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难的行程——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情况介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步履论文,中国论文,行程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评价西方现代派的问题是在“四人帮”垮台后出现的。在这之前，即从1949-1978年间，极少有中国人知道“现代派”这个词。
众所周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比之解放前有了很大进步，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当时主要的翻译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革命文学。而到五六十年代，同样由于和苏联政治关系上的恶化，连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也被列为修正主义作品而受到了批判。从此在“批资”和“批修”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介绍到中国的外国作品就更少，外国文学工作的路子也越走越窄。
而在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外国文学更是一块禁地，它几乎成了一切罪恶之源，在这时期有一条无形的，但谁都知道的铁的公式，那就是：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就是鼓吹资产阶级文艺，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因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外国文学采取的是“彻底批判”，“完全隔离”，“坚决消灭”的政策，在许多地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名著公开在马路上被焚毁，谁拥有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就得主动上缴或自行毁坏，否则就以抗拒文化大革命罪论处，由此可见，外国古典名著在当时的处境尚如此恶劣，更不用说“现代派文学”了，不过，好在当时，人们很少接触过什么具体的现代派作品。
外国文学所遭到的厄运，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有所转变。随着“四人帮”倒台，过去十年中被禁的世界各国古典名著，不仅得到了再版的机会，而且紧跟着，西方现代派文学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随后又有大批西方文艺理论著作开始和中国读者见面。那时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较为系统，学术性也较强的丛书，例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百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五十种）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等。
相应于这种新形势的到来，西方诸多流派的作品，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等等作品开始在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流传起来。他们对这些从未见到过的作品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十年浩劫的经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改变了对人的看法，他们深深体会到人的复杂性矛盾性，他们开始对探索人的内心感到兴趣，他们发现这些现代作品比之古典文学作品更能反映人的矛盾心态，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大量的青年对卡夫卡、对萨特、对加谬格外感到兴趣的原因，他们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独，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对命运的无法抗争，他们感到的困惑、压抑引起了青年人的理解和共鸣。
就这样，这些过去一直被彻底否定，被看作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而产生的颓废文学竟然得到了许多中国青年的青睐。这种情况与过去多年来培养的文学倾向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态度。一方认为西方现代派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虚无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它们是颓废、甚至是黄色的文学，它们在青年人中只能引起思想混乱，使极端个人主义得以恶性发展，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它们不合国情，不能接受。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当时是大多数，究其原因，这种思想认识部分是由于十年文化专制所造成，但如果追溯得更远些，就会发现，自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际上指导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针所依据的是苏联日丹诺夫1934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会上的一次讲话，以及作为附录的几篇决议。当时中国把日丹诺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因而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论断当然就被看作为绝对的准则。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派的评价是这样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和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色和特点。资产阶级文学曾经反映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和腐朽的特征。”众所周知1936年日丹诺夫又猛烈批判了肖斯塔珂维奇，以后又加上了普鲁柯菲耶夫，哈却图良、卡巴列夫斯基等几乎所有著名的当代苏联音乐家。这是苏联三十年代（布）中央抓意识形态的方针，而中国当时一切都紧跟苏联，因而就把日丹诺夫的这一论断作为我们必须遵循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奉行不渝。多年来的宣传，其结果是造成了许多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偏见，他们对之采取了全部排斥的否定态度，他们不仅把“意识流”叫做“泥石流”（意思是“污泥浊水”），把整个现代派文学概括为“色情”“苦闷”“彷徨”和“颓废”几个贬义词。而持相反意见的一方，则力图从文学艺术的发展史来阐释，现代派的产生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它的手法是反传统的，但由于描绘对象的改变，转向人的内在世界，因而手法必然超越出现实主义范围。争论双方各持已见，互不相让，尽管1979年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有过一长篇发言，要求大家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看待现当代文学，并批判了日丹诺夫论断的非科学性，但是大多数人对西方现代派还是抱着怀疑，甚至敌视态度。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第三期有位读者来信说，他想阅读一些现代派作品，以学习某些手法，但他说：“总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我走入歧途，他们说“西方艺术已经堕落了，看它何益？”“有时间看这些西方时髦，不如多读读鲁迅的作品，那才是我们的正统。”（《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3期127页）这些规劝使这位读者感到为难，于是，他呼吁该刊物应公开展开有关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派的讨论。
