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文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历史上，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着一个文化上的巨变，也有一个翻译运动应运而生”①。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进行的，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使得翻译实践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面相。据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古老、实力强大的国家，由于其文化传统较长、较强且能自给自足，往往把翻译文学置于次要地位。处于次要地位的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构成了一个边缘系统，对目标文化中的主流文学规范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文本所遵循的是该文化既定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保守的。而且，在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的时候，译者多不自觉地在翻译中寻求现成的语言形式。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就此产生：“翻译，本该是可以被用来引进新的观点、表达方式和特征的，却成了维护传统情调的手段。”结果，“译者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在外语文本中找寻最佳的现成模式之上”②。其目的在于巩固现有的审美规范，而不是引进新的语言技巧。也就是说，更多地倾向于归化式翻译。
归化，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在自身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为补充，外来文化被自身文化所“化”，因此，归化的结果，就是外来文化要改变原有的身份：文化的、语言的、文体的，等等。在晚清的翻译运动中，以严复等翻译界巨擘为代表的以文言为中心的归化式翻译是主流。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中国仍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封建帝王和臣民们仍抱有华夏中心的成见，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世界上居于强大优势地位。西方列强的逼促所带来的危机感，并没有让君臣的大国意识、文化优胜意识瞬时瓦解。虽然现实中的挫折感让严复等人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与文学作品，但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却不可避免地在翻译中显现出来。
严复借古文来译介西方文化，在翻译实践中，他立足于汉语，以汉语为中心，强迫外来语迁就汉语的传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西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系统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各种差异。这种以中化西的翻译原则，在吴汝纶给严复的信中便显露出来：“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并且认为，翻译语言必须坚持如下原则：“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③。这种“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对于翻译水平的评判标准，是指译文应该用中国古代雅文学的语言去翻译。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严复顺应国人的阅读习惯，对原文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进行了改写，完全采用了古典小说惯常的第三人称叙事——将原文中的“I”替换成了第三人称的“赫胥黎”。并且，为了更好地减少国人的阅读排斥，严复按照传统文言小说的既有体裁惯例，袭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并创制了一个史诗般的开篇，即《天演论·导言》开头的一小段。这样的体例，无形中消除了阅读者对于西方的源语文本的排斥感与陌生感。
这种归化式翻译恰正是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的表征。这样的翻译定位，使得目标语，也即文言成为高于源语的文化存在，目标语所需要的是源语中所含的“新的思想”，至于其文体形式、语言风格等，都可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对于《天演论》的改造，并非像他所言“信、达、雅”，而是有时为了“雅”，不得不牺牲“信”和“达”。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严复的翻译实践中，“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像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④毫无疑问，这也是严复受到桐城大家吴汝纶及其他士大夫推崇的原因了。这一点周作人有所评论：“在严译的《天演论》内，曾有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为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⑤在严复的翻译中，一向居于正宗的文言传统“化用”了本来异质的外来文化。
人称改变在林纾的翻译中也可见到。在其所翻译的《茶花女》中，林纾将第一人称替换为第三人称“小仲马”。不过，相对于严复而言，林纾的翻译小说更加失真，甚至可以说是借西方材料的自我再创作，个人化色彩浓重。“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不但逻辑上说不过去，我还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之不惮烦呢？林先生以为更改意思，尚不满足，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⑥
这种追求“以中化西”的归化式翻译，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的翻译中也有表现。比如翻译《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的梁启超，翻译《电术奇谈》的吴趼人，以及前期的包笑天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时评论界对于翻译水平高低的评价，也多以译笔为讨论对象，而目标语对源语的翻译是否符合“信”与“达”反倒在其次了。从实际翻译效果看，归化式翻译虽然聚拢了大量的读者，当时的影响也颇大，但就“信”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郑振铎认为：一是妥协，即在内容上不敢违背中国读者的品位及伦理观，甚至以牺牲个性来和中国旧势力妥协；在形式上也把它译成文言及章回体。二是利用，即简单地想利用外国作品来作改革的工具。三是不忠实，翻译的差错很多，甚至还任意更改。这种以汉语为中心的归化式译法，虽然尚可做到对原作主旨的尊重，但对原文的“误读”、“漏译”、“增删”等归化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⑦。
