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史”思维（上）（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杜甫论文,之二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戌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若从诗文角度谈论此诗，它展示的乃是一种社会史，一种与社会底层的疾苦进行的同情的对话。史载天宝之世，玄宗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权奸借开边战事培植私党，边将也冒领战功而拥兵自重。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其中以伐石堡和征南诏之役损失最为惨重。天宝八年（749），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强攻吐蕃石堡城险塞， 士卒死者数万，应了他的前任王忠嗣所谓“以数万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的预言。天宝十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8]（P6907）《兵车行》所写，便是这场凄惨的募兵事件及其震动原野的哭声。
这番哭声，李白也听到了，遂写下《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李白斯时客游梁、宋之间，对河南、河北的征兵事件有所见闻，也许不及客居长安的杜甫见闻深切，但那种“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的惨象，也使那位飘逸的诗仙采取诗史思维了。相对而言，李白此诗用的是远视角，较多关注未经训练的怯卒用以抵挡猛虎奔鲸般的南诏劲旅的危险前程；杜甫《兵车行》则置身于平民、部伍之间，采用的是近视角，于所见所闻、言谈应对之中更多社会体察和心灵交流。也就是说，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使诗章对历史的透视维度更多，更富立体感了。
诗一开头，就令人置身于车马喧阗、哭声震天的临场感觉之中。把征募入伍者称为“行人”而不称士兵，就与他们“弓箭在腰”的装束形成了一种不谐调感。奔走相继的爹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一连密集了牵、顿、拦、哭四个动作，把生离死别时的眷恋、悲怆、绝望和哀恸写得淋漓尽致。不仅有情境、有气氛、有声音、有动作，而且人物开口说话，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心的怨愤、无奈和悲凉了。这里用设为问答的体式，展示了战争与人的外在（社会）的和内在（心灵）的空间。“点行频”，说明征役的无比沉重；十五、四十的年龄排比，说明人的生命都消耗在旷日持久的戌边战事之中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种果与因直接相衔对比的句式组合，把无限扩张的战争灾难写得极为痛切、极有力度，极其强烈集中地展示了朝廷意志造成“流血成海”的历史荒谬性。
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不仅使征夫发出抗议性的声音，而且使诗人作出视野开阔的历史观察的回应。在这种发出和回应之间，形成了对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诗人以“君不闻”的句式回应征人，警醒读者的注意。华山以东二百州的中国腹地，已是荆棘遍野，满目凄凉。即便有健妇耕种，也颗粒无收，何况她们丈夫又有若鸡狗那样被驱遣着走向战争死地！这一回应，就把征夫倾诉时发生的个人命运的信号，转换为民族命运的总信号。诗人在听取征人的倾诉之后，望着“尘埃不见咸阳桥”的队伍行进，不听取征人的爹娘的倾诉。以往把“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解释为役夫自称，以应对身为长者的诗人。行色匆匆的征人岂可驻足长谈，而悲愤至极的送行的爹娘又岂能闭口不言？按诸情理，当是征人的爹娘替代征人回答感慨多端、想进一步了解实情的长者诗人，又为不敢过分宣泄愤恨的征人承担一些精神压力。因此，他们申述送走征人之后，家中没有能力应付官府催租逼税的苦情，以及环顾征人的妻子，说出生男不如生女的愤激语。诗人对这番苦情与愤激语的回应，又用了“君不见”句式，点出古今征人的命运结局，在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之处又添新鬼，新鬼与旧鬼在阴雨天含冤哭泣。诗篇以青海伐吐蕃之役征夫的命运，比方和预言云南讨南诏之役的征夫命运，有若它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来影射唐玄宗的开边战事一样，都以时空错综的抒写策略，曲曲折折地把社会抗议的锋芒提高到尽可能犀利的程度而不失其委婉蕴藉。最后又把人与人的对话，推衍为人与鬼的对话、生与死的对话。在一种悒郁阴冷的格调中强化了社会危机感以及历史透视的深广度。
