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光辉起点——兼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方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光辉论文,方位论文,起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七十余年间，有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如果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开始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话，那么，以二十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再度从困境和挫折中奋起，在关键时刻再一次拨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历史地成为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光辉起点。如何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进行科学、完整和深刻地认识，则是我们在跨世纪的新征程上，迎接新挑战，真正做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所不容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以1956年4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同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已经形成了科学而又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无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党领导全国人民由此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久后，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党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在经济建设方面严重泛滥的“左”倾错误，但由于众多原因，不仅“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没能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逐渐发展，达到了极端后，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党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的路线，逐步偏离了科学的轨道，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1957到1966年的曲折前进期间提出的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的主张、见解和方案，都在十年动乱中被“左”的思潮淹没了。科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也由此中断。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历史、思考未来的重要契机，但历史急驶的列车在短期内刹住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方面，历史尚没有提供足够的舞台，即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另一方面，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造就出来的能够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还大都在政治舞台的幕后，指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担当起扭转历史车轮的重任，是不可能的。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由此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样，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走向何方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严峻地提了出来。一方面，党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并推行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恰好把过去错误的东西凝固化，照此走下去，只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种局面，甚至会造成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更严重的局面；另一方面，在短暂的历史反思后，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且种种努力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显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到了历史的最紧要关口，如果确立不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选择不好正确的道路，不仅可能使中国社会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也极有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失去原有的威望，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葬送本应有的大好前途。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1、从大的历史背景看，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的认识上，大都没有能保持清醒或者比较清醒的头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失误，而这一问题能否在理论上得到正确回答，恰恰关系到无产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2、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契机，大力发展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了战后的繁荣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抓不住这次机遇，就会进一步拉大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距离。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新技术革命使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经营转变，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提出了更严重的挑战。中国却在这些岁月里被动乱搞得大伤元气。世界上的甚至一些原来比中国还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这次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加速推进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把中国大大抛在了后面。显然，中国如果再继续耽误下去，不仅永远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而且将很难在世界上立住足，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3、从国内情况来看， 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解决了主要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有利于我国搞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不及时地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果断地实行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不仅会再次贻误时机，而且还会严重脱离群众。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认清了形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更为可贵的是，全会不仅恢复了党的八大确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而且还提出改革开放的崭新决策，使中国开始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试想，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如果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并开始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我们绝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也不可能经受住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我们的社会主义也就无从体现出优越性。进一步讲，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历史性转折，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不能顺利进行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党还能否执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的的确确存在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时间越长，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构成的意义，也就越发显得重大。
二、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新路径的又一新的分水岭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 卷第149页）又说：“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年版第4卷第679页）套用恩格斯的这两句至理名言，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说近代中国四分五裂、遭受外人欺凌的历史灾难是以新中国的建立并初步取得巨大成就为补偿的话，而“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则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为补偿的；如果说近代中国吃够了四分五裂、战乱频仍、困苦不堪、外人欺凌这样的“堑”而新中国建立后则长了团结统一、和平稳定、奋发向上、独立自主这样的“智”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则吃够了“左”倾错误泛滥的“堑”，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则长了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样的“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藐视它就不能不受到惩罚。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 ”（《斯大林全集》1954年12月版第10卷第209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八大”的基本做法，而正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历史。总的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从来不认为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但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我们把事业推向前进的逻辑起点。二十年来，紧紧围绕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于实践标准，立足于“三个有利于”，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个全面改革的蓝图，正不断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一个以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提高国民经济素质为基本目标，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完善；
三是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上新的台阶，使得我们国家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
概括起来说，二十年来，我们牢牢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彻底摆脱过去那种把某些本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和方法当作社会主义来固守，而把某些并不损害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和方法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的传统观念，放手大胆地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用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全党全民族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这样总结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 页）这一论断言简意赅，摧人深思。联系到求富求强在近代中国遇到的困境和挫折；联系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和缓慢发展，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经济的下滑，与中国的强劲发展形成的鲜明对比；联系到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联系到1998年夏天中国社会在抵御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综合国力以及全党全民族敢于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无畏精神状态，我们便不能不更加深刻地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这条道路的可贵和难得。
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路径，但决不是说我们从此就再也不会走弯路、出现失误了。对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们无需回避也不容回避。这些问题的存在，绝不是改革带来的。相反，真正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改革的精神来解决，而且有些问题还要假以时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艰难地但是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已经艰难地但是科学地形成了自己的主心骨——邓小平理论，任何困难和挫折，都不应动摇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决心和信心。党的十五大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党中央提出要把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提高到十五大所要求的新水平的政治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根本意义也就在这里。
三、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又一划时代的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些极为严肃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我们坚持的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成为当时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恰恰为人们认识和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促进人们重新思考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界限。
