中国未来的文化选择持何种态度？
郭：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您听说的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中国人在开创现代化道路中的急切心态。上述各种观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整个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显出了片面性。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通过最近的文化反思，来回答您的后一个问题。
最近，我收到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简报》（总第6期），看到有关“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讨论的材料。应该说，这一讨论是有意义的，反映出文化的根源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讨论中，有人把根源性同现代性对立起来了，这是不妥的。“现代性”与“根源性”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同时并存、健康互动并可以整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运动，都强调整合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普遍原则与特殊道路。正是在这一总体方向上的开拓，人类文化才形成了今天的多元开放的格局，而这已很难用“亚洲价值”或“全球价值”加以表述了。
在您送来的《现代传播》杂志上，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朱光烈先生的大文《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对朱先生提出的文化发展的“搅拌机效应”（即“离散——整合效应”），我比较赞同。试想，人类文化的发展怎么能由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跳到另一个狭隘的“亚洲中心论”？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怎么能由一暗含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全球价值”来导引？
总的说来，对中国未来的文化选择，我同意一些学者们的主张，认同“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一说，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直接继承了中华六千年文明的传统（这是第一传统），直接继承了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化（包括近代以来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这是第二传统），直接继承了两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和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传统（这是第三传统）。我们现今的及未来的文化创造，必须是上述三大资源与三大传统的创造整合。只有促成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开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寻找新的价值领域，以克服目前我们的“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弊病。
季羡林先生说：“有观点认为，搞国学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匪夷所思，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在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国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这个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见《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第八版）我很同意季老的这个观点。
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是可以在诸多领域展开的。例如，就政治文化层面而言，我们常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创造性吸收与建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诗经》、《尚书》、《春秋》、《礼记》、《论语》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与承续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在养民”、“敬德保民”、“厚生”、“惠民”、“富民”、“重民”、“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固然都有其局限性，但总体上仍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与愿望，是古代知识精英对治世的总结，是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大本大源。应该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可以作出现代转化与现代诠释的。周公、孔子、孟子的德治王道，古代的“民本”思想传统都是建立在爱护、尊重人民的意志、欲求，首先是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的，然后进行教化、增进德性，以求得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其中有不少民主意识的根芽。邓小平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有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割裂开来，实际上使我们现代化思考的视域偏狭化、单面化了。
今天东亚政要们提出的问题，早就为孙中山先生所注意。本世纪初，孙先生提出“五权宪法”，用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的选考制、监察制、回避制的优长来改造西方的政治架构。此外，孙先生对传统的“内圣——外王”架构，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心性文明，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德目加以发掘和发展，从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提出融合中西的问题。孙先生的努力，表明了中国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中国现代化运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我读了上海华东师大邱永明先生撰写的《中国监察制度史》之后，深深地感到，中国古代的官制也是十分丰富的宝藏。例如，封建社会受皇帝直接控制，以皇权为依托，以服务皇权为目的的监察制，无疑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是，监察权的自成系统、垂直监督网络的相对独立性；其与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平行，不受它们的限制，能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活动，依据法规，以条问事；监察官秩卑权重，威震百官，无所不纠；御使负责纠举百官违失，谏官负责谏正皇帝或中央决策失误，二者相辅相成；选任考核监察官，注重刚正不阿的品质，凭实迹黜陟等等，对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政治建构仍有重大的意义。其制衡、治官、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能，能“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厘清吏治，是“政之理乱”的关键。这显然可以扬弃、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监察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合理内容。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许多王宝森式的贪官污吏？因为我们的制度机制上有问题。尽管贪污腐败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弥补制度机制上的问题，就得吸收中西政治资源的合理层面。我们对西方政治文化资源做了一些研究与吸收，当然还很不够。我们常常对自己的政治文化资源也一无所知，而且把作为西方文官制度源头和可参照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政治文化资源抛在一边。
