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档案学学术分期的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学术论文,新视点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档案学学术分期的研究现状
学术分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史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实际上都是从历史或纵向的轴线对本学科过去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评价,而学术分期则为这种陈述和评价及其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析框架”①,通过对学术分期的探讨,有利于我们反观和回思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学术成果的时代特征与历史贡献,探察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脉络,并由此思考学科、学术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以指导并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因而受到各个学科领域的共同关注,在史学史、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学史、社会学史以及各自然科学史中都可见大量相关的研究。我国史学研究者张越先生在谈到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时指出:“讨论分期问题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它可以帮助史学史研究者更科学地发掘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于认识事物整体的同时,也认识它在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特点;反之,也只有认识了每一阶段上的特点之后,才能更好地把握整体”。②此论虽言史学,但仍具一般意义。
我国档案学学术分期的探讨,粗略算来有20余年的历史,就笔者所见,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吴宝康教授在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就对我国档案学从萌芽、产生到形成,并逐步成长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萌芽时期的档案学”、“形成与发展时期的档案学”等初步的学术阶段划分,为此后的学术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寒江的《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分期问题》,张仲仁、陈贤华的《关于档案学分期的若干问题》,杨桂仁的《从学科体系的发展看我国档案学的历史分期问题》,黄存勋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期及其启示》等专文对此进行了讨论;在档案学的论著、教材和研讨会上,也体现出对档案学分期的划分及对该问题的关注。综合以上观点,对我国档案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分期法:(1)三段分期法(即档案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完善与繁荣发展时期);(2)四段分期法(即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停滞与倒退时期、完善与繁荣时期);(3)五段分期法(即孕育时期、创立时期、发展时期、停滞与倒退时期、恢复与繁荣时期);(4)两层五段分期法(即两个层次——创建期和发展期,五个阶段——初创阶段、曲折阶段、复苏阶段、繁荣阶段、转型阶段)。
二、对档案学学术分期的置疑
学术分期问题并不仅是单纯意义期限的划分,它是对不同时代研究主体、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对学科相关问题不同认知的反映。学术分期有其客观性,它必须对过去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进行客观准确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以便学术讨论的开展。但学术分期更是主观的,已逝的学术活动并不能自我呈现出一种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是学术史研究者生成的,包含着“评价”和“建构”的因素。因此,不同的学术研究者会基于自身对学科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认知,对学术分期采取不同的标准,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在我国史学史的分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参阅王记录教授的《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③得一概观。由此可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学术分期问题,得出一个普遍认同的结论是不太可能的,这里更包括太多的政治、认识、社会、价值等因素,但学术分期也不是不能讨论的,不同的标准与视角,可以使我们对学术史有新的看法,发现被忽视、被遮蔽的真相,展示学术发展的不同图景。
上述档案学学术分期的划分对认识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具有学术意义的,但笔者认为仍有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地方。
其一,学术史分期与社会史分期是否必然相连。现有的档案学学术分期,无论是三段法、四段法还是五段法,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以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作为分段的标准,如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分期的时间标志,这种分期方法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基础,但是否存在着以社会史取代学术史分期的不当?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学术的渲化,必然受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使得它不得不带有不同时期的历史印痕,但学科一旦形成,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自身有着合乎逻辑的承继与发展,未必与社会史分期亦步亦趋。再者,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任何事物都是经由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发展阶段,然而档案学的发展阶段是否就必然与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一一对应,赋予某一历史阶段是档案学的形成期,某一历史阶段又是档案学的发展、繁荣期?以社会史分期作为学术史分期,在其他学科也存在,不过,近年来,人们更多的是从学术史自身的内在学理变迁来考察学术分期,对社会史式的分期多有“扬弃”。“以政治事变、社会变迁来例同学术文化的变化,反映不出学术文化本身变化的特殊发展规律。中国治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学者,在研究中难于有所突破,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与以社会分期来例同于学术断限也有很大关系。分期不明,将学术混同于政治,不可能正确评价学者们的学术创获。”④