严复辈的归化式翻译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诉求上，对于思想的传达是其首要考虑的，因而他采用本国受众较易接受的语言(文言)。在传统文化的销蚀与打磨下，翻译所起到的介绍与刺激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梁启超就指出：“意译而失者，则经译者之思想，横指为著者之思想，而又以文从字顺故，易引读者入于迷途。是对于著者读者两皆不忠，可谓译界之蟊贼也已”⑧。
严复辈以其时通行的古文翻译西方著作，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谬性。西方著作在思想体例上，多是现代的产物，其内中所包含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思想，与一直以来脱离普通大众的、为权贵士人所掌握的文言在内在精神上存在悖谬之处。张君劢也看到了严氏以古文译西书的语言矛盾：“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⑨。再者，文言与外来语言本来就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其负载的封建思想与科学民主思想具有天壤之别，在用文言对西方语言转译过程中，严复很难创造出相对应的词语来。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就感慨地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⑩王国维批评严复对待外来新词汇的态度说：“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又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11)。长期以来的语言工具论以及中国固有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意识，使得严复的翻译暴露出古代汉语体系，也即文言体系在应对西方文化时的力不从心(12)，因此，所谓的误读、偏谬、辞不达意等，都在所难免。严复以文言翻译西学时虽竭力维护古文的尊严与完整性，但在客观上，正是这种文言翻译西学的力不从心以及勉力为之，却为古文系统向现代语言的嬗变打开了缺口。伴随翻译活动带来的大量外来新词语的输入与影响，同时由于时局动荡与国运危机，文言的权威性被一步步侵蚀，一向颠扑不破的严密的文言传统就在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破绽百出，大厦将倾。
在清末民初，在意译翻译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有坚持异化翻译者，那就是鲁迅、周作人兄弟。
清末民初的翻译先走的是归化的路子，鲁迅也难脱时代规囿。可以说，“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以前，周代兄弟的译作从选材到文字都不脱时尚，没有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13)即从选材与译笔来看，在《域外小说集》之前的鲁迅的翻译，其选本多为当时在中国盛行的科学小说和政治小说，其国别多是处于强势文化的英美法等国家。“他的动机是政治性的，跟梁启超等人大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之类的做法完全配合”；“他所运用的方法，与那时的意译风尚一致，所差别的可能只是程度上有轻重罢了。”(14)这种局面直到《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才发生了转变。
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域外小说集》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极具现代文学意识的文本选择；弗失文情的直译方法(异化式翻译)；古奥的翻译语体；读者的缺席(正是由于前三个方面的特征，才会导致读者的缺席)。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何要选用直译，为何要用古奥的翻译语体？为何会有极具现代文学意识的文本选择？
所谓异化，就是用外来文化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周氏兄弟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追求直译、硬译的异化式翻译呢？这与鲁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以及对文学的认识有关。鲁迅将中西文化作为两大相互平行并各具价值的文化体系来对待。在鲁迅看来，西方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殊异”之学，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有着自己“灿然可观”的历史，具有为本民族文化所没有的足可“为师资”的“善者”(独特价值)。因此，重构中国文化既要“审己”，又要“必知人”，在异质文化的相互比较与选择中，自觉地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新宗”(15)。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指出，真正的翻译，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1918年周作人在写给张寿朋的通信中，也表达了对翻译的一贯看法：“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16)也就是说，翻译的作用在于，在引进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引进新的表现形式。
从鸦片战争至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知识分子表现出以下倾向：或是以板结的思维定式固守着以夏变夷的僵化观念，或是虽承认中国在“器”上落后西方列强，但在“道”上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中体西用就是典型的反映；或者正视现实，承认“道”、“器”甚至文学上皆不如人，主张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学与别国相比，还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中国文学处于闭关自守、囿于成规的境地，只在“梦”、“魂”、“痕”、“影”、“泪”之类的文字上徘徊、消耗。要使中国文学有新兴的希望，必须从境外引进具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17)这一对于翻译文学重要性的重视，源于鲁迅对于文学的艺术性美学功能的体认。
在鲁迅眼中，文学不是低等文类，娱乐消遣之物，而是所谓国民精神的火炬，诗人是人类未冕的立法者，所以才值得毕恭毕敬地直译，不敢随意改造，恐失去原意。故《域外小说集》中尽心收录极具现代意识的域外新文艺，并用直译方法真实再现域外文化。他期望《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不但为我们的文学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在借鉴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在艺术上也广泛汲取各种流派的精髓，为惰怠、混乱的旧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他认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他渴望在异域小说里发现崭新的文学和文化因子来重新构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也就是说，其时鲁迅强调的，则是借《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以及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拓展道路。