在当时展开这种讨论，看来是很必要的，因为有关西方现代派和各种意见，不仅在青年人中，也在知识分子乃至干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涉及面很广。例如1979年在新疆乌鲁木齐有一教师准备给学生作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现代主义与我国文坛”，但却被他的上级，一位主讲外国文学的副教授所“枪毙”，其理由如下：现代派是颓废的，意识流是唯心主义的，这些东西不值得报告，没有学术价值，而且提醒这位主讲人，他之这样肯定现代派，是因为他思想不对头。还有些人反对现代派是认为它们都是色情的东西，这种思想在一些干部中尤其普遍，就连绘画中的裸体画也要遭到厄运。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个地区的县委书记会上，当谈到文艺问题时，一位县委书记拿出两幅裸体画（一是安格尔的“泉”，一是北京机场的“泼水节”）说：“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我们农民就不再种棉花了。”另一位书记反驳说：“由此不种棉花，那我们每个人洗澡时也都得穿着褂子了”。由上述例子来看，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不但是必要，而且是非常迫切的问题。为此，《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从1980年第四期开始开辟了有关西方现代派问题的讨论专栏。每期都有一定数量的，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场讨论持继了整整一年之久，计有32篇文章发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在一般中国人中反对西方现代派的居多数（理由已在前边说过），但在这32篇文章中，真正发表出振振有词批判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由的却是少数。相反，大多数文章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作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有的从现代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有的从现代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有的从现代派文学在形式上的创新，有的从现代派文学所反映的悲观情绪等等各不相同的角度作了剖析和阐释。其中有的文章对现代派的评价相当高，例如有篇文章这样说：“现代派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越来越大，越来越汹涌……现代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力量，因为它有巨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对人的价值的再肯定，即对人的本质的探索和对人生充满激情的追求，”因而它“不仅可以代表人类的现在，而且更加可以代表人类的未来”。（《外国文学研究》1981/1《它们也代表了文学的未来》）与此针锋相对，在同一期发表的却有另一篇文章，标题是《未来决不属于现代派》，该文首先对现代派作品下了断言，“形形色色的现代派作品，绝大多数是色情，苦闷，彷徨和颓废的”并认为“十年闭塞后，我们需要精神食粮，尤其需要营养价值高的粮食，不能饥不择食”。作者认为“现代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多数是可笑的，有的是反动的，其中的消极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国文学研究》1981/1《未来决不属于现代派》118页）这两篇文章代表了极端相反的两种观点，但是在语气上比之79、80年已经温和许多了。记得1980年年底在中国召开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会上冯至教授曾在他的报告中用很大篇幅讲了西方现代派的问题，他说：“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价问题。目前，公开的讨论虽然还不多，但是彼此都上了很高的纲，你说他离经叛道，他说你思想僵化，其实这些分歧如果不是沿袭过去的上钢办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必要对现代派文学采取派别性的态度，不是坚决拥护，就是坚决反对。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把它当作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客观的观察……我们必须提供从各个角度提出的材料和观点，使问题的各方面都被人看到和想到，这样，即使我们以后还没有共同的看法，可是我们争论的学术水平是会提高的”。（《世界文学》1981/1《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外国文学工作》16页）从上述两篇文章来看，冯至教授所说的那种上纲很高的现象已有所减弱，转而为说理的成份增多了。但从这一年之久的讨论来看，支持现代派的一方说得头头是道，从历史，社会，政治，哲学，艺术手法等各个角度为现代派作出各种解释，而它的反对派则显得有点软弱无力，倘若不是带点攻击性，就是抽象地说现代派“腐朽，没落”或者“颓废”。间或也有人通过歌颂“现实主义”，以期达到否定现代派的目的。例如前边提到过的《未来决不属于现代派》一文就是如此。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曾言：“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不和别的比，单和现实主义比，拿现代派的好作品来同它比，没有那个现代派作品，超过了现实主义大师们。在英国有超过狄更斯的吗？在法国有超过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吗？在俄国有超过托尔斯泰的吗？在美国有超过德莱塞的吗？没有”。（《外国文学研究》1981/1《未来决不属于现代派》118页）。虽然这一论点立刻遭到了许多文章《不能这样对待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1/3》《不可忽视的价值》《外国文学研究》1981/3），《排斥无用，探索有益》（《外国文学研究》1981/3）等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上述文章中以现实主义作为利器来否定现代派的作法，在中国当今社会里却极具代表性。