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与笑谑化——评王刚的《英格力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力士论文,化与论文,英格论文,王刚论文,笑谑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赫金曾指出：“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① 个人体验源自于作家的生活经验，自由的创作虚构则意味着作家要用一定的艺术表现方式将这种个人体验表达出来，以这两点来衡量，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称得上是极富艺术智慧的写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我”——一个名叫刘爱的男孩子在“文革”中的成长故事和人生体验。小说有着明显的自传性因素，充溢着作者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而作者的睿智之处正在于为这种个人体验的表达找到了恰切的艺术表现方式。小说文字简约，然而细细阅读，却可以发现小说的叙事并不简单。作者将主人公的自我体验与他所看到的人和事、他人眼中的人和事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小说对往事的回忆具有了多义性。它既是对主人公成长经历的书写，也是时代及人性的书写。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巧妙采用了过去与现在时态交叉并置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叙述者“我”以一种亲历者的姿态返回故事现场，以童年的叙述视角同步地讲述孩子时的故事；另一方面“我”又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以现在为叙述视角来审视故事现场中的人与事，因而小说既有着对往昔岁月回忆的温情与感伤，又有着对那个时代的揭露与批判。双重的视角给小说以很大的自由空间，使隐藏在叙述者之后的作者能够戴上不同的面具活动于被描绘的世界中，微妙地呈现出自己的情感态度。对于这个多义性的文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而本文所关注的则是叙述者的叙述，在这部以讲述往事为中心的小说中，作者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对往事的讲述具有不同的艺术效应：诗化的表述以流畅和充满意象的抒情文字呈现出主人公记忆中闪烁着光亮的美好事物，展现了少年人成长的困惑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依恋；而笑谑化的表述则以无所顾忌的滑稽描绘、夸张与对比、嘲讽的品评展现出一个孩子眼中的悖谬现实，进而揭示出时代的荒谬及人性的弱点。诗化的讲述使小说产生了优美而忧伤的艺术意蕴，而笑谑化的讲述则使小说具有尖锐的批判力量。不同的表述方式交叉混合于叙述者的讲述中，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这部以童年视角来书写“文革”时代、书写复杂人性的小说生动而深刻。
一 诗化
在《英格力士》中，诗化的表述方式主要体现为富于诗意的抒情化叙述和象征意象的运用，小说对主人公心灵世界和成长体验的抒写也因此具有了一种纯美格调。
刘爱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孩子，对自己以及周围的现实有着敏锐的感知，展现他的心灵世界是小说的叙事重点，因为作者所要表现的并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② 因而，叙述者“我”的叙述就带有了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叙述中不时出现的抒情和议论，实际上就是要凸显“我”的感知与评价，由此，小说也就把我们带到了人物意识的中心——主人公的心灵世界。
孩子的心灵世界也有着深沉的忧郁，爱伦·坡认为，“忧郁是所有情调中最正宗的”，而“最富有诗意的忧郁话题”则是“死亡与美的紧密结合”③。可刘爱童年的忧郁与死亡无关，而是与出生有关。他出生在乌鲁木齐，四岁那年随父母到过南京。繁华的城市以及由法国梧桐所引发的对法国和大海的联想，使他有了一种不能选择出生地的哀伤。他想要出生在南京，他责问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连海都干了的地方？”精神生存的困惑已经出现在了童年的自我意识中：
