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就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4-0043-05
一、传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经济增长研究一般是建立在三个隐含假设的基础上的：
第一，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与它所反映的质量内涵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数量同时也反映了其质量，经济增长的数量越大，其质量也就越高。经济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人均量的上升”，[1](P7)是“一国的人均生产或人均收入的增加”。[2](P9)可见，经济增长已被暗示只是一个量的指标，其量度一般用速率即增长率来计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认为关于经济增长的量的指标可以代表其质的指标，而没有将经济增长的质量纳入研究范畴。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新兴古典，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到新古典增长模式再到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概念一直是一个绝对量的概念。尽管有些研究文献涉及到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将经济增长的质量纳入理论研究体系。如果经济增长的质与量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及由此推演出来的结论就必须重新考究。
第二，在经济增长的变量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正相关，即物质资本的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致的，物质资本增长快，人力资本增长也必然快。在古典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种隐含假设的痕迹最为明显，而在近十几年兴起的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已从物质资本中独立出来了，这表明增长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第三，几乎所有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如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卢卡斯与罗默等人的内生增长模型，都是建立在“孤岛”或“孤立国”基础之上的，抽象出主要因素加以考察，认为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经济增长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在上述三个隐含的假定中，前两个涉及到经济增长的质与量问题，第三个假定则涉及到经济增长研究方法问题。本文试图突破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的经典假设，从斯密的古典分工思想的沉淀中，提炼出一个基于分工与就业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并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高增长、高失业的“双高”问题进行理论诊断，从而梳理出一条破解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新思路。
二、分工与就业：一个关于经济增长新的分析框架
如何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度转型，就业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观和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求经济总量大幅增长，而且要求劳动力充分就业，以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往的经济发展以物质产出增长为中心，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如何在推进高增长的同时降低失业率，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发展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上给予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新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一个以交易费用下降为核心的、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循环累积的、互为因果发展的不可逆过程。[3]这一过程大体上是由两个平行的过程组成的，即“马尔萨斯－洪亮吉过程”与“斯密－马克思－杨格过程”。[4]前者是指人口增长总是倾向于超过土地增长，为了达到二者的平衡，只有通过饥荒、瘟疫、战争等“自然抑制”使人口增长与土地增长趋于均衡；后者是指通过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成本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成本几何级数地增加。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成本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因此，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这两个平行过程之间的竞争。“马尔萨斯－洪亮吉过程”总是使人口趋于过剩，而“斯密－马克思－杨格过程”则使人口倾向于短缺。人口过剩与短缺的矛盾贯穿着经济发展过程始终，特别是在经济增长中，这一矛盾是以就业与失业的矛盾体现出来的。如果说总产出是衡量物质资本的指标，那么，就业则是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大多数经典经济增长模型都忽视了就业指标，只有凯恩斯主义者在其收入决定论中，重点讨论了低于充分就业条件下总产出的增长。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分工及其演进成为经济发展主流阶段时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现象。可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说则是对分工水平的反映。
1.分工及其演进：经济增长的质量。
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是发展经济学的两大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可以更为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5]但是，斯密定理只是揭示了分工演进的部分机制。因为，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为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斯密定理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但是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动态化的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6]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如果将两个定理综合考察，可以发现，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正是交易成本。
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交易成本下降为核心的、分工循环累积的、自我演进的过程，而斯密一杨格定理揭示的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当交易效率大于交易成本时，分工就会产生，随着专业化的不断深入，分工链会越来越长，交易成本会大幅下降，产出就会增加，就业也会相应增加。因此，我们认为，基于交易成本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经济增长质量的好坏就表现为分工水平的高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分工是给定的或者说是固定不变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产出的变动规律，产出的增加量或增长率是惟一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而且这种衡量只是一种绝对量或速度的衡量，对经济增长的好坏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在量的评价上，也只是衡量了物质资本数量或速度的增长，没有对人力资本的数量或速度的增长进行讨论。可见，传统的经济增长在其度量方法及内容上是不完善的，不仅没有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加以考察，而且也忽视了对人力资本或就业的考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很多问题如滞胀难以解释或解决。但是，分工一就业的新框架修正了经济增长质与量的考察指标，既从分工角度考察其质量水平，又从就业水平考察其数量水平，使得这一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例如滞胀现象，出现经济低增长或停滞，或者就业无增长或下降，主要是由于分工不足或低水平分工引起产出和就业低增长或无增长。解决滞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分工水平。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无差别的或者说是均质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有无差别？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又是否相同呢？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如果单从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之一的总产出或增长率来考虑，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如果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分工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另一数量指标即就业水平与结构来看，差别就是明显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于美国近半个世纪，可能就是中国现有的分工水平与美国50年前的分工水平相一致；而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在短短的20年里快于中西部，也正是由于东部地区的的分工演进要快于中西部，就业水平与就业结构也优于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均质假定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缺点，正是有了这一假定，使得我们无法比较不同国度、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就业水平差异，也就无法比较人们生活质量与福利的差异。