单：对于受够了苦难与贫穷的中国老百姓而言，他们很自然地要憧憬21世纪的小康生活，祈盼21世纪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可是许多人对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生活茫然无知，陷于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境地，对此，您有何评说？
郭：应该说，求强求富不一定导致人文精神或道德精神的失落，孔子所谓“先富后教”，孟子使民“有恒产”，然后导之以善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今天，确实存在您所说的人的精神得不到安顿的问题，很多人的生活的“无意义感”加重了，生存空虚现象更为普遍。我们可以认定这是工业化、商业化的负面所导致的社会弊病，带有全球性，但对于我们来说，民族道德的衰落的某些特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从社会道德建构的外缘性文化氛围来看，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文化氛围的依托。我们常说的道德自律，其潜在背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是对上帝的敬畏，在中国和东亚文化圈，是对“天”、“天命”和大人、圣人的敬畏，如孔子所讲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道德本身是同人的敬畏之心，同人的终极层面的信仰、信念相联系的。社会道德的良性建构脱离不了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理想和信念，脱离不了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文化氛围的依托，但现在这一依托已不存在，出现了“完全无信仰的人”、“完全无所敬畏的人”。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有人什么都不怕。
其次，从中国传统道德资源来讲，我们毁弃得太多。我这里所说的道德资源，包括文本道德资源和活的道德资源。首先说一说文本道德资源。任何民族、社会不可以没有它自己的道德经典，像《圣经》、《可兰经》、《论语》、《孟子》等，这些都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具有权威意义的、人文的文本。而我们却要打倒一切权威、一切传统，从而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翻在地，这已经使得今天的为人父母者、为人祖父母者不知道我们的道德经典为何物。在几千年的社会中，我们的文化典籍及其中蕴含的安身立命之道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之中，也是口耳相传、身体力行的。也许她不识字，但她却吸纳了仁、义、礼、智、信、忠怒、宽容、敬业、诚信、正直、勤劳的为人之道，并以此教育下一代，从而一代一代地延续中国文化的生命。我们的大传统精英文化，通过很多中介，渗透到民间，在社会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教育下一代的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者已不清楚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已失去了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也就使得这些道德文化资源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另一个遭到摧残、打击的是活的道德资源。所谓活的道德资源，是社会中能够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能够履行道德职责、有道德能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道德能力）为什么道德精神会滑坡？追究起它的历史原因，我们发现，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历次政治运动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具有真正道德资源意义的人，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才具有道德能力，才能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来批评现实的一些负面，而这一部分活的道德资源被首当其冲地打倒了，恰恰又把不具有道德资源意义的人拔得很高。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这就不可能呵护人们的善性良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通过阶段斗争来摧毁道德资源，使社会上能够担当道义的人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警示所有的人都不要去承担道德责任。而现实的金钱挂帅、物质主义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也会带来新的社会不公正。它无助于社会公德的养育，也容易丧失活的道德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应该推动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与整合，以倡导出新时期的社会伦理。
单：您对此是否有信心？中国传统道德资源可供吸纳与转化的又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郭：虽说很难，但我还是有信心，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需要精神安顿，在21世纪里，人们将生活在日益世界化、一体化的社会之中，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日益追求归乡和故园。人之为人，本来就具有寻求生命意义的意志和力量。人能够为他的理想和价值而生、而死。当这种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时，或者这种意义的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时，就引起心灵或精神的失衡，从而需要意义治疗。
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可供吸纳、转化和意义治疗的东西是很多的。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我之间相互和谐的资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共尊的资源。今天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都有一个消化和重新拥有我们的传统的任务。例如人权离不开责任与义务，法制不能代替礼乐教化的功能，个性自由与群体价值观需要互补互动等等。就“三纲五常”而论，摒除封建专制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三纲”，转化吸收“五伦”的合理内容，在尊重个人自由、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道义原则基础上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秩序感和良好的伦常关系，仍然可以纳入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之中。