“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于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而是出生，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发愣，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我为什么要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五月份，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然后就是满地泥泞……
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④
这是一种因远离南京、远离文明而产生的精神孤独，作者显然将这种童年感受也视为“最富有诗意的忧郁话题”，因为它与人类的精神生存困惑相关，当抒情化的叙述将这种困惑诗意地传递出来时，我们也被这童年的忧伤深深触动。
在成长的岁月里，成人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总让刘爱难以理解，它们复杂而神秘，可是，阿吉泰和王亚军却让他感到了亲近和温暖，叙述者诗化的讲述，使我们体会到他们如同太阳般闪耀在刘爱的记忆中。
维语教师阿吉泰是刘爱记忆中乌鲁木齐最漂亮的女人：“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她的头发像阳光一样灿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从博格达峰上融化的雪水”，男生们都喜欢看她微笑的脸，也暗暗地喜爱着她，可是阿吉泰却要离开学校了，五年级一班的所有男生心情沉重：
“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尽管她是女老师，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分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
“阿吉泰转过身去，我看见了她的腰，还有腰下面的部分，它们在扭动，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在风中轻轻摇晃。”
“阿吉泰在我们的目送下走了出去，我又一次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水里的水草一样地飘荡。”
叙述过程中的这些段落如同点染在一幅画布上的彩点，它们传递的显然不是一种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信息，黎明、太阳、榆树叶、水草，这些意象明净而又富于诗意，不仅呈现出主人公意识的流动和跳跃，还将他内心的思绪与情感外化，抒发出孩子对女教师的喜爱与依恋之情，而这种内心情感境界也更加映衬出了女教师的美好。然而，美丽的阿吉泰并不幸福，她甚至因为美丽而恐惧别人的眼睛，她更无法阻止拥有权势的范主任的侵犯，由此，美丽女教师的命运便与孩子的忧伤联结在了一起：
“在我那样的年龄，每当想起阿吉泰这样的女老师，心中竟会有说不出的忧伤，你从她身上从来闻不到强烈的雪花膏味，但是，她身上的气息却能让你难过，就好像心里有说不出的压抑。”
抒情、意象这些诗化手法非常贴切地将主人公感伤而又困惑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出来，从中不难体味到他难以言明的复杂心绪和对于美好事物难以正常存在的悲悯之情，而小说对于成长中的心灵世界的表现也借此获得了广度与深度。
阿吉泰走后，英语教师王亚军来了，他不仅是小说重点描述的人物，同时对他的描述也常常伴随着“阳光”这一意象。
八一中学山字形的教学楼里，狭长的走廊像坟墓一样黑暗，可刘爱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伴着阳光出现的王亚军：
“突然，角落里的一扇门打开了，强烈的阳光从屋内朝我刺来，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跟阳光一同走出来，他油亮的头发和着白茫茫的色彩叫我睁不开眼睛……他走路时胸挺得很直，在他的胳膊弯内夹着一本厚厚的词典……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渐渐意识到，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那是唯一的一本英语词典。”
