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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迄今为止，理论成果及贸易实践中的观察结论是非常有趣的，贸易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最具争议的议题。安格斯·麦迪森（注：详见安格斯·麦迪森著，伍小鹰、许宪春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的分析，认为历史上贸易对欧洲经济发展影响更大。） 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历史表现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人口与收入的增加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所支持：地域占领与殖民；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以及技术与制度创新。而过去数十年间，实行开放经济政策的东亚、拉美及非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对贸易与增长关系的空前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探究贸易与增长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基本线索。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考察
研究贸易与增长关系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三条逻辑主线：即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与增长关系的全新阐释。
（一）国际贸易领域的贸易与增长观
自由贸易理论一直肯定贸易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对外贸易能带来静态收益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的动态收益，尽管这个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就备受非议。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亚当·斯密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之一，并指出，分工的发展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各国按绝对成本的高低进行分工，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则将此理论扩展为，按比较优势分工可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并增加一国和世界经济总量。
H—O模型的结论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的缺陷，使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贸易各国的生产率增长均得到提高。新贸易理论以规模递增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和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相区别，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都是一国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只不过作用的前提条件不同。所以国际贸易会使产品种类数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最早注意到贸易对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的是约翰·穆勒[1]，他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认为对外贸易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有效利用了世界的生产力，此外，还有间接经济效益。杰罗德·迈耶对穆勒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他将贸易的动态影响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市场范围的扩大引致更大范围的劳动分工，刺激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进口竞争，增加储蓄和加速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传输了新观念和消费的偏好，促进新产业的分化和成长，并通过转移技术、工艺和企业家精神带来教育效应。
其后的经济学家对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有影响的学者主要有D·H·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马克斯·科尔登、因尼斯等。20世纪30年代， 罗伯特逊提出了著名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50年代，纳克斯丰富了这个命题。他指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除了得益于贸易的短期静态利益外，最主要的是对外贸易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增长。马克斯·科尔登在他的《贸易对于增长率的影响》一书中，从需求动力和供应动力两个方面分析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第一，最直接的影响是实际收入的增长。第二，产生资本积累的影响。第三，可能带来替代的影响，即增加国内生产，替代消费品进口。第四，收入分配的影响。贸易将使得收入分配转向出口产品，使得出口产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收入增加。它将对储蓄的倾向产生全面的影响。第五，对于生产要素的影响。出口产品投入的生产要素供应的增长较快，出口增长率将增长的更快。近来，Kohpaiboon[2] 通过对泰国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或贸易开放还可通过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结论支持了巴格瓦蒂假说，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进口替代制度比较而言，出口导向贸易制度下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大。而Harry Bloch等人则进一步指出，贸易开放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决定因素之一，贸易不但可通过使绝对或者比较利益的实现而直接增加人均收入，而且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如技术转移、递增规模报酬及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国外企业竞争等间接提高效率[3]。
同时，许多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存疑。20世纪50年代，巴格瓦蒂在“普雷维什—辛格命题”的基础上，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贫困化增长”论点。克鲁维斯认为“对外贸易只是经济增长的侍女”，外贸既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还不一定必然对经济增长有益。这些观点得到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的回应，他们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出发，认为不应该过分夸大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否会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特定的条件和传导机制。
（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贸易与增长观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注重结构对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验事实的判断，承认外贸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但其发挥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外贸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R.阿普尔亚德和J.菲尔德认为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缺陷会导致私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由此，依靠市场价格配置资源可能会导致的贸易方式与相对社会成本或该国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都不一致；由于不同商品或部门在经济整体范围内的生产关联度各不相同，不同商品的出口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总体效应也将各有不同；国际市场力量不均衡，导致这些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增加收入没有相应增加；多国公司（MNC）转移定价机制行为亦能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对付TOT长期恶化的政策建议等[4]。同时，发展经济学也承认，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速度主要倚赖国内条件，国际贸易仍对其发展进程起很大促进作用。但由于不尽人意的供求环境，我们不能指望今日的国际贸易仍像19世纪那些新定居地一样成为发展动力，然而，贸易仍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等都肯定外贸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并深层次地探索了其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指出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内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是技术效应。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发展中国家能以更快的速度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可增加发展中国家从R&D中得到的益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壁垒的降低可导致更大的生产规模经济。三是资源配置效应。贸易壁垒的降低可减少价格扭曲，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四是专业化效应。贸易壁垒的降低鼓励了更进一步的中间投入品生产的专业化和更高的产出效率。可见，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把技术变动内生化，分析贸易、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构建了一系列内生增长模型， 如Romer和Rivera-Batiz[6]，以及Thomas F.Rutherford和David G.Tarr[7] 等的研究。尽管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确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导致经济达到一个新的稳态增长路径，但这些模型并未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福利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许多模型尚未考虑达到这种新的稳态增长路径需要一定的时间并具有相应的调整成本。