完全采用异化式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虽说在语言中也采用了古文体，但是，其所选的翻译文本几乎都是短篇小说，这与其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的接受语境完全相左，也迥异于中国传统短篇小说模式。传统小说往往是有始有终的故事的浓缩，但《域外小说集》所选的小说文本，则大多是属于侧重于主观表现的抒情化小说，这些作品没有清晰完整的情节，只有不连贯的碎片式的生活场景、人物主观的感觉与想象，小说叙述的主观视点与意识流手法，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这种超越时代的现代文学趣味与审美倾向显然超越了当时读者的审美习惯与能力。这一点，鲁迅深有体会，“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品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18)需要说明的是，在意译之风盛行，且读者也多追捧意译作品的情况下，用直译翻译出来的文体或表达方式，很难被读者所接受。这一点，陈平原先生也有所论及。他指出：“‘直译’始终没占主导地位，理论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相反，‘直译’在清末民初是个名声很坏的术语，它往往跟‘率尔操觚’、‘诘曲聱牙’、‘无从索解’，跟‘如释家经咒’、‘读者几莫名其妙’联在一起。”(19)陈氏所举的对于直译的批评，多出于其时一些有经验的译者或是最有资格的译评人，上述“率而操觚”、“诘曲聱牙”、“味同嚼蜡”、“无从索解”系近代文学翻译家周桂笙所言；“如释家经咒”、“读者几莫名其妙”则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曾任《申报·自由谈》主笔的陈蝶仙所写。当时，周氏兄弟相对于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而言，还是翻译界的无名小卒，其译著销售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如上所述，周氏兄弟的文化立场带有极强的精英主义色彩。晚清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虽历数文言的不合理之处，但此篇具有宣言性的文章却是用文言写成的。这说明，在晚清民初，白话文虽然通行于俗，作为普及工具较之文言有很大优势，但对于精英知识分子而言，文言依旧是其所中意的高雅语言。于是，“行文古涩”的古奥语体，就成了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的不二之选。
其时的读者认为《域外小说集》佶屈聱牙，这一点从销量可以得到印证。同为翻译者，且翻译了大部分篇目的周作人，同时期翻译了《炭书》，1913年将之投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但却被退回。在退稿信中，编辑提到如下的阅读感觉：“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对译，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但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20)从这封退稿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不失真相”、“面目俱在”，明显是周代兄弟所提倡的直译的反映。第二，“行文生涩”、“如对古书”的评判，也确实是周氏兄弟当初因受章太炎的影响而用文言翻译的缺点，后来他们也都是承认的。在1934年《集外集·序言》中，鲁迅就说“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21)。周作人在《〈点滴〉序》中，也谈到到这一问题：“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1906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22)
《域外小说集》的句子用古奥的古文，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这是学界共识。我们要追问的是，其时的鲁迅为什么会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以至于在翻译文体上都会追随章太炎。
如上所述，鲁迅初期对于严复的翻译还是很心仪的。许寿裳在1947年出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便已指出，鲁迅起初极为称道严复的译著，甚至能背诵《天演论》中的几篇文章。据许氏的忆述，鲁迅对严复的赞誉主要在于其翻译的严谨。鲁迅虽然在1921年《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为了论战的需要而一再强调严复的翻译以“信”为主，进而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但是，在20世纪之初，鲁迅却对严复翻译理论中的“雅”最为关切。事实上，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对“雅”的解释，并非“文字之美”，而是指运用汉代以前的句法和字法进行翻译：“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23)也就是说，在严复看来，只有汉以前的字法和句法才能通达地翻译西学学理。对于严复这种做法，鲁迅应该甚为认同。(24)在鲁迅看来，以汉以前的雅言翻译西方学术作品即是力求信实的途径。
但是，就是这样的翻译，却被古文大家章太炎看出了桐城派的近八股的习气。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对严复的翻译提出了批评：“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25)
1909年的鲁迅，本来对于严氏的意译翻译就有改作之意，现在，就连他一向偏重的“雅”也被章太炎先生指出其中的桐城习气后，可想而知，鲁迅完全改变了对严复的看法。因为，“桐城古文无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十分接近八股文，当严氏以这种文体翻译西书时，实际上也落入他所讽刺的古人的昏庸子孙之列。”(26)也就是说，严复的译文标举“信”、“达”、“雅”，本来“信”、“达”就受到质疑，唯一能炫耀于世者，其“雅”也。现在，就连“雅”也出现了问题，这“雅”的文体竟然桐城习气十足，因此，告别严复的译文，重新拾回“古文”应有的“雅”，也就成了鲁迅所追求的。于是，章太炎替代了严复，成了鲁迅的师法对象，并改变了周氏兄弟的翻译观，促使他们以古语对西方文学作品作逐字逐句的“直译”。
章氏对于鲁氏兄弟的影响，就是其“文学复古思想”。章太炎认为，宋朝以前，汉文的字数每有增益，至丁度等撰《广韵》时，已有不少于三万字的字数。但北宋亡国以后，字数不但没有任何增益，士官百姓的用字范围反而日渐狭窄，他们常用的字数不过数千，以至大部分的汉字变成废弃不用的古字。而要应对中西交流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创制新字词，一方面则要起用已废弃的古字或某字的古义(27)。孙郁先生指出章太炎“因为是文字学大家，对词语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另外受了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影响，‘见在语’‘国民语’‘著名语’之外，对‘外来语’‘新造语’‘废弃语’亦多关注。太炎认为，中国古代‘废弃语’很多，其实可以重新采用。它们能够转化为新式语言。那些恢宏的雄文，采用‘废弃语’，一面有古风；一面又多是高远的气象。这对鲁迅兄弟，是很大的影响。他们初期文章其实就是在‘废弃语’中转化新句式的努力。”(28)