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使杜甫以悯世的姿态同情民生疾苦；而仁者情怀的难民化，则使杜甫以身家性命感受着、体验着和咀嚼着民生疾苦了。安史乱后，杜甫长期漂泊于秦陇、巴蜀和楚湘之间，其时的诗史思维多渗透着难民感受。写《北征》之时，他也许只算是一个“准难民”，但难民化的仁者情怀已使全诗深挚痛切，把国难家愁聚于一炉，写得悲慨不已，意气纵横了。“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唐肃宗至德二载（757）， 时任左拾遗的杜甫因上疏谏阻房琯罢相，触怒皇上，诏许他回鄜州探望家室，意在疏远他，使他实际上已感受到难民况味了。他虽然自惭自责，挥涕恍惚地上路，但心中已激荡着“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无限悲哀，遂成这140句的五古诗章。
值得寻味的是“北征”的诗题具有反讽的意味，它既可释为向北运行，也可释为向北出兵征讨。在战乱时世更易令人想到后者，而皇帝让“杜子北征”的不是赴敌，而是探家。可是杜甫偏偏写自己走向战场：“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天。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在这呻吟更流血，寒月照寒山的荒凉战场中，诗人让白骨与白发、死与生打了个照面，思考着战争的突发性、残酷性，以及自己曾经陷入敌手和秦地民众大量死亡的共同命运。诗人也就把这次北征变成了历史的探寻，命运的探寻。当然在这种探寻中，他也发现荒凉中生命的顽强：“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在自然生命这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顽强延续和生长中，人间生命显得艰难支拙，但诗人还是从中寻觅到不灭的真情，因而把家庭团聚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这里把一个半难民人家以沫相濡和天伦之乐的情景，写得纤微毕现，满纸情韵。初见的惊喜中有关切，关切中有辛酸。乱离之世存亡未卜而突然归家，其惊喜至极只能用恸哭和背面啼来表达；初归察变，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之情，则全然体现在对妻子的鹑衣百结，对娇儿的无袜赤脚所露出的垢腻，对小女的颠倒补缀的蓝缕衣衫的仔细端详之中了。当然，诗人带回的那点解困衣帛和粉黛，也浸染着思念与关切之情，一旦从行囊中取出，就使自己上吐下泻、卧病数日的艰辛黯淡的氛围，透出一线喜悦的光辉，也是一线可怜的光辉。痴女学着瘦妻梳妆的模样，梳头抹粉，把眉毛胡乱地描画得阔大走样；小儿子纠缠着问事，竟然扯起阿爸的胡子来。对儿女骄憨情态的这番渲染，散发着别具滋味的幽默感，也显示出诗人心理的久阴乍晴，因为他反想到当年陷身于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如今的嘈杂烦人也是一种福气了。
“杜子北征”是一种双历程的北征，一为归家省亲的历程，至此已达到归程终点；二为念念不忘的讨平叛乱的心灵征程，由于深厚的历史意识所产生的心理驱动力，在归家获得精神休息之余，却在潜意识中激起了第二度平叛征程的幻觉。“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以天照心，随风入幻，诗人玄想有回纥劲旅之助，不日可以收复二京，直捣安史叛军的巢穴。回忆当初皇帝狼狈离京之日，尚能诛灭奸臣和后宫隐患，实在有一点周宣王、汉光武帝中兴的明哲之处。因此，长安的殿阙虽然凄凉寂寞，但是人心归唐，由太宗皇帝创下的大业还是可以光复和弘扬的。对幻觉写理想，以散文的议论入诗，乃是《北征》拓展诗学表现手段的一个重要创造。这一创造使“北征”之“征”在归家路程之外，多了一个幻觉征程的维度，从而在出入于乾坤疮痍和茅屋妻孥之间，体验着大地的呻吟之余，又仰视着天际的风云变幻，玄想着兵马东进和北征，重振太宗伟业的苍凉中的锐气。这种亦真亦幻，开阖自如的抒写方式，被前人多少感觉到了，谓《北征》“似骚似史，似记似碑……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12]一种难民化的仁者情怀，把诗史思维推向战场白骨、荒野花果、人伦悲喜、征战预言，从而赋予它异常广阔丰厚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内涵。
四 诗的时事化与时事的诗化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进入了政治、军事、 社会严重失控的多事之秋，遍地皆是兵乱与难民。平民化和难民化的仁者情怀，使杜甫长期处在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精神焦虑之中。朝廷簸荡、亲友星散、故人成鬼和家室流离的浩浩荡荡的心理压力使他在翻云覆雨、风吹草动中，磨锐了对时事的感觉。年积月累，那些感时伤世的诗篇简直累积成为唐王朝盛极致衰、江河日下的诗化的编年史。时代的变乱无常，成了诗歌急遽时事化的根源。中唐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时说过：“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13]写乐府歌行而寓意古题，思维方式是古今联通的，“即事名篇”则在诗题的专门化新创之时，使乐府题旨直接地时事化和现实化了。