因为过去长期闭关自守，国内有许多同志，甚至包括一些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同志，接触的主要也是传统的文学作品，对于他们来讲，巴尔扎克，扎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已经是比较近期的作品了。就以中国解放以来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论的书籍来看，一般都写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止，以后的西方文学史便是一片空白。直到1976年后出版的文学史才逐渐增加了当代文学部分。同时，还应该看到，许多同志尽管矢口否认现代派，实际上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多少现代派的作品，他们往往习惯于人云亦云，或者象有些人那样，将“肯定现代派”视为一种轻浮的时髦病，对他们这些稳重，老成，有学问的人来说，一旦随俗地肯定现代派这个时髦的玩意，便不足以表明自己的“清高”与“学识”。遗憾的是，尽管有人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反对现代派，但是不论是哪一类反对现代派的人，都同样拿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作为否定现代派的充足理论根据。为此，最后拿出“现实主义”这块盾牌来抵制现代派，尽管失之天真，却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可惜的是，“现实主义”不但未能将“现代派”扫地出门，相反，现代派对中国的影响却是与日俱增、与时共进。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2年间，在我国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有400多篇，而大量的现代派作品也被翻译出版。这一事实，说明西方现代派不但没有被骂倒，反而越来越在中国读者中得到流传，甚至产生重要影响，以至直接涉及到了中国作家的创作。1981年举行的两次关于我国当代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上，“怎样看待外国现代派文学？”一题想不到竟是会上争论的特别热点之一。而在这段时间里王蒙，宗璞、谌容、白桦、张洁等一批作家所作的探索，确是令人瞩目，不由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这些作品说明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已经渗透到了我国作家的创作之中。
事实上，随之而来的中国小说的繁荣时期，也相应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讲座会上，一位意大利汉学家就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已成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为人们所欣赏。”（《文学报》1986年11月13日《中国当代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个成就自然跟“四人帮”垮台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分不开的，但具体说来从1976年以来新时期的中国小说发展来看，应该承认，它所取得的成就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分不开，有关这个问题，一位名叫汪昌松的同志曾写了一篇文章，对此分析得非常透彻。他用大量中国新时期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作了比较，然后指出，从1976-1978年间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就已经有了新的开拓，许多作品对人的价值作了全面的探索，开始注意人的心灵深处的活动，不再停留在对人的外部行为方式的描绘之上。以后的文学创作又出现了多向交叠与意识活动，作者籍此表达了主观的情感，意念，感知。情节开始淡化，时空关系倒置，交错，重叠。而愈往后，小说结构的随意性，多样的特征性愈重，象征，变形，怪诞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亦愈多，他举出了大量具体作品，例如初期的《班主任》，《伤痕》以及后来的《夜的眼》《风筝飘带》和《疯狂的君子兰》、《没有油彩的画布》等等，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十年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渗透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新时期小说结构艺术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正是小说艺术吸取和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发生变化的结果。”（《外国文学研究》1988/1《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与新时期小说结构艺术的多元走向》103页）由此可见，正象五四时期，由于外国文学的传入，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中国文学的繁荣时期一样，今天，由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传入，在新的形势下，同样也对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但如此，在近几年里，有关西方现代派的研究日愈深入，发表的有关文章其学术价值也日愈提高，人们开始尝试把现代派与中国文学加以更为细微的比较，例如《再论马拉美与中国诗》、《荒诞派戏剧与中国的荒诞剧》等等。当今，我们已经很难在什么学术性的刊物上看到反对现代派的文章了，但是，是否现代派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曾经反对它的人已有所改变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所刊登的有关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之争的学术讨论会的报道就可以说明这点。卢、布之间有关现代派的争论发生在三十年代。卢卡奇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者，而布莱希特则是支持现代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当时布莱希特并没公开参加论战，但却就有关问题写下了约八万字的文章，直到1966年才由东德以《论文学与艺术》一书的形式首次出版，于是卢卡奇与布莱希特间的也即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文学之间的论争，在东西德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有关这场论争的研究文章竞相发表。但是，为什么这场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外国文坛上的争论会在1990年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呢？这是令人深思的。在这次有关卢卡奇和布莱希特之争的学术讨论会上，虽然有人把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之争看作是革新派与古典派之争，认为这是欧洲文学史上的又一次新与旧的斗争，布莱希特是革新派代表，卢卡奇是保守派代表。