其二,如何理解当代档案学的繁荣。有学者总结出20世纪我国学术史中一个最常见的学术史叙述模式,即任何学术史都可以按照诞生期(初创期)、发展期(建构期)、高峰期(繁荣成熟期)来写。这种三阶段进化论的叙述模式在档案学的学术分期中也有不同形式的体现。这里先暂且不论这种叙述模式是否会使档案学学术分期走向“主观独断论和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⑤单就“繁荣”而论,不免让人产生疑虑。
在划分档案学学术分期的学者中,几乎都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档案学研究称为“繁荣期”(或不明确地称为发展繁荣期),每位论述当代档案学“繁荣”的学者都开出了一系列档案学学术繁荣的表征,诸如: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学科地位进一步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应用理论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学术气氛更加活跃,学术队伍进一步扩大等等。看上去似乎也不无道理,但细嚼起来,这样的“繁荣”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表象,难免有些“苦涩”。
客观看来,改革开放30年来,在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时期,经过档案学者们的努力,档案学确实有了较大的发展,学科根基稍显扎实,但这能否就可以给档案学贴上“繁荣”的标签?需知学术的繁荣不能仅以规模来衡量,更应以水平来衡量。盘点一下30年来,我国档案学有哪些理论创见与创新之处,恐怕有些寥寥。在当下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后保管模式”、“文件价值的双重论”、“职能鉴定”理论,讨论得热热闹闹,这些理论都是从国外贩来的,我们只是对之进行不同的解读,尚难有权威的定论。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触角虽已延伸到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政务、现行文件管理等诸多新领域,但仍呈现出较为零散的学术探讨,整个学科体系的变通较为滞后,理论研究对现实工作的指导作用也极为有限。诚如学者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批评时所指出的,我国档案学研究缺乏整体性、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源、缺乏原则性,“理论热点多,但研究深度不够,甚至热而无果,至今尚未形成一枝独放的,为国际档案界广泛认可的档案学理论”。⑥不仅如此,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和剧烈的社会转型面前,档案学术共同体虽奋起努力,但仍不时地在为学科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全体信息观”在否定一个独立的档案学可存在的必要,有的学者已将档案学作为“濒危学科”进行探讨,这些或许是“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却也反映出档案学的某种现实状况,这样的档案学能否称之为“繁荣”,笔者不敢肯定。
其三,对档案学学科历史起点界定的感悟。在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中(不单是分期方面的研究),将20世纪30年代作为档案学科生成时代,这在档案界是一种“共识”。诚然,作为具有“档案学”学科概念的档案学学科建设确实起自上世纪30年代,但如果看到我国近代知识分类的整体性转变之后,这种共识或许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和可能。
清末民初,以西人东侵,西学东渐为背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陆续传入中国,替代了沿袭数千年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体系。此后,国人在探索中国问题时,往往以西学为方法和参照物,从而形成了知识分类体系的整体转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作为学科存在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都是近代的事情,档案学大抵也如此。因此,档案学在对自身历史起点的自我界定时,不能仅局限于档案学学科概念形成之时,是否还应当延伸至尚未形成档案学学科概念的古代社会,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早已超越了近代的时间界限,他们都在更久远的人类思想中延伸自己的学科,都编写了本学科的古代史”。⑦那么档案学的学科起点是否也应当前伸,以重新考察档案学史。以此观点,将上世纪30年代之前划为档案学学科的“孕育期”似乎不见得妥当。
三、范式转换:档案学学术分期新视角
在学术研究中,思想方法与眼光间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学者拥有了某种思想方法,往往也就拥有了某种学术眼光。”⑧为突破传统的三阶段(或加上“孕育期”为四阶段)学科发展的线性生物进化论论述模式,我们可以寻求新的学术史理解和阐释方式。
范式理论或范式转换理论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图马斯·库恩于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用以解释科学发展与进化图式的理论。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⑨它深藏于人们的科学研究行动之中,但不言而喻的,是科学研究者观察世界、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最基本的预设前提、理论基础、分析视野与参考框架。基于范式这一核心概念,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积累的过程,而是范式不断转换的过程,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即为科学的革命。由此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⑩拥有了一个范式,科学研究即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他建立了一个由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动态科学发展的图像(或模式)。
库恩运用范式转换理论对科学发展的解释,虽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其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指出:“范式作为科学史观的核心,能够以革命观融合时间积累观,以科学共同体来联结科学的内史和外史。范式的形成过程反映了范式内部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具体统一,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统一。”(11)“他的科学发展模式既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有生动的直观性,并充分体现了量变、质变的辩证规律,强调了科学革命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2)