比如杜甫的《丽人行》，多少还取义于《乐府广题》所引刘向《别录》“昔有丽人善雅歌，后因以名曲”，[7]（P976 ）使篇名带点超越感。而《兵车行》、《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诸章，则即事命题，几为专用，使诗题与时事密切缔缘，把诗史思维直接化了。下为《哀王孙》本文：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
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诗与时事缔缘，不能一味地依附，而应有依附中不忘诗之本性的超越。开头四句本来要写安禄山攻陷潼关之后，长安的达官显贵出走避胡的，但它不直接写，而诗化出一个白头乌的意象，作为不祥的象征飞翔于唐玄宗仓皇出逃的禁苑西门——延秋门之上。此意象又取自侯景围困梁武帝萧衍于建康台城，使之饿死，自立为帝之时，有数以万计的白头乌飞集朱雀门楼。以贼臣侯景比安禄山，也合诗歌中以古方今的隐喻手法。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天宝十五载六月，唐玄宗于安禄山叛军逼近长安时黎明逃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叛军入城后，“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十月，“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8]（P6971—6984）杜甫诗中所谓“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就是以诗的语言写天宝十五载玄宗仓皇出奔，委弃王孙骨肉的狼狈状的。不然它是不会采用“金鞭九马”的意象的，因为“九马”典故来自《西京杂记》卷二：“（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事涉天子威仪。然而诗毕竟有诗的规矩，它在作了这番隐喻性时事点染之后，返回到一个在路旁哭泣的王孙，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在艰难困苦中求乞为奴了。在诗人与之问答劝慰中，透露出他“已经百日窜荆棘”，正好对应于长安六月陷落，到十月安禄山屠杀皇族王孙的日期。而诗人告诉他：“窃闻天子已传位”，“花门面请雪耻”，也对应于七月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八月回纥遣使请和亲，愿助国讨贼等一系列时事。由此可见，所谓诗的时事化，并非刻板地要求把时事正面地记录在案，而是把时事化作投射于繁枝密叶之间的月光，但见或隐或显的光斑，而诗所正面描写的却是那株繁茂的大树。是否杜甫羁留长安之时真的遇见这么一位王孙，无从考证，也许他目睹叛军残杀王孙的景象，又耳闻肃宗在灵武出师破贼的消息，因而借此一幕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对唐朝“五陵佳气无时无”的拳拳之心而已。
换言之，诗的时事化是经过诗人心灵对时事的过滤的，在这过程中时事已被程度深浅不同地诗化了。诗对时事的过滤和转化效应，在《悲陈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陈陶泽（又称陈涛斜）之役，是唐肃宗即位之后第一场军事惨败。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琯自请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 统兵“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 时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牛）车二千乘，马兵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14]写此诗之时，杜甫尚困身于沦陷的长安，以故都与新战场作遥远而痛切的心灵对话的方式，为阵亡将士铸造诗碑。既为诗碑，就在首句中标明阵亡将士的籍贯为西北十郡、身世为清白人家子弟、阵亡时间为孟冬十月。既为遥祭式的心灵对话，就不妨借天地作为对话的大空间。“血作陈陶泽中水”，这是写地：“野旷天清无战声”，这是写天。在充满血腥的天地大沉默中，容纳着“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历史大悲剧。这里的诗化过滤效应，就是把两军鼓噪震骇的撕杀过程和声响过滤掉，只剩下千古一瞬的浩劫的静止结局，赋予诗行以天地同悲的超级沉重感。
后四句从陈陶泽战场返回对话的主体长安，写了长安的隐显表里两层。表层是胡兵带着血箭归来，于都市中狂歌酣饮，骄横万分；里层是故都人民向着北战争啼哭，日夜更甚一层地盼望官军收复旧京，焦虑万分。诗就是以这种人心向背、受挫弥坚的民气，过滤了战争悲剧，从中过滤出悲壮来。《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安禄山占领长安，大肆杀掠，“民间骚然，益思唐室”，“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8]（P6994—6995）这种民心思唐，正是陈陶泽之败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唐朝根基的原因所在。在这里，时事在诗化的同时，也在历史潜流的方向上深化了。