这里的“阳光”显然是饱含象征意味的。“文革”时代对知识和文明的践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而英语教师却为刘爱带来了英语，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刘爱孤独的心灵借此获得滋养。象征意象是诗歌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方式，它通过将诗人的内心体验与某一具体的客观物象相对应的方式来暗示或隐喻诗人的思想与情感。而在小说中运用象征意象则可以造成叙事的诗化，使叙事富于暗示性和象征性。在小说中，王亚军是成人中的“异类”，他的举止有着那个年代少见的优雅，他的身上也总散发出雪花膏或香水的香气。他教学生们林格风英语，教他们爱、仁慈、绅士风度，这些都将刘爱童年时对文明的向往激活，英语课和那本英语词典成了他成长岁月中最渴望的东西。在那个知识荒芜、人性扭曲的年代，王亚军真诚善良的心地和对美好事物的坚守精神让刘爱感受到了人性的高洁，他就如同太阳一般照亮了刘爱的成长道路，叙述者将“阳光”与王亚军相连，既隐喻着他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也暗示出主人公对他的热爱之情。
“阳光”意味着光明与温暖，在刘爱需要帮助的时刻，王亚军总会给他精神的帮助与心灵的指引。刘爱认真读英语的样子引来了同学们的嘲笑，狂风般的笑声让他气急败坏，可王亚军却来到他的身旁，以微笑给他勇气和自信，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我在这种氛围中从容地念着，英语的单词滋润着我口滑，我的声音渐渐变大，我就像是吉里在唱意大利歌剧一样地高声诵读着关于伟人的赞美诗。
我感到自己是在中心，是在舞台正中央明亮的地方，在我的四周，一片黑暗，我就是黑夜里的灯光，我激动在自己的歌声里，让雾气般的阴影散去……”
“爱”是一种“仁慈”，刘爱的父母为他起了这个名字，可他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懂得什么是仁慈，恰恰是不被他们欢迎的王亚军让他懂得了仁慈与悲悯。在那段不平常的日子里，父母忽略了儿子的成长，迷茫的刘爱内心充满了对王亚军的信任与依恋，这也是一个孩子对于光明和美好的精神渴求，因而在没有了英语课的日子，他就像是没有了灵魂，而每当王亚军重返课堂时，阳光也就重新回到了他的生命中，叙述者也总是以饱含激情的叙述渲染出这一时刻主人公再生般的喜悦：
“过道里的灯光很暗，可是王亚军像太阳一样地朝我走来。
王亚军，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王亚军，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然而小说并没有一味地虚构王亚军的美好与神圣，他也有着自身难以解除的矛盾与困扰。在那个人格受到贬抑的年代，王亚军被视为异类，他因喜欢给女生补课而被认为作风不好，尽管他绅士般地从不辩解，可眼神的深处却有着忧伤。他深爱着阿吉泰，可却遭到了拒绝，绝望而又渴望的爱摧毁着他的身心，他无法克制地向刘爱打听偷看阿吉泰洗澡的情景，但同时又为自己的冲动感到痛苦和难堪，最终，他没能压抑住对阿吉泰的激情，而激情的目标直指肉体而非精神，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刘爱来到澡堂的窗下偷窥阿吉泰，尽管在爬上窗户的最后一刻他退缩了，但却被作为流氓抓住并判了刑。王亚军坦然地承担了责任，而刘爱却因没有了王亚军，生活变得没有了意义。当他在街上观看囚犯游街时，看到了刑车上的王亚军，诗化的表述传递出了他复杂的内心感受：
“那时阳光正从云里浮出，我与王亚军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我看见眼泪正从他的眼睛里慢慢地渗出，然后开始在脸上流淌。
看见王亚军哭的时候，天山比平时更灿烂，我在王亚军因为过于激动而不断耸动的肩上头一回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忧伤。
他的眼泪不停地流着，就好像是一条河，是我们乌鲁木齐河，雪水每年初夏都在阳光下融化，然后冲荡着草原、森林、沙漠、戈壁，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的谷地里，形成大片湿润的洼地。
我们这些乌鲁木齐出生的孩子就是喝着王亚军的眼泪长大了的，就是的，我从来没有喝过黄河与长江的水，我是异类，我是喝着王亚军的泪水长大的乌鲁木齐人。”
刘爱眼中所见的阳光显然是象征主义的，“阳光”昭示着美好，然而阳光却与泪水联结在了一起，滋养了刘爱这一代乌鲁木齐的孩子，至此，诗化的叙述已经将王亚军完全化为了象征，王亚军和那个年代之于刘爱这一代人的一切就显得意味深长。波德莱尔在《黄昏的和谐》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一颗爱心，憎恨广而暗的虚无，/搜集灿烂的往昔的每一块残片！/太阳沉默在自己的凝血里面……/我心中记起你，闪光如圣物！”⑤ 在小说中，叙述者正是以诗化的表述，将那些灿烂的往昔记忆的残片搜集在了一起，而阳光般的王亚军就是叙述者往昔岁月中的“圣物”，他给了刘爱灿烂的记忆，但自己却沉默在自己的凝血里。