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比，国际贸易理论仅从“比较优势”原理解释经济增长，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系统阐释贸易—增长效应。内生增长理论关于贸易促进增长的机制是，技术革新和“干中学”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外贸易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节约贸易国的研发费用，加速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和积累，进而改变贸易模式和竞争格局，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促进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与增长关系的阐释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其分析框架固有的缺陷，始终不能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新型古典经济学[8，9]，他们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消费者绝对分离的基本假设条件，从全新的视角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思想模型化，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贸易理论的逻辑思路是：每个人既是追求高效率的生产者，也是偏好多样化消费的消费者，他们首先选择专业化水平和专业化方向，之后再作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这就产生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引入交易效率后，交易效率提高，市场容量扩大，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逐渐发展成一体化市场，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均衡的结果是不断产生最优的分工水平。新兴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者的分工水平内生化，认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原理相同，都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折衷，都应立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并用信息不对称揭示了比较利益的由来，而且把人们的视野由原来片面对自然资源、要素价格及规模经济差别的关注扩展到交易制度、产权法律制度等劳动分工的层次。这样比较优势在内生分工与专业化演进过程中被内生创造和强化，作为分工结果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是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决定经济发展，而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演进的速度，其分工的内生演进过程是一个循环累进的过程，也是内生比较优势的循环累进的过程。因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隐含的演绎逻辑是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循环过程，互动机制内生于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中。虽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未上升为主流地位，但至少提供了解释贸易与增长命题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考察
（一）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检验
理论研究结论需要有力的经验支撑。国外大批学者对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有影响的主要有：巴拉萨（1978）、塔克（1994）、克斯顿和米切里（1995）、Wacziarg（1998）等人的论述以及世界银行的研究。1993年世界银行研究了东亚诸经济的增长经验，通过有关衡量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决定因子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东亚高速增长经济中，“开放一直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卓越表现。”塔克通过分析过去40年的经验指出，不断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并不是东亚经济所独有的经验，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克斯顿和米切尔计算了从1870～1990年的数据，发现在此期间世界总产出与世界贸易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率上都存在着稳定的和高度的统计相关。Wacziarg运用57个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考察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认为，贸易开放通过几个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中，大部分作用归功于加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而不断增加的技术转移和宏观经济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10]。
我国学者非常关注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经验验证，分析结论尚不统一。部分学者检验的结果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于立新利用1978～1986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我国的外贸状况与贸易额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11]。彭福伟发现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与国民经济反方向运行趋势[12]。近年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结论越来越支持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杨全发和舒元扩展了Balassa和Feder模型，认为开放以来，中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制成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主要原因是制成品的增长仍然停留在粗放型增长上[13]。刘晓鹏从对外贸易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入手，揭示了我国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则与经济增长存在弱相关性[14]。沈坤荣和李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分析证实，对外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正面影响[15]。包群、许和连等对中国外贸与增长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外贸依存度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开放与增长的关系，中国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相对而言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显著[16]。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经验证据
国外对此假说验证的代表性结论有：巴拉萨、迈凯利、泰勒、费特等认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类方法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其结论的说服力。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两个出口表现的代表性指标（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和制成品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始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呈正相关。李和科尔的研究则在一个更一般的层次上展开，他们使用了大规模多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还发现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能比许多已有的研究中指出的更为重要。而张和马歇尔进行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是，过去一些研究中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结论值得怀疑。Lawrence也发现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17]。
赖明勇、许和连，张谊浩、陈柳钦等人[18] 对“中国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假设的实证研究”做了较全面的综述。林毅夫、李永军估计了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能够推动GDP增长1％[19]。沈程翔发现中国的出口和产出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20]。
宋少华、宋泓明[21]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孙焱林则分析得出， 经济增长和出口关系没有统计显著性，即使在50％的水平上仍不显著，由此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并不具备普遍性[22]。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出口只是在短期中起作用，长期并不起作用。如赵陵等用1978～1999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只是短期的，而长期并不明显。
（三）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新验证