于是，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一胜利的取得，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全党重新科学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饮水思源，没有二十年前那种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我们便不可能有今天这种生机勃勃的思想局面。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反反复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因此，试图寻章摘句去论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具体结论的真理性是无济于事的，而固守本来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错误论断则是危险的，只会葬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美好前程。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除了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真伪难辨、形而上学猖獗外，只能导致混乱、停滞甚至倒退。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段历史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就是因为自这次全会之后，党在理论思维方面迈开了走向成熟的步伐。贯穿于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斗争中不断开创新局面。在此期间的两次重大历史关头形成的两个“宣言书”以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是这一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
靠的是这条思想路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彻底解决了二十多年我们党没有解决好的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吹响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军号角。
靠的是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在10年的全面改革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
靠的是这条思想路线，党的十四大科学地总结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内容的九个方面，提出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坚持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这个重大决策的提出，标志着党在理论思维上的进一步成熟。
靠的是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5 年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比如，在政治方面：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科学地界定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并号召全党切实用这一理论武装起来；形成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努力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以法治国，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在经济方面：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基本方向，加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分配领域坚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基本方针等等。在文化方面：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等等。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这条思想路线的巨大威力，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问题上，不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决不是说我们对规律的认识已经完成、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更不是说我们今后一切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在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进一步认识规律、揭示真理、发展科学理论的正确道路。我们说要牢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根本的精神实质就在这里；我们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其科学的理论意义就在这里；我们说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其强烈的政治意义也就在这里。
学风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但“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里，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一个“一定不能丢”、一个一定要围绕的“中心”、三个要切实注意的“着眼于”和两个“没有”的科学判断，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党对于学风问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最新最严密的概括，也是我们今后在发展更新境界的路途上，要牢固坚持的科学指南。
更为可贵的是，党的十五大不仅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且还把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提了出来。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江泽民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已经清晰地体现了这一重要特征。我们前文提到的，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期间，我们党在理论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正可以看作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些，充分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思维上的坚定、清醒和成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党之所以能有今天在理论思维上的重大成就和喜人态势，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建树。
四、推动全民族精神状态实现历史性变化的又一新的历史起点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使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但可惜的是，“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使这种民族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扭曲。假大空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使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一种时尚，求实进取精神几乎荡然无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合乎国情、顺乎民意的重大决策，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催发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宝贵的民族精神，极大地唤醒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民族精神的内涵博大精深，蕴藏着浓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坚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尊严不容侵犯，拥护祖国实现完全统一，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为基本特征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脚踏实地，讲求实效，重力行、轻浮华、贬空谈、鄙玄虚等等为基本特征的求真务实精神；
三是以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开拓进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敢为天下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等等为基本特征的创新精神；
四是以知难而进，愈挫愈奋，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制裁为基本特征的自立自强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种亘古而常新的民族精神，历来都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大好历史局面，为爱国主义的弘扬和拓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反过来，新时期丰富多采的群众性的爱国实践，又赋予爱国主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条件下经受住的一次次严峻考验，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坚实步伐等，都使得爱国主义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民族精神不断得到激发和高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也完全可以把一切爱国之士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贡献各自的力量。
求真务实是一个真正有希望有前途的民族所必备的精神品格。靠的是求真务实，在过去的七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同样，违背了这条古训，我们党曾付出了血的代价。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这个问题上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现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在民族精神问题上揭示出来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真理。
有无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能否前进、能否立足生存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得以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永不衰竭的创新精神作为动力。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充分表明：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就迅速发展，就变得强大起来；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要落后，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总结历史经验，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998年3月4日与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座谈时的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毫无异议地成为新时期的开端，就是因为这次大会高扬着浓厚的创新精神，从指导思想到一系列重大决策都一反过去十多年间的沉闷、僵化状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创新精神，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勇气；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通篇都体现出创新精神。他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视为“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把能否克服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等等有悖于创新精神的行为，视为关系到亡党亡国的大问题。他大声疾呼全党全民族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等等。这篇讲话所体现出来的创新精神，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因而被视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一些带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重大举措，最突出的就是改革开放。
二十年来，全党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大大推动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改革开放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又不断为创新精神提供鲜活的支持。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点则是高扬了创新精神。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应该指出的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世纪之交的现今，弘扬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可以说已经成为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多次号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醒全党全民族要十分重视创新。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8年3月4日与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座谈时的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的创新精神由此显得弥加珍贵。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立精神由来已久。但近代历史的贫弱落后、被动和挨打深深地刺痛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追求民族自立自强的斗志。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并以无可置疑的民族自立自强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不容欺侮的崭新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儿女被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深深震动了，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反思中找到了科学的民族自立自强之路。这就是：一方面，集中力量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自强最根本的基础，舍此，无以谈民族自立自强；另一方面，我们进一步学会了如何在世界上自处，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制裁、说话算数、不搞小动作，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不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有能力在二十世纪站起来，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这条伟大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够在二十一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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