二 笑谑化
笑谑化是《英格力士》叙述方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通过滑稽的描绘、夸张与对比、反讽的议论，直击事物的本质，使那个时代的荒谬和人性的弱点清晰地暴露出来。“我”对父母故事的讲述主要就是以笑谑化的方式进行的，“我”还是孩子时的那双不甚成熟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些不合逻辑、不近情理的事情，既滑稽可笑，又具有很强的反讽性，它们不仅呈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的苦涩、委屈与无奈，同时也揭示出那个时代对人性的贬抑以及由此而使人性发生的扭曲。
“文革”中，父亲刘承宗所能做的工作就是画毛主席像，他根据透视规律所画的主席像只有一只耳朵，可是面对当权者的指责，满脸堆笑的他根本无法解释所谓的透视规律，他被揪着耳朵去补画另一只耳朵，可添加的耳朵却使画像变得很滑稽，为此他挨了一记大巴掌。叙述者对刘爱眼中这一场景的叙述，显然是笑谑化的，它以孩子眼见的不合逻辑的暴力，反讽地呈现出一个时代的荒谬：知识受轻蔑、人格被践踏。巴赫金认为：“笑谑具有把对象拉近的非凡力量”，“作为遥远的形象，对象不可能是可笑的；要使它变得可笑，必须把它拉近才行”⑥。在此，笑谑的叙述正是通过主人公眼见的这一幕而将那个已经过往的年代拉近，并以主人公的迷惑不解凸显出它的滑稽与可笑，而这也是作者对“文革”时代进行书写和批判的一个新的角度，笑谑的叙述使得这种书写与批判生动而尖锐。然而，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时代的荒谬会让人们的生存苦涩而无奈，同时也会造成人性的异化，因而作者也把笑谑之笔进一步伸进了人的精神世界。当晚，刘承宗向妻子秦萱琪哭诉被打的委屈，那哭声“很有些绝望的味道”，可是在母亲的安抚下，他很快就忘记了委屈，“像是一个充满依恋的病人一样”伏在妻子的怀里，“舒服地享受着，就像是一直不停哼哼的狗，主人的每一个举动，都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快感。”之后，他从床下抱出了留声机，在细小的格拉祖诺夫的音乐声中与妻子做爱：
“在黑暗中，妈妈的呻吟和小提琴的诉说混在了一起，……格拉祖诺夫是我平生知道的第一个作曲家，他高贵的气质永远地跟爸爸妈妈可怜的做爱连在了一起。就好像是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阴水融进了清水里。”
叙述者无所顾忌的反讽文字生动而尖锐地揭示出了父亲性格当中的软弱、健忘与苟且。
《英格力士》也被看作是一部严厉的审父审母之作，而它对于父母命运与人格的审视，实际上就是通过笑谑化的叙事完成的，笑谑不仅具有把对象拉近的力量，同时，“笑谑能消除对事物、对世界的恐惧与尊崇，变事物为亲昵的交往的对象，这样就为绝对自由地研究它做好了准备。”⑦ 在关于父母的叙事中，叙述者“我”所选取的都是与时代、与父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有关的故事，笑谑去除了叙述者对父母的等级感和尊崇感，从而使讲述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父母，对他们进行仔细地打量和毫不留情的剖析，因而，笑谑化的叙述方式实质上也加深了小说以父母为审视对象而对人性进行书写的深度。
叙事的魅力在于揭示出生活的悖谬。在小说中，叙述者对父母的笑谑化讲述总是聚焦于那些让主人公感到不近情理、难以理解的事情上，在比较的维度中显现他们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悖谬。在人们的眼中，刘爱的父母是一对文明、礼貌的知识分子夫妻，可是父母对待黄震之死的态度却让刘爱迷惑不解。黄震自杀了，刘承宗曾对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能够享受比自己好的待遇而愤愤不平，刘爱看见父亲那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而母亲也是面有喜色，他不明白“别人家里发生了死人的事情为什么会叫他们有一种像是突然过节一样的喜悦”。
文明的外表与看见别人倒霉而高兴的内心所形成的对比，呈现出了父母外在表现与内心世界的悖谬，通过嘲讽的议论，笑谑化的叙述除去了父母身上外在的光环，裸露了他们内里的虚伪、自私与残酷。而这种虚伪、自私与残酷不仅仅显现在看见别人倒霉的时候，也显现在他们自己倒霉的时候。