仁爱、忠怒、孝悌、笃实、恭敬宽容、诚信无欺、谦虚礼让、克己奉公、修己慎独、与人为善、勤俭廉正、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仍然是我们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更是我们各级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基本尺度。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做人之道，体悟生活的意义世界，使我们意识到生命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此安身立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管理来说，中国的传统儒释道的智慧，有着非常积极的效用，中华文化的人文睿智取之不尽，其中“创生”、“尊生”、“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文化中内蕴的无与有、阴与阳、刚与柔、正与奇、守常与应变、原则性与灵活性、创造性与继承性的辩证统一，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智慧与管理艺术，其变易谋略，也可以活化市场经济。日本松下公司创办人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秘诀，就是《周易》的变通原则和《老子》的自然之道，“松下精神”曾被概括为“和谐、自省、纪律、忠诚、献身”，整个公司崇尚尊老敬贤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日本丰田公司几代总裁，从祖辈丰田佐右到父辈丰田喜一郎到孙辈丰田幸一郎，继承并不断补充的座右铭，现为六个字：“天、地、人、智、仁、勇”，前三个字取自《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后三个字取自孔子儒家的三达德。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一个世纪以来被我们不断詈诟毁谤的孔孟之道，在中国大陆之外的现代化进程中实际上发挥了作用。总之，传统与现代之间，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与现代社群整合之间的辩证联系，需要我们下功夫探讨。
单：我们知道，您对文化问题有很深入的探讨并有精深的见解，能否说说您对文化的基本看法？
郭：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探讨”和“精深的见解”，只能说正处于探索过程之中。说起文化，我比较欣赏林惠祥先生、钟敬文先生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就是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一定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秩序与生存样态。你看人类学家在太平洋诸岛上所见到的土著人，他们有很多的禁忌、图腾，有许多说不出原因也无法理解的习俗，这就是文化。文化在更多的层面上尚不是我们眼中的精神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时间在电视机、电脑下，这是我们当代人生活的一种习俗，是目前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给予我们这样一种习俗。人类学家考察的各大洲的土著人的生活习俗也是文化。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单：说起对文化的基本看法，《现代传播》杂志副主编朱光烈先生提出一个新颖的命题：“文化就是力量”。您以为如何？
郭：朱先生的《“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我已经拜读过了，在我的印象里，朱先生主要是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看文化的，在这样一种范围内提“文化就是力量”，是言之成理的。但在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文化定义范围内提“文化就是力量”，所指的力量很可能是一种他在的力量、被动的力量。人生下来就得被这种力量所牵引、制约，这就不是朱先生所说的那种主体性力量。所以，文化是不是力量，还需对文化的定义作一番讨论，但“文化就是力量”并不排斥“知识就是力量”，因为知识也是文化，你不能把知识排斥在文化之外，这一点朱先生也注意到了。
在我个人看来，与“知识就是力量”相对应的是“德性就是力量”，这一点在康德哲学、中国道德哲学中多有涉及。什么是德性？德性就是天赋予我的、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特点，而德性是发自内心的并最终可以实现出来的，它不受他在力量的限制，所以道德的主体性是真正的主体性，道德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命题，反映了当时人类主体性的觉醒，强调从知性这个面相挺立自己的主体。这个命题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算高。不要因为我们现在对知识、理性有了更高层面的观照，就以为可以否弃这个论断。其实，朱先生也充分肯定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历史功绩。以我个人的陋见，“文化就是力量”还不能与“知识就是力量”放在同一层面，因为目前文化的概念还不太明晰，而且如果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层面上谈“文化就是力量”，那文化是就一种很可怕的他在的、被动的力量。你看，文化大革命的那种习俗可不可怕？我们是身临其境又深受其害的，诸如造反、抄家、红色的恐怖等，这很明显是一种反文化的习俗，是当时的政治文化所造成的负面的习俗，但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还有像希特勒所推行的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反文化的习俗，这些都是一种他在的、被动的力量，人在其中并不能自作主宰，挺立自己的主体性，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要确定文化是不是力量，还要展开全方位的讨论，首先要对这一命题中的“文化”加以界定，下一个界说。《现代传播》所组织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很有意义，可以促进人们在知性、理性、科技、价值、习俗、生活方式、现代性等多个方面反思文化问题，我很有兴趣地看了一些讨论文章。其实，张光斗先生的批评与朱先生的立论彼此间话语空间不同，不构成正面的对立与冲突，两种观点是可以互补的。我们对张光斗先生的批评应给予同情的理解，因为从社会文化层面而言，中国还缺少科学精神、理性精神，还大量存在不尊重知识、人才，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甚至迷信活动沉渣泛起等现象，中国很需要理性，我们的合理化社会的构成离不开理性精神。所以，尽管“知识就是力量”同科技人的宰制等问题有一定的悖论，但从社会文化的运作层面上，“知识就是力量”仍然是成立的。
单：说起学问圈内的事，我想起唐君毅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创造未来之人类社会文化，必以学术文化思想为先导”，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郭：唐先生的文化哲学观点是自成体系的，这句话在他的体系内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但我对唐先生的这个观点持保留意见。我认为在大众传媒日益普及、文化发展已经多元化的今天，一定要学术文化主宰社会文化层面，只是一厢情愿的。绝大多数民众所欣赏的文化只能是大众文化，当然，按唐先生的意思，社会的精英文化要由一部分知识分子来承担，但多元文化的局面使得学术文化总是只能停留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圈中，很难来主宰社会文化，只能说精英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可以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去，从而影响民众。比如说，你不可能要求民众甚至不同学术范围的知识分子去读陈寅恪、周予同、唐长孺等专门家的学术成果。民众可以炒热赵忠祥的书，因为赵忠祥更贴近民众的生活。精英文化也只能渗透在赵忠祥的著作中为民众所接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精英文化的地位不重要，不需要学术文化，相反，学术文化一定要由一部分知识分子来独立承担，而且要有承续性，要把学术文化的东西传达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要有人去研究西方的、印度的社会、人文学各层面的理论，去研究经史子集，去思考精英文化层面各种尖端的理论问题，去做各种很小的课题，做微观的研究。这只能各行其道，各安其位，不能指望学术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