库恩对其范式转换理论在学术史分期上的适用性也有表述,他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指《科学革命的结构》)确实把科学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地为传统限定的时间并间以非积累性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事情亦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他领域。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发展史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早就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学科。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来分期,是他们的标准方法之一。”(13)笔者认为,运用范式(转换)理论来分析、考察档案学的学术分期问题,其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在整体把握档案学历史定位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看待学术的变迁;二是可以将档案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个体认知与群体认知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克服线性进化模式,将学科名称确立前后的档案学思想融为一体来考察,同时又可避免“学术繁荣”的“不当自信”,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建立档案学的评价机制;四是正确认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档案学面临的转机和前景,深刻洞察当代档案学的范式,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
将范式理论用于学术分期,在档案学内外的学术史研究中都已有所体现。如在行政学领域,陈振明先生分析了西方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所经历的三次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到新公共行政学(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再到(新)公共管理学(New Public Management)的三次重大突破。”(14)最近,徐斌、喻德华在《技术经济学发展分期》一文中,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技术经济学基本范畴的含义变化、学者对技术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该学科理论基础的认识以及该学科基本理论构成上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考察了技术经济学的范式,并提出了技术经济学发展分期的新观点。(15)在档案学领域,“西奥·托马森利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示范模式,试图总结档案学的这种长期发展情况,并且指出从19世纪下半叶到现在为止是这种发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他把档案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前示范时期,随着荷兰手册开始的经典示范时期,以及在目前第三次科学革命当中我们正在进入的后保管示范时期。”(16)我国学者王萍、杨爽在《运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解析档案学发展历程》一文中,也类似地提出了“欧洲古典档案学”、“现代档案学”、“后现代档案学”的概念、转变与特点。这些看法虽属“一家之言”,但放到整个大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可以说都看到了范式理论对档案学发展的解释意义。
运用范式理论来考察档案学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一是档案学的学科范式(或称研究范式)的建构,二是人文社会学领域中的范式与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差异。档案学范式问题虽有研究但仍未有共识,需继续探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一时期的学科范式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甚至存在着几个互相“竞争”的范式。这两方面确实给利用范式来进行学术分期带来困难,同时更增强了学术分期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也许学术分期本就如此。
依笔者拙见,只要我们深入把握不同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内在实质,掌握其研究传统与主流范式及其变化,对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期,还是可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有自己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范式也是学术的时代思维的集中的、整体的体现。如我国古代档案学,是以历史主义思维,在史料学的基本预设下展开的,而当代档案学则是侧重信息资源管理的思维,在管理学的基本预设下展开的。因此,摸清档案学在特定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事实,对档案学进行分期,不能不说是展示出一种新的档案学发展史图景与一种新的学术史。
档案学研究固然需要和可以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给予指导,但也是一种文化建构行为,也需要对自身的学术文化进行“知识考古”和“意义发现”,唯其如此,才能更深刻理解自身,探索前行。学术分期未必有定断,但学术文化的深意肯定会越辩越丰富。
注释:
①⑤李刚、倪波:《分期的意识形态——兼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6期
②张越:《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③王记录:《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http://www.zisi.net
④李刚、倪波:《中国现代图书馆的确立》,《图书情报工作》,2000年第1期
⑥宗培岭:《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批评》,《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2期
⑦刘少杰:《社会学的相对性与起点多点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⑧李继凯:《方法、眼光及文学史建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⑨⑩(1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12)郑杭生:《当代西方哲学思想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参阅徐斌、喻德华:《技术经济学发展分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16)[瑞典]简·达林:《跨越界限吗?——档案学的历史回顾》,载《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