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向西方资本主义趋同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代初期的特征被概括为关于东欧和西欧一体化(convergence，译为“趋同”或“一体化”，视文章具体情况而定——译者注)的天真乐观的辞藻。在西欧，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确定了货币统一的前景，它表明宏观经济开始一体化——由一系列严格标准规定的一体化。这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庆祝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瓦解而来的东欧与西欧的再次统一，“向市场经济转型”成为共同的目标，这表明东欧与西欧正在迅速一体化为向制度性和体制性发展的模式，人们认为这种模式是“正常的”并且能够走向即将到来的繁荣。八年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冷静的分析。两个出乎预料的变化改变了一体化愿景：西欧的货币统一问题(它部分地与德国统一的具体道路有关)和东欧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衰退。现在欧盟实行的宏观经济一体化和以前敌对制度的制度性调整与一体化，比人们先前预想的都艰难得多。难道说历史发展方向的转变或者说一体化(趋同)这一概念是错误的吗？
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与宏观一体化
苏联模式的形成创造了历史性分歧的图景，人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权形式完全对立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体制形式和制度形式。丁伯根(Tinbergen)提出了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这一理论建立在协调性机制相同之处日益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西欧，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展，而在东欧，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可能会出现体制共同向最理想的中间形态演进的情况。在1980年代，自由放任主义开始复兴，人们也重新坚持正确的标准，两种尖锐对立的体制又有所复苏。社会主义国家试图但没有找到走出危机的改革道路——改革持续了十年，为公共舆论、经济学家支持市场经济转型准备了舆论条件，这些舆论上的转变伴随着共产主义体制的政治瓦解全过程。前社会主义国家“回归欧洲”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它表明社会主义插曲的历史性结束和重新走向“正常”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1990年前后常常听到的比喻。
新自由主义的体制转变道路是由捷克前首相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的两条原则构成的。他在1990年说过，转变的目标是“无条件的市场经济”，这表明他拒绝前领导人主张改革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拒绝社会市场经济或者任何这类被认为是危险的混合经济模式。他在1995年宣布，捷克共和国的“转型”完成了：它所面临的是与西方经济的正常模式相同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趋同是最初的目标，这将意味着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关于后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持续不断的讨论，揭示了市场经济概念与趋同主张之间的潜在联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古典主义模式的根本特征。这种模式既得到了最新的辩护，又有了新的解释，其特征是按照平衡与最优化的标准进行分析，并对制度的历史形式有些许的关注。由于没有认真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形式、现代形式和可能形式的多样化特征，“只有一条路可走”，这一口号仅仅表现为逻辑结论。转型概念的传统意义也就是指这条道路：它表明了从平衡立场跳到另一种立场的机械论和决定论观点(Chavance,1994b)。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是多义的，有时还表示一种历史性的趋同，它看上去更适于分析制度的统一性及其历史形式的丰富多样性。说“资本主义”而不说“市场经济”的思想家和理论学派，通常坚持制度改造和渐进发展的道路，坚持内生性张力的看法，这种张力能够考虑到历史和结构形式的多样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非正统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习惯于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就使用这一术语。
在后社会主义地区，真正的问题常常不是从决定论的转型走向无条件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经济体中不断出现的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产生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错位，产生于制度性变革，并且导致了社会系统复杂的自组织过程——其特征是强烈的“路径依赖”①。在这种框架内应该提出向西方模式趋同所存在的问题②。但是这样做会更加错综复杂：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本身在制度形式和系统特征方面彼此迥异，并且正在经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在最后这十年更是如此(Boyer,1993; Hollingworth,Schmitter,Streeck,1994; Crouch,Streeck,1996a)。向一个既是多样性的又不断变化着的目标趋同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共同的趋势、正在形成并不断巩固的差异