这种独特的语文观很可能启发了周氏兄弟以古语直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因此，木山英雄的说法不无道理：“章炳麟有关把文学不作为传统的文饰技巧，而是以文字基本单位加以定义的独特想法及其实践，为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暗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们在阅读原文时，把自己前所未有的文学体验忠实不贰地转换为母语，创造了独特的翻译文体。进而，为了对应于细致摹写事物和心理的细部的西方写实主义，他们所果敢尝试的以古字古义相对译实验，哪怕因而失之于牵强，但恰恰因为如此，通过这样的摩擦，作为译者自身的内部语言的文体感觉才得以真正形成吧。”(29)也就是说，章太炎对于中西语翻译的思路，“颠覆了旧文人的俗套，鲁迅从中有所心得也是自然的”(30)。也正是这样的语言观念下的直译，造成了《域外小说集》行文生涩，颇不通俗的风格，遭致销量不佳的命运。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尝试与失败，周氏兄弟亦发生变化，走出了章太炎的“家法”，从外来句式和传统中寻找新的表达，有了自己的“家法”，转向提倡白话文并反对复古。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对《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进行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语言复古进行了反思与定性：“此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与复古全无关系，且正以有此洁癖乃能知复古之无谓……若穿深衣，写篆文的复古，虽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31)。这里的所谓“洁癖”就是用古文本字来译写文章的癖好。而这种做法“与复古全无关系”，因为它旨在以中国既有的言词帮助时人接受外来事物，意不在“复古”，这也是时代使然。周作人认为这在当时“意译”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无疑是一种认真的语言实验，但也正是这一实验使他们了解到“复古之无谓”和“不可能”，促使他们日后转向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正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谈到的，时势的逼迫，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但自严复、林纾以至于鲁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并不“成功”，“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都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而且，其时“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用古文译小说固然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32)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将自己前所未有的文学体验忠实不贰地转换成母语，创造了独特的翻译文体，使用古字古意翻译中国传统小说里完全没有的西方象征主义与心理描写，这是十分大胆的尝试，这是一种对先秦古汉语近乎偏执的使用，且逐字逐句地对应外文的内容甚至是语法，这无疑是对文言文表达能力的一种极限试验。
综上所述，从严复等封建士大夫的意译式、归化式的翻译实践，到周氏兄弟等精英知识分子的直译式、异化式的翻译实践，他们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失败，预示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言对于西方文化翻译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促使了“文言的终结”。
注释：
①王佐良：《严复的用心》，商务印书馆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页。
②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③吴汝纶：《答严几道》，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第2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676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8-49页。
⑥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
⑦(20)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7-238页，第175页。
⑧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804页。
⑨转引自贺麟：《严复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3页。
⑩(23)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页，第12页。
(11)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12)张艳华：《新文学发生期的语言选择与文体流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13)(1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第37页。
(14)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
(15)袁盛勇：《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上)》，《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9期。
(16)此段文字是周作人于1918年11月8日，针对张寿朋题为《大学改良与孔数》的商榷文章而作的回复。刊发于《新青年》五卷六号“通信”栏，1918年12月出版。
(17)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
(18)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21)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2)周作人：《〈点滴〉序》，高瑞泉编选：《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8页。
(24)(26)张历君：《迈向纯粹的语言——以鲁迅的“硬译”实践重释班雅明的翻译论》，《中外文学》2001年第7期。
(25)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页。
(27)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8页、第229页。
(28)(30)孙郁：《在章太炎的影子里》，《文艺报》2011年9月16日，第7版。
(29)本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孙歌译，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31)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第30期，1936年12月1日。
(3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0页、第98页、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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