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刘承宗屈服于范主任和校长的逼迫，承认是自己指使儿子写了反标。刘爱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承认那没有的事情。但在面对儿子时，父亲那可怜而惊恐的眼神却变得狰狞，他扑过去打儿子可却倒在了地上，于是他又像个可怜虫似的躺在那里哭泣，打着自己的脸，希望得到妻子的安抚，可妻子却因恐惧而产生了对他的仇恨：
“爸爸得不到安抚，于是更加想伤害自己，他开始猛地抽打着自己的脸。每一巴掌打在脸上都很重，那响声像是哈萨克人抽打自己的马匹发出的啸声。爸爸边打边等待着，他希望妈妈来拉住他的手，他想在妈妈的温情下撒娇。
但是，妈妈没有动，她今天恨爸爸，她为爸爸的行为感到难过，她头一次对爸爸说：‘我对你有些失望。’”
这就是平日恩爱的知识分子夫妇在灾祸将要降临之时的滑稽表现，在这一场景中，刘承宗似乎就是阿Q的现代复活：得势之时，自夸自傲、得意洋洋；失意之时，自轻自贱、顾影自怜；面对强权，懦弱而无操守；面对危难，缺乏勇气担当。而崇拜并爱着丈夫的妻子，此时因恐惧灾祸的降临开始怨恨丈夫，恐惧、自私与残忍很轻易地就将爱化为了仇恨。被扭曲的人性使丈夫无法坚守真理和人格，也使妻子无法坚定自己的爱情。他们平时与灾祸降临之时行为和情感中的悖谬就这样被笑谑化的叙述揭露无遗。
在叙述者对父母的笑谑化叙述中，滑稽的描绘和反讽的议论作为一种特殊的讲述方式，起到了重要的“脱冕”的作用。刘承宗常常把自己设计的山字形教学楼当作杰作夸耀，可是在儿子的眼中，这座淡黄色的楼房其实非常的滑稽：
“俄罗斯式的斜屋顶，是用绿色的铁皮搭起来的，有些像是一个穿着米黄色大衣的人戴了一顶绿帽子，他的老婆跟别人睡了，他不知道，仍然神气活现地站在那儿”。
如此戏谑地描写教学楼，也是有着象征和讽刺意味的，滑稽可笑的建筑实际上隐喻着刘承宗在生活中的处境。反标事件中，妻子为了保护丈夫和儿子曾委身于暗恋她的校长。以后，刘承宗被调到基地工作，身穿军装的他一脸的骄傲，可是在他去基地的日子里，妻子也常精心打扮之后去赴校长的约会。多年以后，妻子向丈夫忏悔说，她是被迫的，是为了保护儿子和丈夫，因为写反标是要枪毙人的，而丈夫则相信了妻子，认为她“受到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可是儿子刘爱却看见，母亲那天是穿着高跟鞋去的，父亲被骗了，她没有被摧残而只是在享受：
“他被人骗了，并长时间地戴着绿帽子，却还想这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疼痛”。
“母亲在那个秋天里，却享受着春天的东西，她在三十多岁时，去体验着二十多岁的激情”。
笑谑也即“脱冕”，它“把事物从遥远的前景中移近”，“攻击和破坏遥远的前景”，把对象上下看遍，“打碎它的外壳，窥探它的内心，怀疑它，拆散它，分解它，使它裸露，进行揭穿”⑧。在此，滑稽的描绘、反讽的议论毫不留情地除去了父母的伪装，而将他们内心的真实裸露出来，呈现出他们的虚伪与自欺欺人，因为没有了伪装，因为被戳穿，被审视的父母也就显出了内里的滑稽与可笑。小说对于父母的审视也由此获得了彻底性。
在小说对往事的讲述过程中，诗化和笑谑化的表述方式与所要讲述的内容非常契合，它们交融于叙述者“我”的讲述中。王亚军给了“我”阳光般的精神滋养，而“我”的身上也流着父母的血液，他们精神世界的灰暗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因而，诗化和笑谑化也就不仅仅是讲述往事的不同方式，它们之间的相互比照使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对于成长往事的回忆和对父母人性的审视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回顾与审视，“我”也即时代的产物，由此，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对一个时代及其复杂人性进行的书写也就获得了思想尖锐性与深刻性。
注释：
①⑥⑦⑧巴赫金：《史诗与小说》，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526、526、526～527页。
②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③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④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王刚《英格力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查尔斯·查德威克：《象征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