在最近的历史发展中，各种复杂的对立趋势的相互影响可以通过图表的方式，借助比较三个国家变革的轨迹而体现出来，这三个国家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它们属于具有相当类似性的区域小集团(Chavance,1995)。共同的社会主义遗产导致了类似的趋势，即与西方的裂痕重新出现。这些国家在制度上有意效仿西方资本主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及其“制约性”)的影响则强化了这种效仿，同时面向西方广泛的贸易开放以及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导致了制度结构和组织结构向西方经济的趋同，至少是越来越接近趋同。最终，改革的民族之路将各种趋同因素、各种分歧因素汇合在一起，重新产生了目标模式的差异。
资料来源：B.Chavance,E.Magnin( 1997)
在欧洲地区，所有国家都希望尽快加入欧盟，欧盟的吸引力不仅在欧盟的协议中表现出来，也在大量的立法和规则模仿中表现出来。但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有时具有更为强大的影响，或者由于不同的欧盟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设计，不断出现的整合与发展也会彼此有别。在德国统一时期的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们看到了世界性的、比较迅速的制度转变的案例。最后，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也表现出趋同的因素。
三、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共同的趋势并没有消解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发展，但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轨迹还是受到了社会主义遗产和上述模仿力量的制约。“转型”是创造性的发展过程，是延续下来的制度与新的东西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后社会主义的混合制度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些形式因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不同。上面的图表力图反映当前各种趋势的复杂性。图表左边表明三类共同的趋势，它们是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新形式，而右边反映这个范围内正在研究的三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具体性，这些趋势和发展道路用以表现四类亚系统(类型)：生产体系，银行与金融系统，社会—经济相互妥协，以及政府(国家)，最后一行反映了与现存资本主义模式的某些相同点。
匈牙利在1980年代对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匈牙利因此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更接近于市场社会主义。匈牙利经过12年的经济改革，确立了以西方为发展方向的名声，这使它能够获得外国投资者的信任。巨额外国资本的流入与后社会主义政府决定继续实行渐进式的变革相吻合，这种渐进转变的特征是通过固定资产的转让推行私有化方案，这种转让带来了许多工业合资企业和金融合资企业的发展。它帮助这个国家还清了自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积累起来的外债，这也是选择私有化的动机之一。直接的外国投资以及国内积累起来的相关的“名誉效应”有助于限制变革所带来的痛苦效应，如果没有资本的流入，变革会更加残酷。除了政府，企业也在1980年代从中央政府的权威中获得了相对独立性。自1987年以来，新的法律体系和更加严厉的预算限制推动了“自发私有化”的进程，这个进程是更大的进步(Earle,Frydman and Rapaczinski,1993)。这个进程在1990年之后采取了合法形式，并且导致大型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保留了其在电力企业和行政部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资卫星企业”的大部分股份。这些“准国有”股份的持有者通常是国有实体单位(正在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外国投资者和私人也构成这些资本的一部分，这种混合组织形式使企业非赢利性的生产单位以内部再分配的代价保持运行(Carlin,Van Reenen and Wolfe,1994)。
匈牙利也在其改革了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保留了小企业的私有和半私有部门及非正规部门，这些部门在1992年创造了GDP的25％。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在后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仍然很突出，但现在处于逃税而非短缺状态。这一点使匈牙利的经济接近于国家引导的意大利资本主义。进一步看，在第一经济部门和第二经济部门之间，旧的划分已经被新的二元结构所取代。首先，小规模的、合法与不合法的个体企业常常以混合形式出现(因为是生存需要而不是利润和增长本身推动这些企业的发展)(Gabor I.,1994)，它们的赢利与大型准国有股份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在私有部门内部，上述个体生产单位和有活力的中型企业——一般是外国资本参与的合资企业，有时是集中成大股份的“合资卫星企业”——有明显的区别。在生产系统中的这种二元结构反映了后社会主义时期银行系统的双重性。银行系统的特征是：一方面，出现了小型和中型可赢利银行，它们有外国资本参与，或者向匈牙利最好的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另一方面，一些大的国有银行来自单一所有制银行，即大型准国有代理人在由于经济衰退而出现的困难条件下办起来的证券投资(Kornai,1994)。联盟与利益网络在前社会主义体制下交织在一起，以弥补经济匮乏条件下的不确定的供应短缺，这些联盟与利益网络在后社会主义新的条件下已经恢复了活力，重新面对与预算限制和紧缩及严重的经济衰退相联系的不确定性。这些“新”的网络与各种合作伙伴相互缠绕的新的所有权关系联在一起，并且使人想起以网络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为特征的东亚模式(Stark,1996)。在经济活动者的压力下，面对可能使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崩溃的连锁破产的危险，政府从1992年起就不得不经常干预(经济活动)，通过免去债务、购买债券、证券抵押和银行的资本化经营保证国有企业和(有时)私有企业渡过难关。