杜甫在48岁抛弃华州司功参军之官职，自秦州入蜀后，在政治行为上已处于边缘化、甚至局外人的位置。但他的历史意识、或诗史思维并未淡化，只不过由于边缘化的心理效应，他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身家性命相关的地域性时事，即蜀中之乱。王朝时事往往得诸耳闻，多用间接抒写，或以山川寄兴，或对群臣反讥，或在回忆中寄托命运的感慨。比如《苦战行》、《去秋行》，就要写上元、宝应年间（760—763）蜀中之乱：“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诗人依然关心中原时事，但是由于音讯遥隔，新闻已成旧闻。比如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地。 十月，唐代宗东走陕州，吐蕃入长安。杜甫如何反映这场中枢危机呢？一是以蜀地春色反衬对危机的忧虑，《伤春五首》其一写道：“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蒙尘清路急，御宿且谁供？殷复前王道，周迁旧国容。蓬莱足云气，应合总从龙。”它把蜀地春光与长安烟花遥相映照，为京城的屡次沦陷和天子蒙尘，发出深沉的忧虑。
另一种反映方式就是把边地危机与中枢危机相映衬，生发出一种苍茫凄伤之感。在唐代宗出奔的同年年底，吐蕃攻陷剑南西山（今四川中西部）的松、维、保三州，杜甫所在的阆州人皆避乱，城为之空，故有《城上》之作：“草满巴西绿，城空白日长。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诗从蜀地寂寞的空城写起，由边缘转向中枢，以周穆王驭八骏巡行天下，比喻唐代宗出奔避乱，又以汉武帝巡幸汾阴、洛阳、泰山的车马之盛，比喻群臣的奔走扈从。这看似采取《春秋》以“天王狩于河阳”写周王出奔的笔法，为代宗的出奔作阿Q式的避讳。深而思之， 以盛世雄主显示威武派头的巡行，来曲喻唐代宗的狼狈出奔，而且涉及群臣的无能，只配作太平天子的扈从，其间的反讽意味是非常浓郁的。从《城上》、《伤春五首》这些诗来看，由于政治身分的边缘化，杜诗对时事的诗化出现了一些新特征，除了那些对蜀中之乱有切肤之痛的篇章之外，关切中原时事的作品手法上更多间接性、寄托性和反讽性了。同样有意味的是，这些诗篇作于广德二年春，由于阗州地处僻远，诗人尚不知郭子仪诸将驱逐吐蕃之后，已于头年十二月迎唐代宗入长安，结束了东奔行程。也就是说，诗人的这些感伤和反讽，虽然是饶有意味的，但也是赶不上趟的感伤和反讽了。
既然不易赶上趟，杜甫晚年诗作除了对中原的特大时事表现出激情，如52岁在梓州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外，逐渐返回对身边现实的审视和对苍凉心境的寻味。他57岁，即去世前二年，由荆楚南下湘衡，次于岳州作《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罢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诗从岁暮白雪洞庭，渔夫罢网，瑶民射雁，即景起笔，从而敞开苍凉的胸襟拥抱民间疾苦。“去年米贵阙军食”，当足实录。去年即大历二年，《旧唐书·代宋本纪》载，该年秋，“河东、河南、淮南、浙江东西、福建等道五十州奏水灾”；十月，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给军粮；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15]（P287—288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半是天灾，半是兵乱。今年丰收了，却出现米贱伤农的严重现象，原因在于官僚制度和不察民情的经济措施。“高马达官厌酒肉”，造成了耕织人家的茅屋顶下空空如也。诗人上承瑶民射雁的意象以作比兴，借用楚人好鱼肉不好鸟肉，劝告不要枉杀哀鸣南飞的鸿雁，不要赋敛残民：穷苦农民为了缴纳租庸官赋，已经割慈忍爱，到处卖儿卖女了。
这里以时事入诗，打破了官修正史对弊政的掩饰，透露出民间充满泪痕血迹的实情。“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就是揭露了钱币制度的官样文章掩盖下的腐败实质。《续通典》卷十一引正史材料说：“唐肃宗上元元年，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代宗）宝应元年，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三，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人甚便之。其后破钱铸器，不复出矣。”[16]如此看来，似乎捉拿私铸，整顿币制，腐败已绝，天下大吉了。读杜诗才知这些王朝文件到底值多少钱，既然官方允许沿铁和青铜混合铸钱，刻泥为模浇铸起来也甚方便，那么好钱恶钱不等价的蒙混欺骗行为，也就长久地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了。如此政治经济行为，再加上“万国城关吹画角”的遍地烽烟，整个民族的哀怨的命运曲又何时是个终了？诗人的政治身分边缘化，使他更深至地潜入社会底层，以仁者情怀观照周围的现实，从而在时事诗化的过程中融入深厚的大地的呻吟和忧患。（待续）
收稿日期：1999—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