但更多的人却反对这种提法，从这次会议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写的会议侧记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召开关于布莱希特与卢卡奇之争的讨论会，必然带有中国式的特点。”“与会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界展开的多次大辩论，大都与现实主义这个中心问题有关，而卢、布之争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或者是今天仍在进行争论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旧事重提’的现实意义。更何况今天现实主义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研讨卢——布之争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仅仅为了弄清历史‘悬案’的范围。”“通过讨论，大家明确认识到，现实主义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现实主义应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潮，……”（《外国文学评论》1990/3《用马克思主义构建我国的文艺理论——“布与卢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学术讨论会侧记》36页）由这篇会议侧记观之，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讨论会实质上仍是八十年代初曾经风行一时的关于如何评价现代派问题的争论的继续。只是在方式上有所改变；那就是通过外国权威人士的理论来为现实主义说话。
众所周知，卢卡奇是位具有极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虽然自三十年代以来，他的文艺思想曾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四人帮垮台之后，在中国，他却被视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而一位被誉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显然具有相当的份量，在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争论之中，卢卡奇是位坚决的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为此，他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派来讲就具有极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与卢卡奇争论的对手却恰恰又是位被誉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人物布莱希特，于是问题就显得有点复杂化，既然双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末，究竟谁是谁非呢？两人的观点又如此“南辕北辙”。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却对两者的争论作了如此巧妙的调和折衷，最终竟然得出了卢卡奇和布莱希特同样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都是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因而两人的观点同样都是正确的结论。在《侧记》一文中讲得非常清楚，”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论争既不是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之争，也不是保守派与革新派之争，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的争论，是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
事实上，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的观点是不可能调和的。这涉及的是十九与二十世纪之间文学创作之巨大区别的问题。用布莱希特的话说：“新问题出现，要求新方法。现实在变，要表现实现，则表现方式必须改变”。（《人民性与现实主义》）布莱希特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非常明确，作品不能只停留在引起读者“共鸣”，而是要激起读者的思考”。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布莱希特支持现代派，他为乔伊斯遭到攻击而鸣不平，呼吁“不要把内心独白列在天主教的禁书单上，”“不要象逐出教会那样来对待蒙太奇。”“不要只准许艺术手段的发展到1900年为止，从此就不准再发展了！”而卢卡奇所承认的唯一标准的创作模式就是现实主义。为此，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无法调和的，尽管，谁都知道，新的东西往往来自旧的东西，但毕竟新旧不是一回事。特别是涉及文学艺术创作的问题，需要作更多更细更深更艰难的研究探讨工作，才可能理出一个眉目，但却未必能够得出结论性的东西。
关于这次论争讨论不免令人想起1981年在第三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刊出的一篇文章，那时正值讨论西方现代派问题高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高尔基论现代派》。内容是介绍高尔基在文艺作品，以及书信中对现代派的抨击，涉及对象有表现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在高尔基看来；现代派不仅仅是悲观，不仅仅是逃避现实，而且它还掩饰了心灵的空虚与贫乏，把人畸形化。显然，文章作者的用意是想借高尔基之口来否定现代派。但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尽管在中国享有特殊的荣誉，他对现代派的批评却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人们并没由于他的反对而对现代派有所“警惕”，正如国内有关卢与希之争论的讨论结果所表明的那样，现实主义的威望并不能靠引用外国权威人士的言论来加以提高。
从上述的介绍来看，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立足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可以说是步履维艰，目前为止在中国，出版现代派文学作品，阅读现代派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绝大部分现代派的读者却并未由此进而贬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只不过随着生活的改变，人们阅读的趣味及要求也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而已。这种现象应该说是正常的，在二十世纪仍然要求现实主义像在十九世纪一样昌盛，这本身便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天真想法，在以后的发展中，现代派肯定也会逐渐让位给更新文学流派。为此，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们对现代派的排斥便显得大可不必，问题是必须看到对于那些处于永远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事物，例如文学艺术，要以一个现实主义的模式来限制它们的发展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