政府放宽对大型企业的预算限制，并且负起父亲般的关心和通过中央计划重新分配责任(Voszka,1994)，在财政支持与结构调整和重组方案——这些还是有约束力的——联系起来之后就更是如此。这些重组趋势加上广泛的福利制度，可以与社会民主模式相媲美(Kornai,1996)。而且经理与雇员暗暗地并且常常得到地方工会的支持加入联盟，以从政府得到最高程度的保护。但这种合作性契约却并不能真正与1994年新选举的政府推行的方案相比，该方案计划加大了紧缩力度。结果，与合作伙伴的协商策略失败了，选举前保证实施明确的合作性契约的诺言也落空了，从而，维持社会—经济相互妥协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自1993年的经济复苏以来，由于外债的压力，由于通货膨胀压力而造成的巨额预算赤字——与政府资源重组有关——和不连续的税收，匈牙利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是很高，而上述负担本身又造成了这些预算赤字，不连续的税收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起能够赢利的私营企业部门的震荡。但是，1995年到1996年的稳定计划看起来已经改善了经济运行环境，但却导致了经济衰退。
波兰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关系的冲突，这些冲突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达到了高潮，并且导致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工会从共产主义政权中独立出去。经济主体对政府的“社会抵抗”似乎已经在波兰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全过程中蔓延开来③。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由于雇员的反对很难执行，并且常常延迟，这些雇员在1980年代获得了对企业非正式的控制权。在1995年，几乎60％的大中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并且部分地控制在得到工会积极支持的企业委员会手里。这些冲突关系在政治领域同样存在，原因是每一届政府的议会都比较软弱，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不稳定，甚至有时会使政治瘫痪。波兰政府因此决定从1990年起以不同的速度广泛推行私有化方案(Earle,Frydman and Rapczinsky,1993)，并且坚持培育和发展中小型私有企业(SME)，该领域的最初发展是在1980年代。结果出现了相对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从以前的国家外贸机构中分离出来的半私有化联合大企业，在重工业(采矿、钢铁、轮船制造)中受到保护的国有股份，在大规模私有化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半私有化股份，被雇员和经营者买断了的中小型企业、个体企业④。生产结构也是二重性的，其特征表现为：一方面是具有相对宽松的金融纪律的大型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是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私有中小型企业。从前社会主义体制中保存下来的非正规经济形式仍然得到了发展(大约占GDP的20％)，它们与有活力的中小型企业一道使波兰的经济更接近于意大利的政府主导模式。
过度紧张的社会关系促使政府干预经济领域，帮助一些处于财政困境中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干预方式是间接通过税收的积累和安全的社会债务，或者是直接提供贷款进行重组和停业清理。实际上，政府受到有工会强力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影响，这样它就在社会压力下被迫提供真正的扶持，同时尽力限制对保护和预算补贴的要求，例如拒绝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从银行购买企业债券。社会的动荡似乎在发展，贸易联盟的力量似乎在增长，这体现在工资方面，而政府力图控制它的增长。因此，苏霍茨卡(Suchocka)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商谈之后，不顾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nosc)与波兰工会联盟(OPZZ)之间的对立，最终采取了明确的社会合作政策。社会合作集中于雇员参与私有化过程的模式，接着致力于维护经济社会的协调，但是1993年，新选举的政府对此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其后的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变革。
捷克共和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战争之间的那段时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之一，与匈牙利和波兰完全不同的是，直到1988年，它仍然非常接近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些条件下，政府尽力赢得了经济开放的名声，赢得了在新自由主义意义上向市场经济实质性转型的声誉。从这方面看，决定性的工具就是采取大规模私有化战略，而1990年该国已经达到平衡的宏观经济条件又使这种战略更加容易。然而，凭证购买方案导致前所未料的结果：主要的国有银行控制了已经私有化的大型企业。这些银行建立起私有化投资基金(IPFs)，它在私有化结束时继续成功地控制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Dlouhy and Mladek,1994; Mertlik,1995)。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最初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其特征是两个有竞争力的证券交易结构，即布拉格证券交易市场和捷克证券交易系统。半私有化的混合所有权形式已经与重工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即前社会主义工业协会联合起来了，它们在后社会主义国内资源重组时期转化为股份(Mc Dermott,1993)。在1989年之前，私有企业是小规模的，这非常反常地推动了新成立的小企业的发展。1992年开始实施的破产法，使整个经济体系陷入了从企业到银行连续破产的危险之中。在来自社会主义体制的利益集团——银行、企业、雇主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政府——其战略是保护捷克的工业传统——不得不停止了该法律，并且积极地参与大型企业的重组(直接的财政补贴、政府对新发行证券的担保、减免债券)，接着又重新开始了“市场保护”，从而把财政扶持与经济重组结合起来。自由市场的改革方向和政府的实用主义导致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福利制度最初的混合形式，即把继承而来的社会民主传统与在逻辑上压缩社会开支结合起来。