因此，在新的分析框架下，同时考虑分工水平与就业水平，能对经济增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可见，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相比，新的模型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更具一般性。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可将发展经济学中的所谓“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统一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不仅能完整地描述经济增长的过程及相关条件，同时能告诉我们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2.就业水平与就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另一数量指标。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产出尤其是物质资本的产出，是衡量经济增长数量变动的惟一指标。实际上，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增长更为重要。如果伴随着失业率高涨，经济增长绝对不是有效的。因此，就业量的增长与就业结构的优化也应成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重要指标，新的分析框架则正好包含了这一点。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就业问题只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总需求不足自然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不足，失业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市场机制排出剩余劳动力的必然结果。在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场需求是内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终办法。就业问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应该放在以分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中去考察。凯恩斯对就业与增长的关系，从两个方面考察了现实的经济增长，一是从低于充分就业走向充分就业的增长，二是从低水平充分就业走向高水平充分就业的增长。[7]显然，凯恩斯敏锐地看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只是从经济增长数量上来考察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到经济增长质量即分工水平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从需求与供给角度，研究了要以怎样的速度增长才能避免通货膨胀和失业，也没有从分工的角度来考察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可见，凯恩斯、哈罗德、多马已经将就业水平作为考察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之一了，只是没有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而斯密－杨格定理在分工演进的研究中，又没有将就业水平作为考察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之一。只是到了新增长理论，才将分工与就业（人力资本）融为一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博兰德－杨模式，将分工与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论证了分工与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微观机制。但博兰德－杨模式只是探讨了分工演进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没有明确地将就业水平作为考察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之一。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缺点。
三、基于分工的就业机制及其政策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就业政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发挥资本或劳动外生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普遍路径。但是，大规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资本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加剧。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的就业机制是建立在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质量型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
斯密－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就业增长是分工演进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就业是资本收益的函数，是分工深化的函数。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会因分工而提高积累。故在分工—就业框架下，包含了就业增长的技术进步才是分工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所以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关系既有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替代关系，又有生产函数上的相互匹配关系，技术含量越高的物质资本要求与其匹配的劳动力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8]李建伟为了考察就业与分工、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用人力资本和产业资本，分别替代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和资本，得出新的总量函数Q=F(L,K)。[9]假定人力资本拥有量就是劳动者人数的函数，那么，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分工将扩大就业需求。分工导致的技术进步会使人力资本边际贡献曲线外移，假定市场工资率不变，就业需求就会增加。由于专业分工的深化，分工链会加长，也会刺激物质资本、就业量的需求，故人力资本边际贡献曲线进一步外移，从而构成资本积累与就业扩大因果累积的循环。两种资本的累积循环机制，正是在新的分析框架下基于分工的就业机制，它有力地说明了物质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也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视就业水平指标作为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产生的诸多后果提供了佐证。
以分工—就业为基础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最本质区别，根源在于分工演进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场机制所能起到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也是低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较快，但其质量水平却不高，就业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脱离了分工演进的轨道，只是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分工层面徘徊。尽管人们开始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但是许多政策还未从分工不足的角度来加以制定，许多问题没有从分工演进不足的角度加以解决。就当前就业政策而言，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10]这种政策仍然没有跳出原有框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工演进不足的问题。
分工—就业机制导向下的就业政策必须始终围绕提升分工水平这一主线来制定，其政策主张的核心是，扩大市场范围、改善市场竞争环境。[8]具体而言，就是要突破体制性就业障碍，防止垄断，促进竞争，鼓励自由贸易，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结语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是在三个隐含假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即分工水平的考察，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另一数量指标即就业水平的考察。在以分工—就业为基础的关于经济增长新的分析框架中，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水平成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就业水平成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另一重要指标，以此为导向的分工—就业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开创了一个新的政策空间。我国的就业问题本质上还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内需、增设工作岗位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路径，而突破体制性就业障碍、鼓励自由贸易、扩大市场范围、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则是提升我国分工水平的重要举措。
［收稿日期］200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