单：那么，是不是说在未来的世纪里，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呢？
郭：那肯定是这样的。大众传媒所承担的文化，影响面更广，意义更大。在过去传播不发达的社会里，文化导师的任务主要由乡间的塾师来承担，塾师扮演着文化教员、法堂律师、教堂牧师、民间纠纷调解员等多重角色，而且他也是民间社会的道德楷模、道德形象。在当代职能分化日甚一日、传播日益发达的社会里，文化导师的职责多元化了，起主导作用的还要数电视节目主持人或策划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个倪萍、一个杨澜的作用要抵得上几百个教授的作用。主持人之类的人物又如何承担文化导师的职责呢？当然要加深文化修养，吸收中西方文化的养分，至少必须了解精英文化里面的一些内核、精神，了解人文和科学发展的态势，否则，就无法承担文化导师的任务。做学问的人则要安于做学问，要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这样才能起到传承学术文化的作用。
单：您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于对现代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钱穆、贺麟等的研究之中，走出研究之外，您如何看等儒学在未来世纪的生命力？如何评说儒学在现代与后代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又怎样定位？
郭：其实我也很喜爱道家、佛家的典籍，只是因为“术业有专攻”的需要，研究的侧重面在先秦儒学和近世儒学。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消化西学，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地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在几年前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提交了一篇论文，对这些问题作过粗略的回答。我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在大陆学界，几无影响，现在新闻媒体称之为“现代新儒学热”，我看言过其实了。即使在海峡彼岸，现代新儒学远不是什么主流派，新儒家学者的讲学活动一般都在学人团体之中，无法进入正规院校，亦未真正推拓于社会。当然，现在他们也有学者开始尝试着推拓于民间社会的工作，这很难得。
那么，新儒家学者的努力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必须肯定他们为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他们为弘扬传统文化（不只是儒学）的精华，在学术上，特别是哲学理论和哲学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与并世其他学派的学者相比，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更大一些。由于儒学遇到了空前的困境，他们的努力在学术圈之外没有取得什么实效。余英时先生曾在他的《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一书中说：“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在道德领域之内，儒学的真正试金石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而造成的人格。……就儒学本身而言，儒学所涵盖的思想内容日益被西学的专业化研究所取代，就儒学的社会功能而言，儒学的社会基础已成为过去，儒学与社会的联系也已割断。现代儒学究竟何以自处？”这里比较尖锐地提出了儒学在当代的发展前景问题。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儒学在当代和后现代的作用，但是儒学中的有益成分，包括道家、佛教中的有益成分，对于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对于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作用，对于防止工业社会泯灭人的具体存在、妨碍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困惑与疏离，对于人终究离不开的形而上的、终极层面的安身立命问题，都有积极的功能。打破儒学的僵化的系统和结构，选择其中有益的成分，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中，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肯定地说，儒学还有生命力。儒学中的合理因素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大系统中可以得到复兴。儒学的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纪将不断地被人们发现、开掘、回采、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离不开儒学的营养，儒学也将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必须在不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总前提下，扬弃内圣修己之学，使儒家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裹挟之下解体重构，使其中的一些有益成分适应、调节、变迁、结合、转化，求得创造性的发展。
儒家文化中确有一些因素在今天或将来仍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价值，但这些价值和功用决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它对于中外文化的新的整合和新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单：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纪的命运如何？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进入21世纪？
郭：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我前面所讲的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正是中国文化的走向，三大传统的创造性整合，将是克服当代人精神危机的重要资源。在经济繁荣的当代社会，国际国内社群整合的问题和天、地、人、我的疏离病痛愈来愈严重，中国和东方精神自有其用武之地，当然要在现实的背景上作艰苦的创造性转化。流动变化着的中国文化观念，包括儒、释、道的一些思想架构、理想境界、人生信念、价值观念、哲学范畴等，不是不能普式化、现代化的。任何民族的成功的现代化，都不曾也不会脱离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的陶冶。在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本土的、外来的、已结合的、半结合的，各种文化资源都在发生作用，而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斗争和排斥的。
21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世纪，但我们不必高谈阔论，应以平常心走进21世纪，以所谓“广其心，沉其智，专其业，事其事”的姿态，凭各人的性之所适，分途摸索，放宽程限，紧着工夫。不要追逐时尚，急于自售，而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此，便足够了。
单：最后顺便问一下，您对《现代传播》这份刊物想说些什么？
郭：看了您送来的近六期《现代传播》之后，我非常感动——一份学报式的刊物能办得如此丰富、如此有理论水平和文化品味、如此生动活泼，的确不简单。主持这份刊物的同志值得称道。我祝愿《现代传播》越办越好，为繁荣学术文化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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