在40年的社会主义历程中，阶级对抗的相对恶化以及管理者的关怀行为形成了在工人与中间管理者之间不明确的“工作受到保护但工资低”(job protection but low wages)的社会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受到政府无意识的支持，因为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持续的经济准则，例如在工会力量日益减弱的背景下对工资福利的控制，逐渐提高能源和租赁的价格，以及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些措施造成了社会经济互相妥协的平衡与稳定局面，这种平衡与稳定直到1997年都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而且，与银行、企业以及国家的交叉所有权关系为大公司提供了获得信用贷款更便捷的途径，这使它们能够维持人员过多的现状，更主要的是，使它们能够限制失业——既然实际工资收入在最初几年比较低(当然，捷克共和国的失业率非常低)。这种制度性整合与组织管理上的整合奠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低工资、熟练工人、在最初几年里高价格的大幅度贬值)。这样，尽管捷克共和国花言巧语地高喊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方向，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不仅与东亚模式(网络、增长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也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银行业的关系、社会认同、社会保护)有许多相似之处。
四、结论
关于趋同的假设，被解释为含义明确并无条件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即面对可能出现的障碍或者拖延而出现的决定性趋势。这种假设从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经济变化来看显然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变迁是更复杂的系统性的转变，其特征是出现了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国家资本主义，表现出普遍的相似性和持续的政府特色。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混乱之后出现了国家制度的重构，这是由相互影响的各种矛盾倾向决定的，而且现在还在持续着，这个过程已经出现了重要的不可逆转性。最初的一些共同倾向无可争议地导致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家庭模式更加接近的进程，最经常的是导致了欧洲子集团(subgroup)的产生：趋同的一个方面就明确地在这里出现了⑤。但是，次等的共同趋势却与后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也可能与中欧的历史)相关(Berend,1996)，这些趋势导致它们在走向系统目标的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差距。最后，各个民族国家路径依赖的作用造成了这些国家在管理变革和制度变迁方面持续的、迥然不同的趋势(Stark,1992)，而这些趋势不能归结为简单的趋同观点(也并不必然地归结为多样化)。现在，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对这些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做两个合理的推测：一是逐渐发展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的相似之处；二是在制度特质方面继续保持这些国家各自不同的特征，至少与我们在这些属于前西方世界的、“实际存在的”(really existing)国家中能够看到的、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仍然能够看到的同一种秩序会有很大的差异⑥。
限于篇幅，参考文献有部分删节。
注释：
①关于制度改造和渐进发展道路，参见(英国演化经济学家)Hodgson(1993)，诺思(North)(1990)。
②就目前制度变迁问题而言，我们应该把各种进化发展模式区别开来，这些模式在简单的替代性趋同/多元化方面是有差异的，例如：绝对趋同、相对趋同(接近却保持稳定的界限)和再生性差异。在这种分析中，有必要确定准确的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
③社会冲突从1990年以来就已经非常普遍了。
④在波兰，银行业的跨企业所有权并不发达(Grosfeld,1994)，因此所有权的交叉特征被削弱，这与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⑤应该准确说明的是，这样的相对趋同仅仅涉及到社会主义之后该地区中欧的亚集团；而对于前苏联来说，它是几乎没有得到证明的(Sutela,1996)。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之后社会转型中包括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那么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这需要特殊的分析(Mc Cormick and Unger,1996)。更广泛的比较性分析有可能强化所出现的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这一主题，同时认真研究区域因素和“悠久历史”对这种多样化的影响作用，这就不是本篇文章讨论的范围了。
⑥参见Delorme( 1994) ,Zysman( 1995) ,Crouch and Streeck( 1996a) ,Berger and Dore( 1996)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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