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更关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进口始终被认为是国民收入一个漏出的量，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但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必须要有一定的进口依存度。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成功也表明，进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因素。劳伦斯和温斯坦通过对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相关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进口额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并指出进口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国际竞争力的加强以及获得更好的中间产品来实现的[23]。
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也逐渐将注意力集中于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代表性结论有：佟家栋通过相关分析发现，不同时期进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不同，但总体上进口增长与经济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24]。刘晓鹏回归分析的结果是：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出口增长[25]。季涛构建动态模型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进口和出口一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增量因子，进口贸易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实现了“低通货、低失业、高增长”的目标[26]。范泊乃、王益兵等人对中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而且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27]。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得益于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大量实证研究和经验观察的结果，关于贸易与增长命题的研究线索逐渐清晰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围绕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命题，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分析，由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检验到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由贸易综合分析到出口或进口不同角度的探究过程。形成了各有侧重但又不绝对排斥的不同观点。
主流观点认为一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而这些因素则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密切联系。尽管发展中国家基于“贫困化增长的假说”，认为出口扩张导致了充分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因而反对贸易自由化进程，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却未达成一致见解。提出贫困化增长假说的巴格瓦蒂（注：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著，海闻译：今日自由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20 世纪以来对自由贸易的攻击不再是自由贸易能否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问题，而是认为自由贸易会损害公平，破坏环境，甚至导致贫困。巴格瓦蒂驳斥了对自由贸易的种种批评指责，认为自由贸易是很稳健的，经得起考验的。） 也指出，现在的自由贸易理论已经战胜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其进行的各种挑战。关于自由贸易是否会带来更快经济增长的争论也正朝着有利于自由贸易理论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理论和政策实践都非常重视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经验检验证实了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或是因果联系，还是互动影响的因果关系尚未取得一致结论。从重商主义以来的理论研究都低估甚至忽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选择更倾向于出口导向型战略，没有人怀疑亚洲“四小龙”二战后推行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战略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解释同时期的菲律宾未获得发展机会的原因是实施持续进口替代战略，没有及时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能绝对的划分孰轻孰重。
（二）国际贸易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
我国许多研究文献中对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价是，只关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探讨，而忽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实证研究中才存在这种现象。国际贸易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只要涉及到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命题，都没有回避过对传导机制的分析。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纳克斯、刘易斯、马科斯·戈登、罗默、卢卡斯和斯文森、克鲁格曼和海尔珀曼等有过经典的研究，近20多年来的经验验证基本上是基于上述理论准则，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单因素或多因素的实证研究。将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梳理的结果大致是：
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有：（1）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2）贸易的技术效应，包括技术转移和溢出、刺激企业的自主创新、专业技术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等；（3）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4）贸易的收入和替代效应；（5）贸易的市场规模效应；（6）贸易的资本和结构效应；（7）贸易的制度效应，不仅引致组织制度创新，还利于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从进出口的角度看，作用途径各有侧重。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效应和规模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竞争效应以及出口带动进口效应。而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则是：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消费效应和诱发新产业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进口促动出口效应等。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
出口或进口增长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有条件的。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专题性文献，但可以搜寻到相关的信息，这类信息表明：其一，贸易政策的影响。巴格瓦蒂等论证了由于经济增长和出口扩张导致了充分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引发国民福利的下降。并对贸易问题进行了政治分析，从而将政治制度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纳入到贸易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野中。其二，出口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临界发达水平。根据1997年Michaely的研究，出口促进经济增长有一个临界发达水平，在临界发达水平的两端，出口对增长的作用有很大不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促进作用较为明显。杨全发用1994年中国的数据检验是否存在临界发达水平效应，证实了中国各省存在着临界发达水平效应[28]。其三，经济发展阶段与贸易战略的选择。处于不同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其贸易战略的选择有很大的不同，进口替代战略被认为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当工业化向中级阶段迈进的时候，就应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并重的阶段，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也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走过的路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大量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期以前，进口对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出口的作用。我国理论界迄今仍在争论是否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替代战略或实施综合的贸易发展战略，实质上，要确保两种贸易战略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就是恰当地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两种战略的目标及政策措施的有效协调[29]。四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创新技术的垄断程度、国内外市场需求状况、生产要素的部门间和国际间流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的对称性，进而影响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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